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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拼音文字的集体死去再集体复活的故事，毕竟只是太戏剧性、太偶发的历史大事，反而不能真正代表这两组不同造字概念文字系统最深远、最有意义的影响。所谓深远、有意义的影响通常偷偷作用在平常日子里，一点一滴起着有机变化。
形声字以声符（一半的自己）和声音挂钩，但这只是有限度的挂钩，它既保留另一半的实体概念意符，又不驱除更具象方式呈现的之前已成造字，这些具象“物质”的保有，赋予它重量，让它另一头钩住事物实体，产生较大的阻力摩擦力抓地力，无法如抽空完成的拼音文字那般轻灵，因此，声音无法全面性拉动它控制它，也因此声音的移动改变，它也就无法快速反应，在第一时间改变自身拼写造型方式，随便你要说它沉稳，或说笨重。
这个特质，使文字和语言不呈现亦步亦趋的单轨式函数关系，文字受声音牵扯，影响重大，但仍保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发展路径，这必然会进一步形成文字书写和生活语言的某种程度分离现象，是某种准双轨式的关系。就像“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我们所熟知中国文字和日常语言的分离现象，当时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之等人以为这是中国人的食古不化，今天我们晓得关键在于中国文字的如此本质。
中国文字和语言分离的总体横剖面便是——在中国文字的统治疆域之中，随时并存着千种万种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可以大得不得了，别说是无法顺利沟通了，完全听不懂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它们却一直共用同一种文字，于是这些天南地北说不同语言的人念一样的书，承接一样的历史经验与成果，可以通过文字全面对话，尽管他们之间语言的断裂程度可能远大于比方说今天两个西欧国家，他们之间可能有高山大河的天然地形阻绝而不相往来，长达几百几千年各活各的，按理说应该各自岔开方向发展愈离愈远才是。
回头来看，中国的漫长历史之路真是蛮奇特的，要说自然地形分割自成单位它有（如四川，如长江天堑自古有之），要讲语言差异各说各话它有，要论生活习俗因地而异它也有，甚至于在历史过程中既成事实的分裂一样代代不绝，但最终它总像某种所谓的记忆合金一样，还是非得再收拢回单一国家不可，和欧洲的历史经验完全不一样——这当然是历史思维的一个大题目，不可能简单地解释，但我个人相信，这个万世一系的单一文字系统应该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此种文字之下，《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看来就不可能成立了——话说上帝为阻止人们联合起来建造高塔直通天庭，会威胁到神的地位，遂使坏变乱人类的语言，人类果然从此分裂。这个神话是向着拼音文字的历史来的，对西方之前之后的历史可能有极其惊人的洞视能力和预言能力，但拿到中国来却完全不适用，对付中国人得多一番手脚，还要把不随语言而转的文字一起给毁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