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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爱玲是没有童年的，她一起步就是少女。话虽偏激，却也有洞见之处。从小，张爱玲就与同年龄层的孩子不一样，显示出了独具特点的早慧气质。
“抓周”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习俗，要求小孩子过周岁时在一个盘子里抓起一样东西，根据这个来预测其将来的命运和志向。张爱玲也经历过这个东方仪式，令大家扫兴不已的是，在众多的备选物品中，张爱玲的小手拿起的是一个小金镑，而唯有自己的老女仆坚持认为她抓起的是一支笔。以致后来张爱玲也笑称自己从小就很喜欢钱，她毫不掩饰地表示，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她就坚持自己是拜金主义者。或许这一切都源自“抓周”仪式上的那个命运女神的神秘微笑。
三岁就能背诵唐诗的小张爱玲，常引得亲友们的称赞。七岁时，她便开始尝试写小说，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就跑去问厨子怎么写。但小孩子往往是没有耐性的，写着写着就没了心思，没有坚持下去。
同时，她又对历史题材发生了兴趣，于是就写起了历史小说，开头便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这一篇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白处写的，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张爱玲用毛笔写满了一张。一个亲戚见了，逗笑着说：“嗬，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张爱玲自然是非常得意，可是那时她肚子里的墨水太少，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小说也就无疾而终了。
在天津，有一年大年初一，保姆没有叫醒张爱玲迎接新年，放完鞭炮她才醒。那一次，张爱玲哭闹得很凶，后来她回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然而，母亲在天津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因此经常和姑姑逛街、买衣服。她们喜欢在镜子前试穿衣服，虽然父亲对此很反感，但张爱玲喜欢。她在旁边仰着脸看着试衣服的母亲，也憧憬长大后能像母亲那么漂亮。
那时，她就确立了“理想”：“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从小，张爱玲就是孩子王，她喜欢自己拿主意，作出决定。
有一次张家请客，来了很多亲戚朋友，也带了很多孩子。舅舅黄定柱家来了很多女孩，另一个亲戚家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叫“哈巴”，长得很可爱。张爱玲和表姐妹们商量之后，突然把哈巴关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见此情景，楼下的男孩们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败下阵来。虽然有好几个表姐都比张爱玲大很多，但张爱玲却站在楼梯上发号施令，指挥若定，几个男孩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
姐弟俩在一起玩的时候，姐姐也总是负责指挥的。多年后，张爱玲还撰文回忆：“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的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张爱玲从小就喜欢画画和写作，后来，看见姑姑弹钢琴，她就感叹了一句：“我要是弹得这么好就好了！”虽然只是无心之语，一旁的母亲倒是有心之人。为了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母亲连忙送她去学钢琴。母亲对她说：“既然是一生一世之事，第一要知道怎么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的，没洗过手不能碰。”母亲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钢琴上面的灰尘，并带她到音乐厅去欣赏音乐。
张爱玲从小接受的物质和文化似乎和同龄人是不同的。她一直在追逐和学习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然而，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细算起来是惊心的：从两岁有稀微的记忆开始，两年后母亲就远离；再过四年母亲回来，母女俩相处还不到一年，家庭就解体了。
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是源出于此。与此相应，她在二十五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尤其是散文《烬余录》，更是坦率地表露了大学时代的她，在香港沦陷时期的“自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