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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际合作机制的比较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也遭遇了一些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拿来和马歇尔计划、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提并论。本节拟对这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目标定位的标志性跨区域合作机制,梳理它们的历史背景、发展路径与走向成果,比较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以供“一带一路”达成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借鉴。

4.1 马歇尔计划的缘起、过程与成果

二战后西欧百废待兴,经济凋敝,基本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农业收入不到大战爆发时的50%,奥地利、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业产量不到战前1938年的2/3,德国的工业产量仅是1938年的27%。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汽油等燃料也供不应求。同时,战争时期的联盟结束,两大政治阵营对峙端倪显现。东欧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体系形成。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一家独大。美国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急欲在欧洲培植起能直接与苏联抗衡的资本主义集团势力。在该背景下,马歇尔计划正式出炉,旨在通过有条件地支持、援助、干预和协调西欧经济发展,推动西欧国家恢复战后经济,并使之纳入美国设想和规划设计的一体化发展轨道,帮助美国企业消耗过剩工业产能,实现美国资本输出和全球扩张,形成美国对西欧的领导地位,同时遏止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马歇尔计划不仅是一个经济计划,更是一个涉及军事援助、文化渗透、政治势力范围等的行动计划。

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到1952年6月宣布结束,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西欧各国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物资、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约133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的援助方式是直接的美元援助,这主要针对商品物资和具体的工程或者项目融资,其中物资方面,早期主要是提供食物、养料、饲料等,后期生产设备的资助占比上升。在整个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美国进行了大量投资,为援欧共拨款约133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9%,其余为贷款。尽管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资金在各受援国的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最高为希腊占13%,最低为瑞典只占1%,一般为3%~5%,但这些资金对经济困难的西欧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刺激了其经济的发展(见表1-2)。

表1-2 马歇尔计划西欧各国受援助情况(百万美元)

对欧洲而言,美国的要求主要是体现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上。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强调“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复兴是美国提供援助的条件。这一观念要求欧洲经济融为一体,打破战前各国间贸易、关税壁垒,缩小国与国的差别,创建欧洲经济的一种新结构。欧洲在“经济一体化”后对美国的依附,一方面有助于美国对苏联和德国进行“双重遏制”,使美国有效承担起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责任和地位;另一方面有助于减轻美国在欧洲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取消欧洲国家间关税壁垒的做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马歇尔计划主要由美国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ECA)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OEEC)两个机构负责实施落实欧洲经济问题,协调分配援助物资等。OEEC于1948年4月16日由欧洲16个国家在巴黎签署《欧洲经济合作条约》后成立,后来逐步扩大成员国到非欧洲国家,并于1961年改名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帮助各成员国家的政府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就业,成员国生活水准上升,同时保持金融稳定。

为了配合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在OEEC的协调下,欧洲于1950年9月成立了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 Union,EPU),消除欧洲货币之间不可兑换的障碍和数量限制。EPU通过决定每个国家的配额来平衡欧洲国家相互之间的赤字,某国家为进口支付的总额超过了出口所得,该国可以从EPU获得信用额度补齐差额,同时,EPU也具有有效的制裁机制要求其偿还。这种制度在促进欧洲与美国自由贸易的同时,也使各个成员国可以确定对美元的精确汇率,促进了固定汇率的美元本位制的形成。

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对于马歇尔计划的正面作用不应过分夸大,但该计划的总体效果还是被西方所认同的。作为一个被普遍认为成功的投资计划,马歇尔计划有其一定的积极价值效用,该计划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战后的西欧经济发展,为西欧经济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950年,西欧各国的生产已普遍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到1952年6月计划结束时,西欧各国的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35%,农业生产增加了10%。西欧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输出提供了更为广大的市场。1955年至1965年,美国对西欧的直接投资额由30亿美元猛增至139.8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16.6%;1953年至1965年,美国向西欧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由18.1%提高至31%,西欧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政治上,马歇尔计划巩固了西欧资本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降低了共产主义在西欧国家社会的影响力。同时,马歇尔计划推进了欧洲经济、贸易上的一体化发展,推动形成了欧洲合作组织雏形,并最终促成了欧洲经济新秩序。

4.2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

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金奈发表的演讲中首次对外宣布了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呼吁打造一条以阿富汗为核心,贯穿中亚至南亚的交通与贸易枢纽,并试图建立一条由其主导的“新丝绸之路”,但因其进展缓慢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再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概念出现在1997年10月,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在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负责人弗雷德·斯塔尔教授密切合作下最早提出了有关“新丝绸之路”的提案。后来,该想法在斯塔尔教授2005年夏季提出的大中亚计划中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他主张美国应以阿富汗为中心,推动中亚、南亚在政治、安全、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由亲美的、实行市场经济和世俗政治体制的国家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从而实现美国在中亚和南亚的战略利益。时任美国总统布什采纳了该计划,将涉及中亚国家的事务从美国国务院欧洲局转出,与南亚事务合并在一起处理。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受阿富汗、巴基斯坦形势恶化所困,为尽快结束阿富汗战争,提出了以“先增兵、后撤军”为主要内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中亚计划进入了新的阶段。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金奈的演讲中首次宣布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并于同年9月正式提出该计划。其主要构想为:以阿富汗为枢纽,将中亚、西亚等能源资源充沛的国家与经济迅猛发展的印度及东南亚地区连接起来,从而打造一个覆盖中亚、西亚和南亚的经济、交通、贸易发展网络,实现区域间的资源流动与优势互补,声称该计划的实施将“使整个地区经济走向繁荣,中亚、南亚地区趋向稳定”。同年10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有关国家大使馆发出电报,要求将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计划,并将其向国际伙伴通报。这标志着该计划正式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作为美国对阿富汗战略转型的重要标志,“新丝绸之路”计划表明,美国对阿富汗战略已从注重北约的作用并奉行军事第一、经济第二,过渡为倚重地区国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并通过依靠地区国家力量开展非军事战略,为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后的中亚地区控制奠定基础。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提出既有美国国内因素的推动,也是阿富汗局势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客观要求。美国国内,民众厌战情绪和反战呼声上升,同时,维持高额战争开销对于美国经济复苏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久拖未决的阿富汗战争让美国财政难以为继。2011年3月美国国会研究机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报告指出,自“9·11”事件后,美国在军事行动中共投入1.283万亿美元,其中4444亿美元用于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约占美国全部战争开支的35%。从阿富汗局势看,安全与社会环境不容乐观,反美主义盛行,北约联军内部出现矛盾。经济上,经过多年战乱,阿富汗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11年4月数据显示,2010年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仅156亿美元,在184个成员中排名第108位,人均GDP仅517美元,位列第169。战乱导致阿富汗国内生产、生活物资匮乏,有600多万人流亡国外,沦为难民。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支出,有近94%(4162亿美元)用于直接军事行动,而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给阿富汗的援助只有251亿美元,约占全部费用的6%。这给阿富汗及整个地区的民众留下了美国“只反恐不顾民生”的负面形象。

“新丝绸之路”计划原计划将重点放在能源、物流通道的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上。然而其随后的推行并不顺利,并未获得南亚、东南亚、中亚、中近东国家的支持。众多项目仅停留在纸面上,几乎没有产生值得重视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成果。同时,2014年底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阿富汗国内局势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境内恐怖活动频发。据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报告,2014年,阿富汗冲突导致10548名平民死亡,2015年该数字达到11002人,2016年进一步上升为11418人,为2009年开始有此项统计以来的最高值。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报告显示,2016年1月底,阿富汗政府仅控制70.5%的国家领土;到5月底,下降为65.6%;到2017年5月底,阿富汗政府仅控制或影响全国407个区县中的59.7%,较之上一年同期减少了5.9个百分点。

4.3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前身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也称P4),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2005年5月28日,四国协议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该协议的重要目标之一为建立自由贸易区。2008年,美国政府决定启动与P4的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国一同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美国借助已有协议,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开始全方位主导TPP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入发展壮大阶段,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纷纷加入。2016年,TPP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2个国家在新西兰奥克兰市正式签署了TPP协定。这12个国家加起来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40%,超过欧盟。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命令,宣布美国退出TPP,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进入新的时期。TPP生效的关键条件之一就是完成国内法律程序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12国GDP总和的比重不得低于85.0%。鉴于美国的GDP占12国GDP总和的60.3%,特朗普宣布退出TPP使TPP何去何从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目前,其余11国仍在进行TPP相关谈判,日本等国希望继续推动TPP11尽快生效,但仍未有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刘悦,陈哲,李佳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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