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始学习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的障碍,其次是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这里,先从后一个问题说起。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只相当于一般杂志上一篇文章的篇幅,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长篇大论地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若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可以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如果要想读这些人的著作,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这些书信的写作时间不一,记录作者言论的人也不是同一个人,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以上所述可以说明,何以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中,内容不相连贯,但还没有说明,何以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十分简短。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如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它们仍然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老子》全书都是以格言形式写成;《庄子》书中充满寓言和故事。即便在中国哲学家中以说理见长的孟子和荀子,把他们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其中的格言、比喻和事例也比西方哲学著作中要多。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
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在诗歌中,诗人往往意在言外。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首好诗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一个慧心的读者,读诗时能从诗句之外去会意,读书时能从字里行间去会意。这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情趣,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中国艺术的这种风格是有其哲学背景的。《庄子》第二十六章《外物》篇最后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这时两人不是用语言来交谈,《庄子》书中说到的两位圣人,相遇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庄子·田子方》)。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一旦语言已经完成它的暗示的作用,就应把它忘掉,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被并非必要的语言所拖累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绘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在公元三、四世纪期间,玄学(在西方称之为“新道家”)是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当时有一部书,名为《世说新语》,其中记载当时名士们的隽语韵事,所记载的名士言论,往往十分简短,有的甚至只有几个字。这部书的《文学》篇里记载,一位高官(本人也是一个哲学家)问一位哲学家,老、庄和孔子思想上的异同何在。哲学家回答道:“将无同?”这位高官对哲学家的回答很满意,立即委派他做自己的秘书。这位哲学家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因此他被称为:“三语掾”(“掾”是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他回答高官的问题,既无法说,老、庄与孔子毫无共同之处;又无法说,他们之间毫无区别。于是,他用回问的方式作为答复,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回答。
《论语》和《老子》两书中的简短词句,并不是本来根据某种讨论前提做出的结论,现在由于前半遗失而使它们显得无头无脑。它们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的原著。
在前面,我曾经提到过的郭象是《庄子》一书的著名注释家。他的注释本身就是道家的一本重要古典文献。他把庄子使用的寓言和隐喻,用理性论辩的方式加以阐述,又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但是,《庄子》原书富于提示,郭象的注释则明晰具体。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