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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讲过，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起自孟子。孟子以性善立论，仿佛变成了一只靶子，不管谁看见他都想拉弓射上一箭。（《子思论》，《苏轼文集》卷三）当然，孟子有着和他的勇气颇相称的口才，所以不那么容易被人射中要害。
在先秦诸子当中，最善辩的人恐怕非孟子莫属了。在他迎击过的所有箭矢里边，我以为最刁钻的一支并非出自任何一名论敌之手，却是他的学生桃应射过来的。
桃应的箭矢是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儒家传统里，舜是理想型的天子，皋陶是理想型的法官，舜的父亲瞽瞍则是一个理想型的坏分子。瞽瞍和那个同样卑鄙恶劣却占有自己的全部父爱的小儿子象一起，三番五次地安排毒计，大有不把舜害死誓不罢休的势头。尽管瞽瞍是一个坏到令人发指且坏得完全不可思议的父亲，舜却始终是一个无怨无艾、一心尽孝的好儿子。那么，对桃应的问题我们便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天子是完美的，法官也是完美的，如果天子的坏父亲杀了人，应该怎样处理才是对的？
对这个貌似需要长篇大论来反复论证的问题，孟子只给了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回答：“把瞽瞍抓起来就是了。”仿佛在孟子看来，桃应的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在孟子的直截简略面前，桃应不免错愕，于是追问道：“难道舜就不加阻止吗？”
这个追问看来正在孟子的意料之中，而孟子继续给出了一个直截简略得近乎过分的回答：“舜怎么能去阻止呢？瞽瞍杀了人，当然应该被捕。”
桃应更加困惑了：“难道舜就这样任由父亲被捕不成？”
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太能够理解桃应的困惑。在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想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皇亲国戚或任何特权阶级肆意作奸犯科而不受法律制裁，这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在法理上毫无疑问是大大不该的。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儒家认为国家法理是家族伦理的自然拓展，孝道处于毋庸置疑的核心位置。桃应的问题便关乎法理，其言下之意是，舜如果听任父亲被捕服法，作为儿子显然有违孝道，那么以儒家的标准来看就很不合适了。
亲情与国法似乎不可兼得，换言之，对于此时的大舜而言，天子的身份与儿子的身份哪一个才应该是第一位的？桃应问题的刁钻之处正在于此，而孟子自然晓得其中的关键，所以最终还是给出了一个似乎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得就像丢掉旧鞋子一样。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逃到政府找不到的地方，度过快乐的后半生，快乐得忘记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