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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1991年3月间，马镇坤奉调到羊城晚报社任副总编辑，协助总编辑关国栋主持全面工作。他与关国栋共过事，都是老“南方”，彼此很了解。两人配合默契，遇事互相支持。
在马镇坤到《羊城晚报》的第一次编委会上，总编辑就高兴地说：“欢迎老马到来，我担子可以轻些了。”因为马镇坤熟悉经营和理论工作，这次会议决定其分管经营管理部门，以及理论部和《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编委们一致赞成。
对于组织的重托，员工的厚望，马镇坤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有挑战便有动力。他决心涉深水，擒蛟龙。根据报社当时的实际情况，马镇坤决定调整自己的思路：在《羊城晚报》的工作是，一抓“票子”，二抓“房子”，三抓“稿子”。
马镇坤到《羊城晚报》时，是这个报社历劫重生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复刊之初，总编辑吴有恒在坚持“老晚报”传统特色的同时，提出办报十六字新方针：“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引导生活，丰富生活。”报纸旗帜鲜明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泼辣而有特色，言论敢为人先，扬善惩恶，针砭时弊，大得民心。《羊城晚报》一纸风行。
继任者也乘改革开放东风，报纸在反映实际、反映群众、反映生活上下大力气，迈出新步伐，闯出一条适应改革开放时代的办报新路。经过十年开拓发展，《羊城晚报》已蜚声中外，成为一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百万大报。
但是，这样一份报纸，这时却在它的发展道路上遭遇困境。复刊后，报社本身是事业单位，但实行企业管理，自负盈亏。一位老晚报人告诉马镇坤，当时的晚报就是钱自己赚，没有钱自己解决，报社经营管理面临步步紧逼的市场经济，纸张价格和发行费用年年上涨，而报社资金却入不敷出，捉襟见肘。1988年前后还出现严重亏损。如果仍旧依据行政管理体制模式运行，是没有出路的。
马镇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到《羊城晚报》，注定了他的使命是要“继往”更要“开来”，面对未来，去再创辉煌。
破解难题，改善经营管理现状，就成了马镇坤迫在眉睫的事。他总对人说：“这是这段时间我花心血最多的地方。”
马镇坤说：其实全国所有报纸的经营状况，都与《羊城晚报》一样，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按价值规律办事；报纸经营却还在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运行模式，报纸不能提价，没有钱，由经管部门四处奔走，“烧香拜佛”要求上面拨款，要求银行贷款，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制约了报社的发展。
到任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敢不敢突破，怎么去突破。
按马镇坤的话说：报社的经营管理就是“要赚钱，赚大钱！”在报社领导班子的会议上，他常向大家算账：改善办公条件要钱，购置印刷设备要钱，买纸张要钱，发行报纸也要钱，改善员工生活福利待遇更要钱。有钱好办事，没钱难又难。
为此，马镇坤与经管部门的同志一道，开始探索一些既不“犯规”又能赚钱的经营管理手段，首开报界先河。
当时，在报纸的经营系统中，广告最赚钱。马镇坤一伸手就抓住这个“龙头”。
增加广告，便要扩版增张。按当时的运作模式，得先向省新闻出版局打报告，获批准后才可实施。打报告常常是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尽管如此，1991年的广告收入还是比上年增加了63.5%，利润增加50%，均创历史新高。1992年，从一月份起，每周一、三、五均出八版，新开辟五个专版。这一年广告收入超过发行收入，全年利润达到复刊以来的最高水平。
1993年新年伊始，广州春意渐浓，这时传来的一个好消息，更令人喜上眉梢：省新闻出版局开始放权，报社可以自行决定增张、增广告。马镇坤抓准机会，立刻密锣紧鼓，开会研究，筹划布置。一面发动广告部门乃至其他相关人员放开手脚开发广告资源；一面筹划扩版，增加广告品种和形式。
这年的11月间，马镇坤调整了报社经营管理机构，将经管处一分为三，设立出版处、行政处和多种经营办公室，下辖读者服务公司，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随着一项项新举措的实施、落实，广告源源不断涌来，报社内也一片热火朝天。
事隔多年之后，马镇坤在接受外地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描述当年的盛况：“当年晚报的广告商，排着队要求登广告，我们就不断扩版增张。但是还不能满足需求，甚至要提前两三个月预约。”那时候晚报的广告营业额很大，特别是香港、日本的广告，络绎不绝。
那些年，《羊城晚报》大楼，晚上最灯火通明的，恐怕就是广告部的办公室。广告部一位老员工回忆说，在广告部工作，接单、排版，加班加点是常态，她从来没试过在晚上七点前下班的。在不影响新闻的情况下，尽可能腾出版面做广告。有企业甚至走后门登广告，希望能够插队，他们都婉言谢绝。“没办法！顺得哥情失嫂意。”事实上，那时许多在商界有朋友的职工，都曾遇到过被人找上门要求帮忙“通融”登广告的事情。如今人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马镇坤还定了一个规则，班子成员不能批广告折头，全部按规矩办。这么多年来，马镇坤也践行了这一规则，没有批过一个广告折头。
那时候，《羊城晚报》开启一种合作模式，广告公司向晚报供稿，都有一定比例提成。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很多广告公司都愿意合作，使得《羊城晚报》的广告资源非常丰富。
广告量激增，刊登的都是大广告，整版、半版篇幅。尽管按量增张，广州市还有数量巨大的各种小广告无法容纳。而对这一情况，报社又研究出一个新策略，增设广告版——《金页》。于是，它在1993年3月便应运而生，每周两期，随报附送。
《羊城晚报》此时的日均发刊量也达到了100万份左右，分布面也广，大约是广州占三分之一，各地市县占三分之一，外省占三分之一。还发行到欧、美、亚、非、澳的五大洲82个国家和地区。这给报社的经营管理又带来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到1994年，广告收入已达3亿多，在全国报纸的广告中，名列榜首，盈利也名列前茅。当时被人称为新闻界的一个奇迹。
钱有了，报纸的发展便有了可靠保证。
报社的钱，当然大部分投向了与办报有关的各个方面。1993年1月，报社印刷厂开始用彩色照排系统制版，用配备先进电子彩色跟踪装置的印报机印报；财务工作实现电脑化；编辑、记者也开始配备采编所需的各种先进设备……
马镇坤是个有高尚情怀的人。平时常听他说，当一个单位遇到困难的时候，领导人就要求员工勒紧裤腰带一起上；事业发展了，经济好转了，就应该关心员工的福利。单位与员工一起“水涨船高”，苦乐共享，才是道理。清人郑板桥都说，“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领导人不能缺少这种情怀。
报社钱多了，马镇坤就想到也应该让员工的生活好过点。在上级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他制定了一些奖励办法，使多劳者能够多得。开展各种活动为报社赚到钱的，也可以适当提取一点劳务费。这样一来，员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形成良性循环。
对一些看来是“小事”，如改善员工饭堂，改善员工停放自行车的场地等，马镇坤都记挂在心，请后勤部门逐一加以解决。报社内，人人都以“羊城晚报人”为荣，广东新闻界也闻风瞩目。
当年，《羊城晚报》很让兄弟单位的人羡慕。一些记者，只要勤奋，肯跑，肯写，收入都不菲。一般人每月都有几千元，拔尖者甚至可达近万元。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是很“牛”的。进入《羊城晚报》，就像进了“金库”似的。
能够到《羊城晚报》工作，也是当时新闻界以及新闻学专业的年轻人的荣耀。一位曾在《羊城晚报》人事部门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起当年事，感慨地说，那些年对于大学生来说，《羊城晚报》可是最受欢迎的单位之一，炙手可热。招聘几个人，报名者竟然有上千人。应聘者不仅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而且有的人还是地方高考状元。
羊城晚报社，一时又成为“求经者”的一个“圣地”。
当年，广东新闻界有这样一个传言：要房子，到“南方”；要票子，到“羊城”。对此，马镇坤并不满足，他认为：羊城晚报人的胃口应该大些，“鱼”与“熊掌”要通吃票子”也要，“房子”更要。
正在这个时候，有两位员工找到马镇坤，一边谈话一边哭鼻子，说没有宿舍住，靠在外面租房子，日子不好过。其实，马镇坤早就想过，要像南方日报社那样，全面解决员工的宿舍问题，只要提出申请，并符合上头规定的，就能分配到一套房子。他早已在进行这项工作，把这事告诉两位员工后，她们笑逐颜开地离开。
为改善员工住宿条件，马镇坤和当时经管部门的领导林志东东奔西跑，上至房产公司，下至建筑工地，不知跑了多少地方，买了一座又一座房子。
为能找到更多既便宜又地段好的房子，马镇坤还提出，哪位员工能为报社找到好的房源。报社可以降低条件，优先分配给他房子。经济部一位门路多的记者自告奋勇说，“我有路子。”他推荐了天河火车站（今广州东站）附近一栋楼房，经管部门的人看后觉得果然不错，最后成交了。这位记者也因此优先分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宿舍。
因为在不断买宿舍，以致有人哈哈大笑说：“《羊城晚报》买房子就像买菜一样啊！”这种情况延续到1996年，职工宿舍已近600套，面积41663平方米。这些房子都采取“以职务为主，适当考虑工龄和家庭人口进行计分，按分数高低顺序办法分配”，透明度很高。
这时宿舍充分，凡是有需要的基本上都能分到房子住。连司机班的司机、饭堂的阿姨都可以参与分房子，他们说：“做梦都没想到能分到房子”，有的房子地段还不错。这些普通员工住进新房后，高兴得合不拢嘴，不断有人打电话给马镇坤，表示衷心的感谢。马镇坤总是笑笑说：“这是你们应得的。”
马镇坤为员工买了很多新宿舍，他自己却始终住在《南方日报》的旧宿舍，直到现在还是住在那里，而且没有装修，较为陈旧。有人建议：“老马，你为员工谋了那么多的福利，也应该分一套大房子。”马镇坤笑笑说，我现在住的房子挺好，把房子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马镇坤在抓“票子”“房子”的同时，也不忘抓“稿子”。
晚报强调时效，上午新闻，下午见报。长期以来，编辑和记者往往是单线联系。马镇坤认为，这种采编运作好处是速度快，不足之处是不利于群策群力。
他跟关国栋商量，能否把《南方日报》的制度搬过来，每周开一次周会，上传下达，传达上头指示精神，又让部门主任汇报各条战线出现的新情况。老关一听很高兴，说这种办法好，两人一拍即合。从此，周会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马镇坤在《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主持理论版多年，经验很丰富。他认为，《求是》作为《羊城晚报》一个版，必须与晚报总体风格相适应，才能更上一层楼。他要求编辑部编发理论文章，要联系实际，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让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都爱看，看懂，产生兴趣。
在马镇坤指导下，《求是》版进一步向副刊化方向发展。那个时候，内容丰富多彩，杂而有序。每一期，除骨干文章外，还配发内容各异的其他文章，体裁形式也逐渐多样化，除政论、评论、学术探讨文章外，还有专访、杂文、随笔、文摘及哲理漫画等。在版面编排上，也尽量让它活起来，这样做了，就很受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马镇坤为了加强宣传力度，百忙中动手亲自操觚，以“谈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总题，撰写《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月11日），《迈开对外开放的步伐》（3月18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3月25日）、《打击犯罪这只手也要硬》（4月1日）、《经济发展靠科技》（4月15日）、《重用坚持改革并有政绩的人》（4月29日）等七篇系列评论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谈话的重要精神。文章刊出后，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是应香港新闻界朋友的建议创办的，于1981年1月4日创刊。广东毗邻港澳，也是全国最大的侨乡。海外版向世界打开一扇“窗口”，更好地沟通海内外联系，传递祖国建设尤其是侨乡建设信息，介绍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和侨务政策。经过五年实践，海外版迎来了蒸蒸日上的喜人局面。
在此基础上，马镇坤为扩大海外版在海内外的影响力，极力促进海外版进行改革，多次和该版领导探讨扩版增张事宜，使海外版在“三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之间，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1993年11月6日，海外版实施扩版试刊，于次年元旦向读者表明海外版在内容和形式上，求新求变。当日的版面焕然一新，新鲜热辣。四大版扩为八大版，并发表了题为《增加可读性 更上一层楼》的编辑部文章。
1994年6月11日，马镇坤为纪念海外版创刊13周年，撰写了《博采众长，办出特色》专文，为此后海外版的发展指明方向，提出“把爱国主义作为宣传的主旋律，努力增强可读性，做到一报在手，既可采撷中华文明精英，又可领略殊方异域风情”。
马镇坤还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英雄面前有强手。在报纸竞争激烈的形势下，要发扬自己优势，又要抓住机遇，学习先进，博采众长而独出机杼，按自己的宗旨办出特色。海外版扩版求新阶段这三年，成绩显著，发行量逐年上升。
有人调侃说：这是“三子”闹“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