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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也因此增加了许多不期而至的难题。张爱玲也遇到了同样不开心的事情。好景不长，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之后，父母的关系又开始变僵了。
起因是父亲禁不起诱惑，又抽起了鸦片。对张爱玲来说，父亲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恶之花”。因为想要证明自己的爱与改变，他曾经对母亲发誓过要重新开始。可是时间让所有的海市蜃楼消失无形，也让所有的真相最终浮出水面。伪装总是坚持不了太久，原来的那个父亲又回来了，带着他的遗少臭脾气，打算想法子弄光母亲所有的钱。这个懦弱的男人只想到了这样一种可怜的维护家庭的方式，他不拿出生活费，要张爱玲的母亲用自己的钱补贴家用，想着把她的钱花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
其实，张爱玲的父亲还没有不堪到挥霍无度的地步。他对于“衣食住”都不讲究，单只注意一个“行”字，在汽车上肯花点钱。他弄光她的钱的动机，无非要把他那位有点新思想的妻子拴在家里。
然而，受过西式教育的黄逸梵怎么会吃他这一套，据理力争，丝毫不向好吃懒做的丈夫示弱。于是夫妻间激烈的争吵又开始了。仆人们也吓慌了，连忙把张爱玲姐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张爱玲和张子静默默无语，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小脚踏车，似乎各有心事。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张爱玲和弟弟在院子里逗狗玩，突然就能听到楼上父母的吵架声，以及东西摔碎的声音。这种家庭气氛究竟对孩子们产生了多大影响？答案不好猜测，但张子静的回忆还是留下了线索：“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时也一定是害怕的。”无休止的争吵之后，便是身心俱疲。
这时，黄逸梵终于下定了决心，她不能也不想维持这段婚姻了。于是她聘请了一名外国律师，负责与丈夫协议离婚。张廷重本来不想离婚，但大势已去，也只能答应。办手续的那天，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拿起笔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又几次放下了。那个外国律师倒是看不下去了，打电话询问黄逸梵是否有商量的余地。黄逸梵只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听闻此语，张廷重才彻底放弃幻想，签了字。
根据协议，张爱玲姐弟归父亲抚养，但张爱玲的教育问题要征得母亲的同意。这一年是1930年，母亲搬出了宝隆花园的洋房，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张茂渊因为看不惯张廷重的所作所为，也一向意见不合，于是搬出去与黄逸梵同住了。
张爱玲对这一幕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后来她提到父母的离异时带些幽默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她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幸好离婚书写明，她和弟弟可以常去看望母亲，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离婚对父亲的打击倒是不小，他更自暴自弃起来。鸦片不过瘾，他开始打起吗啡来，而且专门雇了一个佣人给他打。渐渐地，父亲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亲友、佣人们都害怕他，躲得远远的。他经常独自坐在阳台上，目光呆滞，嘴里嘟哝着什么。后来还是姑姑强制把他送到医院戒毒，大约治疗了三个月，父亲才保住了一条命，不过鸦片还是要抽的。
耳濡目染，在张爱玲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着遗少脾气的男人都想法子弄光女人的钱。大概，在张家这样大的家族里，这样的男人并不少见吧。
在张爱玲懂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父亲、母亲、姑姑、弟弟还有自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原本以为，母亲的回归会让“红的蓝的”家更加明亮。然而，父亲笼罩下的张家有一种阴暗的氛围，窗明几净的大房子，一点一点暗下去，暗下去……这里变成一座孤岛，四周是浩渺的海水，没有人烟，没有思考。一种近乎疯狂的绝望笼罩在父亲的家里，她失去的，不仅是母亲的爱，还有一瞬间已经占据她心灵的现代文明生活。
如今，已经无法分辨张廷重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对妻子的爱，还是一个贵族遗少的自尊心不能允许妻子做“第一代出走的娜拉”，或许两者都有吧。爱与恨，黑与白，是与非，并不似考题一般有着分明的对与错。生活中的事情，有着许多暧昧不明的灰色地带，张延重和黄逸梵之间的感情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剪不断，理还乱，千头万绪，难以言明。张爱玲的母亲冰雪聪明，自然很快明白了父亲的用意，所以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没有爱的争吵，每一句话都赤裸裸地伤害着对方。这段婚姻的不幸即将走到尽头。
还不到十岁的张爱玲，很早就领略到了无爱婚姻的不幸。幼小的心灵留下的童年阴影，让她对婚姻充满了恐惧与不屑。婚姻，不过是一种关系的象征，相较于这种象征，她更看重爱。
无休止的争吵终于结束了，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她和弟弟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说父母离婚后她的生活仍然充满了不愉快，成名以后她却不止一次地在纸上、口头上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幸。大约在张爱玲的心里，虽然得不到完整的家庭的温暖，至少无须随时担心突如其来的争吵，这真的已经足够了。
父母的离异于张爱玲的生活是一个转折。从此，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家庭生活的色彩黯淡了下去。在母亲的家的映衬下，她感受到了父亲的家的束缚、封闭，她说父亲的家有一种颓丧的色彩。
而后，母亲再次离开去法国。张爱玲在当下其实并没有难过，母亲到她住读的学校看她，她没有惜别的表示，母亲也像很安然。一直等到母亲出了铁门，张爱玲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关闭了的红色铁门，风中的夕阳，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可还是漠然。站了良久，她觉得眼前的场景需要眼泪，于是眼泪来了。她在寒风中大声地抽泣，她哭给自己看。
从小到大，她和母亲一起的生活极其有限，她喜欢母亲，是因为喜欢母亲生活里西式的气氛和情调，并不是一个女儿对妈妈的依恋。既然“最初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现在也不过是回复到原先的状态。母亲这一次的短暂出现，不过是让家里旧式的窒息生活生出一种年轻人的夸张和激情。
她曾经这样描写自己的感受：“父亲与继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事实上，对于张爱玲而言，父亲的家是迟暮，母亲的家是晨起的第一缕阳光。自母亲回国后，张爱玲就是母亲式生活的忠实追随者。得到了复又失去，她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窗外的车水马龙，可她走不出去，只能转身面对浑噩的瞌睡、灰扑扑的旧照片，游走在阴暗与光明交界的边缘。不过，她一直深深记得，母亲是含恨远游欧洲的，红色铁门外边，她离去的背影孤独而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