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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车轮驰向1994年初春。
在神州大地上，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猛烈冲击着多个领域，包括新闻界。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报纸，改革与此不相适应的旧领导体制，似乎蓄势已久，箭在弦上。
在1994年之前，《羊城晚报》与国内多数报社一样，实行总编辑负责制，采编和经营“一元化”领导。总编辑是个“大管家”，统管报社一切事务，事无巨细，都由他决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好，赚钱归财政，亏损财政补。经营管理这一块事情简单，使用好拨款就算万事大吉，总编辑可集中精力办报。那时的领导也都重视社会效益，精力基本放在办好报纸上。这样一来，报社内部就自然形成了“大编辑部，小经理部”的格局。
现在不同了。市场经济形势逼人，报社实行自负盈亏，于是报社的独立自主发展便提到总编辑的议事日程。“大管家”要心顾两头，采编经营一把抓。万事缠身，常叹分身乏术。
当时，省委对此十分了解，也很信任马镇坤。
马镇坤从事新闻工作近三十年。当记者、编辑、部主任时很优秀；在《南方日报》，尤其《羊城晚报》的领导岗位上，为报社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对党的新闻事业忠诚，是个作风正、有能力、有建树而又经验丰富的好领导。他开拓进取，步伐稳妥，堪当重任。
1994年2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做出决定：《羊城晚报》试行领导体制改革，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负责制。任命马镇坤为社长，曹淳亮为总编辑，林志东为总经理。同时任命社委会成员。
从副总编辑跨进社长岗位——马镇坤实现了人生征途上的第三次跨越，并从此开创了“三驾马车齐奔驰”的新局面。
马镇坤说，这个新领导体制，就是社长统揽全局，主要是组织社委商议大事，抓宣传导向，把握经营方向。总编分管采编部门，总经理分管经营管理部门，责任分明，各司其职。
不管人们如何称呼，马镇坤已被历史推向新的旅程。社委会作为报社最高领导层，行使着与党委同样的职能。用现在的说法，他就是党委书记和社长。他可以摆脱报社一些繁琐事务，专心于报社发展的总体构想，并组织实施。他站在时代的新舞台上，再展风华，为全国报纸首开先河。
但这毕竟是一种崭新的领导体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去探索，去完善。在他心里，深感任重道远。
在最初的一个多月里，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报社内的许多办公室里谈笑风生，问长问短；在社长办公室内，见到他的桌上，一杯单枞茶，几宗文件卷，数支签字笔。一脸沉静自信，如同临战前的将军，指挥若定。
4月12日上午，报社干部大会召开。
马镇坤在会上，郑重宣布报社今明两年发展的《总体构想》，提出“创一流报纸，一流效益，一流设备”的总目标，同时出台1994和1995两年的具体工作方针和阶段目标。明确具体，犹如板上钉钉。
在说到“创一流报纸”时，马镇坤说：全社的根本任务，就是办好报纸，提高质量，开创新局。这关系到报纸的生存和发展。要坚持传统特色，处理好报纸“姓党姓羊又姓晚”的关系，让报纸“飞入寻常百姓家”；明确正副总编辑职责，完善指挥系统，领导靠前指挥，主要精力用于出点子，抓稿源；重视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组织有重大影响的深度报道和连续报道；增辟新专版，创出新名牌。1995年报纸扩大到每日12—16版，日均发行量达120万份。
“创一流效益”，就是大力发展经营事业，以广告为重点，广开财路。具体目标：成立广告部，下设综合广告科和分类广告科，出版广告增张。以1993年为基数，每年广告营业额都要大幅度上升。同时，继续拓展外商广告业务，办好与港商合作的香港羊城报业广告有限公司、日本觉士广告株式会社等，逐步形成广告的大规模、国际化经营体系；开展多种经营活动，在第三产业及高科技产业领域拓展，争取成为报社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马镇坤在谈到“创一流装备”时，如数家珍。他说，现在本报进口高速印报机已有8台，每小时可印报80万对开张，但还不够，必须再增加印刷设备。1994年下半年每周出二至三次彩色报纸，1995年天天出彩报；1995年12月前，建立起新闻综合业务处理网络系统，实现写稿、编辑、审稿、资料检索、图片处理、传递等电脑化、网络化；1995年5月起给编辑、记者发电脑；10月起，部门实行编辑、拼版一体化，并在条件成熟时实行连网。
此外，汕头、珠海、湛江各个记者站综合大楼的建设工程，也陆续在1994年内落成，尽快开展经营活动。
马镇坤当日在大会上发布这个《总体构想》，话音一落，便赢得了掌声一片。
这个《总体构想》描绘了报社的美好发展前景，的确符合大家的愿望，符合报社与群众的共同利益。这些年，大家也都看到，个人利益与报社事业成功与否，息息相关。大家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情绪都很高涨。记得当年报社从窝棚搬到新编辑大楼时大家欢欣雀跃的情景，今日的《总体构想》，再次令全体员工个个深受鼓舞，斗志昂扬，都说：“目标明确，看到前景，大有奔头！”
应该说，这是马镇坤和新领导班子交给上级党委和报社员工的第一份满意答卷。后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学会、省委宣传部都转发了《羊城晚报》这个《总体构想》。
当时，马镇坤看到群情如此振奋，心里自然也很激动。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心里明镜似的清澈。《总体构想》虽然激动人心，但如果不能落实，大家观望了一段时间，必然“心淡”，鼓起来的劲很快就会消失。要紧的是，按《总体构想》提出的要求，逐步落实，抓一件，成一件，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
落实《总体构想》的工作千头万绪，而时间只有两年。时间紧，任务重。谁也没有三头六臂，关键是“一班人”同心同德。马镇坤向来平易近人，与同事下属坦诚相处，能团结人，因此大家对他都很尊重。当时他就说，曹淳亮主管报纸，他来自《南风窗》，采编经验丰富；林志东主管经营多年，脑子活，办法多，是搞经营的好手。他作为一把手，只要集思广益，指挥得当，大家努力去做，默契配合，就有战斗力和凝聚力。
在调整、充实采编、经营、人事各部门中层干部之后，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建立、健全、完善工作定额、新闻奖励、出勤奖罚等十多项制度。总编辑、总经理，便各自带着他们手下的一班人马展开工作，风风火火干起来。
马镇坤后来在全国性新闻界会议上介绍经验时说，社委会成立后，我们十分明确，在落实“三个一流”的过程中始终把办好报纸放在首位。首先认真抓好采编业务。报纸是报社办好各项事业的“主心骨”。搞经营，首先靠办好报纸。报纸有特色，可读性强，发行量大，广告就会跑上门来。所以，办好报纸是头等大事。11位社委中，9位专职办报。实行新领导体制，总编辑专职抓报纸，有职有权，一心抓采编，采编工作很得力。
办好报纸，又需要物质作保证。增强报社经济实力，就得靠抓“广告”，抓“多种经营”。但这并非易事。挂几个公司招牌，不等于就能赚钱。这需要领导花精力。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要有正确的策略。马镇坤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报社的经营活动必须以报纸为依托，所开办的公司都与广告、印刷有关。买地、购置物业是打基础，为后来的人创造一些财富。这些事情由总经理管。新的领导体制突出一点，就是提高了分管经营管理的总经理地位，第三把手办起事来得心应手，使经营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马镇坤这席话，的确是经验之谈，且戳中要害。
《羊城晚报》实行新的领导体制后，方向正，方法对，目标明确，“三驾马车”，便在“一马平川”的路上一齐飞奔起来。报社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忙而有序，效率都很高。
随着《总体构想》任务的逐渐实现，《羊城晚报》出现采编业务与经营管理共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争辉的新局面，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年来的新闻报道有声有色。尤其是领导靠前指挥、精心策划一批精品，不断引起轰动效应。
1994年，报道了韩素云爱国拥军的事迹和广州人民帮助她治病的情况，歌颂了“好军嫂”韩素云“位卑未敢忘忧国”精神，歌颂广州人“一人有难，众人相帮”的新风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重视。
1995年，对“好军妈”姚慈贤的感人事迹，以更大的篇幅，从各个侧面宣传她“舍小家为大家”，送子参军服役，报效国家的高尚情操，更起到震撼人心的报道效果，受到军队和地方政府领导的好评。
那些年，影响较大的正面典型报道，还有深圳市沙头角“活雷锋”陈观玉、揭阳市勤政廉政的农业局长李楚生等。同时还抓了不少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如“追猪”“打击果霸”“卖花女”“打击盗窃自行车”“打假”等，读者和领导都叫好。作为《羊城晚报》传统特色之一的《花地》《晚会》等副刊，从内容到形式，不断推陈出新，保持了质量上乘、品位高雅的特色。
这样，报纸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报纸日发行量保持110万份以上，真正成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
经营管理迅速崛起，上了一个新台阶。初步形成以新闻事业、印刷出版业为主体，以广告业为龙头的多领域、多形式、多层次的经营开发体系。形成广告的多样化、国际化的大规模经营体系。报社产业除广州外，在其他地方都置有物业；实现印刷设备现代化，拥有高、中速高斯彩色印报机6组16台，生产能力达到每小时132万对开张；报纸排版实现电脑化，为国内省、市级报社之冠。
敢为天下先，是羊城晚报人最引以为豪的。如采访设备，《羊城晚报》在当年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只要国际市场上有先进的采访设备露脸，便会慷慨地采购回来。一位摄影部老记者谈及这些“威水史”不禁感叹，当年的报社领导确实够魄力，敢喝“头啖汤”。
有一件事，这位摄影记者至今记忆犹新。在马镇坤任社长前几天，他拿着购买新设备申请报告走入马镇坤办公室，说：最近国际上开发了一款先进的照相设备——数码相机，不用胶卷，可以即时传输。但价格较贵，整套设备连相机、电脑、打印机，约60万元。新华社也是刚引进，其他媒体都没有。
“对出报有多大帮助？”马镇坤问。这位记者答：“很大，绝对让羊晚新闻捷足先登。”“既然这样，那就买！”《羊城晚报》因此成为全国地方媒体中最先拥有数码相机的媒体。
数码相机让《羊城晚报》的新闻增添了不少活力，记者的足迹到达什么地方，就可以在报纸上及时反映那个地方的图像，甚至可以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1994年，《羊城晚报》记者随中国科考团深入南极大陆，数码相机图文并茂地发回现场报道，羡煞众多新闻同行。
不久，《羊城晚报》又在全国媒体中首开先河地引进当年最为先进的全球海事卫星电话，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均可发稿。这台电话不便宜，价值几十万元，每分钟通话费三美元。《羊城晚报》记者就是拿着这台宝贝电话跑到杳无人烟的新疆罗布泊荒漠，采访广东探险团一路跋涉、一路探险的事迹。每天，记者与总部实时通话，传递最新信息。读者像看连续剧似的，紧追新闻。当年这组报道，让《羊城晚报》一时洛阳纸贵。
当年这样敢为天下先的事例，不胜枚举。先进设备，装配队伍，抢占先机，为报社今后的新闻改革和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在马镇坤的领导下，《羊城晚报》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他在实践新领导体制中，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新路子。他据此撰写论文《新体制带来新面貌》（《新闻战线》1994年第10期），曾三次在全国性新闻界会议上宣读，并被编入1995年度《中国新闻年鉴》；他在探索新闻工作规律，摸索报纸改革途径方面，也发表了多篇新闻理论文章，其中试论《羊城晚报》的特点和风格的论文《突出一个“晚”字》，发表在《中国记者》1994年第11期上。
后来，有人问马镇坤，《羊城晚报》为什么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绩。他直率地说，当时社长、总编辑、总经理都有创新意识，积极性高，团结合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这自然就能出成绩。
在《羊城晚报》的文化建设上，马镇坤主持编辑了《羊城晚报社史》《我是羊城晚报人》《羊城晚报藏书画选》。退休后，还与报社关工委、老记协的同志一起，编辑出版《与时代同行》一书，作为《羊城晚报社史》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