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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奉行中道，通晓过犹不及的道理，不会做出那种义愤感激的极端行为。
君子伦理源于周代，周人以礼立国，讲究规范和节制，要求君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总而言之，一切超乎常规的极端感情都是不好的。
平民社会一般不喜欢君子的礼仪风范，认为这纯属忸怩作态——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规矩来束缚自己的天然情感呢？笑就该大声去笑，哭就该大声去哭，高兴时就该大呼小叫，难过时不妨呼朋唤友，尽情发泄。正如贵族社会所推崇的节制在平民社会看来纯属装腔作势一样，平民社会所推崇的真挚在贵族社会看来简直粗俗野蛮得如同野兽。所以当我们抛开贵族或平民的立场之后，就会发现极端的情感表达其实未必都蕴藏着恶意。
比如爱情，许多为爱疯狂而不顾一切的人在我们看来并不那么面目可憎，甚至值得同情和感动。晋人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极笃，有一次妻子患病，身体发热，体温总是降不下来，当时正值隆冬，荀奉倩情急之下，脱掉衣服，赤身跑到庭院里，让风雪冻冷自己的身体，再回来贴到妻子的身上给她降温。如是者多次，但这般深情并没有感动上天，妻子还是死了，荀奉倩也被折磨得病重不起，很快也随妻子而去。
这一悲剧在今天看来分外感人，而《世说新语》却将之记入“惑溺”一章，反而认为荀奉倩是违背正常人情的，如吸毒一般在一段不该投入太多感情的人际关系里一发不可收拾。深爱妻子的纳兰性德在悼亡诗词里常常引述荀奉倩这则掌故，诸如“不辞冰雪为卿热”云云。今日年轻人心目中的这个爱情楷模倘若生在晋代，一定也会被《世说新语》记入“惑溺”一章加以讥讽的。
但究竟怎样才算惑溺，倘若荀奉倩将“不辞冰雪为卿热”的行为用在父母身上，哪怕是用在继母身上，非但不会被讥为惑溺，反而会受到官府的表彰和世人的景仰。明清之际，理学大家张履祥撰《辨惑》，讲到有孝子不惜割自己的肝脏给继母治病，乡人为之嗟叹，前去探访的先后有上千人，或者敬拜，或者以钱米相赠。事情传到官府那里，官府给以隆重表彰。（《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
如果从人类的天然情感来讲，儿女对父母刳肝疗疾倒也是一往情深所致，儿女对继母显然没有这样的天伦之情。换言之，在一般意义上，一个人对继母的天然感情一定远远小于对恋人的天然感情，然而荀奉倩被讥为惑溺，为继母刳肝疗疾的孝子却受到景仰与表彰，显然其评价标准不是由人性天伦，而是由风俗道德所决定的，人们实在没理由断言后者之真而讥讽前者之伪。
再者，正因为有些牺牲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出来的，当某人真的做出来之后才显得格外感人。也许乐羊真的太爱他的国君或他的职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激情无时无刻不充满他那颗火热的心。这样的感情当然有可能是真挚的——必须承认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至少我们没有确凿的理由怀疑其中一定存在着什么心机与诈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