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是近年来享誉国内外，特别是华人读者中的文化大师、国学大家。先生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为其终身学业打下坚实基础；而其一生从军、执教、经商、游历、考察、讲学的经历又是不可复制的特殊经验，使得先生对国学钻研精深，体认深刻。先生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更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等，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体认，在中西文化界均为人敬重，堪称“一代宗师”。书剑飘零大半生后，先生终于寻根溯源返归故里，建立学堂，亲自讲解传授，为弘扬、传承和复兴民族文化精华和人文精神不遗余力，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论语》，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南怀瑾先生极为推崇孔子学说与《论语》，强调它是我们了解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1962年秋，南先生应邀讲述《论语》，但仅讲了前六篇。1974年4月初，他应台湾“大陆工作会”之请开讲《论语》，历经11个月。此次讲述，蔡策进行了速记，并花半年时间整理成文字，随后以《论语新义》为题在《青年战士报》上连载（1975年4月1日－1976年3月16日）。1975年9月起，南先生亲自进行修正，至1976年5月，取名《论语别裁》，在台湾正式出版，问世后很快成为台湾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之一。

鉴于《论语》在中国历史及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自汉代以来，注释者众多。其中以朱熹《论语集注》的影响最大，成为明、清两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答案。但南先生认为，历来的讲解，错误之处，屡见不鲜，主要问题在于所讲的义理不对、内容的讲法不合科学——“本来二十篇《论语》，都已经孔门弟子的悉心编排，都是首尾一贯，条理井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古今圣贤却多“把《论语》当做一节一节的格言句读，没有看出它是实实在在首尾连贯的关系，而且每篇都不可以分割，每节都不可以支解。他们的错误，都错在断章取义，使整个义理支离破碎了”。他呼吁，“经过两千多年的陈腐滥败，许多好东西都被前古那些店员们弄是霉滥不堪”，“我们要把本店里的陈霉滥货倒掉，添买新米”。

受禅门“方便通经”的启发，南先生对《论语》的解读不纠结于训诂注疏，亦远离极言性命心性的微言，注重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及历史典故，旁征博引，拈提古今，活泼灵动，亦颇具禅味。在人文掌故、生活趣闻中融入词语解释、原文串讲，“主要的是将经史合参，以《论语》与《春秋》的史迹相融会，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社会的紊乱面目，以见孔子确立开创教化的历史文化思想的精神；再来比照现代世界上的国际间文化潮流，对于自己民族、国家和历史，确定今后应该要走的路线和方向”。

他将讲述整理后定名为“别裁”，是因为“自知所讲的内容，既非正统的汉、唐、宋儒的学术思想，又非现代新儒家的理路”，“自认为旁门左道之说，大有别于正统儒家或儒家道学们的严谨学术著作而已”。他自称要为孔子伸冤，在讲述《论语》时有100余处解释与前人不同，如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解释等。他声明，他之所以敢推翻几千年来的旧说，正是基于历代先贤的启发，加以力学、思辨和体验。此外，还在于他擅长援引佛、道以解孔、孟，“假如这些见解确是对的，事实上也只是因为我在多年学佛，才悟出其中的道理”。

对于《论语别裁》，将之奉为经典给予无上赞誉者有之，指其为妄谈加以指责批判者亦有之。但不管赞誉也好，指责也罢，《论语别裁》发行量巨大，引起社会公众巨大反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不妨采取客观的学术态度，将其视为“一家之言”。

我社与南怀瑾先生结缘于太湖大学堂。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认识和传扬中华文明的强烈社会责任感、紧迫感，承蒙南怀瑾先生及其后人的信任和厚爱，独家授权，我社遵南师遗愿，陆续推出南怀瑾先生作品的简体字版，其中既包括世有公论的著述，更有令人期待的新说。对已在大陆出版过的简体字版作品，我们亦进行重新整理和修订，力求贴近原讲原述，还原作品原貌。作为一代国学宗师，南怀瑾先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毕生致力于民族振兴和改善社会人心。我社深感于南先生的大爱之心，谨遵学术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原则，牢记出版人的立场和使命，尽力将大师思想和著述如实呈现读者。其妙法得失，还望读者自己领会。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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