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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周公选择了武力对抗，不惜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广大周人似乎对周公的做法缺乏足够的支持，这在《尚书·大诰》里很有体现。周公在决定东征之后，宣谕周人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其文辞被辑入《尚书》，是为《大诰》。从《大诰》来看，对于周公的东征决策，周人上上下下的反对者很多，王室与诸侯公室内部亦不乏管叔、蔡叔的响应者，周公再三强调自己已为东征卜得吉兆，但令人惊异的是，在那个尚且迷信天命的时代，竟然有相当数量的周人不肯遵循这次占卜的结果。
周公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发起东征，诛杀了管叔和武庚，流放了蔡叔。至此，瞽瞍杀人，舜抛弃天下而携父潜逃，被儒家奉为楷模；周公诛杀亲兄管叔，流放亲弟蔡叔，也被儒家奉为楷模。正义性究竟何在，确是一个颇费猜详的问题。
宋代学者林之奇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他认为武王伐纣和周公诛管叔用心都是一样的。武王伐纣是以臣伐君，周公诛管叔是以弟杀兄。周公在听说叛乱发起之后，唯恐祸患延及天下，这才起兵征伐。为了社稷宗庙而重伤了天伦之情，这也是不得已的呀。（《尚书全解》卷二十六）
林之奇为周公辩护，强调的是国事重于亲情，陆九渊的学生杨简更明确赞成周公杀兄：“立君为民，不可用私情。”（《五诰解》卷二）同样师承陆九渊的袁燮也颇有几分心学气质地说周公此举是“义所当为”。（《絜斋家塾书钞》卷十）这些意见虽然也算言之成理，但毕竟无法圆融经义。此外尚有一些剑走偏锋的理解方式，譬如宋人史浩认为，诛杀管叔的是成王而不是周公，周公位为人臣，并无专杀之权；经籍之所以称周公诛管叔，恰恰表现出周公完美履行了臣子之道，主动把国君的过错揽到自己头上，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尚书讲义》卷十七）再如明儒郝敬，对《尚书》字义采取别一种训诂，认为周公只是避开了管叔而已，所谓杀兄之事纯属误传；后人以此误传作为义理依据而做了太多坏事：明明骨肉相残，却说是大义灭亲。灭亲倒是有的，大义从何而来呢？（黄宗羲《孟子师说》引郝敬语）
当然，上述解释显然都不够圆满，成王其时年幼，国政确实由周公做主，史浩的辩护并不成立；郝敬的意见从训诂上看倒也不无道理，可备一说，只是若综合史料来看就站不住脚了；至于林之奇、杨简和袁燮的辩护，却让人只看到义而看不到爱：周公对管叔可谓赶尽杀绝，手足之情究竟存有几分呢？
此时似乎有必要援引儒家的另外一条经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管叔之于周公自然要算“亲者”，周公如果尚存骨肉亲情的话，即便非杀管叔不可，也应该有所讳言，不该让管叔身败名裂，背负千载骂名，也不应该使自己直接承担杀兄的恶名。譬如《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公子牙卒”，公子牙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弟弟季友杀死的，《公羊传》解释这段经文，说《春秋》之所以这样记载，是讳言季友的杀兄行为；公子牙有作乱的图谋，所以季友不得不杀掉他，这是在履行君臣之义，但杀掉的毕竟是自己的兄长，季友心中伤痛而不忍面对这个事实，便当作公子牙是自然病故的一般，这便是所谓亲亲之道。
季友杀公子牙和周公杀管叔，前后如出一辙，但前者为亲者讳，大有亲亲之道，后者却做得决绝，难道是周公不如季友吗？儒者自然不能接受这种结论，唐代治《春秋》的学者陆淳援引师说，说兄弟之亲不可不爱，君臣之义亦不可不立，季友可谓爱义两全，所以孔子修《春秋》才把公子牙之死写成他自己死掉的，以示无讥。有人说，周公诛杀管叔，流放蔡叔，明正典刑，并不曾维护兄弟的名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管叔、蔡叔罪恶昭彰，就算周公想遮掩也遮掩不住。（《春秋集传微旨》）
如此弥缝经义，这在今人看来大有以事实迁就理论的嫌疑。这更加令我们疑惑：难道舜与周公这两个例子当真是水火不容的吗？不过，分析进行到这里，看似两者的对立性越来越强，其实距离契合点仅有一步之遥了。接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个正义性上的两难局面，原本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