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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岳也是与赵一曼齐名的东北抗日巾帼英雄。
李秋岳，原名金锦珠，化名张一志、柳玉明，朝鲜族，朝鲜平安南道中东郡人，1901年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靠耕种田地维持生活。但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节衣缩食也要让孩子上学。李秋岳就是在重教的父亲支持下从小就有机会上学读书。
191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公布“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把朝鲜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日本在朝鲜设立“总督府”，驻扎重兵，遍设警察、宪兵机关和监狱，实行残暴的“武断政治”，把朝鲜人民的政治权利剥夺净尽。日本侵略者对朝鲜人民的野蛮统治和血腥屠杀，在李秋岳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她在中学读书时期就积极参加反日学生运动。
1919年3月1日，朝鲜以被长期幽禁的前朝鲜国王高宗李熙被日本毒死为导火线，爆发了全民性的“三一”爱国运动。李秋岳和她的男友杨林等人一起参加这一伟大的斗争。在斗争中，她与杨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后来结成了伴侣。
爱国运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镇压，许多爱国者惨遭杀害，杨林的父亲也被捕遇害。李秋岳和杨林等爱国青年没有被日寇的淫威和残暴所屈服，他们转入地下，开展反日斗争。
杨林，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宁、毕士悌，别名杨州平，朝鲜平安北道人，大李秋岳3岁。杨林参加反日斗争较早，又是革命志士的后代，他的活动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对他发出通缉令。杨林在日寇的疯狂搜捕下，在朝鲜本土难以容身，便于1919年夏天，告别了李秋岳和其他革命同志进入中国国境。李秋岳尚未被日本当局注意，留下来继续反日活动。
当李秋岳的反日活动随着时间推移，其一些出头露面行动也渐渐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危险已严重地向她逼来。好在杨林这时在中国南方已有安身立命之处，于是，李秋岳于1924年冬潜入中国，来到杨林正在工作的广州黄埔军校。
杨林进入中国国境后有一段从东北到南方的经历。他先是在吉林省通化县朝鲜族反日团体创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半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结业，被调配到汪清县西大坡朝鲜族反日军事学校当教员。1920年10月，日军出动1万多人侵入中国东北延边地区，对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讨伐”。这激起中朝人民的反抗。杨林与该校师生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在和龙县青山里战役中，给了侵略者以沉痛的打击。1921年夏，杨林考入云南讲武学校第十六期炮兵科。1924年年初，杨林毕业，校方建议他留校工作。当时适逢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传来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将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和在广州黄埔岛创办军校，杨林感到革命的出路在广州。于是，他婉拒云南校方邀留，到了广州黄埔军校教练部学生总队工作。在广州，杨林还参加了东方各国民族解放大同盟。
李秋岳来到广州与杨林相聚时，广州革命气势正旺。不久之后，广东革命政府发动第一次东征东江一带军阀陈炯明。李秋岳随军东征，从事宣传工作。后来还和杨林一起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战斗。她和杨林在广东认真比较了国、共两党，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杨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也加入，夫妇都成为中共党员。
李秋岳也是个好强求上进的女子。在故国和广东等革命斗争中，她深深感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热切地希望能掌握军事技能，从事军事工作。她的丈夫也是这样，她要向他学习。
1926年11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开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时，招收女生入学。初闻此讯，李秋岳与其他后来报考军校的女同学一样欣喜若狂，准备投考。此时，杨林在广州黄埔军校本部担任中校技术主任教官，他全力支持妻子报考。不久，李秋岳如愿以偿，进入武汉分校女生队，与赵一曼成为同学。
入学后，李秋岳的经历和赵一曼大同小异，容不赘述。
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杨林从广州脱险。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李秋岳和杨林于1927年8月一同前往苏联学习。他们先入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然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30年春，李秋岳和杨林从苏联回到上海。中共中央随即派他们到东北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工作。不久，他们又奉省委的派遣，前往中共东满特委工作。中央和满洲省委这一安排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是朝鲜人，东满是朝鲜族的聚住区，那里中朝两国人民密切团结，在从事抗日斗争。
到东满后，杨林担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秋岳则在特委从事其他工作。他们深入到延吉、汪清、和龙一带发动群众，夺取日伪的武器，建立革命武装。
1930年12月，在杨林等人的领导下，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人民举行反对日本增兵延边和纪念广州起义3周年的群众大会，会后有15000多名群众参加游行示威。在斗争中镇压了30多名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当地人民受到极大鼓舞，赤卫队等革命武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1931年，杨林又指挥东满地区赤卫队和革命群众，攻打珲春以北地区的反动地主武装，缴获一批武器，没收地主的大量财物，烧毁地契，把粮食和一些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1931年冬，杨林和李秋岳再次被调回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杨林担任省委军委书记，李秋岳在省妇联工作。
1932年7月，杨林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赴上海参加会议。杨林此去再没回东北，也没与李秋岳再次见面。真是夫妻分别两茫茫。
杨林参加上海会议后，到中央苏区工作。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属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兼任），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可能以此为机缘，杨林结识了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当毛泽东了解到杨林和李秋岳夫妻分居，天各一方，甚是关心，特地找到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嘱咐他回哈尔滨后设法将李秋岳送往中央苏区工作。可惜不久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李秋岳难以成行，那时她已不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正调往珠河县委从事抗日工作。
杨林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红23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在巧渡金沙江中做出特殊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第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1936年2月22日，中央红军发起东征山西战役，杨林率部任渡黄河先锋营，在抢渡时负重伤牺牲。
1932年秋，李秋岳被派往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先后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李秋岳来到珠河时，当地民众抗日斗争正在兴起。抗日的吉林省临时政府经过几个月的抗争，于1932年2月上旬宣告失败。吉林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纷纷拉起抗日武装旗帜，与日伪作斗争。这需要中国共产党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走出城市，到乡间去宣传发动组织他们。
宾县与珠河相接，宾县距哈尔滨更近，曾是失败了的吉林省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这里活动着孙朝阳等抗日武装。中共在这一地区设立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这一带抗日武装斗争。李秋岳来到后，成为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关化新有力的助手。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非常关注孙朝阳部，以及受错误处分在该部工作的赵尚志。1933年7月间，对赵尚志的问题又进行了专题研究。县委领导肯定了他的革命积极性，并对他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开除他的党籍提出了异议，建议省委恢复赵尚志党籍。此后，珠河中心县委派出崔忠鸣和侯启刚到孙朝阳部找到了赵尚志，把县委的这一决定通知他，并向他提供了孙部中所有中共党员的名单，帮助他与他们接上关系。对这些，李秋岳十分赞同。虽然她在满洲省委工作因地下工作的原因，与担任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的赵尚志接触不多，但在广州黄埔军校时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他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学过军事，对党是忠诚的。
一年之后，赵一曼也来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与李秋岳一起工作。两个同学能在抗日战场同一个壕坑里共同战斗，都感到十分高兴，一切艰难危险都置之脑后，亲人骨肉分离的思想和痛苦也慢慢消失。两人在群众心目中有极高的威望，群众亲切地称李秋岳为“黑李”，称赵一曼为“瘦李”，以示区别。她俩先后任过中共铁北区委书记。
1935年秋，李秋岳奉命离开珠河到延寿、方正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担任中共延方特支书记。因赵尚志要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主力往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区，这两个地方离珠河不远，延寿正好在珠河和方正的中心点，是一片中国共产党待开发的抗日游击区处女地。李秋岳在那独当一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就初见成效，这一带成为第3军第1、第2、第3团的抗日走廊，有力地牵制了日伪军。
为了配合赵尚志率部西征，李秋岳于1936年2月被派到通河工作。通河位于松花江北岸，是西征部队从汤原向西进军的必经之地，做好当地群众工作，以支援西征军极为重要。日伪军对西征军围追堵截，西征军刚过去，日伪军就紧跟而来。李秋岳领导的抗日斗争环境极为艰难。李秋岳与在通河工作的同志们咬紧牙关，坚持战斗，带领小股的抗日部队伺机出击，不断地打击敌人，巧妙地在通河地区与敌周旋。来到通河时，正是杨林在关内陕晋交界战死沙场。因音讯不通，李秋岳对这一噩耗浑然不知。她正为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忘我工作着。
1936年8月27日，李秋岳等3人被捕。在敌人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面前，她同赵一曼一样毫无惧色，愤怒地痛斥敌人。
1936年9月3日，李秋岳被日寇枪杀于通河县城西郊门外。她是朝鲜人民以中共党员身份牺牲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中的巾帼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