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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十七岁。
那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我终止了学业，辍学在家。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旧社会时兴早婚，有的人家的儿女十五六岁就结婚了。别说结婚，十五六岁当爹当娘也不足为奇。所以，回家不久，娘家的邻居给我介绍了一户人家。介绍人是陆福廷的妹妹，我的婆家二婶。介绍的这一家，父亲是朝集小寨的地主，绰号叫“赵结巴子”。介绍给我的，是“赵结巴子”的长子。
封建社会，儿女婚姻决定权在于父母，由不得自己做主。无论眼瞎腿瘸脸有麻子，也无论高矮丑俊，只要父母同意，儿女们就不能抗拒。成亲之前，双方都要相亲，只不过，这种相亲不是由本人来看，而是由父母来看。
代我相亲的是我娘，代对方相亲的是他娘。在媒人的安排下，家人让我的一位女同学把我诓到一个学校。当时我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那时正值暑假，学校里的人很少，是很适合相亲的环境。她们安排这位女同学和我一起从校门走进校园，未来的婆母在门里边“守株待兔”。因为我事前不知道这些安排，所以，一点没有紧张感，轻松自如地经过未来婆母身旁时，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对劲。余光中，似乎看到有个老嬷子在门里边站着。后来听说，婆母说我一闪而过，没看清我的脸，只是说身架还行。
丈夫的相亲过程和我差不多。那时，他已经知道相亲这事，本人和家人都非常重视。因为是未来的丈母娘对女婿的“初审”，所以，他特别装扮了一番，希望能“顺利过关”。一些人认为地主整天都穿绫罗绸缎，其实不然。我丈夫因为在家里不当家，基本没有好衣服，见人穿的大褂子也没有几件像样的。我丈夫向本家兄长借了一件竹叶青色的大褂，头戴礼帽，脚穿一双黑色的尖口中式布鞋，就去给未来的丈母娘“过目”了。
娘替我相亲时，正怀着小我十七岁的二弟。因为已有八个月的身孕，她不便外出行动。因此，相准女婿的地点就选在自家“宝元堂”商铺的门前。“宝元堂”临街，前面南来北往的行人不断。约定下午三点看，三点之前，娘坐到了商铺里的藤椅上，等待着准女婿的到来。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街上行人稀少。下午三四点的样子，我丈夫由媒人陪着，缓缓地从娘面前走过。媒人在外侧，他紧贴娘的这边行走，为的是让我娘能看清楚。娘放心不下女儿的婚事，真是打点精神，全神贯注地看，恨不能让时间停止，把他拉住，从头到脚看个仔细。事毕，他的高矮胖瘦、衣着打扮、着装色彩，娘对我描述得特别贴切，这就算“初审通过”了。
相亲之前，我丈夫是做了周密准备的，他希望能够一次成功。他和我一样，都是有文化的人，上过高中。丈夫和我没定亲之前，人家给他说过几门亲事，都因女方没文化，他心里不满意，吹了。相亲时他已二十三岁。在当时的农村，二十三岁没成家，实在是“大龄青年”了。家人急切地要给他完婚，了结一桩大事，可他坚决要找个情投意合的、说得来讲得来的“文化媳妇”。遇到我，他心里十分满意，觉得我的家世、人才都是好的，媒人没费吹灰之力，便定下了这门亲事。
中秋后，娘开始给我置办嫁妆。
俺这地方，说一个人不好好过日子就叫“不上楔儿”，我父亲就属于这一类人，家里虽是地主，实为绣花枕头。用我们那儿的土话，叫“驴粪蛋子外面光”。父亲三百六十五天酒壶不倒、牌桌不离，家花不香野花艳，几乎把家业败光殆尽，哪里还有余钱给我置办嫁妆？
一生争强好胜的娘当年也是大家闺秀，嫁到我家时，陪嫁物品样样俱全。我的婚事是她分家后的第一桩大事，她不愿看到女儿寒酸地出嫁，只好动用手中的私房钱，尽量让我体面地出门子。
娘的私房钱来自于勤俭持家的积累，也来自于她“截获”的父亲东掖西藏的赌资。早些时候，家里地多，分散又广，这庄几十亩，那庄几百亩，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都有地，当家的也管不过来。所以，父亲不知用什么法子，今天卖几亩，明天又卖几亩，竟然能躲过核查。娘说，有一次，爹用大褂子兜了一兜洋钱放到床头柜里，她隔三岔五地去拿一块两块，爹都不知道。老一辈人喜欢买地收粮租，也有人收“悬租”，悬租指的就是高利贷。娘明要暗搜，积少成多，倒也在自己的娘家买了一百七十多亩土地。这些地交给她的舅舅管理，每年午秋二季，舅老爷把地租送到双沟，留给娘做生活贴补。
俗话说，“陪不尽的闺女，办不尽的年”。娘尽她最大的努力给我添置陪嫁物品。小件物品我们自己买，因为我们当地货品不全，成色也不好，父亲陪着我到徐州城去采购；大件物品，比如大柜、大箱、书案、方桌、座椅等，娘无力置办新的，拿来自己十九年前的陪嫁物，请人把褪了色的家具刷了一遍漆，给我当了陪嫁。出嫁前，二舅老爷送给我一副皮袄面子，那是一块背面锦缎，这种缎子还有一个名字叫“反皮皱”，反面的花纹比正面的看起来更加平滑、光亮，我们那儿的裁缝没有见过，竟然里外不分，把袄子给我做反了面。
1937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是我出嫁的日子。
我们当地的风俗是要在中午前拜天地。我的娘家和婆家之间路途较远，要走好几个钟头，为了确保新人赶上好时辰，头一天下午，婆家接亲的花轿就抬到了双沟。花轿来的时候，正是夕阳西照、彩霞满天的时候。伴随着喜庆的乐声，八人抬锦缎花轿在轿夫的肩上颠悠颠悠地起伏着，那大红软缎的轿套上四面都是绣花，绣着八仙图。
轿里头不是空的，坐着一个漂亮的男孩，只有九岁。那男孩坐不住，在轿子里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头不断地伸出轿外探望。这个男孩是“伴童”，别看年龄小，他可是这次接亲队伍中的重要人物。旧社会婚礼讲究请童男子压轿，压轿的孩子被称为“伴童”。理想的伴童是漂亮、聪颖、可爱的男孩，大家期盼着男孩能为新人的生活带来福气，让新娘到婆家能早生贵子、子孙满堂。伴童是我丈夫的四弟，他聪明伶俐又好看，四邻八乡谁家娶媳妇都爱找他。
一位年长者骑着一匹枣红马，马的额头上系着一朵红绸大花。这老者是管家，姓王，王管家六十岁左右，跟随我婆家多年，把内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婚礼的场合大，礼节多，婆家怕礼节不周全，所以，请王管家跟着接亲队伍。
一盘长炮响过，接亲的花轿落在了高家大院前。高家长辈们礼待贵客，把管家和伴童请进院子，步入客厅，以好烟、好茶、糕点、水果接待。宾主寒暄之后，共赴宴席。酒席很丰盛，主席上坐着伴童，王管家紧挨着他。他俩的四周是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伴童是孩子，胃口小，不一会儿，吃饱喝足犯了困，大家带他到侧房就寝。不久，王管家也去休息了。我家族群兴旺，成员众多，送走贵客，大家继续畅饮，桌桌猜拳行令，笑语声此起彼伏，一直热闹到深夜。我出嫁后，婆家人对我说：“他大嫂子，听小四子（伴童乳名）说，昨晚在你家吃了一夜饭！”
那时，人比较保守。女孩子出嫁之前，轻易不能和婆家人见面。婆家的花轿到家时，我一直在自己的闺房里，由自家的叔伯姊妹陪着。那时候，有条件的家庭会在院子里的厅堂门前设一堵墙。墙高约两米，宽三四米，这叫“影壁”，为的是防止外人看到家中情形，特别是女眷的生活情况。我虽未迈出门槛一步，但喜宴的喧闹声穿过影壁，依然飘进了我的闺房。
喜庆的宴席在夜幕中渐渐散去，婶子、大娘们开始张罗，为我料理嫁前的装箱。所谓“装箱”，就是把我出嫁当天随身携带的物品打包，装进箱子。大件物品已在喜日子到来的前一天送到婆家了，小件物品多为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随身携带为的是初到婆家方便使用。
陪嫁必不可少的是两只米面碗和两双红筷子。两只碗分别装上米和面，筷子用红纸封好，寓意着夫妻二人有吃有喝，日子红火，快快生子。嫁箱有讲究，箱子的四个角不能空着，每个角和中间都要放钱，统称“压箱礼”，钱的多少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箱子里除简单的换洗内衣之外，全是生活用品，梳子、镜子、雪花膏、香水、香粉、胭脂、糖果、香烟、百岁饼、针头线脑……娘家经济已不再是当年，我的压箱礼不多。
我要出嫁了，邻居们都来送果子（糕点）当贺礼。那包糕点的人很有技术，一大包看着鼓鼓的，其实里面只有几块糕点。
整理物品的当儿，娘和长辈们千叮咛万嘱咐，教我到了婆家的礼仪、举止，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总之，让我做个知情懂理的好媳妇。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声接一声的“长命”雄鸡唤醒。长辈们、亲朋好友陆续来给我送行。娘家的傻表姐见了我就开玩笑，送我一首打油诗：“老赵
，老赵，良辰吉日已来到。大红伞，大花轿，做了新娘入花轿。颠颠悠悠心里美，到了婆家女婿笑！”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过去姑娘出嫁有“饿嫁”的风俗，婚礼前几天就控制饮食，免得做新娘子那天在众人面前进厕所尴尬。几天前我也开始节食了，临出门前，娘怕我饿，让特为喜事请来的厨子给我打了几个荷包蛋，我只吃了一个。
说起新娘子上厕所，我的亲戚有过一个笑话。五外公的女儿出嫁，多少天之前就开始节食。临上轿之前，娘家人见女儿身体虚弱，怕到了婆家被人闹房折腾吃不消，用肉汤打了两个荷包蛋让她吃。谁知，饿了好久的新娘肠胃不能接受油腻的食物，婚礼当日，还没有圆房，新娘子腹痛难忍去了厕所，一下子“前功尽弃”。娘家爹听说此事，恼羞成怒地数落老婆：“不吃能饿死吗？你看这事多丢人！”这事被人耻笑了好多年。
用完了早点，院子里响起了催嫁的鞭炮声。我开始梳洗，准备上轿。从前，人们把女孩子喊成“大闺女”或“黄毛丫头”，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女孩面部汗毛毛茸茸的。黄毛丫头出嫁成了媳妇，长辫子就要窝成发髻。那时的发髻窝在后脑勺下，为使纂
紧贴头部，先要用头绳把头发扎紧，拧成长条，再顺着发根绕几圈，一个圆圆的发纂就成了。发网一套，插上四根银钗，不光好看，还起到固定作用。后来，大家的观点变了，发髻盘得越来越高，从后脑勺一直爬到头顶，包纂的发网也变得花里胡哨。新娘子发型梳起来麻烦，我因为受过教育，“思想先进”，早已剪掉了齐腰长的辫子，留了齐肩发，省得窝纂
。嫂子们为我戴上了凤冠，外衣之外又套上婆家专门送来的“上头衣”。“上头衣”也叫“催妆衣”，是婆家专门做的婚服，做得起衣服的人家自己做，做不起衣服的，就从亲友家借。总之，无论如何也得备一套。这套衣服随着迎亲花轿一起送到新人家，新人穿上了它，象征着自己就是婆家的人了。我穿上粉红色的长袍，粉红色的棉裤，大红袜子配粉红色的绣花踩堂鞋
，如同古装戏中的花旦，从头红到脚。
又一次催嫁的鞭炮响起。爹和娘并排坐在厅堂中央的椅子上，我走到二老面前，向他俩深深地叩拜了三下，谢二老对我的十八年养育之恩。旧社会讲究“哭嫁”，闺女此时要哭着离开爹娘。这时候，娘家气氛是有点伤心的，毕竟养了一二十年的闺女从此成为人家的人，无论是娘还是闺女，都难以割舍，俺那里，甚至有人把女儿出嫁比成“小送殡”。有的女孩眼皮硬，哭不出来，打也要打得她哭，说是不哭不好。可是，我没有哭嫁。
新娘子上花轿，都讲究个“抱轿”。一般来说，由舅舅或者兄弟把新娘子从绣房抱到门口，无舅无兄弟，或兄弟年纪小的新娘，由父亲代劳。我是文明结婚，不用抱轿。我手捧绢花，戴着一副墨镜，没有盖红盖头，在亲人的祝福声中被搀扶着坐进了婆家的花轿。
轿门敞开着，送亲的鞭炮声震耳欲聋。一声洪亮的“起轿——”，枣红马上的王管家引路，在两位娘家女佣的陪伴下，我离开了高家大院。
离开娘家的我，心里忐忑不安：我离开学校了，也离开了亲生的爹娘。夫婿是什么样子？自己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呢？花轿路过街口的时候，我从轿帘子的缝隙里看到了两个女同学，我多年的同窗高永珍和殷景云，此时她们早早到了双沟街的南门口，站在那里，目送我出嫁。想着就这样和少女时代告别，我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
双沟与朝集，相距不到三个钟点的路程。花轿颠了很久，终于，我听到外面响起了万头鞭炮声。炮声中，花轿轻轻地落在了赵家二叔的大门前，那是我的婚房。
我丈夫有两个娘，一个亲娘，一个晚娘
。晚娘叫李氏，是他的族亲。李氏丈夫早逝，自己一生未育，为了找人继承丈夫留下的三百多亩土地和一处宅院，也为了不受族人欺凌，她过继了我丈夫兄妹二人到了自己的门下。所以，按照习俗，李氏是我丈夫的母亲，我们婚礼的所有费用是由她承担的。成亲的时候，丈夫的两个娘都是寡妇，在封建意识中，寡妇的家是不完整的家，办喜事要讲究十全十美，族人中，二叔二婶父母健在、儿女双全，是个和美的人家，他们当时全家都在镇江，房子空着，所以，我们的婚房就选在了二叔家。
鞭炮声响过，两对十五六岁的少女从院内走向我的轿前。她们每人手中端着一个口径三寸的瓷碗，碗里装着半碗茶水，这是“开口茶”。传说，做新娘子这天是金口玉言，不能随便开口说话，否则，金子会从口中掉落。四个女孩端着碗，依次在我的面前绕了一下，又分别退到轿的两边。待最后一人走完，她们又都端着碗回到院子里。这一仪式完毕，新娘就可以开口说话了。
下一个仪式是出轿。两个盘纂插花的年轻媳妇走到轿前，一边一人，扶着我走下轿。这对媳妇叫“领亲人”。我的双脚刚踏到地面，一个男人端着一筐东西向我走来。这个男人叫“撒帐人”，他的筐子里放着许多东西，都有吉祥如意的意思，比如，麸皮（谐音：福）、红枣（寓意：早生）、栗子（寓意：儿子）、花生（寓意：岔开生，既有男，又有女）。撒帐人把这些东西铺天盖地向我撒来，他边撒边唱，看热闹的亲友们帮衬着喊好。
“花轿到门前！”
“好！”
“福寿两双全！”
“好！”
“今年生贵子！”“好！”
“明年儿女全！”
“好！”
……
麸皮飘起来像雪花一样轻轻的，无声无息，落在身上没有任何感觉。可那些果子就不一样了，落在衣服上不觉怎么的，砸到脸上有点疼。我怕麸皮落入眼中，揉不得、擦不得，闭着眼睛任由领亲人搀扶着走到院中的天地桌前，准备和新郎同拜天地。
院中间，几张桌子一字摆放。桌子中间放着一个香炉，四根大红烛分放两边。红烛的两边摆着盛有各种水果、糕点、香烟、酒水的盘盏。桌子的最东边有一个特别大的藤编斗，那斗里装满了高粱和大麦，中间插着一杆秤。红高粱代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大麦代表我要在此永久生活、生根发芽，秤代表过日子要精打细算，日进斗金。
那时候拜天地程序不像现在这样简单，一气呵成。没有祖先哪有长辈？所以，必须长辈们先拜。一个个长辈叩拜完，才轮到新郎新娘拜。
长辈们拜祖宗的时候，我被扶着去“坐帐”。两个媳妇扶着我进了洞房，按照风水先生看好的位置和方向，我到婚床上盘腿而坐。她们让我脱下婆家送的上头衣，挂在衣帽架上，撒帐人又来了一段吉祥唱词：“红袄裙子高挂起，一年之内送粥米！”送粥米是淮北一带的风俗：闺女出嫁后生了孩子，娘家要送米、面、蛋等食物到女儿家贺喜。撒帐人的意思，还是祝福我婚后早日生下孩子。
经过撒帐，我的衣服上沾了许多麸皮。为了表示对天、地和长辈们的敬重，我重新梳洗了一番，清理了衣服，开始拜天地。
当地风俗说，拜天地的时候，新郎的母亲要高喊着儿子的名字，传说娘喊得多，子孙就生得多。此时，我的婆母对着厅堂一声接一声地不停高喊：“××拜天地！××拜天地！”
在娘的千呼万唤中，我看到丈夫身穿大褂，头戴礼帽，身系一条大红花的缎带，在一群叔伯兄弟的簇拥下，走到天地桌前和我并排站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娘为我选的夫婿。
看热闹的人开起玩笑来，把我俩一会儿拉近、一会儿拉远，一会儿推前、一会儿拖后，折腾了一番。我们在老执
的高喊中，按照天、地、高堂的顺序，一一跪拜。磕头是有磕头礼的。每给一个人磕完头，收钱的箱子就“咣啷”响一下，那是被我们礼敬的长辈丢进去的磕头礼。
拜完天地，新媳妇还需要“扯脸”，就是把姑娘脸上的细绒毛去掉，这才是媳妇模样。扯脸是嫁入婆家当天进行的，拜完天地，两个领亲人把我安排到婚床边的凳子上坐下。一位年龄稍大的妇女坐在我的对面，手里拿着一根长丝线和一枚染红了的鸡蛋。那女人先拿着鸡蛋在我的脸上滚了一圈，边滚边唱：“滚脸红鸡蛋，扯脸红丝线。今年请俺喝喜酒，明年请俺吃喜面。”
扯脸的工具是一条长约五尺的丝线。那女人用嘴巴咬紧一头，左手抓紧另一头，右手食指从线的中间勾起来撑开，一拧再拧，形成一个大大的“8”字形的圈。线圈撑开之后，用两个指头撑在圈里，在我的脸上来回移动，我感觉线在脸上反反复复收拢、拉开，拉开、收拢，哪里有汗毛，线圈就移到哪里，直到额头光亮，面颊干净。初次扯脸，真好比受刑，扯过的脸是绯红的，火辣辣的疼。
“刺啦”“刺啦”……一根根茸毛在丝线的拉扯下从我的脸上落下，我闭着眼睛不动，感觉脸颊烫烫的。
我成了真正的媳妇了。
从嫁到婆家的第一天开始，我便按照娘家人的嘱咐，事事谨慎小心，生怕做错了事让人笑话，甚至累及父母。
早晨，我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梳洗打扮齐整后，到婆婆那里问安。娘家给我陪来二位嬷嬷，问安时她们都陪着。我虽然在徐州城读过书，也去南京见过世面，但当了新媳妇到底害羞胆怯，有了这两个嬷嬷在身边，给长辈们请安问好的时候，我心里就不那么怯场了。这两个嬷嬷并没有跟我很久，因为娘家经济不如从前，嬷嬷们是短期雇佣的，她们陪我在婆家住了十天半个月之后就离开了。
丈夫过继给了李氏，李氏就是正牌婆母，按照礼节，我每天必须先去拜李氏，再去拜丈夫的亲生母亲。李氏故眼子多
，在我面前总要摆个架子。给她早拜，我就要加倍小心。问候她，磕完头不能立刻转身，必须退三步才能转，不然就是失礼。李氏不问话，我就安静沉默，不多嘴多舌。亲婆母就不同了，她是“哈拉脾气”
，不拘小节。每天清晨见面磕完头，她就让我坐在她的身边，眉开眼笑地问长问短，过不了多久，对于陌生婆母的畏惧渐渐消退，我总感觉她和我之间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
新婚后的头一个月，我每天早上都去给婆母请安磕头，坐着陪婆母说话，还要去帮她们整理房间。两个婆母身边都有贴身的丫头、嬷嬷，一般的内务在我没到之前就做完了，可是我去了那里，仍然得象征性地理理床，这是“孝敬老人”的规矩，新媳妇必须遵循。我虽然是夫家媳妇中是第一个从中学毕业的“新女性”，也不能逾越了规矩。
整整一个月，我每天还要重复一件事：吃“满族饭”。
新媳妇嫁到夫家，要被一家家的族人宴请，一天换一家，直到吃遍满族饭。这也是传下来的老规矩：新人乍到，不了解家族间的亲疏关系。通过接请，新媳妇不光能认祖归宗，也加深了与族人间的亲情。
虽然说是宴请，但我是不能白吃饭的。赴这种席，婆家人不会陪同，都是别人家来请，我自己去。我拿着手帕，每到一家门口，要先把手帕铺在门口的地上，向主人家的长辈磕头，离开的时候也要磕头。请客的人家一般会请厨子办酒，赴席前，我准备好礼钱，用红纸包着揣好，待厨子的几道菜上完，我就把礼钱赏给他们。一个多月，这种礼钱花出去三十多块大洋。其实，这些钱都是我和丈夫在婚礼上得来的“磕头礼”，现在它们绕了一个圈儿，又回到族里。
蜜月过后，我们夫妇搬到了李氏那里和她同住。一日三餐有丫头服侍，我每天除了陪伴李氏，别无他事。
李氏人长得漂亮，是附近出了名的美人，当年她丈夫还在的时候，夫妻俩是人人称赞的一对才子佳人。李氏不但人长得标致，还有一双插花描云的巧手，刺绣活儿出色，那些绣品摆到现在也是精品。
李氏虽不识字，但爱听书。我丈夫是个喜欢说话的人，又读过书，《三国》《水浒》《红楼梦》，精彩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念书也念得有滋有味，李氏喜欢听，就天天让他念上几回。丈夫兴头来的时候，似唱似念地吟诵，特别像咱们淮北地方的唱大鼓。可是，丈夫渐渐有点坐不住了。他觉得念书太麻烦了，人在家心在外，总想朝外边跑。他一走，这念书的事便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学不了他那抑扬顿挫、尾音几拍的读法，只会一板一眼地念，一回念完再来一回，总之要满足李氏的要求，她要听多长时间，我就读多长时间，不能拒绝她。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结婚之初，李氏婆母老要我给她念书，那不过是在试探我，看看我是怎样的人，和气不和气，耐心不耐心，能不能和她相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