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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历史中，”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比希腊文明的突然崛起更令人吃惊，或更难以理解。”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希腊人的大部分文化都借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邻近的国家。然而，自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他们却产生了一大批属于自己且极具特色的新文化。其中，他们创造了复杂而全新的文学、艺术和建筑形式，编著了第一批真正的史书（与单纯的编年史相对而言），发明了数学和科学，建立了学校和体育场所，并创建了民主政体。此后的西方文明有相当一部分是希腊文明的直系后裔，尤其是过去25个世纪中的西方哲学和科学，基本上都奠基于那些伟大的希腊先哲们对世界本原的理解与探索。进一步说开去，心理学的故事更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长篇，是代代相传的持续努力，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回答那些伟大的先哲们早就提出的有关人类心灵的问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希腊先哲们是突然间开始使用心理学，或者至少说，使用准心理学的一些术语来概括人类的心理过程的。散落在地中海附近的大约150个城邦国家尽管拥有神圣的庙宇、优雅的雕塑和喷泉，以及熙熙攘攘的集市，但人们的生存状况在很多方面还是相当原始的。人们会推测，这样的生存状况不可能有助于他们思考诸如心理学这样细腻的课题。
当时，只有很少人会读能写，而他们也不得不花费极大的力气在蜡板上刻写，或为永久记录起见，干脆书写在成捆的纸莎草或6至9米长、卷在一根棍子上的羊皮卷上。书籍（实际上是一些手工抄写的卷册）非常昂贵，用起来也相当麻烦。
因为没有钟，也没有表，希腊人对时间的感觉非常原始。日晷只能提供粗略的时间，而且不容易搬运，在阴天更是帮不上忙。用于限制法庭辩论时间的水钟只不过是一些注满水的大碗，它有一个小孔，里面的水约在6分钟内流完。
当时，照明是由闪烁不定的油灯提供的。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拥有安装了自流水设施的浴室，大多数人缺少洗浴用水，只能用油擦洗身体，再用新月形的刮板把油污刮走，从而达到清洁自己的目的（所幸的是，在希腊，一年中大约有300多天都阳光灿烂，雅典人大部分时间尽可以在户外生活）。城市的街道很少铺有石头，大多是土路，晴天里尘土飞扬，雨天里满是泥泞。成群的骡子或没有弹簧、破损不堪的马拉车辆构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消息偶尔依靠烽火台或信鸽传递，但通常来说仍然是专人徒步跑送。
卓越的雅典——希腊文化的中心——的人们无法养活自己。它周围的平原土地贫瘠，大小山头尽是石头和不毛之地。雅典人的主要食品靠海上贸易和征服外族供给（雅典人建立了多个殖民地，并一度控制了爱琴海，接受其从属城邦国家的贡奉）。然而，船只上虽然挂着船帆，但雅典人只知道顺风的时候使用。逆风航行或驶入风区（其他风向）或风平浪静时，他们只好强迫奴隶们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划桨，航速最多只能达到每小时13千米。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为在遥远战场上为雅典利益而战的军队运送给养，而这些军队仍旧像他们的先祖们一样，使用长矛、短剑和弓箭作战。
希腊工场和银矿的大部分劳力也都由奴隶们构成。人类肌肉尽管比现代机械脆弱得多，可在那时，却是除了驮货运输的牲畜之外唯一的动力之源。奴隶制事实上形成了希腊城邦的经济基础。希腊军队从海外劫掠男人、女人和儿童，并让他们构成许多城邦的主要人口。即使在民主的雅典及其邻近的属城阿提卡，31.5万总人口中至少有11.5万是奴隶。在另外20万自由人中，只有4.3万名男子真正享有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因为他们的父母皆是正宗的雅典人。
综上所述，人们不大可能期盼从这样的生活方式里诞生具有思想性与探究性的哲学，或其分支——心理学。
那么，用什么来解释希腊人令人惊叹的智慧成就，特别是雅典人的成就呢？有人半开玩笑地提到了气候。西塞罗说，雅典的清新空气对雅典人思维的敏捷不无帮助。一些现代分析家推测，雅典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户外，可以经常相互交流，进而引发疑问和思想。另一些人则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商业和征战使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保持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并使他们对人类差异的起源感到好奇。还有一些人认为，城邦间文化的相互影响无疑使希腊文化具有一种杂交的活力。最后，一些人实际地提出，当文明发展到维系日常生存不再耗费人的每时每刻的程度，人类就首次有空闲将自己和他人的动机与思想理论化。
没有一个解释真正令人满意。不过，如果把各种解释加在一起，也许能令人满意一些。雅典人及其盟友在击败波斯人之后，终于抵达巅峰，即他们的黄金时代。或许是胜利、财富及重建被波斯首领薛西斯烧掉的雅典卫城的庙宇的需要，外加上述的种种有利影响，造就了这么一个具有文化鉴赏力的群体和一次创造力的爆发。
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一些希腊哲学家在进行种种思考的同时，就人类的心理过程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解释。自此之后，这些假说及其推想构成了西方心理学的核心。
他们是什么人？又是什么引发他们，或至少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用如此激进而全新的方法考虑人类的认知问题呢？
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泰勒斯、阿尔克迈翁、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希波克拉底、德谟克利特等——这其中的许多人，我们只知道名字而已。我们对其余几个人的了解，大多也是通过圣徒传和传奇故事得来的。
比如，最早的哲学家之一、米利都的泰勒斯（约前600—约前501）是个心不在焉的梦想家。他曾在研究夜晚的天空时因过度沉迷于自己的光辉思想而跌入水沟，弄得狼狈不堪。他对金钱毫不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厌烦了因为贫穷而遭人奚落。于是在一年冬天，他用渊博的天文知识预测来年橄榄必将大获丰收，于是就把那个地区所有的榨油机低价租进，再以高价租出，结果大赚了一笔。
喜欢传播小道消息的编年史学家告诉我们，生活在西西里南部阿克拉噶斯的恩培多克勒（约前490—前430）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他能控制风向，甚至还让一位已死去30天的妇女起死回生。他相信自己是一位神灵，因而在年迈之时跳入埃特纳火山，希望死后不留下一丝痕迹。后世一位诗人为他写诗赞道：
伟大的恩培多克勒，一颗燃烧的魂灵；
一头扎入埃特纳火山，把自己整块烤蒸。
然而，埃特纳火山却把他的青铜拖鞋喷射出来，飞落在火山口的边缘上，这无疑是在宣告他并不是永生的。
仅靠这些枝节，我们是难以探究这些心理哲学家的——假如我们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话。他们中没有一个传下来什么记录——至少，那些记录未能流传下来——以说明他们思考的方式及其对心理机制产生兴趣的原因。我们只能这样推断：在哲学诞生之始，一些思想家开始对世界和人类的本质提出各式各样的质疑，他们自然也会想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它们又是从何而来的。
但还真有那么一两个人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研究，触及了心理过程所涉及的生理机制。比如，居住在意大利南部克罗托内城的一个名叫阿尔克迈翁的外科医生，就对动物做过解剖（当时禁止人体解剖），发现视神经是连接眼睛和大脑的纽带。然而，大多数人不是实验者，而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从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观察入手，试图推断出世界和思维的本质。
这些心理哲学家往往在散步中，或与弟子们坐在城镇的集市上时，或在其所在学院的院落里，进行他们的推理活动，并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辩。他们也有可能跟泰勒斯夜观天象一样，独自进行长时间的沉思冥想。然而，他们的劳动成果很少留存下来，他们作品的几乎所有复制品都遗失或毁损了，他们的思想轨迹大多是通过后世作品对他们著述的援引而得以彰显的。
然而，即使这些片断也足以说明，他们曾就许多重大事情提出过一系列的问题。他们还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有意义，甚至稀奇古怪的解答。这些问题一直是此后的心理学家探索的焦点。
从后世作家们所列举的令人费解而又引人入胜的典故来看，哲学家们针对nous（他们众口一词地称之为灵魂或思维，或兼而有之）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它的实质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似乎遥不可及却又实际存在的东西是怎么与身体联系起来，并对它施加影响的？
泰勒斯曾经思索过这些问题。唯一记载了他的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中的一句话：“从与其（泰勒斯）有关的一些奇闻逸事进行判断，他认为灵魂是运动的动因。如果他是对的，他就认定，磁石也是有灵魂的，因为它引起了铁的运动。”尽管只是只言片语，可它表明了泰勒斯认为灵魂或思维是人类行为的本源，它的运动方式是它内在的一种力量。这个观点与早期希腊人认为人类行为是超自然力所致的观点大相径庭。
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外科医生阿尔克迈翁及一些哲学家提出，nous存在、思维进行的地方是大脑，而不是心脏或其他的器官。这个观点与早期的认知毫无二致。一些人认为它是某种精神，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就是大脑的脑浆。二者都没谈到记忆、推理或其他类型的思考过程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纠缠于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即思想的原材料如果不是从神灵那里得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阿尔克迈翁
他们给出的一般答案是感觉体验。阿尔克迈翁曾说过，感觉器官把知觉送往大脑，然后，我们在思考和转化的过程中形成观念。阿尔克迈翁及其他人极感兴趣的是，知觉是如何从感官传送到大脑里去的？尽管阿尔克迈翁已经发现了视神经，但他还不了解神经冲动，他只是根据抽象的形而上观念认为空气是思维的重要因素。他认为，知觉一定是从感觉器官经过空气通道到达大脑的。他从未见过任何通道，这样的通道也根本不存在，但理性告诉他，肯定是这样。（后来，希腊解剖学家把空气称为pneuma，他们认为，它作为“动物精神”存在于神经和大脑系统中。直到18世纪，类似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人们对神经系统的看法。）虽然阿尔克迈翁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但强调知觉是知识的来源这一观点却是一切认识论——研究人类如何获取知识——的开端，它为从此以后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辩论奠定了基础。
普罗塔哥拉
阿尔克迈翁的思想由旅行者在分布广泛的希腊城邦里传播开来。没过多久，其他地方的哲学家们也加入了这场探索，开始研究知觉是如何产生的。许多人强调，知觉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但另一些人发现这个观点似有不妥。普罗塔哥拉（约前490—约前420）是诡辩学者（这个词当时并不指谬误性的推理，而是指“智慧之师”）中最有名的一个。他说，由于知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因而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断言使其弟子和当时的人们一度陷入困惑。他著名的格言是：“人是所有事物的尺度。”他解释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任何给定的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在我看来的存在。如果对你来说它有所不同，那就是它在你面前所呈现出的样子。所以，对于每一个感知者来说，任何一种知觉都是真实的。哲学家大都支持这个观点，政治家却认为它具有颠覆性。普罗塔哥拉在访问雅典时，毫无戒心地将这个理论搬到宗教之中，宣扬说，无论什么都无法使他确认是否存在一个天神。结果此言惹起众怒，愤怒的集会者将他轰走，烧毁了他的作品。他一路逃窜，淹死在逃往西西里岛的途中。
德谟克利特
其他人沿着这条路线继续探索前进，就知觉是如何产生的作出种种解释。他们坚持认为，鉴于知识是以知觉为基础的，所有的真理也就都是相对的和主观的。这些思想中，最复杂的一种由色雷斯阿布德拉人德谟克利特（约前460—约前370）提出，他是当时最有学识的人，他对人类的错误思维大多进行嘲弄，因而被称作“爱嘲笑的哲学家”。实际上，他获得声名的最大原因，倒不是因为他的心理沉思，而是因为他的杰出猜想。他猜想，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不可见的粒子（原子）构成的，它们的外形彼此不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连接在一起。这个结论是他在没有任何实验工具的情况下仅凭推理得出的。与阿尔克迈翁的空气通道学说所不同的是，这个学说经后人证明是绝对正确的。
从原子理论出发，德谟克利特得出了有关知觉的解释。每种物体都会在原子上留下自己的空气图像的印迹，这个印迹会顺着空气前进，最后到达观察者的眼睛，并在那里与其原子产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被传送至心田，然后按顺序与其原子相互影响。尽管这个解释的细节大部分是错误的，但德谟克利特却猜出了今天的视觉理论，即从一个物体发散出来的光子会传送至眼睛，射入眼睛后刺激视神经的末梢，再由它将信息传送入大脑，并在那里对大脑的神经元产生作用。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传递出去的图像与思维间的相互影响。跟普罗塔哥拉一样，他得出结论说，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知道我们的知觉是否正确地代表了外在的事物，也无法知道别人的知觉是否与我们自己的感觉相一致。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无法确知任何东西，只知道施加于我们躯体的力量给它所带来的变化。”这个论题给此后至今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带来了无限的烦恼，并促使其中的许多人设想更缜密的学说以逃出这个复杂的陷阱，从而确信一定有某种办法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本原究竟是什么。
希波克拉底
早期的哲学-心理学家给出结论说，思想发生于心灵之中。很自然地，他们也会想到，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有时清晰，有时却很混乱，而且，为什么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精神上是健全的，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是精神病患者。
他们的观点与先辈的完全不同。先辈们认为，精神紊乱是神灵或魔鬼作用的结果，而他们寻找的则是自然主义的解释。在这些哲学家中，其观点最为人所接受的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约前460—约前375）。他是医生的儿子，出生于希腊的科斯岛，离今天的土耳其海岸不远。他在岛上进行理论研究并将其付诸实践，诊疗病人或来岛洗温泉浴的旅游者。他闻名遐迩，甚至连偏远地方的统治者也来找他看病。公元前430年，雅典城发生瘟疫，请他前去救治。他看到一些铁匠似对瘟疫有免疫能力，于是命令在全城各处的广场上烧起炉火。根据传说，瘟疫就这样被控制住了。在70多本署着他名字的书籍中，只有少部分是他所写，余下的多是其弟子秉承其思想撰写的。其中一些确有真知灼见，另一些却荒诞不经。比如，他强调饮食营养，主张锻炼身体，不要依赖药物。然而，对许多疾病，他却极力推荐断食治疗，其理论是，我们越是给有病的身体喂食，就越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希波克拉底最大的贡献是把医学从宗教和迷信中分离出来。他说，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神灵的作用，而是有其自然原因的。按照这个理解，他教导人们说，大多数病人的肉体和精神疾病都有其生化基础（尽管“生化”一词对他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希波克拉底的一整套对健康和疾病的解释，是以当时普遍流行的物质理论为基础的。哲学家们早就相信，世界的原始材料是水、火、空气等，恩培多克勒还辅以理论上更为令人信服的学说，主导了希腊当时及后来的思想。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四种元素——泥土、空气、火和水——组成的。它们被一种他叫做“爱”的力量按照不同的比例黏合在一起，或被一种相反的他叫做“冲突”的力量分散开去。尽管具体的细节皆错，可许多世纪以后科学家们发现，他的核心概念——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基本的元素以单独或合并的形式构成的——却完全正确。
希波克拉底借用了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理论，并将其运用到身体方面。他说，良好的健康是四种身体流体或体液左右平衡的结果。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元素——血对应火，黏液对应水，黑胆对应泥土，黄胆对应空气。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中，医生们将许多疾病归结为体液失衡的结果。他们通过抽掉某种过剩的体液（如放血）或通过某种药物弥补某种不足的体液，对病人进行治疗。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这种治疗方法，尤其是放血，所造成的损害不可估量。
希波克拉底用同一种学说来解释精神上的健康和疾病。如果四种体液处于平衡状态，意识和思想则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若任何一种体液过剩或不足，这种或那种精神疾病就会出现。他写道：
人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快乐、喜悦、欢笑和玩笑，以及我们的悲伤、痛苦、哀伤和眼泪都来自于大脑，而且只来自于大脑……我们忍受的所有痛苦皆来自罹病的大脑，因为这时候它处于不正常的高热、寒冷、潮湿或干燥的状态……疯狂即来自它的潮湿状态。当大脑处于异常潮湿的状态时，它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运动。当它运动时，视力和听觉都不能安定，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便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变成那个——舌头则将看到的或听到的东西一一讲述出来。而当大脑处于安静状态时，人就会变得非常聪明。
大脑受损不仅仅是因为黏液，而且还有胆汁的作用。你可以这样对两者进行区分：那些因黏液而疯的人多半是安静的，既不喊叫也不胡闹；那些因胆汁而罹病的人则多半吵吵闹闹，净做坏事，而且躁动不安……当大脑变得寒冷，并从常规状态收缩时，病人就遭受不明原因的压抑和苦闷；由黏液引起的病也会造成记忆的丧失。
后来，希波克拉底的追随者扩展了他的体液理论以解释不同气质之间的差别。公元2世纪的盖伦认为，黏液质的人因为黏液过剩而痛苦，胆汁质的人遭受黄胆过剩的痛苦，抑郁质的人会因黑胆过多而难受，多血质的人则因为血液过多而痛苦。直到18世纪为止，这个说法一直主导西方世界的心理学领域，且至今残留在我们的口头语中，如我们称一些人为“多黏液的人”或“多胆汁的人”等。
如同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解释性格和精神疾病的体液说现在看起来非常愚昧。然而，它的前提──性格特征和精神健康或疾病具有其生物学基础，或至少包含有生物元素——却在最近得到证实。神经生理学家和脑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证实，由大脑细胞产生的物质可以促进思想过程的发生。他们确认，外来的物质，如药物或毒素等，会扭曲或干扰这些过程。希波克拉底竟然与这个认识如此接近！
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心理哲学家的心理冥想确实令人叹服。他们没有实验室，没有方法论，也没有经验主义的证据——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开阔的思维与强烈的好奇心——但竟辨识并解释了一系列重大的课题，发展出一套自他们的时代起直至我们这个时代都至关重要的心理学理论。
我们现在遇到一位与前面那些有影无形的人物完全不同的人，一位真实的、栩栩如生的人，他的长相、生活习惯和思想都有完整的记录。他就是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与以感觉为基础的学说完全冲突的知识理论的倡导人。我们知道许多关于他的事迹，因为他的两位弟子——柏拉图和历史学家兼军人色诺芬——详细地写下了有关他的回忆。不幸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却什么也没有写出，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录流传下来的，其中许多言论极有可能是柏拉图为达到某种戏剧效果而借用苏格拉底之口表达出来的他自己的观点。然而，苏格拉底对心理学的贡献却显而易见。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极盛时代的前半个时期（从希腊人于公元前480年在萨拉米斯打败波斯人时算起，到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逝世为止），当时，哲学和艺术空前繁荣。苏格拉底是一位雕刻家和一个接生婆的孩子。他在年轻时代着迷于普罗塔哥拉、埃利亚的芝诺以及其他人的哲学，很早就决定终生从事哲学研究。但与诡辩学者不一样的是，他教学从不收费，且常常与任何想与他讨论思想的人进行对话。有时他兼做石匠和雕刻匠，但总是喜欢思想和辩论所带来的快感，厌恶金钱买来的舒适。他甘于清贫，一年四季只穿一身简朴而破旧的长袍，从不穿鞋。有一天，他在集市上闲逛，突然愉快地大声欢呼：“啊，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但他并不是苦行僧。他喜欢结交朋友，有时甚至还参加富人举办的宴会，而且坦然承认，当透过衣服看到青年的肉体时，他感到内心深处产生一股“火焰”。他长得非同寻常地难看，大肚，谢顶，鼻子短而扁平，嘴唇奇厚。朋友阿尔基弼亚德告诉他说，他长得像个色情狂。然而，与色情狂不一样的是，他是谦恭、礼貌和自制的典范。他很少喝酒，即使喝酒，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保持贞操，甚至在恋爱之时也是如此。一天晚上，长相美丽但缺乏道德观的阿尔基弼亚德爬到苏格拉底的床上企图引诱他，苏格拉底却像父亲般对待他。“我认为自己受了伤，”根据柏拉图的《会饮篇》，阿尔基弼亚德后来说道，“但我钦佩这个人的性格，还有他的节制和勇气。”
苏格拉底的身体素质也很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英勇作战，在战场上忍受饥寒的能力使其他战士万分吃惊。他长年教授学生，并因此被推上法庭，因为当时的雅典民主派认为他的教学使年轻人走向堕落。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蔑视当时的民主政体，并把许多贵族，即那些民主派的政敌，列入自己的弟子行列。他平静地接受了对他的判决，且拒绝逃跑，宁愿昂首就死。
德尔斐神谕曾宣布苏格拉底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他却与这个宣告进行争辩。他的风格是宣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唯一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宣称自己是“思想的接生婆”，一个只帮助别人产生思想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实际上，对于一些哲学问题，他有着许多坚定不移的观点。然而，跟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对宇宙学、物理学或知觉没有任何兴趣，一切如其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所言：“我从不思考这一类物理问题。”他所关心的只是伦理学问题，他的目标是帮助别人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他说，有品德的生活来自知识，因为没有人明知故犯，有意作恶。
在帮助弟子们获取知识方面，苏格拉底从不一味说教，而是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法。他向弟子们提出问题，这些问题会引导他们自己去一步一步地发现真理。这个方法，即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最早是由芝诺提出来的。苏格拉底可能是从他那里学来，进一步完善，并使其流行的。从此以后，这种理论成为与以知觉为基础的理论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知识获取方式。
按照这种理论，知识即思想；我们不是从经验中，而是从推理中获取知识的。推理会引导我们发现存在于我们自身的知识——“教育”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导出”。有时，苏格拉底首先征询定义，再将他的对话者引入矛盾之中，直到定义重新形成。有时，他提供或征询一个例证，其对话者最终将从该例证中形成一个概括。有时，他会一步一步地引导对话者得出一个与刚刚说过的话互相矛盾的结论，或一个早已隐含在对话者的信仰之中却不为其所知的结论。
苏格拉底引用几何学作为理想的模型以说明其方法。人们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假设和归纳，在已经知道的真理中发现其他真理。在《美诺篇》的对话中，他向一个奴隶儿童提出一些几何问题，这个孩子的回答好像显示出他已经知道这个结论，而这正是苏格拉底引导的结果。这个孩子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所知道的这些结论完全是在辩证推理的过程中得出的。同样，在其他对话中苏格拉底也往往是既不提出论题，也不提供答案。他问朋友或弟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推论引导他们发现有关伦理学、政治学或认识论的一些真理——在任何情况下，知识总是他假定知道，可又没有意识到自己知道的东西。
生活在实证主义科学时代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尽管可以暴露一些信仰系统中的谬误或矛盾之处，或在诸如数学这类形式系统中得出新的结论，但它无法发现新的事实。直到安东尼·范·列文虎克（1632—1723）第一次在他的镜头下看到红细胞或细菌之前，苏格拉底式的教师没有一个能够引导他的弟子或亲自“想起”这样的事物是存在的。直到天文学家在遥远的银河系里发现“红移”的证据之前，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可以通过逻辑探索，推演出他早已知道这个宇宙正在以可计算的速率膨胀着。
然而，苏格拉底的教学法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他的观点，即知识存在于我们自身，只需我们通过正确的推理就可发现的观点，成为不同时代伟大人物的心理学理论的基础。这些人有柏拉图、托马斯·阿奎纳、康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一些现代的心理学家，后者认为性格和行为主要由基因决定。这些人中也包括一些语言学家，他们认为我们的思维里装备了一种理解语言的结构；也包括一些准心理学家，他们相信，我们每个人以前都存在过，因而可以“退回”到过去，回忆以前的生活。
我们曾活过一回的观念则涉及苏格拉底对心理学所做的其他贡献。他认为，通过辩证法显示出来的人类固有知识的存在，证明了我们具有不死的灵魂，一种可以与大脑和肉体分开存在的实体。有了这个说法，早已存在于希腊和相关文化中的一些模糊、神秘的灵魂观念，就取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和特性。灵魂是意识，但可以与肉体分开存在。意识不因为死亡而停止存在。
在这个基础之上将建立柏拉图式和后来的基督教式二元论：世界分成意识和物质、真实和表象、观念和物体、推理和感知，每一组的前一部分不仅看起来比后一部分更真实，在道德上也更高级。尽管这些区别主要存在于哲学和宗教意义之上，但它们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影响着人类对自我理解的探索。
他的名字是阿里斯托勒斯，可这个世界只知道他叫柏拉图，在希腊语中是“platon”，意为“宽阔”，是他在年轻时代作为摔跤手时得到的绰号，因为他的肩膀甚宽。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的雅典，父母都是有钱的贵族。他在青年时期就是个卓尔不群的学生，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的漂亮哥儿，而且还是个极有潜质的诗人。20岁那年他完成了一部诗剧，就在准备将其提交给大奖赛时，却意外地听到了苏格拉底在一个公共场所进行的演讲。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辩证法中所含的游戏成分俘获了这位摔跤手，也许是因为这位哲人思想的微妙之处吸引了这位严肃的学生，也许是因为这位大师的哲学中所含的宁静与安详极大地冲击了这个充满混乱与背叛、战争与失败、革命与恐怖的时代，这位贵族世系的后裔当场烧掉诗集，矢志投身于这位哲学家的门下。
柏拉图跟随苏格拉底学习了8年。他是个专心致志的学生，且不苟言笑。一位古代作家曾写道，没有人听见他大声笑过。他的情诗有极少部分得到保留，有些是献给男人的，有些是献给女人的，可其真实性都值得怀疑。没有任何有关他的爱情生活的闲言碎语，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曾经有过婚姻。可是，从他对话录的大量细节中，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雅典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人类行为和状态的细心观察者。
公元前404年，一个有其亲友参加的寡头政治派别力促他涉足公众生活，他们愿意在背后支持。年轻的柏拉图非常聪明地回避了，希望看清楚这个集团的政策走向，不久即对这个将暴力和恐怖视作施政手段的集团深感厌恶。可是，当民主力量重获政权时，他却对他们审判他最尊敬的老师的暴行更感厌恶。他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中宣称，这位老师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智慧、最公正、最好的人”。在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离世之后，柏拉图逃出雅典，在地中海一带周游。他遇到了当时的其他一些哲学家，与他们一起研究，之后又回到雅典，为他的城邦而战斗，然后又四处漫游和研修。
40岁那年，他在与锡拉库萨的君主狄奥尼西奥斯谈话时，大胆地谴责了独裁政治。狄奥尼西奥斯大为震怒，对他说：“你说此话形同老朽。”柏拉图反驳道：“你言此语如同暴君。”狄奥尼西奥斯下令逮捕他，并把他推到奴隶市场拍卖。幸好，一位有钱的崇拜者安里塞里斯成功地把他赎回，他再回雅典。朋友们募集3000德拉克马赔偿安里塞里斯，但被其拒绝了。于是，他们用这笔钱为柏拉图在郊区置买了一处房产，他便于公元前387年在这里开设了他的学院。这座高等教育学院在接下来的9个世纪里一直是希腊的文化中心。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一个基督徒）为了其自身信仰的最大利益，下令将其关闭。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柏拉图在这所学院活动的详细资料，只知道他在这里教授了41年，直到公元前347年他在80或81岁的高龄时逝世为止。人们相信，他融合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和讲座法——授课的行为通常发生在他和他的听众于庭院中无止境的漫步之中。（后世一位不怎么出名的作家在剧中通过一位角色之口嘲笑过他的这个习惯：“我走来走去，就跟柏拉图似的，可我是江郎才尽，想不出任何绝招儿，只不过徒劳双腿而已。”）
柏拉图大约有35次对话——实际的数字不能肯定，因为至少一半是伪造的——并不仅供他的学生使用，它们适合更广泛的人群。它们是以一般人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半戏剧化的思想。它们所涉及的都是形而上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问题，而且还不时穿插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他对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他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不是其贡献的主体，却也远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思想家，甚至连此后2000多年间的哲人在内，也无人能望其项背，除了亚里士多德。
尽管大家对柏拉图心存敬意，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却是弊大于利。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他对知识来源于知觉这一理论的反感。他认为，从感觉得来的材料是变动的，不可靠的。他坚信，真正的知识是从推理中得来的概念和抽象。在《泰阿泰德篇》中，他嘲笑以知觉为基础的知识：如果每个人都是所有事物的尺度，那么，猪和狒狒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同样有效的尺度呢，因为它们也有知觉啊！如果每个人对世界的感觉都是真理，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跟神灵一样聪明，然而又比傻瓜聪明不了多少。诸如此类。
更甚的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即使我们认定一个人的判断跟另一个人的判断同样真实，可聪明人的判断可能要比无知者的判断带来的结果更好。比如，医生对一个病人病情发展的预测，就可能比病人本人的预测更正确一些。因此，聪明人从总体上说对事物的把握要比愚蠢人更准确一些。
然而，一个人怎样才能变得更加聪明呢？通过触摸，我们可以感知硬和软，但柏拉图认为，它们的两极概念并不是感官告诉我们的。作出这个判断的是意识。通过视觉，我们可判断出两个物体同样大小，但我们永远无法看见或感知绝对的平等。这些抽象的品质只能通过其他办法加以理解。我们往往通过回忆和推理，而不是通过感官印象，来得到一些概念的知识，这些概念如绝对的平等、相同和不同、存在与不存在、荣誉与耻辱、善与恶等。
在这里，柏拉图已经走上了极其重要的心理功能的轨迹。通过这个过程，意识可以从具体的观察中得出总体的原则、范围和抽象概念。可是，他对感觉材料的偏见引导他对这个过程提出了一套完全无法证实的形而上的解释。跟他的老师一样，他坚持认为，概念性的知识是通过沉思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天生就具有这些知识，并通过理性的思维来发现它们。
但他比苏格拉底还是进了一步。他辩称，这些概念比我们感觉到的物体更为“真实”。关于“椅子”的概念——有关椅子的抽象概念——要比这把或那把物质的椅子更长久，也更真实。椅子会腐烂，然后不再存在，前者却不会。任何美丽的个人最终都会变老，变得满脸皱纹，然后死去，不再存在，可是美这个概念却是永恒的。直角三角形的概念是完美的和永恒的，而任何在蜡板或羊皮纸上画出来的直角三角形却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有一天它们将不再存在。的确，在学院的大门上就刻着这样的字：“不懂几何的人，不得擅入。”
这就是柏拉图概念（或形式）理论的中心所在。这个形而上的教条是，现实是由概念或形式构成的，概念或形式在遍及宇宙的灵魂——神——那里永生不死，而属于物质的物体则是短暂的、虚幻的。柏拉图因此而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不是指其具有崇高的意识，而是指其倡导了意识对物质实体的超越。在他看来，我们的灵魂会传达那些永恒的概念，在我们身上，概念与生俱来。只要记住我们的概念，并以其指导我们的经验，我们在物质世界里看到物体时，就能理解它们是什么，并且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如较大或较小等。
或者说，如果我们的思维因为哲学而得到解放，我们就会理解这些，否则，我们就会为感官所惑，以致生活在谬误之中，就像柏拉图著名隐喻里的山洞里的囚犯。
他在《理想国》中说，想象一个山洞，里面关押着囚犯，他们只能看见由外面的火光映照进来的影子，这些囚犯把影子当作真实。其实这些影子全部来自他们自己和身边的物体。最后，一个人逃了出去，看见了实际的物体，知道自己一直在受骗。他像一位哲学家一样认识到，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真实的影子，现实是由概念的形式构成的。这个人的职责则是深入洞穴，把囚犯们领出来，回到现实的光芒中。
柏拉图也许会在苏格拉底或他自己的推理引导下确立自己空想的、纯粹哲学的、有关真知的阐释，也许是他所处时代的军事和政治混乱促使他寻求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绝对的东西作为信仰。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他为一个理想乐土所开的药方，都在《理想国》一书里表达得清清楚楚，其目标是通过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由少数哲学家精英分子进行极权统治，达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不管怎么说，在柏拉图的认识论中，任何物质的、具体的和必死的东西都被看成是虚幻和谬误的，只有概念性的、抽象的和永恒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他的理念论极大地扩展了苏格拉底的二元论，将感觉描述成虚幻的东西，把精神看成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通道。在他看来，表象和物质的东西都是虚幻和短暂的，概念才是真实和永恒的；肉体是腐朽和堕落的，灵魂才是不可玷污的，是纯洁的；欲望和饥饿是麻烦和罪恶的源泉，而哲学的苦行生活则是通往至善的道路。这种二分法乍听起来，就像是早期“教会之父”们思想大爆发的昭示，而不像是柏拉图自己的观点。
肉体将各种爱、肉欲、恐惧和新奇的喜好尽数塞给我们……我们成为伺服［肉体的］奴隶。如果我们拥有对事物的真正知识，就必须抛弃肉体——灵魂自会照看自身的一切。然后，我们就会得到希望的智慧，变得纯洁，并与纯洁的人对话……除了灵与肉的分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纯洁可言呢？
对柏拉图来说，灵魂不仅是希腊人长久以来相信的那种无形和不朽的实体，而且还是意识。可是，他从没有解释过思想是怎样在一个无形的基质上发生的。由于思想需要努力，因此也需要使用能量，那么，让灵魂产生思想的能量从何而来？柏拉图认为，运动是灵魂的基质，心理活动与其内在的运动相关，可是，对于这种运动的能量来源，他却只字未提。
然而，他是一个以理性看待这个世界的广泛经验的人。他对一些有关灵魂的心理学猜想是实事求是的，听起来就像是现代人的论调。在他中期及后期的对话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理想国》《斐德罗篇》《蒂迈欧篇》中——他说，当灵魂栖居于肉体时，它在三个层面上进行运作。它们是：思想或理智，精神或意志，喜好或欲求。尽管他在《斐多篇》中批评肉体的奢求，但他又说，刻意压抑喜好或精神，如同让它们其中的任何一方战胜理智一样，都有害于理智的发展。只有当灵魂的三个层面协调发挥作用时，才能达到至善。这里，他又依靠比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他把灵魂比作两匹小马，一匹马活泼而温驯（精神），另一匹狂暴而难以控制（喜好），两匹马被马轭约束在一起，由驭手（理智）驱赶。这位驭手以相当大的努力才使它们相互配合，协力向前。柏拉图没有进行过任何临床研究，亦没有对任何人进行过心理分析，就得出此等令人吃惊的结论，其高明程度直逼弗洛伊德对性格的分析，即由超我、自我和本我构成的多重人格。
柏拉图还在没有任何实验证据的情况下得出结论说，理智存在于大脑，精神存在于胸腔，喜好存在于腹部，它们由骨髓和脑髓彼此相连。他还说，情感通过血管在周身传播。这些猜测部分是荒唐可笑的，部分似乎预见了未来的发现。考虑到他并不是一位解剖学家，人们只能惊叹他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以惊人的现代术语描述了喜好得不到控制时会发生什么。
当人格中的理智、驯服和统治力量沉睡时，我们内部塞满肉类和饮品的野兽就会苏醒，爬起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时，他干得出任何你可以想象出来的愚行或罪恶——包括乱伦和弑父（母），或吃禁食之物。
而且，他还以几乎是现代人的术语描述了我们叫做矛盾情绪的状态。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理智未能控制的精神与喜好之间的冲突。在《理想国》一书中，苏格拉底举出例证说：
有人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对此我深信不疑。故事说，阿格莱翁之子莱昂提俄斯一次从比雷埃夫斯出来漫步，走至城外的北城墙处，看到地上有一些死尸，旁边还站着一些行刑人。他立即感到内心产生一种前去观看一眼的欲望，可同时又为这个想法感到恶心，因而他竭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闭上眼睛，内心激烈争斗良久之后，终于为欲望所击败。他用手指撑大眼睛，朝死尸跑去，惊叫一声：“看吧，你们这些混蛋，把这个场景看个够吧！”
然而，苏格拉底进一步说道——这是驭车手和马儿比喻中最为重要的信息——喜好不应该被彻底根除，只是应对其加以控制。如果我们的欲望全部受到压抑，就如同将马儿完全勒住不让其奔跑一样，永远无法达到驾驭它们奔向理智的目的。
柏拉图心理学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他的性欲概念（eros），即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的欲望。它通常包含着性和罗曼蒂克，但在柏拉图更广泛的理论里，eros是指一种与已为另外一方证实的概念或永恒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欲望。尽管这个概念里有形而上的陷阱，但它仍给心理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即我们基本的动力在于和永不死亡的原则相结合的渴望。心理学史学家罗伯特·沃森就此说道：“eros一般被译作爱，但在更有意义的层面上，它应被译作‘生命力’。它是一种与想生存的生物愿望，即生命能量相关的东西。”
最后，柏拉图还随意地提出了一种有关记忆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很久以后却被用以反驳他自己有关知识的理论。尽管他认为通过推理的反思是最重要的记忆方式，但他的确也承认，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积累很多经验。在解释为什么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比另一部分人记得更多或记得更准确时，或在说明为什么我们常常忘记已经学到的东西时，他在《泰阿泰德篇》里打了一个比方，将对经验的记忆比作在蜡板上刻字。正如这些板面有大有小，有硬有软，有潮湿有干燥，有干净有不干净一样，不同人的思想在容量、学习能力和保留能力上也有差别。
柏拉图没有就这个想法深究下去，可很久以后，它却发展为一种与他关于知识的理论正好相反的理论。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和20世纪的行为主义者约翰·沃森，就把他们的心理学建构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面，即我们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是经验在新生的心灵这块白板上所写下的东西。
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在学院学习了20年。然而，离开学院以后，他立刻提出许多与柏拉图教给他的思想完全相反的主张，对哲学产生了与其恩师齐名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哲学，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逻辑和天文学、物理和伦理学、宗教和美学、生物学和修辞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一位叫安塞尔姆·阿马迪奥的学者说道：“亚里士多德奠定了现在叫做西方文明的所有内容和方向的基础，（其作用）超过了任何其他思想家。”虽然心理学远远不是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课题，但他在心理学史上“留下了历史上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记录”——心理学家和学者丹尼尔·罗宾逊如是说。这位学者还说：“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最有影响的记录。在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他就学习和记忆，知觉、动机和情感，社交能力和性格等所阐明的理论。”
人们可能会想，这样一个知识巨子一定是个怪人。可是，任何有关他的记录都未曾描述过他的异常之处。他的半身像显示的是一位英俊漂亮、留着胡须的男人，面容优雅而细腻。一位别有用心的同时代人这样描述亚里士多德，说他生就一对小眼睛和一双棒槌腿，只是他极其聪明地用高雅的服装和无可挑剔的发式让人们及时转移了对这些小毛病的注意。他在学院里的私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记录，但他在37岁那年坠入爱河，缔结了婚姻。他的妻子早亡，他在遗愿中说，希望自己死后能与她的尸骨合葬。再婚后，他与第二个妻子度过余生，并使她在自己死后得到了较好的照顾——“以感谢她对我的稳定的感情”。他通常是和蔼可亲的，待人热诚的，但若是有人冒犯他，他也会非常严厉。据说，一个啰唆的人问他：“我的唠叨不休是否已令阁下烦透了？”他的回答是：“没有，真的没有——我根本没有听您讲话。”
尽管家境富裕，但终其一生，他都是个勤奋努力的人。在追求知识的探索中，他是不遗余力的。在柏拉图大声诵读自己的对话时，心烦的听众一个一个地蹑着脚溜了出去，只有亚里士多德留在那里，直到对话结束。即使度蜜月，他也用大部分时间捡拾贝壳。他写作和研究时极为专注，以至于在40年的时间里竟完成了170部著作。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医，而阿敏塔斯三世的儿子是腓力二世，即亚历山大大帝的生父。医学在希腊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技术，因而，亚里士多德在青少年时代一定学到了很多有关生物学和医学的知识。这一点也可以解释后来使其成为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的科学和实验世界观。在这一方面，他与柏拉图的典型唯心主义恰好相反。
他于17岁进入柏拉图的学院就学，在那里一直待到37岁。之后，他离开学院。有人认为他是在盛怒之下离开的，因为柏拉图在死前并没有指定他为继承人，而是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遗留给了自己的侄子。此后的13年中，他远离雅典，先在小亚细亚的亚述暴君赫米斯那里担任哲学顾问，然后在莱斯沃斯岛的米蒂利尼就任过几年的哲学院院长。接着他在腓力国王的首都培拉给少年时代的亚历山大做老师。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观察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笔耕不辍。他的一些作品以对话形式写成，据说都是文学杰作，只可惜全部散失。流传下来的47篇作品，尽管在知识上高深莫测，但大多是毫无趣味的散文和学究气十足的说教，它们可能都是讲课笔记，或是只准备用于教学的讲稿。
49岁时，亚里士多德抵达自己的才智巅峰，重返雅典。尽管学院院长的职位再次空缺，可他仍旧未能当上。在此情况下，他自己开办了一所学院，即吕克昂，与之竞争。吕克昂位于城外，他在那里聚集了一些师生，开设了一个图书馆，还收集了一些动物标本。他上午和下午都要授课，授课一般在吕克昂学院里铺着石子的小路（peripatos）上进行。他一边与学生散步，一边讲授，peripatetic——“逍遥派”一词即由此而来。他将一些研究题目交给学生去做，很像今天的一些大学教授，把学生的发现一本接一本地汇集在自己的作品中，从而使自己的学术产量大增。
在吕克昂任教13年之后，他被迫离开雅典。当时城里爆发反马其顿人的骚乱，他因为与马其顿人联系过多而遭到攻击。他说，他离开的原因是想拯救雅典人，使其不至于对哲学再犯罪过（第一次罪过是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错误审判和杀害）。第二年（公元前322年），他死于胃病，享年62岁或63岁。
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他的巨大成就。人们只能推想，如同莎士比亚、巴赫和爱因斯坦一样，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天才，而且碰巧生活在一个特别适合他的超凡天才的时代和地方。
确切地说，他的许多学说都在后世遭到推翻或废弃，他的科学作品也大多混在一系列神话、民俗和明显错误的学说之中。比如，在其著名的《动物志》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列举出下列“事实”：老鼠如果在夏天喝水就会死亡，鳝鱼是自生的，人类只有8根肋骨，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
可是，他与柏拉图并不一样。他有一种对实验证据的饥渴和对仔细观察的爱好，为从此之后的科学研究树立了榜样。虽然他对演绎推理和形式逻辑百般强调，但他认为，归纳推理也非常重要，即从观察到的案例中推导出普遍性。这是科学方法中最基本的部分，也是与柏拉图所倡导的知识获取方法背道而驰的。
亚里士多德不仅从不认为感官的知觉是虚幻和不可信任的，而且将其视作知识的基本原料。这对于一位曾师从于柏拉图的弟子来说确属非凡——亚里士多德的一位研究者说，因为他对“具体的事实有强烈的兴趣”，认为除数学这类抽象的领域以外，对真实事物的直接观察才是理解的基础。比如，在《动物志》中，他首先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蜜蜂是怎样繁殖的，然后说：
到目前为止，事实并没有完全搞清。如果确凿的话，也应该给观察而不是理论以诚信，就算给理论以诚信，也只能给那些经观察到的事实所证实的理论。
跟早期的哲学家一样，他努力理解知觉是如何发生的，但又苦于无法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当时并不知道测试与实验，也不允许人体解剖——他只能依靠形而上的解释。他得出理论说，我们感知事物，不能仅凭其内在的属性，如黑白方圆等，它们只是非物质的“形式”。当我们观察它们时，它们就会在人的眼睛里得到重新创造，它们唤起的感觉通过血管传送至意识层面——这个意识，他认为，一定位于心脏之内，因为头部受伤的病人往往能够康复，而心脏受伤，却无一例外地会致人死亡（他认为，大脑在血液过热时可起凉血的作用）。他也讨论过内在感觉——即“共有”感觉——存在的可能性。通过它，我们可以得知，从不同的感官得来的各种感觉——比如说白、圆、温、柔等——都来自同一物体（本例中为一团毛线）。
如果抛开这些荒诞之处不谈，我们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知觉如何成为知识的解释是符合常识和令人信服的，而且对普罗塔哥拉及德谟克利特以知觉为基础的认识论进行了补充。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的意识能在一系列的物体中找到共性——这是归纳推理的精髓——从这些共性之中再形成“普遍性”。“普遍性”这个词或概念，不是指某个实际的东西，而是指某一类东西或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个形成“普遍性”的过程就是通往更高知识和更高智慧的通道。理智或知识对感官材料产生作用，形成了一种积极且有组织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生物标本的研究上花费了多年时间，因而不可能把感知的对象看成是纯粹的错觉，也不可能把普遍性的概念视作比用以归纳的个体还要真实的东西。柏拉图认为，抽象的概念可以脱离物质而永恒存在，而且远比物质真实，而其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却说，它们只是具体事物可以“预测到的”特性。亚里士多德从未彻底走出希腊思想中形而上的陷阱，但他的观点还是接近于：这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人的思想意识之外存在。就这样，他把希腊人有关知识的两大思想主流——一是普罗塔哥拉和德谟克利特对感知的极端强调，一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理念的极端重视——合二为一。
至于意识与肉体的关系，他有时支吾其词，有时却又表达得清楚明晰。模糊不清之处主要涉及“灵魂”的本质，他形而上地将其称作肉体的“形式”——不是它的外形，而是它的“精髓”，它的独特性，抑或是它的生存能力。许多世纪以来，心理学的这潭池水被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搅得浑浊不堪。
另一方面，他对灵魂产生思想的评论却明晰而有道理。他在《论灵魂》一书中说：“一些作者兴奋地把灵魂称作思想的产生之地，可这种描述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应用至灵魂上，而只适用于思想的力量。”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把灵魂里产生思想的地方叫做psyche（心灵）。不过，有时候他也拿这个词指代整个灵魂。尽管这里存在不一致，但他却始终如一地认为，灵魂的思想部分是概念形成的地方，而不是在灵魂栖居肉体之前概念就已经存在的地方。
如果脱离开肉体，不管是灵魂还是心灵，都不可能作为一个实体而单独存在。“非常清楚的是，”他说，“灵魂无法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灵魂特殊的部分也不能与身体分开。”他抛弃了柏拉图的说教，后者认为，受禁锢灵魂的最高目标是从物质的束缚中逃脱出来。跟柏拉图的二元论正好相反，他的学说系统从根本上说是一元论的（这是他在成熟后的观点。他的观点在一生中不断地变化，基督教神学家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发现大量的二元论素材）。
一旦把这些问题解决，亚里士多德就直奔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意识如何使用归纳及演绎两种方式以获取知识。他的描述，按罗伯特·沃森的说法，构成了“心理过程最初的功能主义的观点……［对他来说］心灵是一个过程，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一切”。心灵不是一种非物质的本质，也不是心脏或血液（也不可能是大脑，尽管他曾认为心灵存在于大脑之中），而是思想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功能主义者的概念，即今天认知学说、信息理论和人工智能的基础。难怪那些了解亚里士多德心理学的人大都非常敬畏他。
他对思想过程的描述，听起来好像是以实验结果为依据的。当然，他没有任何实验证据，但他却是一个聪明的生物标本收集者，因而极有可能做过类似的事情，也就是说，仔细琢磨他自己以及别人的经验，将它们当作标本加以研究，再将其应用于概括自己的普遍原则。
这些概括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不管其形式是归纳还是演绎，思想意识都使用感官的知觉或记忆的知觉来形成普遍的真理。感觉带给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觉，记忆允许我们存储这些知觉，想象使我们能够把记忆中的精神图景按照知觉进行重新创造，从而在积累下来的图景中得出普遍的思想。与他的恩师柏拉图的思想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从不相信灵魂天生就带有知识。按照丹尼尔·罗宾逊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相信：
人类都有认知的能力，通过它，外部事物（感知的）记录会导向他们在记忆中的存储，从而形成经验，而从经验——“或已经来到灵魂中安息的整个宇宙”——中产生出一个可证实的理解原理。
这是一个超凡的观点，23个世纪以后，科学心理学才将之证明。
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一些有关记忆的评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比如，他认为，当记忆处于潮湿状态时，记忆的效果达到最佳。反之，干燥时效果最差。他还认为，年轻人的记忆较差，因为其（像蜡板一样的记忆的）面积会在成长过程中快速变化。然而，他的许多观察仍然很有见地，而且接近事实。例如，他认为，经验重复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被记住；虽只经历一次，但经验若发生在非常强烈的感情之下，则会比一些经历许多次的事件更容易被记住；我们从记忆中调用存储时，是靠概念之间不同的联系进行的——如相似、对比和接近等。例如，为找回一段失去的记忆，我们会在记忆里寻找一些我们相信或知道将会引导我们找到正在搜寻的记忆的东西。
每当我们想重新找到某个东西时，我们都会体验到以前的某种运动［即记忆内容］，直到最终我们找到某种东西，通常其后会紧跟着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因此，我们总是在一个系列中寻找，要么从当前的某个直觉着手，要么从某种类似或相反的事物里搜寻，要么从与之接近的事物里找求。
虽然无法界定上面一段话是否为不朽的箴言，但心理学史学家戴维·默里却写道：“最后一句话有可能是心理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名言，因为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信念，即我们是通过联想从一个概念到达另一个概念的。”这个信念从17世纪起，一直是关于学习的主要理论的基础，一直是解释人类发育和行为的主要方法。
在《论灵魂》和其他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也简要地涉及或浮光掠影地触及过其他的心理学课题。虽然没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严加考察的，但这些评论的范围和见地令人惊叹。譬如说，他提出过有关愉快和痛苦的动机理论，触及了产生各种行为的驱动因素（勇敢、友谊、气质和其他），并概述了宣泄理论（怜惜和恐惧的错位清洗）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戏院里观看悲剧时会感到一种补偿。
对于他的其他大胆猜想，我们只能报之一笑。比如，美餐会使我们睡意蒙眬，因为消化可引起气体和体热团团绕住心脏，从而干扰心灵。但是，罗伯特·沃森写道：“对亚里士多德进行研究会得到令人惊奇的报答，人们会因为他就心理学的一些事情所产生的现代思想而感到惊讶……当然，他在许多所谓的事实上是错误的，他还略去了一些重大的课题，可是，他关于成长、感觉、记忆、欲求、反应和思想的总的框架却少有差错，简直与现代心理学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