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很没劲的公共汽车之旅,车内婴儿的哭闹声此起彼伏,阳光灼热,在宾夕法尼亚沿路的村镇,总有农民上车下车,直到我们抵达俄亥俄的平原地带,车子才开始疾驰,夜间经过阿什塔比拉,直接穿过印第安纳州。我一大早到达了芝加哥,在基督教青年会住了个单间,带着兜里所剩无几的钱上了床。我美美地睡了一整天,才出去对芝加哥探个究竟。
有密歇根湖吹来的风,卢普区的波普爵士乐,我可在南哈尔斯特德和北克拉克闲逛许久,午夜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了丛林,竟被一辆巡逻的警车当成可疑分子盯上了。1947年那会儿,波普爵士乐正火遍全美,卢普区的那帮家伙吹得半死不活的,因为波普爵士乐正处于查理·帕克学鸟叫和迈尔斯·戴维斯初期的过渡阶段。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听着为我们这些人代言的波普爵士乐,想起了我遍布全国的朋友们,他们实际上处于同一块空荡荡的后院里,做着同样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我生平第一遭,在接下来的那个下午,进入了西部。那是个温暖美好的下午,搭便车正合适。为了躲开芝加哥拥堵的交通,我坐了公交车到伊利诺伊州的乔伊特,途经乔伊特监狱,徒步从一条飘满落叶的破落街道上走过,我在郊外开始搭车,指着我想去的方向。从纽约到乔伊特一路坐车过来,我已经花光了兜里大半的钱。
我第一段搭的是一辆插着红旗标志的装炸药的卡车,在旷阔而又绿油油的伊利诺伊州行驶了三十英里之后,司机帮我指了指我们正在飞驰其上的六号公路和六十六号公路交接的地点,它们之后都通向一望无际的大西部。下午三点许,我在路边小店吃完一个苹果馅饼和一只冰淇淋之后,一位开着双门小车的女人为我停了下来,我追着那辆车跑的时候确实大喜过望,她是个中年妇女,实际上是个儿子已有我这么大年纪的当妈的,她想让人帮她把车开到艾奥瓦,我再合适不过了。艾奥瓦!离丹佛不远了,一旦我到达丹佛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开始她开了几小时车,在某个地方坚持下来要去参观一个教堂,好像我们是游客似的。之后我掌控了方向盘,虽然我车开得不咋的,但我还是把从伊利诺伊到艾奥瓦的戴维波特余下的路都开完了,路上还经过了岩岛。在那儿,我平生头一回见到了亲爱的密西西比河,它在夏天的雾霭当中看起来干干的,水位很低,而且散发着一种臭味,这是因为它冲刷了美国的肌体而染上的气味。岩岛——铁路的轨道,棚户区,小城区,过了桥就到了戴维波特,大同小异的镇子,在温暖的中西部阳光下散发着锯末的气味。在那儿,那位女士要从另外一条路上回她艾奥瓦的老家,我便下了车。
太阳即将下山,我一边走一边喝了几罐冰啤酒,走到了城边上,那是一段很长的路。男人们正开车下班回家,戴着铁路工的帽子,棒球帽,各种各样的帽子,与其他任何镇子男人下班后的情形无异。这其中一位让我搭车到山顶,在一个孤零零的、大草原边上的岔路口把我放了下来。那里的景色优美。过路的唯有农用车,他们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他们一路叮叮当当前行,牛群正去往回家的路上,一辆过路的卡车也没有。几辆车飞速开过,一个开着改装车的小伙儿脖子上戴的围脖在风中飞扬。太阳正在下山,我站在近乎深紫的暮霭之中,开始感到害怕,在艾奥瓦乡下一盏路灯都没有,很快谁也看不到我了,幸好一个回戴维波特的男人带了我一程,让我回到城里,但我也就回到了起点。
我坐在公交车站,琢磨着这件事,我又吃了一个苹果馅饼和一只冰淇淋,这差不多是在路上最常吃的两样东西,我知道它们营养丰富而且相当可口,当然了,我打算赌一把,在汽车咖啡馆花了半个小时花痴一位女招待之后,我坐上了去戴维波特城里的公交车,我坐到了城边上,在一家加油站跟前下了车。在那里,各种大卡车轰鸣着路过,嗯,不出两分钟,其中一辆大卡晃悠着为我停下。我欣喜若狂地奔将过去。那是个怎样的司机啊——一个大粗胖子,眼球突出,嗓音嘶哑又刺耳,他重重地关上车门,四下乱踢了一阵,便轰隆隆地启动了卡车前行,几乎就不搭理我。因此我可以歇息一下我疲惫的灵魂,搭便车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你得跟数不清的人说话,让他们觉得自己搭上你不是个错误,至少你可以让他们开心一下。当你忙着赶路以至于都顾不上住店时,那更是个麻烦事。那司机为了压住引擎的轰隆声,扯开嗓子跟我嚷嚷,我也不得不嚷嚷了回去,一来一往,我们都放松了下来。他就这样一路吵吵着到达艾奥瓦,嘶吼着跟我说他是怎么在那些制定了不合理的限速规则的地方,巧妙地逃脱了。“那些该死的警察没法在我屁股上贴条儿!”当我们即将到达艾奥瓦市时,因为他得拐入艾奥瓦,他就向跟在他后头的卡车闪了几下尾灯,把车速慢下来好让我跳出车去,后边那辆卡车心领神会,就这样近乎无缝对接,我坐到了另外一辆高高的卡车上,继续赶几百英里的夜路,真是令人心花怒放!这个接手的卡车司机跟刚才那个一样疯狂,也是大声地嚷嚷着,我也不得不继续大声地嚷嚷回去。现在,我能看到丹佛在眼前像应许之地一样出现了,在星空之下延伸的这些路途,穿过艾奥瓦的大草原和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块块平原,我也能看到旧金山更为开阔的景象,就像夜幕中的珠宝。他一面疾驰一面讲了好几个小时的故事,然后在艾奥瓦一个小镇——那地方多年后迪安和我曾经被警察拦下盘查,因为怀疑我们开的凯迪拉克是偷来的。他在驾驶座上睡了大约几个小时。我也睡了会儿,然后沿着孤零零的、被一盏灯照亮的红砖墙又溜达了一会儿,那里每一条小路的尽头都通向了沉静的草原,飘散在夜空中玉米的味道闻起来像露珠。
黎明时分,司机突然惊醒,又轰隆隆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得梅因市的雾气就在前方绿油油的玉米地上空出现,他说想慢悠悠地吃顿早餐,于是我独自一人进入了得梅因,搭上了两个艾奥瓦大学学生的车,走了大概四英里,坐在他们崭新舒适的车里,听着他们谈论考试的事情,和缓地开入城区的感觉有点儿古怪。现在我想睡够一整天,于是我去往基督教青年会想要个房间,他们已经客满了,于是我凭着直觉沿着铁轨走——得梅因的铁道有的是——最后在一间机车库房附近找到了个昏暗又窄小的小客栈,是平原区装修风格。我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干净雪白的床上睡了整整一天,我的枕头后方,前任的房客在墙上刻满了下流字句,明黄窗帘将铁道站上灰蒙蒙的景象隔绝在外。我醒来的时候,太阳红红地挂在外头,那是我生命中不同寻常的奇妙时刻之一,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远离家乡,在旅途中精疲力竭,住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廉价旅馆里头,听着外边的水流哗哗作响,旅馆的旧木地板嘎吱作响,楼上有脚步声和各种各样惨兮兮的声响,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大概有奇怪的十五秒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不感到害怕,我不过是另外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我穿行在整个美国的半路途中,我处于我少年时代的东部和我未来西部的分界线上,这也许就是让我感到神奇的火红下午的来由吧。
但我得继续前行,少说废话,我收拾好自己的行装,跟坐在痰盂边上的旅店老板道别,出去找吃的。我吃了苹果馅饼和冰淇淋——深入艾奥瓦后,我发现这两样吃的的变化,仿佛是渐入佳境——馅饼个头变大,而冰淇淋比别处更甜。那天下午,我在得梅因所见的一群群姑娘们是最美的——但我无暇执着于这个念头,在丹佛,有一场舞会正等着我。卡罗·马克斯已经在丹佛了,迪安也在,查德·金和提姆·格雷也在,那是他们的老家;玛丽露在那儿,还听他们提及可能还有另外一大票人,包括雷·罗林斯和他漂亮的金发妹妹贝比·罗林斯,迪安认识的两个侍女贝腾库特姐妹,甚至还有罗兰·梅杰,他是我大学写作课上的好哥们。我对于见到他们充满了期待和热望。于是我抛下了那些漂亮的姑娘们——世上最美丽动人的姑娘都住在得梅因。
有个家伙开着一辆装满工具的卡车,活像移动的工具棚,他站着驾驶,又活像现代的送奶工,他送了我一程上坡的路,而后我又搭上了一对农民父子的车,他们正打算去艾奥瓦州的艾德,在这个镇子的加油站边上的一棵大榆树下,我认识了另外一个搭便车的,一个典型的纽约人,一个在邮局多年来以开卡车为主要工作的爱尔兰人,他打算去丹佛见个姑娘,开始一段新生活。我感觉他在逃离纽约的某样东西,也许是犯事儿了。他是个三十岁左右地道的红鼻子酒鬼,通常我不太爱搭理这号人,我对于友情有着敏锐的嗅觉。他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毛衣,一条兜里塞满东西的裤子,他除了一只袋子啥也没有——里面只装着把牙刷和几条手帕。他说我们应该合伙搭车,我本该一口回绝,因为他在路上看起来实在太邋遢了,但我们站在一起,搭着一个沉默寡言的司机的车到了艾奥瓦的斯图亚特,我们滞留在那个镇子里无计可施,站在斯图亚特火车售票处门口,等着西去的便车直到太阳下山,为了打发这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是讲各自的事儿,然后他讲了些黄段子,我们踢着小石子儿,让它们发出各种傻透了的噪音。我们很无聊,我打算花一块钱买啤酒喝,我们去了斯图亚特一家老酒馆,喝了一些。他很快喝得跟他在纽约第九大道的家里一个德性,在我耳边兴高采烈地叫嚣着他一生中做过的各种下作的梦,我开始变得有些喜欢他,不是因为像他后来证明的那样是个好人,而是他对一切都充满了热情。我们回到黑漆漆的路上,当然了没人停车,也没多少车路过。直到凌晨三点依然一无所获,我们试着在售票处的长椅上打个盹儿,但电报机整晚滴滴答答地吵着,实在无法入睡,外加外边那些哐当作响的火车货车,以前我们没扒过货车,不知道怎么干,不知道它们往东还是往西,也不知道应该选择带棚子的、平板的还是冷藏车,诸如此类的麻烦事儿。天亮前,当奥马哈的公交车开来的时候,我们就跳了上去,汇入了昏昏欲睡的乘客之中——我付了我和他的车票,他的名字叫埃德,他让我想起了布朗克斯来的表弟。这就是我为何和他形影不离,就像一路有个老朋友同行,一个有说有笑的好脾气的旅伴。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康瑟尔布拉夫斯,我向窗外看。整个冬天,我都在读那些伟大的拓荒者和货车党的书,他们在被驱送往俄勒冈和圣菲之前,会在那里聚合一段时间。当然了,现在那里只有一些小巧玲珑的乡间木屋,待在惨淡灰暗的黄昏之中。然后是奥马哈,天哪,我第一次见到的牛仔,正沿着肉类批发仓库的红砖墙边上溜达,他戴着阔檐帽,脚蹬得克萨斯靴,除去这身行头外,他看起来和东部任何一个在墙边沮丧行走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下了公交车,在小山上攀爬行走,这一大片山丘也许都是密苏里河千百年来冲刷而成的,沿着河建成了奥马哈,我们走到乡间,竖起了拇指想继续搭车,一个戴着阔檐高帽的有钱的农场主搭了我们一程,他说普拉特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样伟大,他这么说着的时候,我看着远处那些高大的树木,与河床一同蛇行,以及周边那些绿油油的田地,几乎就同意了他的说法。随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十字路口搭车,天开始阴下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六英尺高的、戴着半高帽的牛仔招呼我们过去,他想知道我们俩谁会开车。当然了,埃德和我都会开车,他有驾照我没有。那位牛仔要开两辆车回蒙大拿,他老婆在大岛,他想让我们开着其中一辆车去那里,然后让她接手。那会儿他正往北去,他只能搭我们一小段路。但是要去内布拉斯加还有足足一百英里的路要走,我们毫不迟疑地上车了。埃德独自开着一辆车,牛仔和我开着另外一辆车跟在后面,我们一旦开出城,埃德就使劲把车提速到九十迈每小时,“该死的,那哥们想干吗?”那位牛仔叫嚷道,而后紧追不舍,很快就像是在路上赛车。有一瞬间我想埃德也许想驾车逃逸——以我所知,那是极有可能的。但是那牛仔也不是怂包,他没跟丢,终于追上了埃德,使劲地按喇叭。埃德的车速慢了下来,牛仔按着喇叭让他停下来:“靠,哥们,你开那么快是会爆胎的,你能开慢点儿吗?”
“我晕了,我真的开到九十迈了?”埃德说,“这路太好了,我压根没意识到。”
“悠着点儿开,这样我们能顺顺当当地开到大岛。”
“没问题。”我们重新开始了旅程,埃德消停了下来,也许差点睡着了。于是我们开了一百英里,穿行过内布拉斯加,沿着风中的普拉特河和广袤无际的田野。
“不景气的时候,”那牛仔跟我说,“我每个月至少扒一次火车,那些日子,你能看到一辆平板车或带棚车上挤着几百号人,他们不单是流浪汉,他们是形形色色失业的男人,从一个地方晃到另一个地方,有些人不过是在瞎晃悠。那时候整个西部充斥着这种情况,火车司闸工从不干预你。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内布拉斯加是个我特别瞧不上的地方,三十年代中期,这里触目所及不过是一片漫漫黄沙,你无法呼吸。地是黑乎乎的,那些年我在这里,他们尽管把内布拉斯加还给印第安人好了,我才不稀罕呢,我讨厌这个地方,胜过世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蒙大拿现在是我安家的地方,密苏里,你没事儿可以去转转,那才叫上帝的国度。”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聊烦了,我也就睡了,他是个挺有意思的聊伴儿。
我们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吃口饭,那牛仔跑去补胎,埃德和我坐在一家家庭风味餐厅。我听到一阵狂笑声,是世上最粗犷的大笑,进来了个老派打扮的粗鲁的内布拉斯加农民,他带着一帮小伙儿来吃饭,你可以听到他震翻平原的刺耳嗓音,响彻他们灰蒙蒙的世界。每个人都跟着他一起大笑,他在这世上无所顾忌,对所有人照顾备至。我对自己说,嗨,听那人的大笑,这就是西部,我在西部。他径直进了餐馆,一路喊着莫的名字,说她做的樱桃馅饼是内布拉斯加最好吃的。我分到了一块,上面还浇了一大勺冰淇淋。“莫,快给我整点吃的,否则我就要吞了自己了,我可免不了有诸如此类的傻念头。”然后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呼哧带喘地笑个不停。“别忘了在里边搁点豆子。”我身边这位就是西部精神的化身,我想知道他整个的狂野人生,我想知道他除了那么大笑大嚷之外,所有的年月里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真带劲,我心想,而后那牛仔回来了,带我们前往大岛。
须臾之间,我们就到了,他先去接上自家老婆,然后去往他不知如何的命运,而埃德和我则继续上路了。我们搭上了两个年轻人的车——牧马人,不满二十岁,开着一辆勉强拼起来的破车的乡下小伙儿——他们在某个道边把我们放下来,天还下着小雨。而后一个一言不发的老头儿——天知道他为什么带上我们——把我们带到了谢尔顿,埃德孤零零地站在路上,面对着一群又矮小又粗壮的奥马哈印第安人,这些人看着既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做。马路那头是铁轨和写着大写“谢尔顿”的水塔。“他妈的,”埃德兴奋不已,“我来过这个镇子,多年以前,战争期间,那是夜里,所有人都睡着的深夜,我下了站台去抽口烟,我们身处地狱般黑暗的不知道是哪儿的鬼地方,我向上看然后看到了这个水塔上写着的‘谢尔顿’,列车开往太平洋海岸,所有人都在打呼噜,每个都是傻蛋!我们只待了几分钟,补给了点什么,然后就开走了。他妈的,就这个谢尔顿,从那以后我恨死这个地方了!”我们又给困在谢尔顿了,如同在艾奥瓦州的达文波特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来来往往的都是农用车,偶尔来辆游客的车,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头儿开车,老太太对着外边的景色指指点点,或者不停地查看地图,对所有的东西都抱着狐疑的态度。
雨逐渐下大了,埃德浑身发冷,他穿得不够厚,我从包里翻出来一件格子花呢衬衫,他穿上了,觉得略微好些了。我却感冒了,我从一家晃晃悠悠的印第安小店里买了点咳嗽药,又去了个二乘以四英尺见方的小邮局,给我姨妈寄了张明信片。我们重新回到灰蒙蒙的路上,写在水塔上的“谢尔顿”就在我们跟前。岩岛过去了,我们看到列车上普尔曼的乘客在一片模糊中呼啸而过。列车呼啸着穿过平原,去往我们想去的地方。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一个瘦高个,戴着宽边呢帽的家伙从公路逆行的方向,朝我们走来,他看着像个警长。我们赶紧在心里编故事打腹稿好对付他,他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你俩打算去哪儿,还是随便转转?”我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他妈的真是个好问题。
“什么意思?”我们问。
“哦,我拥有一个小游乐场,离这里只有几英里,我想找想挣点钱的大小伙子干活儿,我拿到了轮盘赌的许可证,还有套木圈的许可证,你懂的,就是那种靠运气套住娃娃的东西。如果你俩为我工作,可以拿到百分之三十的利。”
“住宿和伙食呢?”
“你们可以有床位但是没伙食,你们得去镇上吃,有时候我们会去别处巡回。”我们想着这主意。“这是个好机会。”他说,很有耐心地等着我们的决定。我们觉得有点傻,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当然不想待在一个游乐场里。我想尽快地去丹佛和我的朋友们会合。
我说:“我不知道,我正迫不及待地赶路呢,我想我没那时间。”埃德说了差不多的意思,那哥们摆了摆手,不急不忙地退回到车里,开车走了。这事儿就这样了,我们为此大笑了一会儿,想着如果那样的话是个什么情形。我眼前浮现出黑漆漆、尘埃漫天的平原之夜,到处晃悠的内布拉斯加来的一家人的脸蛋,那些孩子们看到什么都新奇不已,我知道如果我用游乐场那些鬼把戏去骗他们几个钱,我肯定会挺有罪恶感的,还有摩天轮在大平原的黑夜中静静地转着,还有,全能的上帝啊,旋转木马上哀怨的音乐,但我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行——我想睡在镀金马车的粗麻布床上。
事实证明,在路上,埃德是个不怎么有心眼儿的旅伴。一个老头开着一辆奇怪的破烂车经过,它是用铝板做成的,像个方方的盒子——毫无疑问,这也是辆拖车,但是个古怪的、内布拉斯加家庭自制的拖车。他开得很慢,停了下来,我们追了上去,他说他只能带一个人,埃德二话不说跳了上去,然后就从我眼前慢慢消失了,穿着我的格子花呢衬衫,好吧,呜呼哀哉,我和我的衬衫吻别。它仅仅具有感情上的价值而已。我在令人恶心的谢尔顿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好几个小时,我总觉得天快黑了,实际上那只是中午过后不久,但是天很阴沉啊,丹佛,丹佛,我怎么才能到达丹佛?我差不多快绝望了,正打算找个地方喝杯咖啡,一辆崭新的车停了下来,一个特别年轻的人开着那车,我疯狂地冲向它。
“你去哪儿?”
“丹佛。”
“行啊,我可以带你一百英里的路途。”
“太棒了,太棒了,你救了我的命。”
“过去我也常搭便车,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总让人搭我的车。”
“如果我有一辆车,我也会的。”而后我们聊起天来,他跟我说了他的生活,听起来有点闷,我开始打起盹来,醒来的时候正好到达哥德堡,他让我下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