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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难以解释心理学在古希腊突然出现和兴盛的原因，更无法解释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心理学为何会进入一场持续约两千余年的漫长冬眠或休眠。直到17世纪之后，有关心理学的问题才又一次激起一些思想者的兴趣，展现出其曾在希腊文化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然而，“冬眠”“休眠”都是误导性词语，暗含某种缺乏意识的意义，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古希腊文明末期，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在基督教改造社会时期，在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中，在罗马帝国废墟上产生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更新过程中，心理学没有垂死，更没有被人遗忘。在漫长的二十几个世纪里，在社会的种种改变过程中，总有知识分子继续提出希腊哲人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并为之作答。只是他们在这么做时，要么以局外学者的身份评头论足一番，要么在前人作过的研究上老调重弹，并没有对问题进行实质性的探索，缺乏真正的创新。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提出过足以推动心理学大幅进步的重要思想。
也许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心理学已经发展到了思辨和冥想所能达到的极限。在那个时代之后，那些对心理学现象感兴趣的人们渐渐心安理得地享用起前人取得的成果，不再花费气力进行观察、测量、取样、测试、实验等其他实证过程，从而使这门科学止步不前。
然而，对这场漫长的休眠亦存在另外一个解释：主导西方文明达2000年之久的社会和宗教形态没有产生足以鼓励、启发人们对心理学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土壤。出于不同的原因，希腊社会、罗马社会和基督教社会只是鼓励少许思考心理学问题的学者对前辈的工作做一些简单的考察和整理，并在修补之后为自己的信仰系统所用。
这些学者、编辑和校订者所做的一切之所以依然值得注意，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无论是何种学科，在其发展史上，实践者往往都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对一些已经接受的理论进行修补，以使其适应更复杂的社会现实。在此期间，任何科学都如茧中之蛹，在破茧而出之前，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这段蛰伏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质变出现时的那种戏剧性场面，但对学科知识的进步来说不可小视。
其二，在心理学这场长眠的晚期，一些基督教学者精选并修正了古希腊的心理学理论，在神学基础上增补了部分有关人性本质的非科学假设，而这些假设在大众思想中一直流传至今。审察这些假设是如何及何时得到发展的，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的一些争论，如意识是否存在于与身体分开的心灵当中（或体外，或死而复生的经验等），或其是否就是发生在活着的人的大脑中的一些物理和化学事件的联结。
泰奥弗拉斯托斯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3年因政治动乱离开雅典。临行之前，他任命多年故交和同事泰奥弗拉斯托斯担任吕克昂学院的院长，此后又将自己的图书馆及所有作品的手稿遗赠给他。显然，亚里士多德对他甚为重视。
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2—约前287）的确是位杰出的师长和学者。他主持吕克昂，使其成功地开办了许多年。他是位口若悬河的演讲者，甚至有多达2000人同时前来听他演讲。他还极为勤奋，一生中完成227部——有人说是400部——有关宗教、政治、教育、修辞学、数学、天文学、逻辑、生物学及其他学科的著述，其中包括心理学。
出乎亚里士多德预料的是，后世几乎没有人记住或阅读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任何作品，只有最为琐屑的《性格》一书除外。该书是一系列简短的讽刺性原始素描，如谄媚者、饶舌者和蠢人——这是一种后来非常流行的文学作品的最初样本。这些素描是一些广义上的心理学作品，因为它们报告了行为上的一些现象，但其对我们了解性格特征或模式的起源或发展并无特殊意义。
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众多作品之所以为后人所遗忘，是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创新，充其量是对前人已经提出的论断进行重述、编辑和评论而已。我们可从他的心理学论著《感觉论》中窥出一斑。在此文中，他写下不少有见地的言论，但所有言论无非是对前人作品的评价或吹毛求疵，如下面典型的几句：
［德谟克利特］把感觉、快感和思想归结为呼吸和空气与血液的混合。可是，有许多动物要么没有血液，要么不会呼吸。如果呼吸必须穿透身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一些特殊的部分——（这个概念）……是为其理论的一部分需要而介绍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身体的所有部分进行回忆和思想活动。然而，理智并非在我们的所有器官中都有一席之地——比如我们的双腿和双脚——只是在一些特殊的部位，我们可通过它们，在合适的年龄里进行记忆和思想
。
希腊化时代的学者
与泰奥弗拉斯托斯有关的心理学的作品，是我们在希腊化时代，即亚历山大去世并由他的三位将军瓜分帝国之后的200年中，从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家的作品中所能找到的最典型例子。这些评说虽然没有开辟任何新领域，但却开始收集希腊心理学思想中的一些瑕疵，并在约两千年之后，引起一些追根究底的人设计新的假说，并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验证。
希腊化时代的心理学中所发生的一些实际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其他的智力活动领域。对前几个世纪思想家的思想的编辑和批评，随着图书馆的增多而发达起来。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建立了古代最大的图书馆。出现新思想的仅限于下列学科：几何学，在欧几里德手中得到极大发展；流体静力学，在阿基米德手中有了划时代的发现，即一个沉浸在液体中的物体所失去的重量与这个物体所排出的液体的重量相等；还有天文学，厄拉多塞通过计算地球的周长而极大地推进了这门学问的发展，且其计算结果几乎与实际的数据一模一样（他先在正午时间，即当太阳直射进阿斯旺的一口深井时，测量亚历山大城一座方尖石塔的阴影，然后，通过几何方法确定使阴影产生不一致现象的地球曲率）。
这些学科及其他一些取得进步的学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实践者对形而上的问题视而不见，一味寻求不通过哲学思辨而通过实证得来的知识（数学不是实证科学，但欧几里德从事数学研究的方法至少脱离了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几何学者的神秘论）。与此同时，当时尚无任何实证方法的心理学，仍旧保持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而哲学却在衰落。遍布马其顿及近东的战争间歇肆虐，前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逐渐崩溃，人们渐生厌恶与悲观情绪。哲学家们不再寻求最高真理，而是纷纷去寻求安慰。他们转而研究天文学、近东宗教，并对柏拉图主义进行神秘主义改造。他们将哲学变成狭隘的伦理体系，并从中学会如何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明哲保身。
在此情形下，心理学不再引起哲学家的兴趣。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大多只是在反刍和推敲大师们的假说。新兴的三大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弟子们只把自己的心理学讨论局限在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即只认知感觉，并从感觉中通过推理抽出概念和意义的学说）上，修补他们所注意到的任何错误，并根据他们的伦理学需要增加一些概念。
伊壁鸠鲁学派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将其生存伦理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个过分单纯化的教理上：快乐是神圣生命的起始和终结。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追求感官享受的人，或是一个浪子。实际上，他是一个脆弱且多病的人，他寻求并提倡的只是平静与适度的快乐。他在做讲座时反对极度的快感，如暴饮暴食，在公共场所欢呼，玩弄权术和性交。关于最后一种，他说道：“没有人因为沉溺于性交而优人一等，只要他做得不算太差就行。”不过，他的确养过一个情妇，因为他认为，只要不坠入爱情，适度的性欲快乐是有益无害的。
伦理学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他极少提及心理学，只不过就德谟克利特的知识理论老生常谈一通，因为后者的理论非常适合他的实用主义和世俗哲学。不过，如果他在自己的其中一个学说中进一步追寻心理学意义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心理学史上的一个大腕人物。按照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伊壁鸠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激情，即快乐和痛苦，会影响任何生物。一种是自然的，另一种是我们的本质之外的东西。这两种激情是我们判断所有选择的基础”。这一点明确地昭示出我们今天叫做增强法则的原则，现代心理学家将之视为学习的基本机制。可是，伊壁鸠鲁和他的弟子们只发展了这个二分法的形而上部分，并没有展开其心理学内涵。
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将其伦理学体系建立在这样一个熟悉的教义上：我们不能确定感觉可以正确地反映真实。比起先辈们来，他们认为真实更加遥不可及。该学派的创立者皮浪（约前360—约前272）认为，不仅无法确知我们的认知是真实的，而且无法确切地找寻其中一个行为过程优于其他过程的合理依据。这样的怀疑论者在那个时代非常有用。如果无法证明其错误，那么，不管何人大权在握，人们只能合法地接受其所规定的习惯与宗教。哲学家阿凯西劳斯迈出了最后一步，用一个振聋发聩的警句将皮浪的怀疑论推向极致：“没有什么是确实的，即使这句话也不例外。”其结果是，怀疑论者将心理学降格为对所有思想的系统进行质疑。
斯多葛学派
斯多葛学派是由基蒂翁的芝诺（约前335—约前263）创立的。他的伦理学体系建立在长期以来为希腊思想所熟知的心理学概念之上，即人们可以通过对情绪的控制求得平静。芝诺认为，在美好的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能够得到足够完全的控制，个人感受到的情绪少而又少，因而可以不受痛苦的折磨。即使欲望和快乐也应避免，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失去抵抗力。
他的弟子们强调，要做到这样的情绪控制，就需要对意志进行磨炼。他们回应了柏拉图的观点，即意志应当执行理智的指令，压抑欲望的冲动。可是，这个观点也引起了斯多葛学派的一个悖论。他们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即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并按照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运行。这一概念似乎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为解决或至少绕开这个难题，他们争辩说，神不可能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意志也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神的一部分，它一定也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个假说显然既无法证实，也不能反证，因而成为心理学史上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显出勃勃生机，越来越有进取精神。然而，尽管罗马人征服了整个东地中海区域，但其本身却被希腊文化征服。罗马人精于建立帝国，却不善于创新。他们是很好的管理者，但不是思想家。于是，他们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和哲学风格全盘照搬过来。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按照吉本的说法，罗马人“占领了地球上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拥有了人类最文明的一部分人”，但在整个期间，它却始终是希腊的文化寄生虫。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罗马人没有发明任何艺术形式，没有建立任何有创见的哲学系统，也没有任何科学发现。他们会修路，会订立系统的法典，还会有效地指挥军队，至于其他，他们只好向希腊人看齐。”
在哲学上，他们在照抄希腊人时却有所选择。他们关心的只是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和无产者的控制及其他一些实用知识，希腊哲学在更高层次上的幻想根本派不上用场。比如，他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的只有逻辑。他们大体认为，哲学的合适范围应该是颁布规则，使人们在不稳定的生活里明哲保身。
卢克莱修
基于上述原因，伊壁鸠鲁主义对一些罗马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卢克莱修（约前100—约前1）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同时代人。在其科学文集中的一篇名叫《物性论》的长诗中，他详细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他在其中宣扬的是理性和消极的伦理学，对共和国那些贪婪和进取型的统治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但对大多数希望远离战争暴力和政治学的罗马贵族来说，却正中下怀，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门能够帮助其在社会动乱中求得平静生活的哲学。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对心理学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他只是以某种学校老师式的说教口吻重述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旨在修补两者缺陷的评论。他的世界观和资料来源都很有限。比如，他认为，由于我们在“胸脯的中间一带”感到害怕和喜悦，因此，那儿就是思想或理解力所在的地方，而思想和灵魂（他认为两者是相连的）又是由特别微小、移动很快的原子构成的。然而，在其他地方他又表现得很有见地，而且非常现实。比如，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卢克莱修的伟大之处：
思想和灵魂的本质是有形的……［而且是］有生死的。如果灵魂长生不死，且在出生时进入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记不住遥远的时代，留不住以前的行动痕迹呢？如果思想的力量被完全改变，所有对过去的记忆全部丢失，那么，我认为它等同于死亡。因此，你们得承认，以前存在的灵魂已经消失了，现在存在的灵魂已经形成。
我们也许会对这位古代诗人的常识表示敬意，但在他身上，心理学已经停止前进。我们不必在此多留。
塞内加
斯多葛主义更对罗马社会富于进取的统治阶级的口味。从公元1世纪开始，这种学说就风行于罗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中。他们过着奢侈的极权生活，可他们知道，任何一分钟都有可能失去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面对个人悲剧时保持斯多葛式的冷静客观的人生态度无疑是一个理想。
这种教义集中体现在哲学家塞内加（约前4—65）面对死亡的行为中。这位诗人、戏剧家、政客和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受到诽谤，说他谋划推翻尼禄王。尼禄王听到谣言后，派一位百夫长来到塞内加的家乡，告诉他说，尼禄王希望他死。塞内加平静地要人们取来蜡板，书写遗愿。百夫长不许他完成这件冗长的工作，因此，塞内加对身边哭泣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回报你们给我的服务，只好把我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好东西留下——我的生活方式。”他平静地割开自己的血管，躺在热水池里，在走向死亡之际向秘书们口述了一封告罗马人民书。
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55—约135）是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早先是一名希腊奴隶，和他的斯多葛先辈一样，对宇宙的本质、物质或精神丝毫不感兴趣。“所有存在的事物是否由原子构成……或是否由火或土构成，”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仅仅理解善与恶的本质还不够吗？”他关心的焦点是找到一条忍受人生的办法。他对心理学领域唯一的关注是提出了一条准柏拉图式的、对如何“忍受和放弃”的理性化提炼。
永远不要说什么“我已经失去它”之类的话，而只说“我已经把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他被送还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被送还回去了……我必须遭到流放，可有谁能阻挡我面带微笑和宁静上路呢？“我要把你关进牢房！”可你关进去的只是我的肉体。我必须死，可我非得死得怨天恨地吗？……这些都是哲学应该预演的课程，应该每天将之写下来，付诸实践。
同样高尚但没有任何启迪作用的感伤情怀还出现在2世纪的哲学家和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著名的《沉思录》中。
盖伦
罗马人对心理学的唯一贡献是由一个希腊人和一个埃及人共同做出的。
这位希腊人名叫盖伦（129—约216），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还是马可·奥勒利乌斯及其继承者的私人医生。盖伦写的一本手册的名字听起来颇为引人注意——《心灵激情的诊断与治疗》——可其中包含的只是一些斯多葛学派和柏拉图关于如何通过理智控制情绪的概念，基本上算是炒冷饭。然而，在其他地方，他在某些细节方面还是发展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简要提及的情绪分类，也就是，情绪要么是“暴躁的”，与愤怒或挫折有关；要么是“欲望的”，来自寻求各种快乐的欲望和满足肉体的需求。几乎所有对情绪进行过分类的现代心理学家，都曾做过类似的区别。
盖伦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如前所述，是以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为基础的性格理论。这是一种负面的贡献，因为在许多世纪里，这种理论误导了医生和其他人，被认为是性格模式和心理疾病的成因。可是，他的确承认并正确地描述了由情绪引起的一种生理症状。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女病人的脉搏在某人碰巧提到一位男舞蹈者的名字时突然加快。盖伦安排某人在她下次来这里时进入房间，并谈论另一位男舞者的表演，并在另外一天进行同样的实验，只是再换一位舞者的名字。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这位女病人的脉搏都没有加快。然而在第4天，当某人又提到第一位舞者的名字时，她的脉搏又突然加快。于是，盖伦很有信心地为她下诊断，说她得的是相思病，又说，一些医生好像认识不到肉体的健康会受心灵磨难的影响。不幸的是，盖伦在这个思想上再也没有发展下去。这一问题的再次提及，则是21世纪的身心医学的事。
普罗提诺
埃及人普罗提诺（205—270）对心理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贡献。在他的时代，罗马文明已经没落、腐朽，充满暴力，许多麻烦缠身的人开始笃信普罗提诺所提倡的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把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与柏拉图信仰中的神秘和世俗部分，包括他自己最没有科学性和精神性的心理学，结合成一个全新的整体。
普罗提诺先在亚历山大城学习希腊哲学，后于244年来到罗马。身为异教徒的他像一个基督徒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奢华之中。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囚所——他的传记作家和弟子波菲利说，普罗提诺甚至为自己的灵魂竟然有个肉体而羞愧不已，因而丝毫不顾惜自己的肉体，对衣着和卫生诸事也毫不关心。他吃的是最简单的食物，完全避开性生活，还拒绝坐下来让别人画像。他认为，肉体是他最不重要的部分。尽管他过着苦行生活，但仍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演说家，罗马城里很多富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找他出个主意。
他很尊敬柏拉图，引用他的思想时，他单用一个“他”字。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感觉的证据次于推理的证据。他相信，最高的智慧，也即通往真理的最后通道，会在灵魂暂时脱离肉体，在恍惚状态中感知世界的时候到来。他写道，这样的体验他本人就历经过数次。
它发生过多次。从肉体中升起，进入我自己；它超然物外，自成一体，并看到一种奇妙的美；然后，它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自己已与最高秩序连成一体，获得与神的统一，并通过这一行动，在他
的体内驻留；超越一切智慧，仅比至上稍逊一筹；接着便是从智慧状态到理性状态的下降。在这次深入神性的居留之后，我自问，怎么搞的，我竟下降了呢？灵魂是怎样进入我的肉体的呢？甚至还在我的体内时，灵魂不是已经显示出它是至上的东西吗？
退一步讲，这些也很难让人理解。普罗提诺在此或其他处所指的是，有一个三重的真实世界存在于物质和生理的世界之上。它是由“一”（它）构成的；它是精神或智慧或心灵，是某种回顾或“一”的映象；至于灵魂，它可以上观精神，下视自然和感官世界。
这与心理学有何关系呢？没有关系，却也大有关系。
说其没有关系，是因为普罗提诺对精神功能的研究没有兴趣，他没有就心理学说过什么，只是对德谟克利特和其他原子论者的心理学提出过反对意见。
说其大有关系，是因为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关于肉与灵、灵与思想关系的观点，后来渐渐发展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且使心理学的探究定形并给予约束，直到14个世纪以后科学再生。
另外，普罗提诺获取灵魂概念、思维和“它”的方式，也成为科学心理学出现以前任何对心理过程产生兴趣的人进行类似探索的模式。他部分地通过恍惚状态探究真理，但这种经验相对较少——在波菲利与他一起工作并观察他的6年当中，这种情况只出现过4次——因而，他理解灵魂、思维和“它”的方式，主要靠沉思冥想过程中的推理完成。
换句话说，他尽心致力于构想一个在他看来能够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关系的超自然结构。当然，他未能检验自己的假设。测验属于物质世界，而不属于精神世界。
教父们
在公元1世纪至4世纪之间，罗马帝国在到达巅峰状态后开始瓦解，基督教成为主导性宗教。在接下来的西方文化进程中，没有宗教信仰的哲学家渐为一群完全不同的思想领袖所取代，他们就是教父。
他们是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主教和其他著名的基督教传教者，通过彼此间无穷尽且言辞激烈的争辩，试图寻找新的信仰中所存问题的解决方案。任何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人士对他们的名字都不陌生，其中著名的有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德尔图良、奥利金、格列高利·陶马特古斯、阿诺比乌、拉克坦提乌斯，尼萨的格列高利，当然还有奥古斯丁。
尽管异教哲学已经衰退，但其心理学却在被选择和修改后，保存于教父们的“护教学”，或为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的一些布道辞和书面材料中。这些教父多是哲学神学家，其主要兴趣尽管是有关基督是神还是人这类关系到信仰的中心问题，但也必然涉及有关灵魂的本质、其与思维和肉体的关系以及思想概念的来源之类的心理学问题。
在基督教时代的前几个世纪，几乎所有的教父都是中层或上层社会的罗马公民。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生并长大，接受的是他们那个等级里男性公民的典型教育，因此非常熟悉异教哲学。在护教过程中，他们激烈攻击那些与基督教教理不相容的哲学观点，接受并改造那些支持基督教教理的内容。他们认为，上帝能够直接干预人类的生活，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圣徒所创造的）奇迹是真实的，等等。几乎所有在异教哲学中符合科学但又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理论，都受到他们的排斥和责难。在这些教条之下，大量科学知识被人们遗忘，对此，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写道：“自公元300年至1300年间，学术健忘症袭击了整个大陆。”
然而，心理学并没有被完全遗忘。教父们挑选并改造了其中一些理论以支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前人的理论中，凡是带有自然主义观点的，如心理过程是原子在大脑或心脏里面运动而引起的等观点，他们都认为是不完全的，是异端邪说。而任何支持基督教灵魂至上和超现实的观点，如柏拉图的理念说，他们都非常欢迎，并加以改造，以适应基督教的教理。
困扰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灵魂是否是上帝的一部分，是否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生而知之，即在其来到肉体时就已拥有知识。基督教创造出另外一种说法：在出生时，每个灵魂都经过了重新创造，因而，新生儿的思想是空白的。这种认识使许多教父开始攻击柏拉图生而知之的教条，但却接受其学说中的其他大部分思想。
另一困惑是，灵魂如何与心灵及肉体结合，灵魂是否需要肉体来感知和接纳感觉，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认定的那样。然而，按照教义，罪犯或非信仰者死后，其灵魂将在地狱里遭受火刑；如果灵魂与感官脱离后没有感知力，那么，它又如何感受到地狱的痛苦呢？对此，大部分教父认为，灵魂并不需要感官进行感知。
这些都是难题——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教父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大量精力彼此攻讦，以便把心理学调整到新的信仰中去。心理学也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了下来。
德尔图良
尽管前尼西亚时代的教父们——在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之前生活和写作的教父们——彼此观点冲突很大，然而，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德尔图良，他的作品却给我们提供了异教心理学概念是如何融入教父们的早期作品中的例证。
德尔图良（约155或160—220之后）是罗马一个百夫长的儿子，在迦太基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后来他学习法律，来到罗马，成了一位著名的法学家。30多岁时，他不知出于何故抛弃了异教徒的享乐，皈依了基督教。他迎娶同教的一位信徒为妻，带着僧侣的指令（当时的僧侣不是独身的）回到迦太基传教，在那里度过余生。他源源不断地写出大量激进的护教作品，对罪恶进行斥责。他是教父中最早用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写作的人，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学是从成熟期的德尔图良开始发展起来的。
他一直是个愤怒的人，对罗马异教徒的享乐生活及他们对基督徒的残酷对待十分愤怒。正是他说出了“殉教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名言。他饶有兴致地“安排”了异教徒死后将会遭受的痛苦。
最终审判日（将会到来），届时，这个旧世界及它的世世代代都会在一把烈火中消失殆尽。那将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我会怎样惊叹、欢呼啊！看见那些自以为会进入天堂的国王们在黑暗深处痛苦地呻吟！那些败坏基督名字的法官们，他们在更为炽烈的火焰里烧成灰烬！——还有那些先贤和哲学家们，他们在熊熊烈焰中面对自己的弟子时羞愧满面！
圣保罗的哲学是德尔图良的思想来源。德尔图良尽管结过婚，但对于婚姻中肉欲的一面却如圣保罗一样有很低的评价。他在四十多岁时给妻子写了一封关于婚姻和守寡的信——该信还有教导其他妇女的意思——表达了对自己和她的身体欲望的蔑视。该信尽管不属于心理学文章，但它代表了许许多多教父作品中对性欲的态度，因而在此后的18个世纪中，对信徒们的性欲和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本质和范围最终将在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显露出来。
德尔图良在信中称其妻子为“我最亲爱的、上帝共同的仆人”，并要求妻子在他先她而死之后不要再婚。他说，二婚等同于通奸。她应该把守寡看作上帝对禁止性生活的召唤，因为上帝认为，只有在婚姻状态下才可进行性生活。她也不应该对丈夫的亡故感到悲伤，因为这只是结束了他们被一种肮脏习惯奴役的状态，而这种习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必须抛弃的。
对基督徒来说，在离开人世以后，其伴侣不应该在复活之日到来时再婚，因为在这一天，他们将被转换入天使般的圣洁之中——在那一天，我们两人之间不应该出现任何由骄奢而产生的耻辱。如果这样轻薄，这样不纯洁，上帝就不会对其信徒作出任何保证。
历史没有留下他的妻子看完信后的感想。
对恶人进行地狱之火和硫黄石的惩罚，在那个时代的心理学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在作品中大多也予以保留，以攻击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冲突的心理学学说以及这些学说所支持的观点。比如，在《创世记》中，有关上帝创造亚当一节的叙述，就是德尔图良排斥柏拉图之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理论的足够证据。
在我们承认灵魂是从上帝的呼吸中诞生这一刻始，就等于承认我们赋予了它一个开端。柏拉图拒绝给灵魂赋予任何开端，故而让它既无诞生，也无形成。然而，我们却从它的确有个开端这一事实及与此相关联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它既有诞生，也有形成……这位哲学家的观点已被预言这一权威所颠覆。
尽管他相信灵魂在死后依然存在，但他看不到任何理由以反对他所引用的那些哲学家的观点，即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形的，而且与肉体的功能互动。
灵魂当然与肉体有一致之处，在它受到伤害时也同样感到痛苦。肉体也会与灵魂一起受苦，并在灵魂受到焦虑、压抑或爱的时候与灵魂联结在一起，如通过其自身的面红耳赤来证明其羞耻和恐惧。因此，从相互的感受方面来说，灵魂证明自己是有形体的。
和希腊的哲学家一样，他把心灵定义为灵魂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可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完全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即灵魂和心灵是同一事物。
心灵，或叫animus，即希腊人叫做nous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灵魂里面固有的某种功能或作用。在这个地方，它会产生作用，获取知识，并产生自发的动作……运用感官就是忍受
情绪，因为去忍受就是去感觉。同样的，取得知识就是运用感官，体会情绪也是运用感官；这一切都是某种状态的忍受。可是，我们知道，除非心灵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否则，灵魂就什么也体会不到……德谟克利特泯没了灵魂和心灵之间的所有区别。然而，它们两者如何会是同一事物呢？除非我们把两者混为一谈，或消灭其中的一个。我们强调将心灵与灵魂结合起来，不是说它在物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是指其自然的功能和作用。
而在教义方面，他改造了柏拉图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观点，因为他不认为后者是出自上帝之手的。
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两个部分——理性和非理性。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持异议，可我们不能将这种双重区别归因于灵魂的本质……［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非理性的因素归因于我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灵魂的本质，那么，非理性的因素也将会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但是］追求罪恶的动机来自恶魔，而所有的罪恶都是非理性的，因此，非理性是从恶魔那里得来的，与上帝无关。对于上帝来说，非理性是一个外来原则。
奥古斯丁
尼西亚会议之后，基督教教理越来越标准化，基督教本身也成了帝国的正教。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心理学更是被压减到正教所能接受的程度。前尼西亚时代的教父们在许多心理学问题上的观点也随之变成异端邪说（奥利金在逝世之后，就因为他生前散布多种异端邪说而遭到指责，邪说之一就是他受柏拉图影响提出的灵魂预先存在的观点）。
心理学能够从4世纪以衰减的形式保存到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是托马斯·阿奎纳之前教会的理论权威。
奥古斯丁（354—430）出生于罗马帝国的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母亲莫妮卡（后被封为圣人）是位基督徒，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一位异教徒法官。在奥古斯丁时代，世界上仍旧崇尚罗马式的奢华，但罗马帝国已处于急速没落之中。在其青年时代，野蛮人开始向帝国的边陲进攻，到他中年时，罗马城已经落入哥特人之手，而在他老年时，整个西方世界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岁的少年，奥古斯丁基本上属于典型的罗马式酒色之徒。“我全身心地投入通奸活动。”他在著名的《忏悔录》中回顾这段生活时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因为母亲的灌输而产生一种负疚感，于是放弃乱交，纳下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15年之久，对她极其忠诚。
他是位思维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敬仰有加，称其为“半神半人”。后来，他将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改造后融入基督教的教义。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又来到罗马城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的《圣经》，同时成为东部基督教分支的摩尼教教徒。
然而，他越来越受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后者的苦行深深打动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出更深的负疚感，同时也为他所处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在这个世界里，匈奴人践踏着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色雷斯（介于爱琴海与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踏为平地，日耳曼人冲过莱茵河，而在意大利，腐败正日益肆虐，苛捐杂税猛如虎，人们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32岁时，奥古斯丁屈服于母亲的压力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一心等着他的未婚妻长大成人。有一天，在米兰的花园里，他与一个朋友正在小坐，突然感到“灵魂难受，备受煎熬”（他在《忏悔录》中说），内心产生出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一阵孩子般的说话声：“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的著作，随便翻开一页，读到下面几行：“不要放纵声色和酗酒，不要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不要争斗和嫉妒。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中，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作打算。”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殆尽，内心一片宁静。于是，他放弃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公元387年的复活节，在母亲陪伴下，安波罗修主教（后来亦成为圣徒）为他施以洗礼。
他回到非洲，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施舍给穷人后，在塔加斯特创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希波镇主教瓦莱里安的邀请，前去帮他做一些教区工作。奥古斯丁正式过上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瓦莱里安主教退休后，他勉强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待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罗马城已经被哥特人劫掠，汪达尔人也打到了希波的门前，距整个西罗马帝国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
作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仍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尽管身材瘦小，身体虚弱，而且长期受到慢性肺病的困扰，但他仍积极参与宗教论辩，与异端邪说进行斗争，同时写出了诸多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著作，包括著名的《忏悔录》。他甚至花费13年时间完成了杰作《上帝之城》。他写出这部巨著的主要目的，是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和在一起。然而，当它们产生冲突时，他大都将其交由自己的准则进行裁决，即“不要为相信而理解，而要为理解而相信”。
许多世纪以来，奥古斯丁一直是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他的裁决权威扩展至他就心理学领域所发表的任何言论，尽管他本人从未系统地处理过心理学的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科学的观点一样，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在其为宗教目的服务时都是有益的，否则就是有害的。除《圣经》之外，其他所有的知识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多余的——“不管人们从其他来源学到什么，都是有害无益的，都要在那里（即《圣经》）受到诅咒；如果它是有益的，一定早在里面了。”然而，在他的著作里，大量心理学内容却得到保留，他也因此而受到学者们及那个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圣师们”的推崇。
比如，奥古斯丁延续了盖伦的言论，认为灵魂或意识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意识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奥古斯丁举例说，胆汁过多易使人动肝火，可是，易为外界事件动肝火的人，其身体也易分泌过多的胆汁。
奥古斯丁利用早期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的言语解释意识的结构，并将其与记忆、理智和意愿三重功能联系起来。然而，有时他所说的有关三重功能的言论却变得神秘莫测，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三体变成一体的可能性。
由于这三种特质，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个生命，而是一个生命，不是三种意识，而是一种意识，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此三物之所以成为一物，是因为它们具有一个生命体，一种意识，一种存在。然而，它们之所以为三，是因为我记忆我具有记忆、理解和意志；我理解我具有理解、意志和记忆；我意愿我具有意愿、记忆和理解……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对等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也对等于作为所有整体的所有三个。因而，此三物实为一物，一个生命，一种意识，一种存在。
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可他又说，灵魂是非物质的，是不可摧毁的。人死之后，它会离开肉体，永生不死。他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意识，可以设想永恒，而这是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想即存在一样，设想存在的更高层次，其本身也是存在的一个部分。
他也经常以更具自然主义色彩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高昂口吻，重述对感官和记忆机制饶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的观点：“我进入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拥有数不尽的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意象宝藏。”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的是，图像为何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何不仅仅容纳图像，而且还容纳概念；发生在意识里的东西为何有时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系列，有时却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和众多异教哲学家一样，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我们的感官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想，思想即是存在；疑惑这一行为本身即确定了我们活着且在思考（我思，故我在）。他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捍卫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朗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莱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写道：“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精神分析学的远祖。”
的确，他对内省法的运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奥古斯丁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线关系非常明显。可是，这只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奥古斯丁的目标却远非如此。在《上帝之城》和其他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彰显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升华到感官的极限之外，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取类似“数”与“智慧”等概念，然而，我们若要获取理解力的最高层次，却只有通过上帝式的内省性沉思才能达到。和普罗提诺一样，奥古斯丁狂热地书写了自己感受到的彻悟，说自己通过沉思，感到“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类可以找到的最高真理。
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邪恶之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睿智且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不会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拥有与对这种邪恶负责的上帝同样的威力。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奥古斯丁推理道，因为人类是趋善的，他们就该有能力选择善良，而不是选择邪恶（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予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失去行善的意志，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最初意愿就没有选择善良，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认为邪恶给予色欲以极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过了我们的意志力，使我们情愿为恶，而非行善。当受到肉欲控制时，人们甚至在无法勃起的情况下，仍不愿看到自己欲柱松倒。性的快乐在实施时，将使深思熟虑的思想力量陷于瘫痪。此时，肉欲统治一切，使其在藐视自己意志的同时，也藐视上帝的意志。
而真正的善人，奥古斯丁说，“如果可能的话，将倾向于在不去忍受这种欲望折磨的前提下，育养自己的后代”。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就可能在没有快感也无罪恶感的情况下繁殖子孙。如何进行呢？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很难想象，不过，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如同一种超级的混合物，既包含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也有着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将由丈夫播撒，妻子只会去孕育它……是刻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色欲。毕竟，我们不仅能够自由移动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而且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紧张……［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抖动，一次一只，或两只同时随意志抖动……［还有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组织后面发出音乐的声音，使你以为他们在唱歌……人体器官，完全可以在没有肉欲的情况下，遵从人的意志达到为人父母的目的……当不再由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全部由刻意的选择实施时，精液就可在不刺破处女膜的情况下进入子宫，妇女行经就是如此反向进行的。
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人类在心理学的头八个世纪里所领悟到的关于人类意识的知识的，这些也是得到他的权威认可的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八个世纪里，它们成为唯一可以接受的心理学原则。
经院哲学家
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发表议论。强大的罗马帝国遭到反复的劫掠和扫荡，它的人民潜移至乡村小镇和有城堡的村庄，到6世纪时，只有5万人生活在曾经辉煌一时但现已烧毁殆尽的废墟上。罗马城和其他城市的图书馆遭到焚毁，过去的科学知识及卫生习惯、风度和艺术全然不见。西欧的大部分国土慢慢变成原始的村庄、简陋的采邑和较小的王国，好战的首领们要么彼此袭击和围攻，要么组成联军对抗入侵的诺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马扎尔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和摩尔人。
最后，战乱让位于稳定下来的封建秩序，可封建领主们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沉醉于充满侠义的马上枪术比赛、战争、阴谋诡计、魔法和奉承的求爱方式。生活在一个龌龊、残酷且朝不保夕的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种人造的文化物品，和欧几里德的几何以及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好像它们与生活毫不相干似的。
从6世纪到13世纪，西欧唯一有机会学习心理学知识的人就是牧师。他们在修道院里得以读到数量有限的教父们的著作。然而，这些论题很少引起牧师们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因为信仰问题和刻板的封建生活而消耗一空。只有少数几个不出名的人渐渐熟悉了前人已经写下的著作，自己也偶尔写一些论及灵魂和意识的书籍。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只是一些布道素材，尤其是对奥古斯丁著作的改编和重复。
然而，变革虽然缓慢，但仍旧超越了封建秩序。战争使成群结队处于半原始状态的西欧人开始接触到穆斯林的商业与手工业，贸易开展至西欧人所到之处。意大利商船和商业舰队开始从北欧的海湾驶出，将东方的香料、丝绸、食物和挂毯运回欧洲各港口，随之带回的还有书籍和思想。随着海上运输业的复苏，内陆运输也繁荣起来。粗俗的乡镇变成城市，一些城市，最早是博洛尼亚和巴黎，建起了大学。
哲学开始以经院哲学的面目出现，它把主要精力花费在解决与信仰有关的问题的逻辑论证之上。首先，经院哲学家（或叫繁琐哲学家）大都将自己局限在《圣经》的权威和纲领中载明的教理之内，并对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们的著作怀着深信不疑的敬畏。经院派哲学家们检验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模式是：先提出一个命题，再提取一个负面观点，引用《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为这个观点辩护，然后用确定的命题进行辩驳，再用《圣经》中的其他引语和教父们的语录为确定的命题辩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意识到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刺激的知识来源。一部分是从中东的作品中获得的，因为那里的求知活动从未间断过；更大一部分则来自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尤其是阿维森纳、阿威罗伊和摩西·迈蒙尼德。他们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和心理学，尤其是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
对许多经院哲学家来说，亚里士多德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和相对现实的世界观是对教父们枯燥无聊、充满来世空想观念的解放。于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或奥古斯丁，成为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在许多年里，经院哲学家们大多分为两大阵营：神秘的柏拉图派（大部分为方济各会的修士）和知识型的亚里士多德派（大部分为多明我会派）。
神秘柏拉图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和逻辑学是对信仰的威胁；而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阿伯拉尔、彼得·隆巴尔德、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纳，却认为它们是对基督教教理的支持和证实教理的途径。经过几十年的激烈争辩，亚里士多德派取得胜利：阿奎纳使其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间取得了平衡，并用推理证明了教义的真理，自此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
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纳
阿奎纳的崇拜者称他为天使博士。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一点也不引人注目：默不作声，圆圆的身体包裹在僧人的黑袍里，常常沉迷于自己的思想之中。他纯粹是一介书生，虔诚、勤奋，一生几乎没有任何戏剧性可言。
阿奎纳的父亲是阿奎诺伯爵，为日耳曼贵族，其城堡位于罗马城和那不勒斯之间，而他的母亲则是西西里岛诺曼王子的后裔。托马斯出生于1225年，长成一副条顿人的相貌——身材高大，体格厚重，面容方阔，一头漂亮头发——也像条顿人一样迟钝。有人说，他一生只生过两次气，在同学中的诨名是“西西里的大木牛”。
他5岁时被父亲送到几千米外的卡西诺山，在本笃会修道院住读。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谈不上欢乐与自由，因而在14岁离开时，他已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学者和苦行僧。在那不勒斯大学继续5年学业之后，他成为多明我会僧人，这使他的家人大为失望，因为他们曾希望他成为声望甚高的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而不是生活在贫穷之中的托钵僧。在母亲的唆使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阿奎纳的兄弟们绑架了他，在自家的城堡里将他关押一年，希望他改变主意。他非但没有改变，反而以圣者的平静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囚室里继续自己的研习。
然而，他的确发过脾气，因为他的兄弟为引诱他脱离苦行生活，曾把一名妖艳的美女悄悄送入囚室。阿奎纳一看到她就惊慌失措，捡起一根燃烧的火棍满屋追打，把房门上的十字架也烧着了。此举使他的兄弟们再也不敢给他赠送美女。最终，阿奎纳的虔诚感动了母亲，她帮助他逃了出去。1245年，他恢复了正常生活，成为巴黎多明我教会的神父，师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学习神学。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生。31岁时，他经教皇特准，被授予神学博士头衔，比常规的时间提前了3年。他有非凡的集中思想的能力，能够在极为烦扰的情况下沉思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一次，在国王路易九世的宫廷宴会上，阿奎纳深思起如何辩驳摩尼教教义的办法，对周围的盛况、珠宝、大人物和机巧的谈话全然无知。突然，他拍案而起，一声猛喝：“这下可以搞定摩尼人了！”吓得周遭的人士大惊失色。
这些并不是说他是一个难以亲近的人。他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非常健谈，生性乐观，头脑里面总是高深的思想，也总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从醒来到睡觉，研究、写作、教学和宗教敬拜，他的每一天都填塞得满满的。他参加所有的祈祷，每天或做一次弥撒，或听两次弥撒，讲课或坐下写作前都要进行祈祷。
他参加如此之多的宗教活动，可奇怪的是，在1274年他于49岁离世之前，竟还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巴黎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学里讲课，一边写了大量的布道辞、宗教小册子、赞歌和祈祷辞，对早期哲学家的著作也作出大量冗长的评论，同时写下四卷本的《反异教大全》和卷帙浩繁的《神学大全》（21卷）。
《反异教大全》旨在劝说不信教的哲学家们，因为他们的理性阻断了他们的信仰。阿奎纳使用了完全不同于奥古斯丁毫无热情的神秘主义的方法来引导他们走入信仰：他给他们提供了旨在听凭理智引导信仰的生动的逻辑哲学的论辩。他在一本小册子中对一群反对者写道：“请注意，我们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它不以信仰的公文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哲学家们自己的推理和声明之上。”
《神学大全》旨在对神学学生进行说教，它详细解释了整个天主教的教义，并对其进行辩护。里面共有38篇讲述不同主题的论文，包括纯粹哲学、伦理学、法律和心理学，涉及631个问题或论题，并就这些问题提供了1万种反驳或答案。阿奎纳自始至终都在利用辩证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推理，以检查每一个问题。结果是，该书并不比逻辑教科书好到哪里去，但作为一本充满严密逻辑论证的书，它却是无与伦比的。
也许是操劳过度的原因，1273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在做弥撒时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自此以后，他无法再写作《神学大全》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他说，“我已经感到，我所写下的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我等待着自己生命的终结。”3个月后，他溘然长逝。此后不到50年，他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封为圣徒。
在本书里，阿奎纳的神学和纯粹哲学与我们关系并不太大，不过他却使神学和纯粹哲学与心理学和谐地相处在一起。他做到这点依靠的是《神学大全》里的3篇文章：《人类论》《人类行为论》和《习性论》。他在这3篇文章里展开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新颖之处，因为他并不是一位探索者，只是一位基督教教理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人。他的心理学大部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之上（不过却被埋伏在阿奎纳自己那些艰涩深奥的术语里），同时还零星地夹杂了盖伦、奥古斯丁和其他几个人的思想。他把很多明显和实在的东西，一些在早期的教父作品里遗失的东西，恢复于心理学之中。然而，他却把这门心理学冻结在他的古典的思辨和诡论之中，并将基督教信仰中的一些关键要素输入其中，比如，肉体与灵魂或意识的二元论等，使心理学蒙上一层阴影。这层阴影直到今天才得以消散。
在其论及心理学的《神学大全》中，尽管有许多托马斯式的措辞，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话题。
在论及感觉时，阿奎纳讨论了早期作者们所熟悉的五种外部感官，再加上“常识”感觉——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通过这些，我们意识到同一个物体的信息可以通过不同的感官同时感觉出来。
他以多少带有亚里士多德风格的方式细分了心灵的各种功能，把它们分为生长性（可自行调节的身体功能）、感知性（感觉、胃口、运动）和理念性（记忆、想象和理智或智力）三个层次。然而，他极度夸大了“哲学家”（他经常这样称呼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草率建议。该建议认为，人类共有两种智慧，第一种，或称为“可能智慧”，其功能是理解、判断，并就我们的认知进行推理；第二种，或称为“代理智慧”，其功能是从我们的认知中提取思想或概念，并通过信仰来了解其他真理，如无法通过推理得知的三位一体的神秘性。
阿奎纳没有提供经验证据来证明两种不同的智慧的存在。他的结论是由逻辑和教理合并而成的，这是因为，不管灵魂里面的什么东西与身体的感觉、认知和情绪有关——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是灵魂-肉体在生命存在期间的一个部分——它就不可能在死后仍然存在。但灵魂是存在的，因为教理这么说过。那么，它一定就是灵魂-肉体这个单元传递至更高和永恒知识的那一部分，因此它是永生的。这就是代理智慧。
阿奎纳以这种方式调和了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基督教的教理，因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并不允许个人死后还有生命存在的说法，而基督教的教理却坚持认为这是铁定的事实。为使容易消逝的“可能智慧”成为一种我们可通过其来创造思想的机制，他从自己的心理学中驱除了神秘柏拉图主义关于天生观念的说教。他和亚里士多德站在一起，认为婴儿的意识是白板一张，但它具有从经验中提取思想的能力。思想天生的教条将在以后的世纪里毒害心理学的发展，可它并非阿奎纳所为。
不过，他的确区分开了从肉欲中产生的欲望和从暴躁性情中产生的欲望这一对概念。他是从盖伦处搬来这两种概念的，而盖伦又是从柏拉图那里借来的。阿奎纳比先辈们更为细致地发展了它，并通过定义、演绎和常识对材料进行了重组。概要如下：当肉欲因美好之物而起时，我们会感到诸如爱、欲望和欢乐之类的情绪；而当其因邪恶之物而起时，我们则会感到仇恨、厌恶和悲伤。在性情上的欲望被一件不易得到的美好之物唤起时，我们将感到希望或绝望；而当其被一件恶俗之物唤起时，则会感受到勇气、恐惧或愤怒。
对情绪的这种分类，在今天看来，尽管好像过于做作，很有点假道学的味道，可它的确更为系统，也比此前任何哲学家的观点都更为透彻。重要的是，阿奎纳以近乎现代人的口吻强调了快乐和痛苦是情绪的基本构成材料。就此而言，他应该得到荣誉。
在就意志这个话题所作的讨论中，阿奎纳按照教理的要求继续强调，意志的自由的确存在。不过，这句话的前提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中得到的。首先，他就理智的本质比意志“更为神圣和崇高”这个论断进行了深奥难懂的形而上推理。而后，他更为直白地说，理智决定什么是善，意志却寻找满足对此目标的欲求。我们情不自禁地奢求欲望所需要的目标，在为这些欲求做什么的时候是自由的。可是，意志从属于智慧，它将决定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应该避开（如果我们决意去做一件恶行，那是因为还缺少真正的理解）。然而，在有一种情况下，意志是一位比理智更好的裁判。
如果所欲求的目标比本质需由理智进行理解的灵魂崇高，那么，意志则比理智崇高一些……热爱上帝要比仅仅知道上帝好上许多；反过来说，理解有形的物体要比仅仅热爱有形的东西好上许多……通过爱，我们紧靠以卓越的形式升于灵魂之上的上帝。在此情况下，意志优于理智。
这一点又一次证明了阿奎纳在信仰和理智之间所作的调和。他的目标是利用自然的理智来证明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可是，如三位一体、化身、最后审判及上帝的本质等的神秘性，并不能通过感官或理智的证据进行演绎，只有通过信仰进行认知。因此，他设法建立了一个二重的认识论：我们通过经验和理智认知一些事物，而其他事物却只有通过启示才能做到。这种自然主义心理学与基督教迷信思想的混合物在给后世的信仰者带来安慰的同时，也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阻碍。
因此，阿奎纳对心理学的影响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在把感觉和理智描述成我们借以获取知识的途径时，他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心理学有一天将获得一种实验的、科学的世界观。然而，他把更高级的智慧功能描述成永生不死的东西，坚持认为某些知识只能通过信仰获取。这种做法使超自然主义得以长久地对心理学进行控制。至少在天主教徒中，他的权威牢不可撼。20世纪——甚至晚至1945年——的天主教徒所写的两本心理学史都认为，心理学在阿奎纳之后就走入了迷途。
在阿奎纳于1274年离世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心理学又一次陷入停滞。这位圣人和哲学家的权威使其僵化，而少数写过心理学著作的牧师又几乎没有新的东西。时代对知识的探索也不尽适宜。14世纪的百年战争和黑死病，外加其他流行病，使社会秩序陷入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这样的世界不会鼓励以科学和哲学的态度来探索人类心灵。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大多在绝望之中转入占星术、迷信和魔鬼信仰的研究。在稍稍稳定的时期，一些有可能写出批评古典著作和教父哲学的牧师们，转而研究并写作有关女巫的行为，以及审判官可以用其证明被指控的人与魔鬼结伴、为虎作伥的方法。
人们大都相信恶鬼或群魔出现时所带来的错觉和幻觉，一些精神病行为被解释成恶魔通过梦附体于病人或恶魔自己上身。天使或圣母玛利亚或耶稣的声音、光辉、影子，通常被认为是实际的降临或沟通。对意识和情绪的理解，至少在欧洲又回到了几千年前的模样。
然而，在15世纪末期，社会的一些变化使心理学迈出自古希腊以来最大的一步。火药被引入欧洲之后，城墙和个人用的盔甲顿时成为废物，封建制度也显得过时。随着文艺复兴的黎明的到来，不受正统说教限制的非僧侣学者人数激增。1440年左右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们更能在教会控制的大学之外进行研究。重新发现往日的知识将把人们的意识从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之中彻底解放出来。
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科学家们在多个领域首次取得一千多年间真正重大的一些进步。维萨里纠正了盖伦的解剖学错误；哥白尼证明了太阳系的日心说；伽利略发现了月球上有山，银河系是由各个单独的恒星组成的；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此外，阿格里科拉对矿物学，帕雷对外科医学，墨卡托对制图学，第谷和开普勒对天文学，哥伦布与麦哲伦对地理学等，都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对心理学的兴趣也趋向复活，但在开始时并没有取得进步。在16世纪，有好几百部著作相继问世，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盖伦和其他一些哲人的心理学论述的一般性翻版，或把奥古斯丁和阿奎纳就自由意志和灵魂本质所说的一些言论重新包装一番。一些思想家，其中有马基雅维利、帕拉切尔苏斯和梅兰希顿等，在其著作中进行了这种或那种精明的心理学观察，可没有哪一位以任何系统的方法推动过这门科学向前发展。
不过，在我们跳入现代心理学的黎明之前，有三位作者仍然值得我们顺带一提。
第一位是一个名叫马鲁利奇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作家。他一生默默无闻，但第一次在一份写作时间约为1520年的手稿中使用了“心理学”（psychologia）这个术语。该词当时并没有流行，尽管此后还有两位作者也使用过它。1590年，《日耳曼百科全书》里一位名叫鲁道夫·哥依克尔（拉丁语是哥克尼里亚斯）的编者，在一本书的书名中再次使用该词：《心理学：论人的改善》。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该词渐渐成为这门学科确定的用语。
第三位是胡安·路易斯·比韦斯，16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曾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过家庭教师，后来因为反对亨利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而在监狱里蹲过一段时间，再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名叫《灵魂与生命》的长篇著作，基本上是对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他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一件事情：比韦斯编辑了一个比他的前辈们要长得多的单子，里面记载了意象和思想可以通过意识的联想进行联系的多种方法。即使他不是最早产生这个想法的人，也可成为17世纪联想学派的先驱者。因而，20世纪的一位联想主义心理学派学者甚至带着一种理论家的夸张，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然而，现代心理学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并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