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目光第一次落在特里·伦诺克斯身上的时候，他正坐在一辆停在舞者俱乐部门外高台下的劳斯莱斯银魂里，喝得醉醺醺的。停车场服务生已经把车开了出来，此刻却还在用手把住敞开的车门，因为特里·伦诺克斯的左脚依然在车外晃荡，就好像他忘了自己的这只脚一样。他的脸看上去很年轻，但头发却是骨白色的。从他的眼神中你可以看出他已经酩酊大醉了，但除此以外他看上去和其他任何一个穿着无尾礼服，在一家只为这一种用途存在的夜店里花了太多银子的棒小伙子别无二致。

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姑娘。她的头发带着一抹漂亮的深红色，嘴角上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肩上的一件蓝色貂皮大衣几乎都要让那辆劳斯莱斯显得不足为奇了。几乎，但还差了那么一点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真能做到这一点。

这服务生属于那类司空见惯的人物——外强中干，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衣服正面用红字绣着这家餐馆的名字。他的耐性已经快到头了。

“我说，先生，”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怒气，“您能不能把尊腿抬进车里去，好让我把车门给关上？还是说您要我一直扶着门，好让您从车里掉出来？”

那姑娘瞪了他一眼，这目光应该能从他脊背里往外戳出至少四英寸来。可这也没能吓得住他。在舞者俱乐部里，他们需要面对的各色人等会让你产生一种幻灭感：花在打高尔夫球上的大把银子在改善人格方面收效甚微。

一辆低车身的进口敞篷跑车滑进了停车场，一名男子钻出车厢，用车上的点烟器点了一支长卷烟。他穿着一件套头格子衬衫，一条黄色便裤，脚踩一双马靴。他信步走过时留下一串烟云缭绕的痕迹，眼睛看都不看那辆劳斯莱斯。也许他觉得那车已经过时了。他走到通向高台的台阶下，驻足掏出一副单片眼镜抵在眼前。

那姑娘忽然用千娇百媚的声音说：“我有一个好主意，亲爱的。我们要不叫辆出租车去你家，把你的那辆敞篷车开出来怎么样？今晚我们开车去蒙特西托的海边兜风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我知道有人在湖边办舞会呢。”

那白发小伙儿礼貌地说：“真抱歉，可那辆车我已经没有了。我迫不得已把它给卖了。”从他的嗓音和吐字判断，你根本想不到他今晚喝过比橘子汁更凶的东西。

“卖了，亲爱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身体沿着座位从他身边一路溜开，而她的声音远比她的身体溜得更快。

“我是说我迫不得已，”他答道。“为了换饭钱。”

“哦，我明白了。”现在就是把一份意式冰激凌放在她身上也不会化掉了。

服务生这下能给这白发小子准确定位了——低收入群体。“听着，伙计，”他说，“我得帮人停车了。下次再见吧——如果有下次的话。”

他任凭车门自行敞开。那醉汉随即从座位上滑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柏油马路上。于是我走上前去帮了他一把。现在想来，去管一个醉汉的闲事恐怕永远都是个错误。即使他知道你在帮忙，即使他喜欢你，他还是免不了要猛地一下戳中你的门牙。我架着他的胳膊，帮他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他礼貌地说。

那姑娘已经溜到了方向盘后面。“他喝多了的时候总是这么一口该死的英国腔，”她用不锈钢一般的声音说。“谢谢你扶了他一把。”

“我来把他扶到后座上去，”我说。

“很抱歉。我约会要迟到了。”她踩下离合器，劳斯莱斯开动了起来。“他就是条丧家犬，”她接着说道，脸上挂着冰冷的微笑。“也许你可以帮他找个家。他受过训的，不会在家乱撒尿——基本上不会吧。”

劳斯莱斯飞快地沿着门口的车道开上日落大道，向右拐了个弯儿，然后就不见了。服务生回来的时候我正望着她的背影，手上还架着这个男人。他这时已经睡熟了。

“哎，这样也好，”我对那白制服说道。

“可不是吗，”他冷嘲热讽地说。“干吗要让一个醉汉来糟践它呢？看那漂亮的曲线。”

“你认识他？”

“我听到那妞儿管他叫特里。除了这个，他对我来说和奶牛屁股没什么区别。不过我来这里只有两个礼拜。”

“帮我把车开过来好吗？”我把停车票递给了他。

等到他把我的奥尔斯开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像是提着一袋子铅块了。白制服帮我把他扶进前排座位。这位顾客睁开一只眼，谢过我们后，又一头睡过去了。

“他是我碰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醉汉，”我对白制服说。

“他们大小形状各不相同，教养做派也五花八门，”他说。“可他们全都是流浪汉。看起来这位像是做过整容手术。”

“没错。”我给了他一美元，他说了声谢谢。整容手术的事情他一点没说错。我这位新朋友的右脸僵硬泛白，上面有接缝线一般的细微疤痕。疤痕处的皮肤像是泛着光泽。整容手术——而且相当的大刀阔斧。

“您打算拿他怎么着？”

“带他回家，让他清醒清醒，好告诉我他住在哪里。”

白制服朝我咧嘴一笑。“好吧，傻瓜。要是换做我，我就把他扔在臭水沟里，然后该上哪儿上哪儿。这些酒鬼只会给人惹麻烦，还一点都不好玩。我有一套关于这些东西的哲学。如今的竞争这么激烈，你平时得养精蓄锐，才能在干架的时候保护好自己。”

“看得出来，你在这方面干得非常成功。”

他一脸困惑，接着恼羞成怒，可这时我已经钻进车里，发动引擎了。

当然，他说对了一半。特里·伦诺克斯是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可毕竟，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那年我住在月桂谷区亚卡大道上的一栋房子里。那是在死巷子里的一座小宅，坐落在半山腰上，一长段红杉木台阶通向前门，沿途是一小片桉树林。屋里配了家具，房东是一个去了爱达荷州，打算和寡居的女儿住上一阵的妇人。房租很便宜，部分是因为房东希望能够在回家前只需提前很短的时间通知我，部分是因为这段台阶。她年纪大了，每次回家都要面对这些台阶已经让她力不从心了。

我想方设法让这个醉汉爬上了台阶。他非常乐意配合，但他的腿就像是橡胶做的，他还总是不停地在一句道歉的话语说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睡了过去。我打开房门，把他拖进屋里，让他在长沙发上摊开身子，往他身上扔了一条小毯子，然后就任由他重返梦乡去了。他像头虎鲸一样打了一小时的鼾。然后突然之间他醒了过来，要求上洗手间。回来的时候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眯着眼，要求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说自己名叫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的一间公寓里，家里没有人在等他。他的声音清澈，吐字清晰。

他说他现在能消受一杯清咖啡。我拿来一杯，他小心翼翼地抿着，茶碟紧贴着茶杯托在手里。

“我是怎么来这里的？”他边问边打量着四周。

“你在‘舞者’门前的一辆劳斯车里醉过去了。你女朋友把你甩了。”

“的确如此，”他说。“她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

“你是英国人？”

“我在那里生活过。但我不是在那里出生的。如果我现在能叫辆出租车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已经有一辆在等着了。”

下台阶的时候，他是自己爬下去的。去韦斯特伍德的路上，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我真是太好心了，给我添麻烦了，真是抱歉。这话他也许已经对太多人说过太多遍了，就像是自动从他嘴里冒出来的一样。

他的公寓狭小闷热，没有半点儿温情，就像是他今天下午刚刚搬进来似的。一张绿色的硬沙发前放着一张咖啡桌，桌上有一瓶半空的苏格兰威士忌，一碗化了的冰块，三只空汽水瓶，两只玻璃杯，一只玻璃烟灰缸，里面装满了烟蒂，有些上面有口红印，有些没有。这里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件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私人物品。这就像是一间旅馆客房，有人租下它来，为的就是开个会，告个别，喝两杯，聊会儿天，再野合一场。它不像是住人的地方。

他请我喝一杯。我说谢谢，不必了。我没有坐。我离开的时候，他又谢了我一次，不过语气既不像是感谢我为他爬了一座山，也不完全是轻描淡写。他有一点颤抖，有一点害羞，但却礼貌得不得了。他站在敞开的房门后面，直到自动电梯升了上来，我也走了进去。哪怕他一无所有，但他至少还有礼貌。

他没有再提那个姑娘；他也没有提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前途，身上最后一个美元也已经付给了“舞者”，只为了一个高档靓妹，而她甚至不愿意多停留一分钟来确保他不会让巡警给扔进牢房，或是被某个凶悍的出租车司机从身上碾过去，再被抛到一片空地上。

乘电梯下楼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回去把那瓶苏格兰威士忌从他跟前拿走。可这不关我的事，而且这么做也没有用处。他们总能想办法弄到酒，只要他们铁下心来。

我开车回家，一路上咬着嘴唇。我应该是条硬汉的，可这家伙身上的某样东西触动了我。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除了他的白发、疤脸、清澈的声音，还有礼貌。也许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没有任何同他再度碰面的理由。他只不过是一条丧家犬，就像那姑娘说的。

2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好莱坞大街两边的各家商店里这时开始堆满了各种价格虚高的圣诞节垃圾，各家报纸也开始扯着嗓门吆喝：你要是不早早地完成圣诞大采购，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可不管怎样，大事总归要不妙的；它从来就没有妙过。

我在距我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大概三个街区远的地方看见一辆并排停靠的警车，车上的两个条子正盯着人行道上一家商店橱窗边的某样东西。那件“东西”就是特里·伦诺克斯——或者说是他的残留物——而那丁点可怜的残留物看起来也不怎么光鲜。

他正倚着一家店铺的门面。他必须找样能倚靠的东西。他的衬衫脏兮兮的，领子敞着，半边露在夹克外面，半边没有。他的鼻子皱缩成一团。他的皮肤极度苍白，那几条狭长的疤痕因此几乎都消失不见了。他的眼睛就像是雪堆里戳出来的两个洞。很明显，巡逻车的两个条子就要对他下手了，于是我赶紧走上前去，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直起身来，给我走，”我装出凶巴巴的模样对他说，然后偷偷地对他使了个眼色。“你能走吗？是不是喝高了？”

他迷茫地打量着我，然后挤出了他那个半边脸的小小微笑。“我之前喝过，”他低语道。“眼下我猜我只是有一点——腹中空空。”

“好吧，但你的脚得挪挪了。你眼看就要给扔进醉鬼牢了。”

他努力了一下，然后任由我扶着他从人行道上的流浪汉中间走过，来到路缘边上。那里停着一辆出租车，我一把拉开车门。

“他先走，”出租车司机边说边拿大拇指戳戳前面的一辆出租车。这时他扭过头来，看见了特里。“如果他肯走的话，”他又补充了一句。

“情况很紧急。我朋友病了。”

“没错，”司机说。“他可以换个地方去生病。”

“五块钱，”我说。“快快露出你那美丽的笑容吧。”

“哦，那好吧，”他说着便把手中一份封面上画着个火星人的杂志插在了后视镜后面。我把手伸进车里，拉开车门，把特里·伦诺克斯扶了进去，这时那辆巡逻车的阴影遮蔽了另一侧的车窗。一个灰发警察钻出车门，走上前来。我绕过出租车迎了上去。

“就耽误你一分钟，老弟。这里什么情况？那位衣物上有污迹的先生真是你的一位密友吗？”

“我们亲密得足以让我判定他需要一位朋友。他没喝醉。”

“出于财务上的原因，毫无疑问，”警察说。他伸出一只手，我把驾照放了进去。他看了看，递还给我。“噢噢，”他说。“一个私家探子在接客户。”他的音调变了，换上了一副凶巴巴的口吻。“这也让人对你有了几分了解，马洛先生。他呢？”

“他名叫特里·伦诺克斯。他是拍电影的。”

“很好。”他把身子探进出租车里，紧盯着坐在后排角落里的特里。“我得说，他有一阵子没有工作了。我得说他有一阵子没在屋里睡觉了。我甚至得说，他是个盲流子，因此我们恐怕得把他请进去了。”

“你的逮捕完成记录该没有少到这种程度吧，”我说。“在好莱坞不至于如此。”

他还在看着特里。“你的朋友叫什么，伙计？”

“菲利普·马洛，”特里慢吞吞地说。“他住在月桂谷，亚卡大街。”

警察把脑袋从窗户缝里抽了出去，转身打了个手势。“你说不定是刚刚告诉他的。”

“说不定是，可我没有。”

他瞪了我一两秒钟。“这次我就信了你，”他说。“别再让他上街了。”他钻进警车，呼啸而去。

我回到出租车里。我们穿过三个街区多一点的距离，来到我的停车位前，换上了我自己的车。我掏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给司机。他拘谨地瞥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就按计价表给吧，伙计。或者你愿意的话，付我一块钱也就地道了。我自己也潦倒过。在弗里斯科。那会儿也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拉我。那真是个铁石心肠的地方。”

“三藩市，”我机械地说。

“我管那儿叫弗里斯科，”他说。“让那些少数族裔见鬼去吧。谢了。”他接过一美元后便离开了。

我们去了一家免下车餐厅，那里的汉堡包做得还不至于连狗都不愿意吃。我喂了特里·伦诺克斯两个汉堡和一瓶啤酒，然后开车带他回家。那段台阶对他依然是个挑战，可他咧咧嘴，喘着气，爬了上去。一个小时过后，他洗浴修面完毕，看上去又像个人样了。我们端着两杯非常温润的酒坐了下来。

“算你走运，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说。

“我用心记的，”他说。“我还查过你的联系方式呢。我本该这样做的。”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一直住在这里。我还有间办公室。”

“为什么要麻烦你呢？”

“看起来你反正是非得麻烦某个人不可了。看起来你不像是有很多朋友的样子。”

“噢，我有朋友，”他说。“算是朋友吧。”他转着桌面上的玻璃杯。“开口求人帮忙可不太容易——尤其是当这一切都只能怪你自己的时候。”他抬起眼睛，露出一个倦怠的微笑。“也许我哪天真能把酒给戒了。他们都说这是能做到的，对不对？”

“要三年。”

“三年？”他看上去像是大吃了一惊。

“一般说来，是要这么久。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得让自己习惯一组相对黯淡的色彩，一类相对安静的声音。你得考虑到旧习复发。你过去熟识的所有朋友现在都会显得有一点点奇怪。你甚至都不会再喜欢他们中的大多数了，而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了。”

“这变化应该说不算大，”他说。他扭过头去，看着码头。“我有一只两百美元的手提箱寄存在好莱坞汽车站。要是我能把它弄出来的话，我就去买一只便宜的箱子，把寄存的那只给当了，弄来的钱就够我坐巴士去维加斯了。我能在那儿找一份工作。”

我一言不发。我只是点头，坐在那里，摆弄着我的那杯饮料。

“你在想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到这个主意，”他轻声说。

“我在想，这桩事情背后藏着些和我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你确定能找到工作吗，还是说那只是你的心愿？”

“确定无疑。一个跟我在部队里很熟的伙计在那儿开了一家挺大的俱乐部——水龟俱乐部。当然咯，他算半个混黑道的——他们全都是——可另外那一半却是个好人。”

“我可以出车费，再额外多给你一点。但我希望这笔钱不至于是肉包子打狗。最好是先跟他通个电话。”

“不必了，谢谢。兰迪·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的。他从未让我失望过。再说，那只手提箱能当五十美元。我有经验。”

“听着，”我说，“你需要多少，我来出。我不是什么豆腐心肠的大傻蛋。所以我给你什么，你就拿着，然后给我好好地混。我只希望不要再为你烦心了，因为你扯动了我心里的某种感觉。”

“真的吗？”他低头看着玻璃杯，小口抿着饮料。“我们只见过两次，两次你都对我够意思得不得了。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会陷入更大的麻烦，就连我也没法拉你出来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我就是有。”

他用两只指尖轻轻抚过右脸颊。“也许是因为这个。它确实会让我显得有点阴森，我想。可这是一处荣誉伤疤 ——或者至少是其造成的结果。”

“不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在意那种东西。我是个私家侦探。你是一个我不必解决的问题。可这问题依然存在。管这叫直觉吧。或者，如果你想要十二分文雅的话，就叫它个性感知吧。也许‘舞者’门前的那个姑娘不只是因为你喝醉了才甩你的。也许她心里也起了某种感觉。”

他淡淡一笑。“我和她曾经结过婚。她的名字叫西尔维娅·伦诺克斯。我是图她的钱才和她结婚的。”

我站起身来，皱起眉头瞪着他。“我给你弄点炒蛋来。你需要吃东西。”

“等一等，马洛。你在想，为什么我穷困潦倒，西尔维娅钱多得用不完，而我却不能问她借点钱来花。你听说过自尊吗？”

“我快笑死了，伦诺克斯。”

“是吗？我的尊严是很独特的。那是一个一无所有者的尊严。要是我惹你烦了，那我道歉。”

我出门走进厨房，做了份加拿大培根配炒鸡蛋，外加咖啡和吐司。我们坐在早餐角里吃了起来。这在我这栋房子建成的那个年代里是标配。

我对他说，我得去办公室了，回来的路上会帮他把手提箱提出来。他给了我行李票。他的脸上现在有了一点血色，眼睛在头颅里陷得也没有那么深了——它们刚才深得像是你得把手伸进去才摸得着一样。

出门前，我把威士忌放在了沙发前的桌子上。“拿出你的尊严来待它，”我说。“另外，给维加斯那边打个电话，就算帮我个忙吧。”

他只是微笑，然后耸了耸肩。下台阶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堵得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情愿饿得半死，在大街上晃悠，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衣服拿出去当一样。不论他信奉的规则是怎样的，他确实是按这样的规则行事的。

那只手提箱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让人目瞪口呆的物什。箱子的材质是漂白的猪皮，新的时候一定是奶白色的；上面的配件是金子做的。这东西一定是英国制造的，就算你能在这里买到，价钱大概也更接近八百美元，而不是两百。

我砰的一声把箱子放在他面前。我看了看鸡尾酒桌上的那瓶酒。他滴酒未碰。他神志跟我一样清醒。他抽着一支烟，但不是特别适应。

“我给兰迪打过电话了，”他说。“他很生气，因为我先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要找人帮忙，还是得找陌生人，”我说。“西尔维娅送你的礼物？”我指了指手提箱。

他看着窗外。“不。这箱子是我在英格兰得到的，远在我遇到她之前。确实是很久以前了。我想把它留在你这里，如果你能借我一只旧箱子的话。”

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张二十块来，放在他面前。“我不需要抵押。”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不是开当铺的。我只是不想带着它去维加斯。再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

“好吧。钱你拿着，手提箱我来保管。不过我这房子很容易被偷的。”

“没关系，”他满不在乎地说。“真的没关系。”

他换了身衣服，五点半左右我们在莫苏家吃了晚饭。没有喝酒。他在卡哥上了巴士，我则开车回家，一路上思绪飘忽不定。他的空手提箱还摆在我的床上，刚才他就在那里打开箱子，取出东西，塞进了我的一只轻飘飘的箱子里。他的箱子还配有一把金钥匙和几把锁，钥匙就插在其中一把锁里。我把空箱子锁上，将钥匙系在提手上，然后把箱子放进衣橱的最上面一格。凭手感箱子里面不见得真的空无一物，可这不关我的事。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房间里比往常似乎更显得空空荡荡。我摆开王车后卒，跟斯泰尼茨下了一局法兰西防御。他用四十四步战败了我，可我也让他出了一两把冷汗。

九点半电话响了，说话的是一个我之前听到过的声音。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没错。我是马洛。”

“马洛先生，我是西尔维娅·伦诺克斯。上个月的某天晚上，我们曾在‘舞者’门前有过一面之缘。我后来听说，您非常好心地送了特里回家。”

“确实如此。”

“我猜您大概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夫妻了，但我还是有一点为他担心。他退掉了自己那套在韦斯特伍德的公寓，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我已经注意到了你有多为他担心。”

“听着，马洛先生。我和这个男人有过一段姻缘。我不是特别同情醉鬼。也许我当时有点不近人情，也许我那时手头有急事。你是个私家侦探，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切都可以用职业眼光来看待。”

“现在什么眼光都不需要了，伦诺克斯太太。他已经上了一辆开往拉斯维加斯的巴士。他在那儿有一位朋友，那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

她的语气蓦然间拨云见日。“噢——去拉斯维加斯？他还真有情啊。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看他是忘了，”我说，“不然他就该去别的地方了。”

她没有挂断电话，而是哈哈一笑。撩人、轻巧的笑。“你对客户总是这么粗鲁吗？”

“你不是客户，伦诺克斯太太。”

“指不定哪天就是了。谁知道呢？那我们就说，对你的女友吧。”

“我的回答不变。这伙计穷困潦倒，又脏又饿，身无分文。你要有心的话，完全可以去找他。他那时不想从你这儿拿一分钱，现在大概也不想从你这儿拿一分钱。”

“关于这一点，”她冷冷地说，“你不可能有半点了解。晚安。”她挂上了电话。

她的话真是太对了，而我真是错得离谱。可我当时不觉有错。我只是很恼火。她要是早半个小时打电话来的话，说不定我的火气就足以让我把斯泰尼茨杀个落花流水了——只是他已经死了五十年了，而那盘棋局也只是某本棋谱里的。

3

离圣诞节还剩三天的时候，我收到了拉斯维加斯银行开出的一张面值为一百美元的银行本票，后面还附了一张写在旅馆信纸上的便条。他向我道了谢，祝我圣诞快乐、万事如意，说他希望能够很快和我再见面。重磅消息在附言里。“西尔维娅和我就要开始度第二次蜜月了。她说，请不要因为她想再试一次而怪罪她。”

余下的故事我是在报上社会版块的某个八卦专栏里读到的。我不常读这类东西，只有在我把其他栏目都讨厌了个够的时候才会翻到这里。

“亲爱的读者们，在得知特里与西尔维娅·伦诺克斯在拉斯维加斯破镜重圆的消息后，本报记者激动不已。众所周知，西尔维娅是称雄旧金山与佩布尔比奇的百万富翁哈兰·波特的小女儿。她正着手让马塞尔·杜豪与让娜·杜豪以当今最最前卫、最最时髦的风格重新装修她那套位于恩西诺的豪宅——从屋顶到地窖。柯特·韦斯特海姆——西尔维娅的前任——把这座只有18个房间的小棚屋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她，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那柯特上哪儿去了呢，你也许会问？还是说你根本不在乎？移驾圣特罗佩斯了，而且我听说是永久性的。候驾的是一位血统非常、非常纯正的法国女公爵，膝下还有两个可爱至极的小天使。哈兰·波特对于两人再婚有什么看法，你也许会问？那你就只能去猜了。波特先生从不接受采访。你们还能找到比这更独家的报道吗，亲爱的读者们？”

我把报纸扔进角落，打开电视机。在欣赏过了社会版块狗仔队的呕吐物后，甚至连摔跤手们看上去都俊俏了起来。不过那些事情可能不假。既然已经上了社会版块，那它们最好是真的。

我在脑海里想象着那座18个房间的小棚屋里堆着波特家的几百万美元，更不用提杜豪夫妇以最最时髦的亚生殖崇拜象征主义风格打造的室内装潢了。但我完全想象不出特里·伦诺克斯穿着百慕大短裤在其中一座游泳池边闲庭信步，一边用无线电话吩咐管家冰镇香槟、烧烤松鸡的模样。我也没有理由去如此想象他。如果这家伙想要做条让人指指戳戳的毛毛虫，这完全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知道，我会的——哪怕仅仅是因为他那只该死的镀金猪皮手提箱。

这是一个三月的傍晚，五点左右，天下着雨。就在这时，他走进了我那间破破烂烂的脑力工场。他看上去像是变了个人：老成，非常清醒、严肃，而且镇定自若。他的模样像是一个已经学会了从容面对各种明枪暗箭的人。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的雨衣，戴着手套，没戴帽子，一头白发就像飞禽胸口的羽毛一样柔顺。

“我们找家清静的酒吧喝上一杯吧，”他说，口气就像是他之前只是走开了十分钟似的。“当然，那是在你有时间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握手。我们之前也从没有握过。英国不像美国人那样整天握手。虽说他不是英国人，但他还是染上了一点他们的习气。

我答道：“我们还是去我那里拿上你的手提箱吧。那东西一直让我有点操心。”

他摇摇头。“你要是愿意替我保管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

“为什么？”

“只是我的一个心愿。你介意吗？它与我曾经并非一无是处混吃等死的那段过去有着某种联系。”

“真是有病，”我说。“但这不关我的事。”

“如果你是在担心那箱子是偷来的话——”

“那也不关我的事。我们去喝你刚才说的那酒吧。”

我们去了维克多酒吧。他开着一辆深褐色的“木星爵卫”，车上装了一个薄薄的帆布遮雨车篷，下面的空间刚好只够坐我们两个人。车里面是灰白色的皮质椅套，还装点着像是银制的小附件。我算不上是汽车迷，可是这辆该死的车确实让我流了几滴口水。他说这车能瞬间加速到六十五码。车上配了一根矮墩墩的变速杆，高度只及他的膝盖。

“四速的，”他说。“他们还没有为这样的宝贝发明出自动挡来呢。可你也不需要自动挡。上坡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挂到三挡启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最多也只能挂到三挡了。”

“结婚礼物？”

“不过是个小意思——送这种礼物的时候她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碰巧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小玩意儿’。我算得上是个给宠坏的孩子了。”

“真幸福，”我说。“如果这样的生活没有代价的话。”

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把视线转回到被雨水打湿的路面上。双雨刷轻柔地在挡风玻璃上嗖嗖掠过。“代价？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伙计。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幸福？”

“不好意思。我说错话了。”

“我有钱了。谁他妈的想要幸福？”他的嗓音里有一种我之前从未听到过的悲伤。

“你喝酒的习惯怎么样了？”

“优雅得体得无懈可击了，老朋友。不知怎的，我好像管得住这个老毛病了。不过，谁知道呢？”

“也许你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酒鬼。”

我们坐在酒吧吧台的一角里，喝着螺丝起子。“这儿的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这个酒，”他说。“他们说的螺丝起子就是酸橙汁或者柠檬汁加金酒，再兑一丁点甜的或是苦的。真正的螺丝起子是一半金酒兑一半罗斯柠檬汁，不添任何别的东西。这酒可以把马提尼甩开十条街。”

“我对酒不那么讲究。你和兰迪·斯塔尔处得怎么样？干我这行的都知道他是个狠角儿。”

他身子往后靠了靠，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我猜他的确是个狠角儿。我猜他们全都是狠角儿。可是他表面上并不显山露水。我还可以跟你说几个同在好莱坞黑道场上混的伙计，他们一看就是那样的人。兰迪可不想这样。在拉斯维加斯，他是一个合法的生意人。下次你去那里的时候，你可以去见见他。他会跟你成哥们儿的。”

“不太可能。我不喜欢流氓。”

“那只不过是一种难听的叫法罢了，马洛。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两场世界大战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也将把它维系下去。兰迪、我，还有另外一个伙计曾经一起经历过一点小麻烦。这在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纽带。”

“那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他一口气喝干了杯里的酒，朝侍者打了个手势。“因为他无法拒绝。”

侍者又拿了两杯酒来。我说：“这话在我听来纯粹是空话。如果这家伙真的碰巧欠你点儿什么的话，那你就站在他的位置上想想。他会很乐意能有一个机会来还你这个人情的。”

他慢吞吞地摇了摇头。“我知道你说得对；再说，我也的确问他讨了一份工作。可那一阵子我是真的干了活儿的。至于说问他要照顾、要施舍，那我可不干。”

“可你却愿意向一个陌生人讨这两样东西。”

他直视我的眼睛。“陌生人可以只管自己走路，假装没听见。”

我们喝了三杯螺丝起子（不是双杯分量的），他一点反应也没有。这点酒足以让一个真正的酒鬼酒兴大发了。如此看来，他的酒瘾说不定真的治好了。

喝完酒后，他开车送我回办公室。

“我们八点十五分开晚宴，”他说。“只有百万富翁办得起这样的晚宴。可如今，也只有百万富翁的仆人忍受得了这样的晚宴。各式各样有趣的客人都会赶来赴宴。”

从此以后，他几乎养成了每天五点左右过来串门的习惯。我们并不是每次都去同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去维克多的频率确实最高。这地方对他而言也许有某种不为我知晓的意义。他一次都没有喝高过，这让他自己也很吃惊。

“这毛病一定就像是疟疾，”他说，“要么不发，要么就一发不可收拾。没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从来没有犯过这病似的。”

“有件事我真搞不懂：一个像你这样的上层人士干吗要和一个私家探子喝酒呢？”

“你这是在谦虚吗？”

“不。我只是有点疑惑。我还算是个容易交朋友的人，可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甚至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只知道那是在恩西诺。我猜，你的家庭生活还算完满吧。”

“我没有家庭生活。”

我们又喝起了螺丝起子。酒吧里这时空空荡荡的。只有零星的几个嗜酒如命的老酒鬼像往常一样分散地坐在吧台前的凳子上，开始把自己灌倒。这类人总是动作异常缓慢地伸手去拿面前的第一杯酒，一面紧盯着自己的手，以免碰翻任何东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还是说你没打算让我明白？”

“‘大制作，没剧情’，就像电影界的那些人说的那样。我猜西尔维娅还算幸福，尽管那并不见得是因为和我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并不十分重要。你如果不用工作，也不用考虑花销的话，你就不愁没有事情做。虽说这些事并不怎么有趣，但有钱人从来就不懂什么叫有趣。他们也从来没有找到过乐趣。他们从来不做真正有难度的事情，除非那是勾引别人的老婆——可这种欲求和水管工的老婆渴望给客厅装一条新窗帘的心情相比就苍白得可怜了。”

我一言不发。我让他说个够。

“我基本上就是在消磨时间，”他说，“时间真难磨啊。打一小会儿网球，打一小会儿高尔夫，再游一小会儿泳，骑一小会儿马，还有那件妙不可言的乐事：看着西尔维娅的朋友们拼命支撑到午饭时间，然后开始向他们的宿醉发起进攻。”

“你去维加斯的那天晚上，她说过她不喜欢醉鬼。”

他笑了笑，扬起半边嘴角。我对他脸上的疤痕已经习惯了，平时甚至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除非是某种神色的变化突出了有疤的那半边脸上的僵硬表情。

“她说的是没钱的醉鬼。有钱的醉鬼就只是酒量太大而已。就算他们在游廊上呕吐了，反正也有管家来收拾残局。”

“你不应该选择这样的生活。”

他仰起脖子，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我得开溜了，马洛。再说，我已经让你觉得烦了——老天在上，我都觉得自己烦了。”

“我没觉得你烦。我受过训，知道该怎么倾听别人。我迟早会搞明白你为什么情愿做一条宠物贵宾犬的。”

他轻轻地用一只指尖拂过脸上的疤痕，脸上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你应该问的是，她为什么想要把我留在身边，而不是我为什么想要待在那里，耐心地坐在我的锦缎垫子上，等着她来拍我的脑袋。”

“你喜欢锦缎垫子，”我边说边起身同他一道出门。“你喜欢丝绸毯子，喜欢摇铃，喜欢等着管家带着谦恭的微笑出现在你面前。”

“也许吧。我是在盐湖城的一家孤儿院里长大的。”

我们出了门，走进困倦的夜色。他说他想散步。我们来的时候开的是我的车；这次我动作够快，终于抢先买了一回单。我看着他消失在视线之外。就在他渐渐隐没在淡雾之中的时候，他的白发在一家店铺橱窗的灯光下蓦然一闪。

我更喜欢他烂醉如泥、穷困潦倒、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但却傲骨铮铮时的样子。但也不好说。也许我只是喜欢那种优越感。他为这些事情给出的理由很让人费解。干我这行的都知道，有些时候应该直接发问，有些时候则应该小火慢炖，直到锅盖自己被顶开。每个有手段的警察都知道这一点。这就像是下棋或拳击中的一步妙招：有些人你得步步紧逼，让他们失去平衡；有些人你只需把他们堵在角落里，然后等着他们自己打败自己。

要是我那天就问他的话，他也许当时就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向我和盘托出了。但我甚至从没有问过他的脸是怎么给人砸坏的。如果我问了，他也跟我说了，那这也许就能挽救几条人命。但也只是也许，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