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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瓦解后，父亲带着我们搬进了新房子里。这是一处四进的宅院，有七间宽，面朝后街。至今，我还记得家周边的小事儿。
我家西边有一家上海人开的公司，叫“大丰食品公司”。生产什么食品已经忘记了，只知道厂后面的广场上，鸡蛋壳堆得像座小山。大丰公司做食品的时候，只要蛋白不要蛋黄，所以，公司的人常把蛋黄挑到街上卖。为了这，双沟街人还为他们编了个小曲：“双沟街，大改变。大丰厂，来生产。雇工人，收鸡蛋。取蛋清，做糕点。小媳妇，去厂干。鸡蛋壳，堆成山。”
同乡的人开玩笑地把南方来的人喊成“蛮子”，那些“蛮子工人”在厂子里清点鸡蛋，声音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从西墙外飘进我家，没出嫁的时候，我经常能听到。出嫁了之后，三妹还来告诉我说，日本鬼子进驻双沟街之后，可能是为了整洁，他们把那小山似的鸡蛋壳粉碎成米粒大小，铺在后大街上，整整铺了一条街面。
我家北面大概三百米的位置有一座墓，墓前有碑，上面刻着“明王载鸿烈士之墓”几个字。乡人传说，明朝灭亡、清朝建制之际，明朝的王载鸿拒喝清朝的水，最终饿死在这里。后人为了纪念他，为他立了座碑。碑的背面也许刻着王载鸿的生平吧。当时年幼的我，对这些一无所知。
我家靠街的门面房是曾祖父当年开的药房，字号是“同仁堂”，不过，和北京的那家百年老店没什么关系。
我对这个药房印象很深。几个巨大的药柜占满了三间屋的北面墙。药柜上装着一个个小抽屉，每只抽屉里都有不同的药材，抽屉外面贴着剪裁得大小一致的白纸，上面用黑字写着药材的名字。药材有粗细、生熟之分。粗药指的是当地可以收到的草药；细药是本地没有或者罕见的草药，有的很珍贵，需要派行家专门到外地采购。生药是经过晾晒和简单加工之后直接能用的药材；熟药在入屉之前，要经过切、晒、炒、熬等工序才能制成。
阳光好的时候，我家院子里常常晒满草药，有的干枯，有的鲜活。整个庭院中都飘荡着清苦的药香。
在药店里，我常看到伙计们娴熟地抓药、称量、打包。年深日久，伙计们的手都又快又准，有的店员练就“一抓准”的功夫，让我十分佩服。伙计们必须知道药理，人都说，在药店做学徒三年，出了店门都会给人看病。阴天涝雨，生意清淡的时候，伙计们加工药材，他们每个人负责不同的活，切、碾、捣、剁、炒、熬……我记得大黄炒了之后药味特别浓郁，小小年纪的我吃不消，每次从炒大黄的地方经过，我都要捂着鼻子憋住气，快步跑开。
端午节的时候，苏北一带时兴给孩子们做香荷包。香荷包一般用绸缎缝制，各式各样、色彩斑斓，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十分好看，还能防止毒虫叮咬、防止生病。制作香荷包要用棉花包裹上药粉，装进事先缝好的小口袋中，缝好口再抽紧线，做成心形、羊角形，也有人简简单单地缝一个小布袋子。巧手的媳妇们给荷包配上丝穗，再钉上长长的丝线挂绳。
每年农历五月前，俺家药房传承着祖宗的规矩给百姓们散香药，分文不取。在娘的操持下，药房早早准备好香药料，研磨成粉，一包包分好，放在柜台上，等待着乡邻前来。双沟街的百姓都知道“高东泰”药房每年端午散香药，所以，端午前，来药房拿香药的人络绎不绝。
父亲抢到这处宅院时，药房还有很多余货。父亲经营了几年后，终因资金紧缺、管理不善而关闭。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药臼子“稀哩咣啷”的捣药声，碾药滚子撞击药槽的声音，小秤盘子磕碰台面声，还有那迎来送往的客套话。
俺家后院有个榨油坊，小时候，我常看油坊师傅榨油。
榨油之前，要先碾压豆子。把豆子整理干净之后，用石磙压扁。院中有一座“二龙戏珠”碾盘，在年幼的我眼里看起来非常高大，碾盘上有一个几百斤的石头磙子，石磙是用骡马拉的。一粒粒圆溜溜的豆子从沉重的石磙下压过之后，全成了“扁豆”。“扁豆”也叫“豆钱子”，是没出过油的半成品。豆钱子吃着很香，小时候，娘喜欢用青椒或者萝卜丝炒豆钱子做菜，有时，还用韭菜和着豆钱子做包子。
豆钱子做好之后，把大锅刷好，点火架蒸笼，把豆钱子蒸熟。蒸豆钱子我没见过，因为师傅们一天到晚本来就汗流不止，穿不住衣服，蒸豆钱子的时候，整个榨坊里热气腾腾的，师傅还要使劲砸，更是要人人脱光，哪个小孩敢走进去？
榨坊里有许多打夯的木棒槌，每把足有五斤重。还有很多圆模具，用来装蒸熟的豆钱子。榨油前，一般要先在模具里铺上一层薄薄的长水草，倒入豆钱子之后，再把伸出模具外的水草一一向内翻转、收拢，让它们包裹住豆钱子。此后，便是要用木棒槌夯砸了。
夯砸之后，油从模具中流了出来。这油不用盒装，不用桶盛，都流到地面上的一个土坑里，要用时，从坑里舀油。小时候我常想，这样多可惜，事先得灌多少油下去，才能让这土坑喝足不下渗？后来我又想，那时没有冷藏设备，土坑装油，也许是为的要利用土地的阴冷，让油不变质吧。
小孩子生来好奇又好动，我看骡马拉着石磙，围着碾盘，一圈一圈地轧豆子，心里痒痒的。师傅不轧粮的时候，我时常爬上碾盘，把它当作戏台玩耍，伸胳膊踢腿。又或者爬上跳下，像骡马那样在石盘上转圈跑，一圈又一圈，直跑得天地混淆，就闭上眼往碾盘上一躺。有时我还使劲推那个大石磙，推呀推呀，因为我年龄小，不管怎么推，那石磙子都稳如泰山，纹丝不动。
父亲不善经营，油坊在父亲手中只几年，就和药房一样停业了。如今，这种原始的榨油方法已成为历史，但关于油坊的记忆却长存。
我小的时候，最小面值的钱是一文钱，当时叫“制”，老百姓也把它们叫“制钱子”。当时，人们用一个上面有槽子的木板专门来放这些钱，这个板子叫“钱板子”，钱放进去，清点起来也方便。
那时候，凡是开店的都可以出票子
，我曾祖父家也出票子。票子是纸的，长方形，面值大小不一，最大值是千元，比现如今的百元钞票大。票子的版面是竖着的，上面印着“高东泰”的店号。高东泰的票子可以在徐州一带流通，拿它可以买货，也可以兑换其他商号的票子。票子出得多，就不怎么牢靠。有时候店家传出消息，说是要倒闭了，拿票子换不到钱了，一早起来，这家门市前面就围满了人，一传十，十传百，像墙倒塌一样，店就败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唱一首关于钱的歌：“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
这说的其实是晚清制币局的号。那时候，清政府的制币局有二十一个，想要收集齐全部的钱可不容易。我们那里有传说，谁有这样完整的一套钱，可以兑换一辆洋车子。不过，我从来没听说谁真的换到过。
高家分家后，店不开了，票子也就不出了。
夏天到了，荷塘中长满了荷叶。华北平原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可在荷塘边就不一样了。又大又圆的荷叶布满水面，高高低低、大小不一，底下隐藏着许多莲蓬。风带来荷叶的清香，蝉鸣的声音，小时候的我，在荷塘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下午。
我常想着荷塘旧事。
小时候，我家也有一个荷塘，面积不大，两三亩地，和粮场相连。荷花生长的季节我经常在荷塘边玩耍，眼看着荷叶长出水面，又一天天长大。荷叶的生长很有意思，初出水的荷叶像含羞草，两边对卷着生长，慢慢舒展开来，才会形成一个圆。荷叶越长越大、越长越高，大的直径有六七十厘米。
天热时，我摘一片荷叶当伞，躲避阳光的暴晒。每年荷花茂盛的季节，我娘都要用荷花的各个部位做吃食，给家人尝鲜，我记得娘做过荷花蒸米粉肉、冰糖炖藕、荷叶蒸馒头。
娘经常做荷叶蒸馒头，因为馒头是主食，隔三岔五地就要蒸一锅。那会儿，娘亲自挑选新鲜荷叶，摘来洗净，铺在垫子上，放上一个个揉好的面团。一阵大火，锅内的荷香随着蒸汽飘满了锅屋
。馒头熟时，白白的馒头像变戏法似的，变成了淡绿色。馒头的每个孔都充满荷叶的清香，平时吃一个馒头的我，这回能吃下两个。
采荷叶有讲究，不能连茎带叶一把掐，必须让剩下的茎高出水面，因为莲的茎是空心的，掐得太多的话，里面会灌水进去，这样泥里的藕就烂掉了。懂行的人都是从茎的中间折断，这样不妨碍莲藕的生长。
双沟的藕是有名的。街南头是红莲，街北头是白莲。白莲的特点是白嫩甜脆，汁水多。除了炒、蒸、炖、煮、烫之外，还可以生吃。小时候，娘切藕时，我眼巴巴地在她腿前面转来转去。娘知道我的心思，有时候给我切一段，我拿在手里，“嘎巴嘎巴”，吃水果一样吞下肚里。
娘常说，六月的“谢花藕”最好吃。谢花藕是早熟的藕，不等秋分、寒露，荷花刚凋谢时就把藕扒出来，烫凉盘
，锋脆锋脆
的。娘给我说了个小曲儿：“头刀韭，谢花藕，新娶的媳妇，黄瓜纽
。”说的就是六月的藕嫩。
莲藕的生长期有半年，初夏开始生长，霜降前后，水面上的荷叶枯萎了，藕就成熟了。这时，俺爹就会让承包俺家藕塘的农户下塘起藕。藕生长在淤泥里，采藕时塘里往往还有水，要采藕必须先用脚摸。人站在水面上，脚在泥巴里摸索前行，踩到藕段，用脚勾出来。刚采出来的藕像一条长长的黑鱼，浑身粘满了淤泥。湿的淤泥包裹住藕，能存放好长一段时间。
说到采藕，还有一段故事。有一个农户，一直包俺家荷塘，常年照管荷花、莲藕。多少年来，每年霜降过后，无论收成多少，他只给我们家一背篮的藕。我爹不在乎，从来不说他。农户年年送藕来，不知底细的街坊邻居还以为他巴结十老爷呢。
不想有一年，农户忽然说这藕塘是他的，还说这藕塘是他的亲戚买下的，让他放的藕。他说的亲戚，是当时双沟街“维持会”
的大队长，听到这个话，我爹蒙了：明明是我家的藕塘，怎么就变成了他的呢？多少年了，是塘里的鱼和藕养活了这家人，这会子倒好，藕塘变成人家的了。
农户一口咬定藕塘是他的，看样子，硬讹也要讹走这个荷塘。眼看家产要被人夺走，我爹管不了什么维持会，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他一纸诉状，把农户告到了铜山县衙。为了找到证据，爹翻箱倒柜，又跑到南京，找到当家的三大爷，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地契，证明藕塘是我家的，赢了那场官司。
藕塘，带给家庭的是实惠，送给我的是儿时的快乐和久远的回忆。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个采莲故事。
那时，我八岁不到，俺家的租客二嫂约我采莲。二嫂是个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子，娘家人在乡下种地。农村长大的二嫂虽然是个女孩，但行动举止活脱像个泼小子，她走起路来浑身带劲，一步一声杠杠的，是个快胳膊快腿的女人。她说自己会爬树、凫水、逮鱼、摸虾。
二嫂搬到俺家前院不久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家院中玩耍，她过来小声地问我：“大姐，想吃新鲜的莲子吗？”我立即回答：“想吃！哪有？”二嫂笑着说：“你家汪里
莲子长得那么大，我带你去弄！不过，你不能对别人说，连你爹你娘也不能说，说了就吃不到了。”我不懂，问她为什么。二嫂神秘地说：“白天不能去，我刚嫁到这里，大白天赤脚卷裤，别人看了会笑话。咱晚黑
去！”我暗暗高兴，答应了她。
一辈子我都记得俺家那天晚上吃的啥饭：荷花蒸米粉肉。
下午，娘就开始炒米粉、切肉、拌料，腌制做米粉的原料。我看着娘在锅屋忙里忙外，心里却想着那硕果累累的藕塘，恨不得立刻就到晚上。两三个钟点过后，天有点黑了，娘开始做蒸前的准备。她把调制好的肉片均匀地摆在一片片荷花瓣中，然后上笼点火。此时的娘顾不上我，趁着她忙不开的当口，我溜出家门，按二嫂指定的地点，跑到场边找到了她。
二嫂见到我，拽着我就向荷塘边跑。她利利索索，三下五除二地脱下自己的鞋袜，见我笨手笨脚，又帮我脱。我俩卷起裤腿，向水中走去。平时，只觉得那塘水浅浅的，不想，我的脚刚接触到水底的淤泥，感觉脚下像踩到滑鲶鱼一样，“刺溜”滑进水里，身体不当家地前仰后合。深深的淤泥吸住了我的双脚，我力气小，费了好大的劲才拔出一只脚，另一只脚却越陷越深，裤腿被水浸到膝盖。
我害怕地惊叫：“二嫂！快来！快来！我的脚拔不出来了！”正在采莲的二嫂听到我的惊叫声，拿着两个采到的莲坨，叉开两腿，扑打着水面到了我面前。让我把一只手伸给她。她猛地一拽，把我从稀泥里拉到了岸边。莲子没采到，裤子却湿了大半截。我赶忙穿上鞋，顾不得二嫂，一溜小跑回到家，钻进屋里不敢出来。那时我年纪小，没有心眼，不知把潮湿的裤子换下来，只会傻呆呆地躲在屋里不敢吭声。我自知闯下祸，等着挨打受骂。
娘那时只有我一个孩子，从小娇惯着我，促使我养成了又“口”又皮的个性。娘什么事都依着我，每次我做错事，爹会打我，娘只是骂。我懂事后，娘只打过我一回：我两三岁时，有一次，娘洗完面筋，怕弄脏了面粉水，特地把它放在高高的条桌上，准备做“妈糊”
用。我呢，爬上小板凳，爬上大桌，又爬上条桌，用面粉水洗脸。一盆面粉水糟蹋了，我挨了娘一顿打。
荷花蒸米粉肉端上了桌，照以前，我早就像馋猫一样守在桌边了。可那晚，娘左一遍喊，右一遍喊，就是不见我出屋。我越不出屋，她越喊，爹不耐烦了，在院子里大吼。听到爹的吼声，怕挨打，我猛地从屋里蹿到饭桌前，两腿并拢藏在桌底，两只手一动不动，脸也是呆咳
的，目光不敢正视爹娘。娘见我反常，走到我面前，我更慌了。她问：“怎么弄的？”说着要拉我的手，突然看到我湿漉漉的裤子。娘追问个没完没了，我只好怯生生地告诉她二嫂约我采莲的事。
听到我的话，娘不但没打我骂我，反而说：“你这个憨闺女，那是俺家的藕塘，想吃莲子，白天去揪就是了。晚黑去，滑进深水里把你淹死！水鬼没把你拽到水里，算你巧了！人领不走，鬼领转圈！”
我长长地出了口气。那一顿的荷花蒸米粉肉，我吃得比哪一顿都香。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父母不重男轻女，所以，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度过的。
七岁时，父母送我去接受私塾教育。那时节，双沟虽是大集镇，并没有幼儿园、学前班，有钱人家、有识之士想叫孩子识文断字，都要请先生到家里教，这就是私塾，我们那时候叫作“学屋”。私塾每年正月十五以后开学，没有寒暑假，但是有年假。俺家送我读书的“有识之士”不是父亲，而是一字不识的母亲。我读私塾时，娘已三十多岁，虽然生过儿子，但都不幸夭折，只落下我和两个妹妹。三十多岁没儿子，在旧社会被人看作“无后”，所以，娘拿我当儿子看待，让我从私塾读到初中。
我第一年的私塾是在别人家上的。主家是个开店的，店号叫“高长茂”，是我们的同族。先生也姓高，留着发辫，和俺不是近亲。
学堂在前街，正前方的墙壁上悬挂着孔子的圣像，两边是孔子七十二弟子的贤像。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对着众多画像拜一拜，几年如一日。画像的下方是先生的座椅，一张八仙桌在学堂中间，桌上有文房四宝，还有一把戒尺，为的是教训不守纪律的学生。
先生的教书方法就像现在乡村学校“复式教学”一样，那个年代，男孩女孩从小不在一起上学，我的学堂里只有七八个女孩，年龄不等，学习内容也各有不同，有学《三字经》的，有学《百家姓》的，有学《千字文》的，《诗经》、唐诗、宋词……不一而足，先生因人施教。
上午是学新知识的时间。每给一个学生上完课，先生就在学生的书本里教过的那一页夹上一张小小的红纸，表明你今天学到这里，这红纸叫“红签”。第二次再上课时，老师翻到有红签的那一页，接着往下教。上午上三节课，那时叫“三号书”，七八个孩子的课都要教完。三号书上完已近十点，先生开始让我们研墨写大字。我们都很高兴写毛笔字，因为坐一个上午不动，心里很着急，研墨习字就可以活动、说笑。写大字先从“描红”开始，有的时候，先生也会在每个人的大字簿里先写上一行，让学生在下面的格子里照着写。我至今能写毛笔字，都得益于私塾时代的学习。
下午是读熟书的时间，现在叫自习或复习课。学生坐在位子上读上午学过的知识，先生坐在椅子上吟诗。私塾先生教过的知识，学生回家之后，大部分家长是不检查的。除非知识分子家庭或者有见识的人家，一般的家长也不督促孩子学习。我的九大娘不识字，可是对女儿念书比较上心。女儿在家背书，她在旁边看，一旦停下来，她照着脸就劈脸呼
，妯娌们看不惯，背后就说她“假滋皮”
。
家长不参与，不代表先生不管事，学生在课堂上是要到先生面前背书的。检查的时候，有的学生复习得好，感觉自己没有问题，就主动到先生面前背书，背书的时候，后背对着先生。对不会背书的学生，先生会惩罚，惩罚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性格老实的孩子，就让他们回到座位上继续读书；调皮捣蛋的孩子，就把他们的书扔出去，书落到哪里的地上，人就过去，跪到那里读。
我们的课堂纪律很严，想大小便的话，要到先生座位上把戒尺拿过来放到自己的座位上，人才能出去。从厕所回来，要把戒尺还给先生。有的孩子趁解手的时间恋着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因为时间太长被先生发现了，就要被先生用戒尺打手。
我们街上有好几个学堂。有一个别的学堂的学生，小名叫“大志”，是一个油坊老板的孩子。大志智力稍有欠缺，所以，人们都叫他“憨大志”。一天下午，课堂上学生各自读熟书，先生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地吟诗。先生吟诗时融入诗情中，晃着、背着，不知不觉晃入梦乡。憨大志见先生睡着了，蹑手蹑脚走到先生的座位前，提起先生的小辫拴在了椅背上。学生捂着嘴偷偷地笑，但都不敢出声。先生睡了一会儿醒了，打了个哈欠刚站起身，“咣啷”一声，身下的椅子被辫子拎了起来，学生们终于把憋着的笑爆发出来。憨大志被先生用戒尺狠打了一顿。那会儿，先生打学生不违规，打得再狠家长也没怨言，还不能找老师“后账”
——也没有来找后账的。当然，先生也不会往死里打。
三年私塾，从先生那里，我知道了“人之初，性本善”，从《三字经》学到《千家诗》《诗经》。
结束了三年的私塾学习，我十岁了。那时节，美国人把基督教传进了双沟，老百姓都喊他们是“耶稣教”。传教士在双沟街的四门口张贴了告示，说要创办一所小学，上学的孩子一律不交费，无论什么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入校学习。所以，父母把我送进了这个学校：圣德小学。双沟街附近有二十多个孩子进了这个学校。我们的女老师姓韩，是怀远县人，因为丈夫死了，婆家要卖她，信教又有点文化的她从婆家逃出来，到圣德小学来教书。
初进这个学校，我们学《圣经》。两年中，我们学完了《旧约》和《新约》。我记得老师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爱”字进行教育，教我们要舍己爱人、谦卑忍耐、温柔良善；让我们不自高自大，要以善胜恶，而不是以恶报恶。
我上了两年圣德小学，学会了五十七首赞美诗。八九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经告诉我。天上神父爱我们，我要永远跟随主……”这些赞美诗，谁学得快、唱得熟，老师就给谁发小奖品，比如一张画之类的。外国人来传教时，给我们糖果吃，还有小汽车、小火车等玩具。
每逢周日，周围的信徒都会到学校里来做礼拜。为了让更多的人信教，每年春秋二季，几个牧师都会到我们学校来。牧师每次来，都是先搭帐篷给老百姓免费治病。其实，牧师们治疗的多是小病，疑难杂症还是要到徐州医治。即便如此，对于那时各方面都落后的中国来说，也是有实实在在的影响的。长期得不到医治的穷人经他们之手治好病后，对基督教的好处就深信不疑。
牧师每年来的时候，我们也受到恩惠。当时，我们那里眼病流行，每天放学，我们都要排着队，让牧师们逐一在我们每个人的眼中滴上几滴眼药水。
有一年圣诞节，牧师们和我们这些孩子一起过。我们排演了文艺节目，牧师们还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他们把煮熟的鸡蛋藏在一个个不容易发现的地方，若你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它们，鸡蛋就归你。
每年，牧师只住两个礼拜，离开时，我们这些孩子也回赠小礼物给他们，小礼物大多是我们自己做的手工艺品，诸如丝线粽子、丝线铜钱、香荷包等，他们都十分高兴地接过去。
两年圣德小学上完，双沟街又开了一所小学，从四年级开班，招收从私塾到基督教学校的女学生，这就是幼成小学。父母把我转去了幼成小学。
幼成小学的开办者名叫陆福廷，是我们当地的一位人物，后来成了国民党中将。
他首先开办的是女校，校址是自家的房子，教室就是三间堂屋。
我记得开学的第一天，陆福廷亲自给我们一二十个小学生讲了话，现在叫开学典礼。具体词句记不清了，大致是让我们好好学习。陆福廷讲过话之后，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块漂亮的带花小手帕。
幼成小学的校长叫高兴元，是“高长茂”商号的老板，我私塾就是在他家上的。老师教我们语文、算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和数字打交道。每学期结束，不发成绩单，也没有留级生，小学阶段结束，也没有毕业证书。
一年后，幼成小学搬到了唐巷街，我们升级了，又有新学生进来。班级增加了，又从徐州请了两个老师。
不久，陆福廷又在双沟东头办了所男校，专招男生。继陆福廷之后，灵璧县的县长赵觉民也在双沟街西头办了个男校，我记得主任叫谢方堃，老师叫陈子恒。
幼成男校建成后，双沟周边一二十里的子弟，很多人都到双沟上学，我后来婆家的三弟四弟当年都在此读书。那时，男女两校的学生是不能随意走动的，不过，一年半载的，两校有集会。有一次，我们女校学生到男校集会的时候，三弟还慷慨激昂地喊过“男女平等”的口号。
四弟在上小学的时候很顽皮，这是因为他六个月大时父亲就过世了，娘觉得无爹的孩子可怜，对他的要求松些。四弟家在山边，玩弹弓打鸟是嗜好，口袋里整天石头子儿不断，时间长了，每一件褂子的兜都是“无底洞”，一双新鞋上脚穿不了几天就“前露沙姜，后露鸭蛋”，丫头春兰为他做鞋，紧做慢赶还供不上他穿的。人家孩子玩斗蝈蝈，他喜欢玩斗公鸡，一天到晚抱着个大公鸡满村跑。四弟很聪明，但上学时贪玩，他对严厉的校规很反感，萌生了“抬校长”（赶走校长）的念头。四弟暗自串通了几个“难兄难弟”，准备找机会轰走校长。正当孩子们觉得自己的计划快要成功，暗自高兴时，有个孩子睡觉的时候说梦话，直喊：“抬校长！抬校长！”这个“机密”因此泄露了。
幼成男校的校长和负责人与当地许多人沾亲带故，他们找到家里，四弟被哥哥狠揍了一顿之后，不用校方开除，自己就回了家。
幼成小学上完，我已经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弟弟。三十多岁得子，父亲非常高兴，给整个双沟街都散了红鸡蛋。农村人说起个难听的名字好养活，父亲就给大弟起了个贱名叫“大秃子”。其实我大弟长得漂亮，十岁前常被办喜事的邻居请去做伴童。
1934年，作为幼成小学第一届毕业生，我告别了童年时代，准备继续读书。
铜山地区的六个同学，高跃月、高永珍、殷景云、孟广云、吴淑英和我，我们从小一起上学，关系很要好，这时候都商量好了，都准备继续上学。高永珍、殷景云和我进了立达女中，孟广云、吴淑英、高跃月三人进了徐州女子师范。
立达女中全名叫“徐州私立立达女子中学”，建于1933年，名字取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考入这个学校，是他们的第二届学生。
立达女中的创办人是四位女性：张静秋、丁少兰、卜惠蓂、尹耕琴，主持校务工作的是王公玙和丁少兰，王公玙是丁少兰的丈夫，当时是铜山县县长。四位创办者全是徐州地区的人，她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我记得张静秋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来与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结婚。立达女中校董事会成员大多是徐州的知名人士。
现在，我仍能回忆出丁少兰和尹耕琴两个人的模样，她俩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都裹着一双小脚。张静秋的亲姐是我五大爷的原配妻子，婚后不久病逝，她的哥哥张雁秋是县长。
我们之所以考徐州地区的学校，是因为徐州离双沟近，我们都是女孩，家里人不放心让我们走得太远。徐州交通便利，是陇海、津浦铁路的交叉点。那时，徐州地区分上四县、下四县。上四县是丰（县）、沛（县）、萧（县）、砀（县）、下四县是铜（山）、灵（璧）、睢（宁）、邳（县）。双沟离徐州九十里，不远不近，所以父母选了那里让我读书。
暑假前，我去立达女中应试。第二天发榜，我榜上有名。暑假后，我们父女坐着租来的马车去了徐州。九十里的路程，除了在张集稍作休息，让马饮水喂料外，走了近一天。
按校方要求，父亲到银行给我交了费，然后拿着银行单据到学校注册。学校在少华街上，是校方租赁的。少华街是徐州的一条重要的街，原来的县衙门就在这里。
那时，立达女中每个学生每月生活费三块大洋，学期结束之后，多了可以退。我们的早餐是稀饭、大馍、咸菜，中午一般一桌四碗菜，多为豆腐、绿豆饼等家常菜，星期天有时是芹菜炒肉丝或面条。吃饭时候八人一桌，饭量不受限制，但不能浪费。有时我们吃不完一个馍，还要找人分一半。
我们女学生的服装，夏天是白褂黑裙，冬天是蓝大褂罩着袍子，还有童子军校服。没有重要活动的话，平时也可以穿自家衣服。刚上学的时候，食堂人员少，忙不过来，我们常被抽去帮忙，做一些采购食品之类的活，所以，每天都有两名学生陪炊事员挑着担子上街。
尹耕琴负责校方后勤，卜惠蓂教语文，丁少兰教历史，张静秋教外语。张静秋的外语课要求特别严，她总是要求大家说英语。上课的时候她走进教室，学生就要齐声用英语说：“Good morning,teacher！（老师好！）”张静秋用英语回答：“Very good,thank you！（很好，谢谢你们！）”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她都要求学生用英文给她写封信，因此，我们不学也得学，否则无法交差。为了记住那陌生的外国字，平时我们单词不离口，有的学生甚至梦中也说英语，就连老师的保姆找我们时也要说英语，“Miss高，Miss张”。学校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整天听我们念英文，问我们：“你们一天到晚‘裤腰带’‘裙子带’的，说的是什么意思？”听了她的话，我们一个个笑弯了腰，抹着眼泪告诉她：“我们用英语说‘星期一’‘星期二’呢。”这个事成为大家的笑谈，以后，每到星期二，我们就开玩笑地说：“今天是‘裙子带’日。”
1936年左右，立达女中开始有了自己的校舍，校舍建在徐州西边。学校建成后，校方还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落成典礼。前来祝贺的都是知名人士。我还能回忆出校舍的样子：进入大门有一座回龙桥，然后是两座红墙红瓦的主楼。体育场、体育设施一应俱全。在当时来说，可谓比较壮观了。
立达女中搬入新址后，由于年级逐年增加，学习的科目也增加了，开设了公民课（政治课）、图画课、国术课、体育课等，老师也增加了。女中请了一位教理化的老师，他长得标致，穿得时尚。有一天，老师穿了一双红袜子来上课，学生看了都笑。为此，他还以“红袜子”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抨击旧的观念。国术课老师教的是体育，他教我们武术，什么“金鸡独立”之类。图画课老师教我们手工制作、编织、绣花、雕刻等。我的手工制作最好，作品通常被老师作为样品在学生中展示。
1937年，我们同来立达女中的三人顺利毕业，各自选定目标准备继续深造。不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日本鬼子的入侵中断了我们的学业。我不得不休学在家，同学们也各奔东西，许多同学就此没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