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和弟弟就跟着父亲过着吃吃喝喝、懒懒散散的生活，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一天天地打发着。有时父亲高兴了，也会给他们讲点古典诗词、小说，而且还亲手修改他们的习作，但这种时候并不多，更多是呵斥打骂。

其实，张爱玲早到了入学的年龄，黄逸梵再也坐不住了，她担心荒废了儿女的学业，闹离婚的时候就曾向张廷重提出要让孩子们到新式学堂上学。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女儿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

母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尝尽了男女不平等之苦，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因此她对女儿的爱，也就特别地集中在教育上。但父亲张廷重坚决不肯，倒也不是心疼钱，他想让孩子在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母亲回国后，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有一次，黄逸梵瞅准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像拐卖幼儿的人贩子一样，把张爱玲从家里偷带出来。她连忙把张爱玲送到了上海黄氏小学，想来个木已成舟。因为她先前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入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十岁了。

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黄逸梵愣住了，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可能觉得女儿原本的名字太土气，支着头想了好一会儿。最终黄逸梵还是没想好，于是打算先暂时胡乱取一个，以后再好好想想。她随手写下了“张爱玲”三个字，写完后还自我解嘲似的撇撇嘴。很明显，黄逸梵不满意这个名字，但是她想不到十几年后，这个随手写出的名字将响彻大上海的文坛。其实黄逸梵以后还是嫌这个名字太俗，每每想改个好听的名字，但最终都放弃了。

再后来，张爱玲自己也不想改了，尽管她极不满意。在杂文《必也正名乎》中，她说到了自己的一个心结——“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在文章中，她对自己的名字做了一番调侃后，半是认真地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她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认真的文学宣言。张爱玲就是凭着描画“实际的人生”的本领，使得众多的读者对她感到亲近。

事实上，这是张爱玲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应该说，在这所小学里，张爱玲多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培养，特别是写作技巧方面。张爱玲是住宿生，每个星期只回一次家，都是家里的司机把她接回去。相反的，弟弟张子静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是儿子，是父亲重点“培养”的对象，母亲是无法让他进入新式学堂的。姐姐去了学校，所以多数时候，张子静都要独自面对私塾里的老先生，这样更显得枯燥乏味。他经常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有时候直接装病不去上课。

读小学期间，张爱玲写了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情节大致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有一个叫素贞的女子聪明善良，她有一个男朋友叫殷海生，是个花花公子，后来竟然和素贞的女朋友好上了。面对两个人的背叛，素贞伤心欲绝，最后到西湖投水自杀了。写完后，张爱玲很得意，还拿给母亲看。母亲倒是很认真地看了，而且还具体指出，女主人公要自杀的话，是不会特地从上海坐火车到西湖去投水的，这不符合生活逻辑。这可能是张爱玲较早听到的对自己的“文学批评”，不过一如后来一样，她有自己的情感逻辑，不会轻易为别人改变。张爱玲喜欢诗化的烟雨西湖，她最后仍然坚持在这篇小说里保留这一情节。

尽管已经入读了新式学堂，张爱玲对家里的私塾老师也颇有兴趣。后来，张廷重重新为儿子张子静聘请了一位博学的朱先生。张爱玲每次回家，都要和他谈天说地。

有一次，张爱玲从父亲的书房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由于里面的妓女都是用苏州方言讲话，她就缠着朱先生解释。朱先生没有办法，只好捏着喉咙学女声朗读起来，姐弟俩大笑不止。谁又能料到，许多年后，在美国的张爱玲居然翻译了这部小说。

再后来，1931年夏，天分不错的张爱玲，从黄氏小学顺利毕业，当年入读上海圣马利亚女校。文学才女的传奇之路便渐渐开启了。 LE0FR6Cyg1AnsLliJni3XX2iJXBr2kPw5UC/wGefY1KNvoS+eeMuu4EDfiAYhh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