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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对世界有了足够的了解，几乎遇见什么事情都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现在，我仍然感到些许惊讶的是，自己如何会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轻而易举地被甩掉了。我也算是才华横溢的孩子，善于观察，思维敏捷，情绪高昂，但身体孱弱，身心都经受不住伤害，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吭一声。确实就是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表示，所以我在十岁的时候，就成了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的一名童工。
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的货栈坐落在河边，地处黑衣修士区，现代的修缮已使该地大有改观，可当时货栈处在一条狭窄街道的尽头，那街道顺着小山蜿蜒至河边，尽头建了些台阶供人们上下船用。货栈破旧不堪，有自己的专用码头，涨潮时房子贴着水面，退潮时留下一片泥泞，里面简直就是老鼠肆虐。我可以说，房间里镶嵌的护墙板历经数百年的尘积烟熏，已经黯然失色，地板和楼梯已经斑驳腐烂，地窖里大灰老鼠吱吱乱叫，横冲直撞，到处污秽不堪，腐烂发臭。此情此景不是多年以前的事，而是就在眼前。所有这一切全都呈现在我眼前，就和当年那个苦难的时刻一模一样，当年我头一次身临其境，奎宁先生拉着我瑟瑟发抖的手。
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同形形色色的人做生意，主要的贸易是给一些邮船供应葡萄酒和烈性酒。我现在忘了那些船只都要驶向何处，但我认为，其中有些要驶向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我知道，这种生意需要大量空酒瓶，于是雇用了一些成人和小孩，对着亮光检查瓶子，把有瑕疵的去掉，其余的就洗刷干净。空瓶子不多时，便给盛满了酒的瓶子外面贴上标签，或者加上瓶塞，或者在瓶塞处贴上封口，或者把所有工序都已完成的瓶子装进酒桶。这都是我要干的活儿，我就是被雇来干这种活儿的童工中的一个。
把我算在内，我们一共是三四个。我干活儿的地点设置在货栈的一个角落。奎宁先生在记账室里，要是站在他那把凳子最低的一根横档上，便可透过桌子上方的窗子看到我。就这样，我“吉星高照”，开始了独自谋生的第一天，这天早上，正式童工中年纪最大的那位被安排来教我如何干活儿。他名叫米克·沃克，身上系了条破围裙，头上戴了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开驳船的，曾经戴着黑色天鹅绒帽子参加过庆祝伦敦新市长就职彩车游行。他还告诉我，我们还有个干活儿的重要伙伴，他介绍时用的名字——在我看来——很不同寻常，叫作“粉斑土豆”。不过，我发现，那小伙子受洗
时取的不是那个名字，而是货栈里的人给他取的，是肤色的缘故，总是呈灰白或粉斑状。粉斑的父亲是个跑船的，还很荣耀地当过消防员，在一家大剧院供职。粉斑家还有个年幼的亲人（我想是他妹妹）在剧院里扮演哑剧中的小鬼。
我沦落到了同这样一批同伴相处的地步，同时，这些从今往后要朝夕相处的同伴和更加快乐的童年时的那些同伴做比较——更不要说同斯蒂尔福思、特拉德尔和其他同学相比较了，感觉到长大后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物并出人头地的希望在心中破灭了，这时候，我心灵深处的隐痛无法言表。我这时候彻底丧失了希望，为自己的这种处境而深感羞辱，年幼的心灵充满了痛苦，深感自己学到的东西，想到的东西，兴高采烈关注的东西，激发想象和进取心的东西，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离我而去，永不回复。对于这种深切的记忆，我简直无法诉诸笔端。那天上午，米克·沃克离开过多少次，我便有多少次泪水和着洗瓶子的水一道流淌。我抽泣着，好像自己的胸口有一道裂痕，有爆裂的危险。
记账室的钟显示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餐了。这时候，奎宁先生敲了敲记账室的窗子，示意我进去。我进去后，看到里面坐着一个大块头的中年人，穿着棕褐色外套、黑色马裤和黑色鞋子。头上的头发并不比鸡蛋上的多（头颅硕大，亮光闪闪），宽大的脸盘正对着我。他的一身衣服显得寒碜，但戴了个气派非凡的衬衫领子。他拿了一根彰显绅士派头的手杖，手杖顶端系了一对褪了色的大穗子，外衣的前襟上挂着一副单片眼镜——我后来发现，那是装点门面用的，因为他极少拿着它看过东西，即便用它来看，也什么都看不见。
“这位，”奎宁先生指着我说，“就是他。”
“这位，”陌生人说，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的声调洪亮而有节奏感，含有屈尊俯就的意味，还有一种干了什么高雅行业后的神气，难以形容，“就是科波菲尔少爷。我看您一切都好吧，少爷？”
我说我一切都好，也希望他一切安好。其实我当时很不自在，天知道，但我当时不想倒苦水，所以说一切都好，希望他也一切都好。
“我嘛，”陌生人说，“感谢上帝，一切都好。我收到默德斯通先生的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我能把我房子后面那个眼下没有住人的房间——也就是说，一句话，出租当作——一句话，”陌生人说着，露着微笑，突然露出了一副要说知心话的样子，“当作卧室——租给我此刻有幸结识的年轻创业人——”
陌生人挥了挥手，下巴颏缩进了衬衫领子里。
“这位是米考伯先生。”奎宁先生对我说。
“嗯！”陌生人说，“这是我的名字。”
“米考伯先生，”奎宁先生说，“认识默德斯通先生。他有办法揽到生意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揽生意，拿些佣金。默德斯通先生写了信给他，提到了你租住房间的事情，他愿意收你做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说，“城市大道温莎街。我——一句话，”米考伯先生说，口气同样高雅，又是一副要说知心话的样子，“我就住在那儿。”
我向他鞠了一躬。
“我感觉，”米考伯先生说，“您对这个大都会地区还涉足不广，要穿过现代巴比伦
这个迷宫往城市大道方向行进，可能有些困难——一句话，”米考伯先生说，又是一副要说知心话的样子，“您有可能会迷路——我很高兴今晚能来这里接您，带领您熟悉一下最近的路。”
我由衷地对他表示了谢意，感谢他热情友好、不辞辛劳。
“什么时间，”米考伯先生说，“我将……”
“八点左右。”奎宁先生说。
“八点左右，”米考伯先生说，“再见，奎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了。”
于是，米考伯先生戴上帽子，腋下夹着手杖出去了。他离开记账室时，直挺着身子，嘴里哼着调子。
就这样，奎宁先生正式雇用了我，在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薪水我想是每星期六个先令。我现在也不清楚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由于我在这一点上不确定，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一开始是六先令，后来是七先令。他预付了我一星期的薪水（我相信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的），我又从中拿出六便士给粉斑，请他晚上安排把我的箱子搬到温莎街去，因为箱子虽然很小，但过于沉重，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又花了六便士吃了一块肉饼，喝的是附近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在街上逛了逛，打发被允许用来吃饭的那一小时。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以示对他高雅气派的尊重，然后一同朝着我们的家走去，我想，我现在必须称呼“我们的家”了。我们走着，米考伯先生让我记住街道的名字和房屋拐角的模样，以便我第二天早上回去时可以轻松认得路。
我们到了他在温莎街的住所（我注意到，该住所跟他本人一样很寒碜，但也像他本人一样，尽可能地摆出派头），他把我介绍给了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太太身材瘦削，面容憔悴，根本算不上是年轻，正坐在客厅里（二楼完全没有什么陈设，百叶窗关上了，以免叫邻居看见）给一个婴儿喂奶。婴儿是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我在此可以说明一下，根据我对这个家庭的观察，自己就几乎没有见过双胞胎同时离开米考伯太太怀里的时候，他们两个总会有一个在吃奶。
另外还有两个孩子，米考伯少爷，大约四岁，米考伯小姐，大约三岁。除此之外，家里还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女仆，她喜欢哼鼻子。我到达后还不到半小时，她便告诉我说自己是“古（孤）儿”，是从附近圣卢克济贫院来的。全家大小就是这些人了。我的卧室在顶层的后半部分，是个密不透风的房间，墙上画满了装饰图案，凭着我幼稚的想象力，那可都是一个个蓝色的松饼，里面几乎没有家具。
“结婚之前，”米考伯太太说，她带着双胞胎和所有其他人一道上楼指给我看房间，接着又坐下来喘粗气，“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当时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竟然需要接受房客过日子。但是，米考伯先生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也就顾不上什么个人情绪了。”
我说：“是啊，太太。”
“米考伯先生眼下的困难简直快要把人压垮了，”米考伯太太说，“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渡过难关。我在家里同爸爸妈妈共同生活时，从来就不知道我现在说的‘困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过经历之后就明白了——正如爸爸常说过的那样。”
我不确定，米考伯先生曾当过海军军官，这究竟是米考伯太太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我只知道自己至今都坚信不疑，他确实在海军里面待过一段时间，但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他现在走街串巷，替众多形形色色的商行招揽生意，但是，恐怕收入甚微甚至没有。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债主们不肯给他放宽时限，”米考伯太太说，“那他们就得自己承担后果了，他们越早把这事提出仲裁越好。从石头里是榨不出血来的，眼下从米考伯先生身上同样也榨不出任何东西（更不用说诉讼费了）。”
我一直就没能弄明白，是我过早地自食其力使得米考伯太太无法判断我的年龄，还是她一门心思想的就是这个话题，所以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倾诉的对象，她就对着自己的双胞胎婴儿说呢。反正她从一开始就这么连珠炮地说着，然后在我同她来往期间一直都喋喋不休。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啊！她说自己曾经努力过，而我毫不怀疑她是努力过。在临街那扇门的正中间，赫然挂着块铜牌，上面刻着“米考伯太太之青年女子寄宿学校”的字样。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任何年轻女子来这儿上过学，或者任何年轻女子来过这儿，或者准备来，或者这儿做过任何哪怕是一点点接待年轻女子的准备。我曾见到过或者听到过唯独的来客是债主们。他们随时都会光顾，有些人态度还很蛮横。有个蓬头垢面的人，我认为他是个做鞋的，往往早晨七点的时候就挤进了过道，冲着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大喊：“下来！我知道你还没出门呢。请把钱还给我们吧，好不好？可别躲着藏着，这样做很卑鄙。要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卑鄙。把钱还给我们吧，好不好？你这就把钱还给我们，听到了没有？下来！”这么一番挖苦奚落之后，如果毫无反应，那么，他骂人的话便升级到了“骗子”“强盗”之类。而这样骂了还是毫无效果之后，有时候就会走极端，跑到街道的对面，冲着三楼的窗户大喊大叫，因为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儿。这时，米考伯先生就会悲痛不已、羞愧难当，以至于想要用剃刀结束自己的性命（有一次，他太太发出尖叫，我这才知道这事）。但半小时之后，他便会不辞辛劳地把皮鞋擦得锃亮，出门去了，还哼着小曲，呈现出的气派比平常还要高雅。米考伯太太同样也显得能屈能伸。我曾见过，她在三点的时候被皇家税款的事吓得晕了过去，但是到了四点的时候，便吃起撒了面包屑的羊排，喝起温热过的麦芽酒（那是两把茶匙送到当铺后换来的钱付的账）。有一回，法院刚刚对他们家实行强制执行，罚没财产用以抵债，我碰巧提前到六点回家，结果看见米考伯太太躺在壁炉前面（当然是抱着那对双胞胎）晕过去了，披头散发。但就在当天晚上，我从未见过她那兴高采烈的样子——一边在厨房的火炉前吃着牛排，一边给我讲述她爸爸妈妈的故事，他们朋友们的故事。
我在这所房子里同这家人一道度过了闲暇时光。早餐由我自己掏钱，独自一人享用，一块一便士的面包和一杯一便士的牛奶。我还把另一小片面包和一小块干酪放在一个专门橱柜的一个固定地方，备着晚上回家后当晚餐。我很清楚，这笔开销在我那六先令或七先令收入当中占了份额。我整个白天都在货栈里待着，整星期都必须用那笔钱来养活自己。从星期一早上到星期六晚上，我听不到人的忠告、建议、鼓励、安慰、帮助或支持。对于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希望进天堂一样清楚！
我年幼稚气，根本没有能力料理自己的全部生计——可我不这样又能怎样？所以我常早上去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路过糕点铺门口时，看见外面摆着不新鲜的糕点半价打折出售，我常常挡不住诱惑，把本来准备吃午餐的钱花掉，结果中午只好饿肚子，或者买个面包卷或一块布丁。我记得当时有两家卖布丁的铺子，光顾哪一家要由我的经济状况来决定。一家在临近圣马丁教堂的院子里——地处教堂后面——现在已经搬迁了。这家铺子里卖的布丁是无核小葡萄做的，属于一种很特殊的布丁，但价格昂贵，花两便士买一块，还不如花一便士买的普通布丁那么大。一家卖普通布丁的铺子是很好的一家，坐落在斯特兰德大街
——就在后来重建的那片里面。这家铺子的布丁块头大，分量重，颜色灰白，很松软，几颗硕大的葡萄干呈扁平状，寥寥落落地散落其间。每天我去买的时候刚出炉，热烘烘的，我那时很多日子就吃这个。如果午餐要吃得正式和丰盛，我就会来一根萨维罗干熏肠和一便士面包，或者从一家小饭馆花四便士买一盘炖牛肉，要不就从货栈对面一家脏脏的老酒馆买一盘面包加干酪和一杯啤酒，那酒馆叫作“狮子”或诸如此类，具体我忘记了。有一次，我记得，我用报纸包着面包（那是我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像一本书一样夹在腋下，去特鲁里街
附近一家有名的浓汁炖牛肉的牛肉馆，要了“一小盘”那种美味，就着面包吃。当时，我这么一个人家都不认识的小不点儿独自一人进去吃东西，侍者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他眼睛一直盯着我，还把别的侍者叫来看我，那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给了他半个便士小费，心里希望他不接受才好。
我记得，我们有半小时喝茶时间。如果身上的钱够了，我就会买半品脱现成咖啡和一片黄油面包。如果身上没有钱，我就去弗利特街
一家野味店看看，一饱眼福。要不就利用这段时间漫步至科文特加登市场
，去仔细看看菠萝。我也很喜欢到阿德尔菲
一带溜达，因为那儿显得很神秘，到处是阴森森的穹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走出一个穹顶下面，到了一家滨河小酒馆门前，那儿有块空地，几个卸煤的工人正在那儿跳舞。我就坐在一张长凳上看着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
我还是个小孩，个头又小，所以，每当我进入一家陌生的酒馆买杯麦芽酒或黑啤酒，以便润一下我用来当午餐的东西时，他们往往都不敢把酒卖给我。
我记得有一个炎热的傍晚，我走进一家酒馆，对老板说：“你们这儿最好的——最最好的——麦芽酒，多少钱一杯？”因为那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记不得是什么日子了，大概是我的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可以买一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
“那么，”我一边说，一边把钱掏出来，“就请给我来一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吧，要泡沫多一点儿的。”
酒馆老板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隔着柜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他没有去斟酒，而是扭头朝屏风后面看了看，对着他太太说了点儿什么。他太太就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手上拿着针线活儿，也同她丈夫一道打量起我。此时此刻，一共两个人在我眼前：酒馆老板穿着一件衬衣，俯身靠在柜台的窗框上，他太太则顺着那半截小门的上方看着我，而我呢，有点儿不知所措，在柜台外面仰头看着他们两个。他们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比如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住在哪儿，怎么就被人雇着干活儿，怎么到这儿来。对于这些问题，我只好编造适当的答案，以便不牵连别人。他们给我上了麦芽酒，不过，我怀疑那不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酒馆老板的太太打开那半截小门，俯下身子把钱还给我，还吻了我一下，一半出于赞赏，一半出于同情。但我相信，这其中充满了女性的温柔与善良。
我知道，对于自己生活来源的匮乏和窘境，我并没有在不知不觉和无心的状态下夸大其词。我知道，奎宁先生任何时候给我一个先令，我都会把它花在午餐或者茶点上。我知道，自己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从早干到晚，同普通的成人和孩子在一块儿。我知道，自己游荡在街头，饥肠辘辘。我知道，要不是上帝发慈悲，就凭着我享受到的关照，我很容易成为一个小强盗或者小流浪汉。
然而，我在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里也有自己的地位。奎宁先生是个粗心大意的人，成天忙忙碌碌，在同我们这样一些非同寻常的孩子相处时，对我尽量另眼相看。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大人或小孩说过自己怎么会去了那儿，或者暗示过自己在那儿心里有多么难受。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忍受着极度的痛苦，这情形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我的痛苦有多大，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没有这个能力表述。我把痛苦藏在心里，干着自己的活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的活儿干得不像别人一样漂亮，就免不了被人瞧不起、遭人鄙视。没过多久，我的活儿便干得至少和另外两个孩子一样轻巧熟练了。尽管我已经完全同他们混得很熟了，但我的行为和举止还是跟他们有差别，这使得我们之间有了距离。他们和那些大人往往叫我“小绅士”或“萨福克小伙”。有一个叫格雷戈里的大人，是包装工人的头儿，另一个叫蒂普，是个车夫，总穿着一件红短褂，他们有时也管我叫“大卫”。不过，我记得，这种时候多半是我们在一起说心里话，或者干活期间，我把过去看过的书里面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设法让他们开心，其实那些故事都快要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有一次粉斑土豆起来反对我，对我受到的待遇表示不服，但米克·沃克立刻就把他压制下去了。
我当时考虑到，要摆脱这种生活状态简直毫无希望，因此也就完全死了心。不过我心里明白得很，自己压根儿就没有一时一刻认同过这种境遇，或者无时无刻不觉得凄苦伤心。但我忍受着，就连写给佩戈蒂的信中（尽管我们之间通过很多信）都未曾透露实情，这部分是由于对她的爱，部分是由于羞于言说。
米考伯先生的困境让我本来凄苦忧伤的心境雪上加霜。我在那种孤苦伶仃的状态下，同他们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往往四处去散步，心里会不停地惦记着米考伯太太谋划家用的问题，而米考伯先生的债务问题也会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星期六晚上是犒劳自己的好机会——一来口袋里装着六个或七个先令步行着回家，可以看看店铺里面，心里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些什么东西，这是件很惬意的事情。二来我能早点儿回家——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都告诉我。还有星期天的早晨，她也照样如此，那时我会把头天傍晚买回的茶或咖啡放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坐下来用并不早的早餐。这类星期六晚上的交谈，米考伯先生从一开始就伤心抹泪，泣不成声，而等到交谈结束的时候，便会唱起有关“杰克喜爱和可爱的南在一起
”的歌，这样的事并不罕见。我还见识过他回家吃饭时，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说着，现在除了进监狱，已是走投无路，而等到去睡觉时，却核算起“一旦时来运转”——这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给房子装几扇凸肚窗的费用就有了。米考伯太太也是如此。
尽管我和他们夫妇俩之间年龄上悬殊得不可思议，但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奇特而平等的友好关系，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各自的境遇造成的。但是，我怎么也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吃喝他们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他们同肉店老板和面包店老板关系很僵，他们自己的东西也不充足）。直到后来，米考伯太太把我当成知己，我才改变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了这样的话：“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可没把您当外人，所以也就不怕对您直说，米考伯先生的确已到危急关头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到很凄凉，看着米考伯太太通红的眼睛，心里充满了同情。
“食物储藏间里除了一点点荷兰干酪之外——一个这么多孩子的家庭，这一点点东西根本满足不了要求……”米考伯太太说，“真的没有任何东西了。我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生活时，说习惯了食物储藏间，所以不知不觉就用了这个称呼。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了。”
“天哪！”我说着，表示出极大的关切。
我当时口袋里还剩一星期薪水中的两三先令——由此我猜测，我们这次谈话的那天晚上是星期三——于是赶紧把钱掏了出来，真心诚意地请求米考伯太太把钱收下，就算是借我的。可是，那位太太一面吻了我一下，一面要我把钱放回口袋里，然后回答，这样的事她想都不能想。
“不可以，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说，“我压根儿想都没有想过！您年岁虽小，却很懂事。如果您乐意，您倒是可以在另一个方面给我帮上忙，那我会充满感激地接受的。”
我请求米考伯太太把事情说出来。
“我自己已把一些精致的餐具拿出去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副糖夹子，我已先后把它们拿出去抵押换成了钱，是我亲手偷偷拿出去的。但这对双胞胎孩子是个很大的负担，对我来说，一想到爸爸妈妈当时的情形，这样的交易真令人痛心啊。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可以拿出去抵押，但米考伯先生绝对舍不得当掉那些东西。而克利克特——就是从济贫院来的那个女孩——是个俗不可耐的人，如果托付她去办这个事，她还不会随心所欲乱来？科波菲尔少爷，我可不可以请您……”
我现在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恳请她尽管使唤我好了。当天晚上，我就着手处理她家财产中那些容易携带的物件，随后几乎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之前，都要为这事跑上一趟。
米考伯先生有数量不多的书在一个食柜里，他将其称为图书室，最先处理的就是那些书。我一本本地拿到城市大道的一个书摊——大道的一部分就在我们住所的附近，那时候几乎全是书摊和鸟店——书卖多少钱算多少钱。那家书摊的摊主就住在后面的一所小房子里，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每天早上都会被妻子臭骂一顿。不止一次，我去那儿的时间早，他就在一张折叠床上接待我，不是额头上破了个口子，就是一只眼睛发青，这表明他头天晚上又喝多了（恐怕他喝酒时还喜欢同人家吵架来着）。他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摸遍扔在地板上的衣服里的一个个口袋，想要找到急需的那几个先令。他妻子则抱着个婴儿，趿拉着鞋，在一旁不停地骂他。他有时候钱弄丢了，就会要我过后再去取，但他妻子总会有些钱——我敢说，是趁着他喝醉，从他那儿偷的——所以，我们一同下楼时，她会在楼梯上把钱悄悄地付给我。
在当铺里，大家也开始熟悉我了。柜台后那个主事的先生也开始密切关注起我来了。我记得，他在给我办交易手续时，常常要我附在他耳朵边说出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变化形式，或者说出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这类交易过后，米考伯太太就会小小地犒劳我一下，一般是一顿晚餐。我清楚地记得，这些晚餐别有一番滋味儿。
最后，米考伯先生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了，被押解到了坐落在伦敦南镇的王座法庭监狱。他走出家门时告诉我说，白日之神在他面前陨落了——我的的确确觉得他伤心透了，我也伤心透了。可是，我后来听说，中午还没到，有人就看见他快快乐乐地玩起九柱戏来了。
他嘱咐我在他被关押后的第一个星期去看他，同他一道吃顿午饭。我得问清去某个地方的路，快到那儿时，会看到附近另外一个地方，又快到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院子。我得穿过院子，径直走，直到看见监狱看守。我这么照做了，最后看见了一个看守（相比之下，我是个多么可怜的小孩啊），突然想到罗德里克·兰登在债务人监狱里的时候，那儿有那么一个人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就披了一块破毛毯，我这时候眼睛模糊，心怦怦直跳，总觉得看守在我面前直摇晃。
米考伯先生在大门里面等着我，然后我们上楼去他的房间（坐落在顶层下面的一层），我们哭得很伤心。我记得，他郑重其事地嘱咐我，要以他的命运为戒；还要注意，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为二十英镑，他花掉了十九英镑十九先令另加六便士，那他是幸福快乐的，而如果他花掉了二十英镑另加一先令，那他可就痛苦凄惨了。说过之后，他便向我借了一先令给看守，还给我写了一张字条作为向米考伯太太索要钱的凭据。然后收起了手帕，就又兴高采烈起来。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边。生锈的炉格里一边搁置了一块砖头，免得烧多了煤炭。后来，同米考伯先生共处一室的另一位欠债人从面包店回来，带回一块羊背脊肉，那算是我们共同的午餐了。然后，他们打发我去楼上见“霍普金斯上尉”，代米考伯先生向他问候，并说明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问霍普金斯上尉能否借一副刀叉给我们。
霍普金斯上尉把刀叉借给我，还要我代为问候米考伯先生。他小房间里有个女人，邋里邋遢，还有两个女孩，脸色苍白，蓬头垢面，那是他的两个女儿。我当时心里想，好在我是向霍普金斯上尉借刀叉，而不是借梳子。霍普金斯上尉本人衣衫褴褛，惨不忍睹，长着一脸大胡子，穿了件破旧不堪的棕褐色外套，里面什么也没穿。看到他的铺盖卷搁置在一个角落里，锅碗瓢盆放在一个架子上，我凭直觉断定（具体怎么回事，只有上帝知道），尽管那两个蓬头垢面的女孩是霍普金斯上尉的女儿，可那脏脏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我怯生生地站在他门口，待了最多不超过两分钟，返回后却长了这么多见识，就跟握在我手里的刀叉一样确实可信。
我们的那顿午餐有吉卜赛人的风格，而且其乐融融。午后不久，我就去还了霍普金斯上尉的刀叉，然后打道回府，把我探视的情况告诉了米考伯太太，好让她安心。她一见我回家便晕了过去，后来她做了一小杯蛋羹，我们边吃边说，她才得到了慰藉。
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家的那些家具卖出去了，具体是怎么卖出去的，或者说是由谁去办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反正不是我干的。然而，家具还是被卖掉了，让一辆货车拉走了，就留下床和几把椅子，还有厨房里用的一张餐桌。实际上，我们就是靠了这一点儿家当，就像安营扎寨一样，窝在温莎街那所房子两个空空荡荡的客厅里。米考伯太太、几个孩子、古（孤）儿，还有我自己，日日夜夜就生活在那些房间里。虽然我们住了很长时间，但我也记不清到底住了多长时间。后来，米考伯太太决定搬到监狱去住，因为米考伯先生现在一个人享受一个房间了。这样，我便把钥匙交还给房东，房东高兴地接过了钥匙，除了我的床之外，其余床铺全搬到了王座法庭监狱。我的床被送到监狱围墙外不远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租下了那个房间，很合我的意，因为我们在患难之中关系亲密，难舍难分。古（孤）儿也在同一区域找了个廉租房落脚。我的那个房间是屋子后面的一个僻静阁楼，屋顶是斜的，正对着一家锯木厂，景色宜人。我拥有了这么一间房子，心里想着，米考伯先生终究到了穷途末路，落了难，所以这儿就像是天堂。
这段时间里，我在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一如既往地干着普通活儿，还是那几个普通同伴，还同刚开始时一样，内心没完没了地充斥着失落感和羞辱感。不过，我每天往返于住处和商行之间的途中，还有午餐时间在街道上溜达时，看到了许许多多孩子，但我从未去结交他们中的哪一个，或者同谁搭讪过，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仍然过着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生活。我意识到的变化只有：一是自己更加衣衫褴褛了；二是减轻了对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的担忧，因为他们的一些亲戚朋友出面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监狱比在外面过得更舒适惬意。由于某种安排，这时候我常常同他们一道吃早餐，其中的具体情况我记不清楚了。至于早上监狱何时开门让我进入，我也记不得了。不过，我记得，我往往是六点起床，这期间我最喜欢溜达的地方是伦敦桥，常常坐在石桥的某个凹处，目睹着过往行人，要不就趴在桥的栏杆上，看着太阳闪烁在水面上，照亮了纪念碑顶端金色的火焰
。古（孤）儿有时候会在此地遇上我，我就给她讲一些有关码头和伦敦塔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有关这些故事，我只能说，我自己相信是真的。晚上，我常常到监狱去，陪同米考伯先生在运动场上散步，或者同米考伯太太玩纸牌，听她讲述她爸爸妈妈的往事。至于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来。我从未对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的人说过这事。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然渡过了最危急的关头，但是，由于先前的某一种“契约”，仍然纠缠不休。有关契约的事，我先前听到过很多，现在据我估计，那一定是他过去同债权人订立的某种文书，不过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事，我把它同曾经在德国很流行的与魔鬼订立羊皮纸契约
的事混为一谈。最后，那张文书不知怎么就不碍事了，不管怎么说，它已不是像先前一样挡在前面的巨石了，米考伯太太告诉我说，“她娘家人”断定，米考伯先生应该依据破产债务人法申请释放，所以她料定米考伯先生六个星期之后就可以获得自由。
“到了那个时候，”米考伯先生说，因为他当时在场，“感谢上帝，我毫无疑问可以提前同世人打交道，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一句话，如果时来运转的话。”
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叙述发生过的任何情况，我记得，大概在这样一个时期，米考伯先生草拟过一份请愿书，准备递交给下议院，请求修改因债务问题而受监禁的法律。我之所以在此记下这段往事，因为它是我本人写作方法的一个例证，说明我如何把过去读过的书同我变化了的生活结合起来，利用大街小巷和普通男女的素材为自己创作故事。同时，我认为，可资说明我在写这部自传时，如何无意中成就一些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会逐渐在这整个时期里形成。
监狱里有个俱乐部，米考伯先生作为一个绅士，算是俱乐部里很权威的人物。他告诉了俱乐部里的人自己要写请愿书的想法，大家都强烈支持。因此，米考伯先生（他是个完完全全忠厚诚实的人，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积极踊跃，只要不是同自己利益攸关的事，他都会忙前忙后、乐此不疲）便着手草拟起请愿书来，拟好了初稿，又誊写在一张大纸上，在桌上摊开，约定好了一个时间，请俱乐部全体成员（如果愿意的话整个监狱的人员）都到他的房间里签名。
当我听说要举行这个签字仪式时，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认得，他们也认得我，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一下，看看他们一个接一个进入房间的情形。于是，我特意向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请了一小时的假，站在房间的一角等着。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能挤进来的，都挤到小房间里。他们围着站立在请愿书前面的米考伯先生，而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上尉（为了尊重这一庄严的仪式，他还特意梳洗了一番）站在请愿书附近，准备把请愿书向那些不熟悉请愿书内容的人宣读。随后，房门开了，普通人员排成一个长队等候在外面，一个个地进来，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走出去。霍普金斯上尉对进来的每个人都要问一声：“你看过请愿书了吗？”“没有。”“要不要我念一遍给你听？”只要人家略微表示了一点点要听的意思，霍普金斯上尉就会声若洪钟地从头至尾念一遍。哪怕有两万人一个接一个地要听，他也会念上两万遍。我现在还记得，每当他拖腔拿调，念着“聚集于议会之中的人民代表”“因此，请愿人怀着谦卑的态度，向贵院呈递此书”“仁慈的国王陛下命运不济的臣民”这样的语句时，就好像它们是真真切切吃在嘴里的东西，尝起来津津有味。与此同时，米考伯先生作为起草者，带着几分得意地倾听着，一边端详着（不那么出神）对面的墙头钉。
我每天来往于南镇区和黑衣修士区之间，吃饭时就去偏僻的街上溜达。我猜想，那些街道上的石头都有可能被我这双孩子的脚给磨平了。我不知道，当年在霍普金斯上尉的朗读声中，那些从我面前鱼贯而入的人中，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了！现在，每当我回首往事，想想那一段缓慢而又痛苦的少年时代，真不知道，在我替这些人编造出来的故事中，有多少是想象，像迷雾一样笼罩着记忆犹新的事实！但我故地重游时，毫不怀疑，我似乎看见了一个天真无邪而又充满幻想的少年从我面前走过，令我同情，他正根据这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和低贱不堪的事情建构自己富有想象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