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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好莱坞大街两边的各家商店里这时开始堆满了各种价格虚高的圣诞节垃圾，各家报纸也开始扯着嗓门吆喝：你要是不早早地完成圣诞大采购，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可不管怎样，大事总归要不妙的；它从来就没有妙过。

我在距我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大概三个街区远的地方看见一辆并排停靠的警车，车上的两个条子正盯着人行道上一家商店橱窗边的某样东西。那件“东西”就是特里·伦诺克斯——或者说是他的残留物——而那丁点可怜的残留物看起来也不怎么光鲜。

他正倚着一家店铺的门面。他必须找样能倚靠的东西。他的衬衫脏兮兮的，领子敞着，半边露在夹克外面，半边没有。他的鼻子皱缩成一团。他的皮肤极度苍白，那几条狭长的疤痕因此几乎都消失不见了。他的眼睛就像是雪堆里戳出来的两个洞。很明显，巡逻车的两个条子就要对他下手了，于是我赶紧走上前去，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直起身来，给我走，”我装出凶巴巴的模样对他说，然后偷偷地对他使了个眼色。“你能走吗？是不是喝高了？”

他迷茫地打量着我，然后挤出了他那个半边脸的小小微笑。“我之前喝过，”他低语道。“眼下我猜我只是有一点——腹中空空。”

“好吧，但你的脚得挪挪了。你眼看就要给扔进醉鬼牢了。”

他努力了一下，然后任由我扶着他从人行道上的流浪汉中间走过，来到路缘边上。那里停着一辆出租车，我一把拉开车门。

“他先走，”出租车司机边说边拿大拇指戳戳前面的一辆出租车。这时他扭过头来，看见了特里。“如果他肯走的话，”他又补充了一句。

“情况很紧急。我朋友病了。”

“没错，”司机说。“他可以换个地方去生病。”

“五块钱，”我说。“快快露出你那美丽的笑容吧。”

“哦，那好吧，”他说着便把手中一份封面上画着个火星人的杂志插在了后视镜后面。我把手伸进车里，拉开车门，把特里·伦诺克斯扶了进去，这时那辆巡逻车的阴影遮蔽了另一侧的车窗。一个灰发警察钻出车门，走上前来。我绕过出租车迎了上去。

“就耽误你一分钟，老弟。这里什么情况？那位衣物上有污迹的先生真是你的一位密友吗？”

“我们亲密得足以让我判定他需要一位朋友。他没喝醉。”

“出于财务上的原因，毫无疑问，”警察说。他伸出一只手，我把驾照放了进去。他看了看，递还给我。“噢噢，”他说。“一个私家探子在接客户。”他的音调变了，换上了一副凶巴巴的口吻。“这也让人对你有了几分了解，马洛先生。他呢？”

“他名叫特里·伦诺克斯。他是拍电影的。”

“很好。”他把身子探进出租车里，紧盯着坐在后排角落里的特里。“我得说，他有一阵子没有工作了。我得说他有一阵子没在屋里睡觉了。我甚至得说，他是个盲流子，因此我们恐怕得把他请进去了。”

“你的逮捕完成记录该没有少到这种程度吧，”我说。“在好莱坞不至于如此。”

他还在看着特里。“你的朋友叫什么，伙计？”

“菲利普·马洛，”特里慢吞吞地说。“他住在月桂谷，亚卡大街。”

警察把脑袋从窗户缝里抽了出去，转身打了个手势。“你说不定是刚刚告诉他的。”

“说不定是，可我没有。”

他瞪了我一两秒钟。“这次我就信了你，”他说。“别再让他上街了。”他钻进警车，呼啸而去。

我回到出租车里。我们穿过三个街区多一点的距离，来到我的停车位前，换上了我自己的车。我掏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给司机。他拘谨地瞥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就按计价表给吧，伙计。或者你愿意的话，付我一块钱也就地道了。我自己也潦倒过。在弗里斯科。那会儿也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拉我。那真是个铁石心肠的地方。”

“三藩市，”我机械地说。

“我管那儿叫弗里斯科，”他说。“让那些少数族裔见鬼去吧。谢了。”他接过一美元后便离开了。

我们去了一家免下车餐厅，那里的汉堡包做得还不至于连狗都不愿意吃。我喂了特里·伦诺克斯两个汉堡和一瓶啤酒，然后开车带他回家。那段台阶对他依然是个挑战，可他咧咧嘴，喘着气，爬了上去。一个小时过后，他洗浴修面完毕，看上去又像个人样了。我们端着两杯非常温润的酒坐了下来。

“算你走运，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说。

“我用心记的，”他说。“我还查过你的联系方式呢。我本该这样做的。”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一直住在这里。我还有间办公室。”

“为什么要麻烦你呢？”

“看起来你反正是非得麻烦某个人不可了。看起来你不像是有很多朋友的样子。”

“噢，我有朋友，”他说。“算是朋友吧。”他转着桌面上的玻璃杯。“开口求人帮忙可不太容易——尤其是当这一切都只能怪你自己的时候。”他抬起眼睛，露出一个倦怠的微笑。“也许我哪天真能把酒给戒了。他们都说这是能做到的，对不对？”

“要三年。”

“三年？”他看上去像是大吃了一惊。

“一般说来，是要这么久。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得让自己习惯一组相对黯淡的色彩，一类相对安静的声音。你得考虑到旧习复发。你过去熟识的所有朋友现在都会显得有一点点奇怪。你甚至都不会再喜欢他们中的大多数了，而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了。”

“这变化应该说不算大，”他说。他扭过头去，看着码头。“我有一只两百美元的手提箱寄存在好莱坞汽车站。要是我能把它弄出来的话，我就去买一只便宜的箱子，把寄存的那只给当了，弄来的钱就够我坐巴士去维加斯了。我能在那儿找一份工作。”

我一言不发。我只是点头，坐在那里，摆弄着我的那杯饮料。

“你在想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到这个主意，”他轻声说。

“我在想，这桩事情背后藏着些和我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你确定能找到工作吗，还是说那只是你的心愿？”

“确定无疑。一个跟我在部队里很熟的伙计在那儿开了一家挺大的俱乐部——水龟俱乐部。当然咯，他算半个混黑道的——他们全都是——可另外那一半却是个好人。”

“我可以出车费，再额外多给你一点。但我希望这笔钱不至于是肉包子打狗。最好是先跟他通个电话。”

“不必了，谢谢。兰迪·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的。他从未让我失望过。再说，那只手提箱能当五十美元。我有经验。”

“听着，”我说，“你需要多少，我来出。我不是什么豆腐心肠的大傻蛋。所以我给你什么，你就拿着，然后给我好好地混。我只希望不要再为你烦心了，因为你扯动了我心里的某种感觉。”

“真的吗？”他低头看着玻璃杯，小口抿着饮料。“我们只见过两次，两次你都对我够意思得不得了。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会陷入更大的麻烦，就连我也没法拉你出来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我就是有。”

他用两只指尖轻轻抚过右脸颊。“也许是因为这个。它确实会让我显得有点阴森，我想。可这是一处荣誉伤疤 ——或者至少是其造成的结果。”

“不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在意那种东西。我是个私家侦探。你是一个我不必解决的问题。可这问题依然存在。管这叫直觉吧。或者，如果你想要十二分文雅的话，就叫它个性感知吧。也许‘舞者’门前的那个姑娘不只是因为你喝醉了才甩你的。也许她心里也起了某种感觉。”

他淡淡一笑。“我和她曾经结过婚。她的名字叫西尔维娅·伦诺克斯。我是图她的钱才和她结婚的。”

我站起身来，皱起眉头瞪着他。“我给你弄点炒蛋来。你需要吃东西。”

“等一等，马洛。你在想，为什么我穷困潦倒，西尔维娅钱多得用不完，而我却不能问她借点钱来花。你听说过自尊吗？”

“我快笑死了，伦诺克斯。”

“是吗？我的尊严是很独特的。那是一个一无所有者的尊严。要是我惹你烦了，那我道歉。”

我出门走进厨房，做了份加拿大培根配炒鸡蛋，外加咖啡和吐司。我们坐在早餐角里吃了起来。这在我这栋房子建成的那个年代里是标配。

我对他说，我得去办公室了，回来的路上会帮他把手提箱提出来。他给了我行李票。他的脸上现在有了一点血色，眼睛在头颅里陷得也没有那么深了——它们刚才深得像是你得把手伸进去才摸得着一样。

出门前，我把威士忌放在了沙发前的桌子上。“拿出你的尊严来待它，”我说。“另外，给维加斯那边打个电话，就算帮我个忙吧。”

他只是微笑，然后耸了耸肩。下台阶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堵得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情愿饿得半死，在大街上晃悠，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衣服拿出去当一样。不论他信奉的规则是怎样的，他确实是按这样的规则行事的。

那只手提箱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让人目瞪口呆的物什。箱子的材质是漂白的猪皮，新的时候一定是奶白色的；上面的配件是金子做的。这东西一定是英国制造的，就算你能在这里买到，价钱大概也更接近八百美元，而不是两百。

我砰的一声把箱子放在他面前。我看了看鸡尾酒桌上的那瓶酒。他滴酒未碰。他神志跟我一样清醒。他抽着一支烟，但不是特别适应。

“我给兰迪打过电话了，”他说。“他很生气，因为我先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要找人帮忙，还是得找陌生人，”我说。“西尔维娅送你的礼物？”我指了指手提箱。

他看着窗外。“不。这箱子是我在英格兰得到的，远在我遇到她之前。确实是很久以前了。我想把它留在你这里，如果你能借我一只旧箱子的话。”

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张二十块来，放在他面前。“我不需要抵押。”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不是开当铺的。我只是不想带着它去维加斯。再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

“好吧。钱你拿着，手提箱我来保管。不过我这房子很容易被偷的。”

“没关系，”他满不在乎地说。“真的没关系。”

他换了身衣服，五点半左右我们在莫苏家吃了晚饭。没有喝酒。他在卡哥上了巴士，我则开车回家，一路上思绪飘忽不定。他的空手提箱还摆在我的床上，刚才他就在那里打开箱子，取出东西，塞进了我的一只轻飘飘的箱子里。他的箱子还配有一把金钥匙和几把锁，钥匙就插在其中一把锁里。我把空箱子锁上，将钥匙系在提手上，然后把箱子放进衣橱的最上面一格。凭手感箱子里面不见得真的空无一物，可这不关我的事。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房间里比往常似乎更显得空空荡荡。我摆开王车后卒，跟斯泰尼茨下了一局法兰西防御。他用四十四步战败了我，可我也让他出了一两把冷汗。

九点半电话响了，说话的是一个我之前听到过的声音。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没错。我是马洛。”

“马洛先生，我是西尔维娅·伦诺克斯。上个月的某天晚上，我们曾在‘舞者’门前有过一面之缘。我后来听说，您非常好心地送了特里回家。”

“确实如此。”

“我猜您大概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夫妻了，但我还是有一点为他担心。他退掉了自己那套在韦斯特伍德的公寓，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我已经注意到了你有多为他担心。”

“听着，马洛先生。我和这个男人有过一段姻缘。我不是特别同情醉鬼。也许我当时有点不近人情，也许我那时手头有急事。你是个私家侦探，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切都可以用职业眼光来看待。”

“现在什么眼光都不需要了，伦诺克斯太太。他已经上了一辆开往拉斯维加斯的巴士。他在那儿有一位朋友，那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

她的语气蓦然间拨云见日。“噢——去拉斯维加斯？他还真有情啊。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看他是忘了，”我说，“不然他就该去别的地方了。”

她没有挂断电话，而是哈哈一笑。撩人、轻巧的笑。“你对客户总是这么粗鲁吗？”

“你不是客户，伦诺克斯太太。”

“指不定哪天就是了。谁知道呢？那我们就说，对你的女友吧。”

“我的回答不变。这伙计穷困潦倒，又脏又饿，身无分文。你要有心的话，完全可以去找他。他那时不想从你这儿拿一分钱，现在大概也不想从你这儿拿一分钱。”

“关于这一点，”她冷冷地说，“你不可能有半点了解。晚安。”她挂上了电话。

她的话真是太对了，而我真是错得离谱。可我当时不觉有错。我只是很恼火。她要是早半个小时打电话来的话，说不定我的火气就足以让我把斯泰尼茨杀个落花流水了——只是他已经死了五十年了，而那盘棋局也只是某本棋谱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