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哭泣，表明他正在恢复知觉。”乌鸦郑重地说。

“我很遗憾地反对我杰出的朋友和同行，”猫头鹰说，“但是我觉得，死人哭泣，表明他不想死。”

——科洛迪，《木偶奇遇记》

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曾经如此。此后不再。

那日稍晚，他回到房间。他找到一张干净的白纸，把它放在面前的桌上。他写啊写，直到他在整页纸上都盖满了词。后来，当他通读他所写的东西时，竟不能辨认出这些词来。那些他的确能够理解的词好像并没有说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随后，他出门去吃晚饭。

那天晚上，他告诉自己明天是新的一天。新的词语开始在他的大脑中喧嚣，但他没有把它们写下来。他决定把自己称为A。他在桌子和窗户间来回走动。他打开收音机随后又把它关掉。他抽了一根烟。

随后他写。曾经如此。此后不再。

圣诞夜，1979年。他的生命好像不再存在于现时。无论何时他打开收音机听国际新闻，都会发现自己正想象这些词语在描绘那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即使他立于当下，也会觉得自己正从未来回首现在，而这种“作为过去的现在”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即使是当天的恐惧对于他都显得很遥远，而这本应令他充满愤慨，就好像电台里的声音在朗读某种失落文明的编年史。后来，在某个更明澈的时候，他把这种感觉称为“对现时的怀旧”。

接着是对古典记忆系统的详细描述，充满图表和象征性的图画。比如，拉蒙·柳利 或罗伯特·弗卢德 ，更不用说乔尔丹诺·布鲁诺 了，这位伟大的诺拉人1600年被火刑处死。地方和图像作为回忆其他地方和图像的催化剂：事物，事件，被埋葬的自身生命的产物。记忆术。随后是布鲁诺的思想：人类的思维结构对应自然结构。因此可以这样归纳：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与其他一切皆有关联。

同时，一如与上述平行，房间里有一场简单的专题讨论。比如说，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的图景。如同帕斯卡尔所言：“人类所有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间里。”如同这句话所言：“他在这间房间里写下了《记忆之书》。”

《记忆之书》。第一册。

圣诞夜，1979年。他在纽约，独自一人在瓦里克街6号的小房间里。就像这个街区的许多建筑一样，这栋房子曾经只是一个工作场所。前生的遗迹在他周围处处可见：神秘的管道网络，被煤烟污染的锡制屋顶，发出咝咝声的蒸汽散热器。每当他的视线落在结了霜的玻璃门嵌板上时，他可以倒着读出这些笨拙的印刷字：R.M.普雷，注册电工。人们永远不该住在这儿。这是一间为机器、痰盂和汗水准备的房间。

他无法把它称为家，但对于过去九个月而言，这就是他的所有。几十本书，地板上的一个床垫，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个电炉和一个生锈的冷水槽。厕所在走道尽头，但他只在不得不拉屎的时候才使用它。小便他就在水槽里解决。过去三天电梯一直坏着，而这里又是顶楼，这令他不愿意出门。很大程度上这并非因为他讨厌在回家时爬那十层楼梯，而是他觉得这么大费周章只为了回到这样的凄凉处境实在令人绝望。而一次在这房间里待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他一般总能够产生很多想法，而这反过来驱散了无聊，或者至少使他没有察觉到无聊。每次他出门，他总带着他的想法，而当他不在房间里时，这房间便逐渐把他想居住于此的努力驱散干净。当他回来时，他不得不再重新开始整个过程，而那需要努力，真正的精神努力。考虑到他爬上楼后的身体状况（胸口如风箱起伏，双腿如树干沉重而绷紧），这内心的斗争便要花一段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开始。在其间，在他打开房门和又一次开始征服空虚之间的真空里，他的心在一种失语的惶恐中猛烈跳动。这就好像他正被迫观看他自己的消失，就好像跨过房间的门槛，他正在进入另一个维度，开始在一个黑洞里居住。

在他头顶上，昏暗的云掠过污浊的天窗，向曼哈顿的傍晚飘去。在他下面，他听见车辆急速穿过荷兰隧道：圣诞夜，车流朝向他们在新泽西的家而去。隔壁很安静。彭波尼奥兄弟大概在家，正准备吃一顿节日大餐。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那儿抽雪茄、制造那些塑料招牌字——他们一直做这生意，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那还不错。最近，他们中的一人一直在店里过夜，而他的呼噜声总是让A无法入眠。这男人就睡在A的正对面，就在这堵把他们两间房隔开的薄墙的另一侧，接连几个小时，A躺在床上，凝视着黑暗，试图调整思考的节奏，以便配合这男人苦闷不快的梦境的起落。鼾声渐涨，在每个回合的高峰点，它们变得长而尖厉，几乎歇斯底里，就好像当夜晚来临，打鼾者就不得不模拟那俘获了他一整天的机器的噪音。只有这一次，A才得以睡了个安稳的好觉。即使圣诞老人的到来也不会打扰他。

冬至：一年中最黑暗的时节。早晨他刚醒来，就觉得这一天开始从他那儿溜走。没有他可以全神贯注的光，没有时间展开的感觉。而是，有一种门正被关上、锁正被拧转的感觉。这是与世隔绝的一季，一段漫长的内省时光。外部世界，这个物质和身体的有形世界，似乎渐渐成了他心灵的产物。他感觉自己滑过事件，如鬼魂般盘旋于自身存在的周围，就好像他在自己身边的某处生活——并非真的在这儿，但也不在其他地方。一种被锁住的感觉，同时，一种有能力穿墙的感觉。他在思想边缘的某处记录：骨子里的黑暗；记下这个。

白天，热气从暖气片里以最大能量喷涌而出。即使现在，寒冬腊月时，他也被迫开着窗。然而在夜晚，根本就没有热气。他穿着两三件毛衣睡觉，紧紧蜷缩在睡袋里。周末，完全没有热气供应，日夜都没有，最近有几次，当他坐在桌前试图写作时，他不再能感觉到手里有一支笔。就其本身而言，这种不适感并不令他困扰。但这使他失去了平衡，促使他进入了一种不断内省的状态。与看上去不太一样，这房间不是世界的退隐之地。这儿没有东西欢迎他，没有承诺给他一个身体假期以寻求忘却。这四面墙只是他自身不安的信号，为了在这环境中找到某种平静的方法，他必须更深地挖掘自己。但他挖得越多，可以继续挖掘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他好像无法否认这点。或早或晚，他都会注定耗尽自己。

当夜晚来临，电力暗至一半亮度，随后又亮起，再暗下，没有明显的原因。这就好像光线是被某个恶作剧的上帝控制似的。肯·爱迪生公司没有此地的记录，所以也不用支付电费。同时，电话公司也拒绝承认A的存在。这儿的电话用了九个多月，从没坏过，但他不曾收到过一份账单。某天当他打电话去指出问题时，他们坚称从没有听说过他。不知怎的，他成功逃离了电脑的控制，一个电话也不曾被记录下来。他的名字不在黄页上。只要他想，他就可以在无聊的时候打电话去遥远的地方。但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他想与之交谈。在加利福尼亚没有，在巴黎没有，在中国没有。对他而言，世界缩小成了这房间的大小，而他在理解这点之前，将必须待在此刻所在之处。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必须先在这儿，才可能去别处。而如果他无法成功地找到这个地方，想找另一个地方对他而言会很荒谬。

生活在鲸鱼体内。一种对约拿的曲解，而拒绝说话又意味着什么。平行文本：杰佩托 在鲨鱼肚子里（迪斯尼版本里的鲸鱼），和匹诺曹如何拯救他的故事。人们是否必须潜入大海深处，救起自己的父亲，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

这是这些主题的最初表述。且待下几回分解。

然后是海难。克鲁索 在他的岛上。“这孩子要是能待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的；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对孤独的自觉。或者用乔治·奥彭 的话来说：“单数的海难。”

四周都是海浪的图景，水像空气一样无边无际，身后有丛林热。“我与世隔绝，我是个隐士，一个人类社会的流放者。”

那么星期五呢？不，还没有星期五。没有星期五，至少这里没有。一切在那一刻之前发生。或者说：海浪已经把脚印冲走了。

对偶然性的初次评注。

故事从这儿开始。他的一个朋友给他讲了个故事。多年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又思索起这个故事。并不是说一切随着这故事开始。而是，在记起这故事时，他开始意识到在他身上正发生着一些事。因为要不是他已然感觉到了那些唤起他记忆的东西，他本不会想起这故事。他自己并未觉察，他一直在向一个几乎失忆的地方挖掘，而如今有东西冒了出来，他甚至无法猜出挖掘进行了多久。

战争期间，M的父亲有好几个月躲在巴黎的一间女佣房 里逃避纳粹。最终，他成功逃过一劫，返回美国开始了新生活。很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年。M出生，长大，如今正要动身去巴黎学习。一到那儿，他花了几个星期才好不容易找到住所。就在他快要绝望放弃时，他找到了一间小小的女佣房。他刚搬进去，就立刻写了封信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约一周后他收到了回信：你的地址，M的父亲写道，就在我战争避难时的同一幢楼里。然后，他开始描述房间的细节。结果发现他儿子租的是同一间房间。

因此，故事从这间房间开始。然后故事从那间房间开始。而除此之外，有一个父亲，有一个儿子，有一场战争。讲到恐惧，要记起躲在那间小房间里的是个犹太人。也要记得：这个城市是巴黎，A刚从那儿回来（12月15日），整整一年他一度住在巴黎的一间女佣房里——在那儿，他写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在那儿，他的亲生父亲，在唯一一次欧洲旅行中曾来看望他。要记得他父亲之死。除此之外，要理解——这一点最重要——M的故事没有意义。

尽管如此，这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唯有当一切都无法再被解释，在某个经验抵抗所有意义的时刻，第一个词出现了。陷于什么都不说的境地。或者，自言自语：这就是萦绕在我心头的东西。然后，几乎在同一瞬间，意识到这也是他经常回想的东西。

他把一页白纸放在身前的桌上，用笔写下了这些词。可能是《记忆之书》的引语。

随后他打开了一本华莱士·史蒂文斯 的书（《遗作集》），把下面的句子抄录下来。

“在非同寻常的现实面前，意识取代了想象的位置。”

那一天稍晚时，他一连写了三四个小时。后来，当他重读所写的东西时，他发现只有一段还算有意思。尽管他不确定意义究竟何在，但他决定将之保留以供日后参阅，并抄录到一本画线笔记本上：

当父亲去世，他写道，儿子成了他自己的父亲和他自己的儿子。他看着他的儿子，从这男孩的脸上他看到了自己。他想象着自己看着他的时候那男孩看见了什么，于是他发现他自己成了自己的父亲。无法解释地，他为此感动。并非仅仅是那男孩的模样感动了他，甚至不仅因为想到他正站在父亲的身体里面，而且是那些他在男孩身上看见的、来自消逝的过去的东西感动了他。这是他感受到的自身生命的乡愁，或许也是作为父亲的孩子的一种对自己青春时代的记忆。无法解释地，他发现自己那一刻正在颤抖，悲喜交集，假如这是可能的，仿佛他正同时向前和向后，同时进入未来和过去。而有时候，经常地，这些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生命看起来不再存在于现在。

记忆作为一个地方，一栋房子，一列柱子、房檐和柱廊。身体在大脑里，仿佛我们正周游其中，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而当我们行走时，我们的脚步声也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

“因此，人们必须利用大量的地方，”西塞罗写道，“它们必须照明良好，井井有条，有恰当的间距和各类图像，它们应该是活跃的、精确定义的、不一般的，有迅速遇见和穿透心灵的力量……因为地方非常像上蜡的刻写版或纸莎草，而图像如同字母，整理和排列图像就像剧本，而演讲如同阅读。”

十天前，他从巴黎回来。他去那儿做一次工作访问，这是五年多来他第一次出国。旅行、不断地交谈、与老朋友们喝了太多酒、离开他的小儿子太长时间，最终令他疲倦不堪。旅途将近结束时还有几天空余时光，他决定去阿姆斯特丹，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城市。他想：可以去看画。但一旦到了那儿，是一件他没有计划要做的事情给了他最深的印象。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碰巧他读到在宾馆房间里找到的一本旅游指南），他决定去安妮之家，如今被保存为一个博物馆。那是一个星期天早晨，灰蒙蒙的天下着雨，运河边的街道寥落。他爬上屋子里陡峭而狭窄的楼梯，进入了秘密的附属建筑。当他站在安妮·弗兰克的房间里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哭泣，日记就是在这里写的，如今房间空荡荡的，她搜集来的好莱坞明星照片仍然贴在墙上，已然褪色。并非啜泣，作为对内心巨大伤痛的回应，而是无声地大哭，眼泪流过他的脸颊，仿佛纯粹在回应世界。他后来意识到，就是在那一时刻，《记忆之书》开始了。如同这个句子所言：“她在这间房间里写下了她的日记。”

从那间房间的窗口望出去，面朝后院，你可以看见笛卡尔曾经居住过的那栋房子的后窗。如今院子里有孩子们的秋千，玩具散落在草地上，有美丽的小花。那天当他从窗口望出去时，他想着拥有这些玩具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三十五年前在他正站着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什么。假如他们知道，在安妮·弗兰克房间的阴影下长大会是如何呢。

重复一下帕斯卡尔：“人类所有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间里。”差不多在这些词进入了《思想录》的同时，笛卡尔从阿姆斯特丹那栋房子的房间里写信给一个在法国的朋友。“有没有哪个国家，”他有力地问道，“人们可以像在这里一样享受到如此巨大的自由？”每一样东西，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看作对其他所有东西的注解。想象安妮·弗兰克，比如说，在战后继续活着，在阿姆斯特丹作为一名大学生读了笛卡尔的《沉思录》。想象一种孤独如此强烈、如此无法告慰，以至于人们一百多年来都屏住了呼吸。

他特别注意到，安妮·弗兰克的生日和他儿子一模一样。6月12日。双子座。一幅孪生的图景。一个万物双倍的世界，在那里同样的事总发生两遍。

记忆：一件事第二次发生的地方。

《记忆之书》。第二册。

《伊斯拉埃尔·利希滕施泰因 的遗言》。华沙；1942年7月31日。

“怀着热忱和热情，我投入了帮助搜集档案材料的工作。我受托成为保管员。我把材料藏起来。除了我，没有人知道。我只告诉了我的朋友赫什·瓦塞尔，我的监管人……藏得很好。上帝请保佑它被保存好。在如今这骇人听闻的时代，这是我们能做得最细致和最好的了。我知道我们熬不过去。在如此可怕的谋杀和屠杀后想继续活下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写了这份遗言。也许我不值得被记得，但就为了我在与安息日聚会 协会一起工作时表现出的勇气，就为了曾是那个最危险的人，因为是我把整个材料藏起来。我自身的自由会是一件小事。我在用我亲爱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我的宝贝小女儿玛格丽特的生命冒险……我不想要任何感激、纪念碑或赞扬。我只想要一个纪念仪式，那样我的家人、在国外的兄妹就会知道我的遗体的下落……我希望人们记得我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艺术家，发表过很多作品，有才华，未能成功做展览，无法展示给大众看。在三年战争期间，她为孩子们工作，作为教育家、老师，为孩子们的作品制作舞台布景和戏装，曾接受奖项。如今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准备接受死亡……我希望人们记得我的小女儿。玛格丽特，到今天二十个月大。已经完美地掌握了意第绪语。九个月大的时候她开始清晰地讲意第绪语。在智力上，她和三四岁的孩子们一样聪明。我不想吹嘘她。告诉我这个的证人，是学校的教员，六十八岁的瑙沃利普基……我并不遗憾我和妻子的生命。但我对不起这个有天赋的小女孩。她应该也被记得……愿我们成为世上所有其他犹太人的救赎者。我相信我们的人民会活下去。犹太人不会被灭绝。我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的犹太人，是所有其他土地上的所有以色列人的代罪羊。”

站立并注视着。坐下。躺在床上。步行穿过大街。在广场餐厅进餐，独自一人坐在火车座里，一张报纸展开在面前的桌上。打开他的邮件。写信。站立并注视着。步行穿过大街。从一位英国老朋友T那儿知道，他们两个家庭原来都来自东欧的同一个城市（斯坦尼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两场战争之间，它曾是波兰的一部分；而如今，自“二战”结束后，它属于苏联。在T的第一封信中，他推测他们或许最终是远亲。然而，第二封信提出了澄清。T从一位年长的舅妈那儿获知，在斯坦尼斯拉夫他的家族甚为富裕；而A的家庭（这与他所知的一切颇为一致）则很穷。故事说，A的一位亲戚（一个舅舅或堂兄什么的）住在一间乡村小屋里，那小屋是T家的财产。他爱上了那户人家的一位年轻女士，求婚，遭到拒绝。从那时候起，他永远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

A觉得这故事特别吸引人之处，在于那个男人的名字和他儿子的一模一样。

数周之后，他在《犹太百科全书》上读到了以下条目：

奥斯特，丹尼尔（1893—1962）。以色列律师，耶路撒冷市市长。奥斯特生于斯坦尼斯拉夫（当时属于西加利西亚），在维也纳学习法律，1914年毕业后前往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大马士革奥地利远征军总部工作，在那儿他帮助阿瑟·鲁宾从君士坦丁堡向饥饿的伊舒夫 运送财务援助。战后，他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为阿拉伯犹太人服务，并在犹太复国委员会（1919年，1920年）的法律部担任秘书。1934年，奥斯特获选耶路撒冷市议员；1935年他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市副市长；1936至1938年和1944至1945年间他是执行市长。1947至1948年间，奥斯特在联合国代理犹太人反对耶路撒冷市国际化的案件。1948年，奥斯特（当时属于进步党）获选耶路撒冷市市长，成为第一个在独立后的以色列担任职务的人。奥斯特担任此职直至1951年。1948年，他也是以色列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他从一开始便担任以色列联合国协会主席一职，直到他去世。

在阿姆斯特丹的整整三天里，他迷路了。城市的轮廓是环形的（一系列同心圆，被运河切分，带阴影的相交线表示数百座小桥，每一座桥都连着另一座，然后又一座，仿佛无穷无尽），你无法像在其他城市里一样仅仅“沿着”一条街走。想去某处的话，你得事先知道你要去哪里。A不知道，因为他是个陌生人，此外他发现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查询地图。雨下了三天，他绕圈走了三天。他意识到与纽约相比（或新阿姆斯特丹，如同他回来后喜欢自言自语的那般），阿姆斯特丹是个小地方，一个很可能可以在十天内记住其街道的城市。然而，就算他迷路了，他难道不可以向某位过路人问一下路么？从理论上讲，是的，但实际上，他无法说服自己那样做。并不是他害怕陌生人，也不是他在生理上不愿讲话。原因更微妙，他发现自己不愿对一个荷兰人说英文。在阿姆斯特丹，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然而这种交流的便利却令他不安，仿佛这会使此地变得不像外国似的。并不是说他在寻找异域风情，而是说这地方将不再是它自己——就好像在荷兰，假如说英文，就会被否认他们的荷兰性一样。假如他能够肯定没人会理解他，那么他或许会毫不迟疑地冲到一个陌生人面前讲英文，以一种喜剧性的努力使对方明白他：用词语、手势或怪腔等。实际上，他觉得自己不愿侵犯荷兰人民的荷兰性，即使他们自己在很早以前已经允许它被侵犯。于是他保持安静。他四处游荡。他绕着圈步行。他允许自己迷路。有时候，他后来发现，他离他的目的地仅几步之遥，但因为不知道在那儿转弯，他会转向错误的方向，那样他就离他自己以为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他想或许他是在地狱的循环中游荡，根据地狱的某种经典描绘，这城市已被设计为地下世界的模型。随后，他记起了地狱的各种图表曾被十六世纪的一些作家用来说明记忆系统。（比如说，柯斯摩斯·罗西柳斯 写的Thesaurus Artificiosae Memoriae，威尼斯，1579年。）而如果阿姆斯特丹是地狱，如果地狱是记忆，那么他知道或许他的迷失存在某种目的。与所有熟悉的东西断开，无法发现哪怕一个小小的参考点，他意识到自己的脚步，通过将他带往不知名的地方，正将他带向他自己。他正在自己的内部游荡，而他迷路了。这并不使他困扰，这种迷失的状态反而成了快乐和兴奋的来源。他将之吸入骨髓。仿佛此前隐藏的知识即将到来，他将之吸入骨髓，并几乎得意洋洋地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他的生活好像不再处于现时。每次他看见一个小孩，他都会试图想象他长大后的样子。每次他看见一个老人，他都会试图想象这个人在孩子时是怎样的模样。

与女人在一起时最糟糕，尤其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他会不由得看穿她脸上的皮肤，想象它后面的匿名的头盖骨。而面孔的皮肤越美丽，他就越热切地试图在其中寻找未来侵蚀的迹象：刚出现的皱纹，以后会变得松弛的下巴，眼神中淡淡的失望。他会将一张脸放在另一张之上：四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六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八十岁时的这个女人；就好像，虽然他处于现在，他却被迫寻找未来，追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死亡。

不久之后，他碰巧在一封福楼拜写给露易丝·柯蕾的信（1846年8月）中看见类似的想法，他被这巧合所打动：“……我总是感觉到未来，所有东西的对立面总是在我眼前。我看见一个孩子就会想到他会变老，我看见摇篮就会想到坟墓。看见裸体女人令我想象她的骨骼。”

步行穿过医院走廊并听见那个大腿截肢的男人正用他的最高音喊着：痛啊，痛。那年夏天（1979年），一个多月里的每一天，他穿越整个城市去医院，冒着难以忍受的酷暑。帮助他的祖父戴假牙。用电动剃须刀为老人刮脸。为他读《纽约邮报》上的棒球比分。

这是这些主题的最初表述。且待下几回分解。

对偶然性的第二次评述。

他记得1962年4月下着细雨的一天，他和朋友D一起旷课去保罗球场看纽约大都会队的最初几场比赛之一。体育场几乎是空的（约有八九千名观众），大都会队完败于匹兹堡海盗队。这两位朋友坐在一个从哈莱姆区来的男孩边，A记得在比赛期间三人谈话时轻松愉快的气氛。

那个赛季，他只再度光临过保罗球场一次，那是为了看一场对道奇队的节假日一日双赛（阵亡战士纪念日：纪念的日子，逝者的日子）：体育场里有超过五万名观众，阳光灿烂，一下午赛场疯狂：一次三杀、数次场内全垒打和双偷垒。那天他和同一个朋友在一起，他们坐在体育场的遥远一角，不像前一场比赛中他们成功溜进的那些好座位。他们一度离开自己的位置去热狗摊，在那儿，就在水泥台阶往下几排的地方，坐着那个他们曾在4月遇见的男孩，这一次坐在他旁边的是他母亲。他们彼此认出了对方并热情地招呼，两人都惊奇于这再度偶遇的巧合。别弄错了：这次相遇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如同这两个朋友，A和D，这个现在和母亲坐在一起的男孩自4月份那个潮湿的日子后也同样没有看过一场别的比赛。

记忆作为一间房间，一个身体，一个骷髅头，它围住了这间身体坐于其中的房间。一如在这幅图景中：“一个人单独坐在他房间里。”

“记忆的力量真是伟大，”圣奥古斯丁 评论道，“真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谁曾进入堂奥？但这不过是我与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捉摸了。那么，我心灵的居处是否太狭隘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于身内，便安插于身外？身内为何不能容纳？”

《记忆之书》。第三册。

那是在巴黎，1965年，他第一次体验到有限空间的无限可能。通过在咖啡馆与一位陌生人的偶遇，他与S相识了。那时A刚满十八岁，正处于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那个暑假，此前他从未去过巴黎。这些是他对那个城市的最初记忆，此后他生命的许多时光将在那儿度过，而这些记忆无可避免地与一间房间联系在一起。

S所居住的第十三区的比内勒广场，是一个工人阶级街区，即使在那时，它仍是古老巴黎仅存的遗迹之一——人们依旧谈论着这个巴黎，但它已经不在那儿了。S住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以至于它看起来像在藐视你，阻止你的进入。一个人可以使这房间显得拥挤，两个人便可以塞满它。你不可能在其中移动，除非你把身体蜷缩成最小的尺寸，除非你把你的心缩成某个无限微小的点。只有那样，你才能开始呼吸，才能感觉到房间在扩张，才能看着你的心探索那空间最深最广的领域。因为在那间房间里，有一整个宇宙，有一个包含着最广阔、最遥远、最不可知的一切的微型宇宙。这是一所圣祠，不比身体大多少，颂扬着超越身体存在的一切：它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代表，甚至最小的细节。S确实成功地用那些内心事物把自己包围起来。他居住的这间房间是一个梦幻之地，它的墙如同在他周围的第二身体的皮肤，仿佛他自己的身体已被转化成一颗心，一种纯思想的呼吸工具。这是子宫，是鲸鱼腹，是想象的原初之地。通过把自己置于那种黑暗里，S创造了一种睁眼做梦的方式。

S曾是樊尚·丹第 的学生，他一度被视为极有前途的青年作曲家。然而二十多年来，他的曲子从未在公众场合被演奏过。他在所有事情上都很天真，尤其在政治上，他犯下错误允许自己的两支交响乐作品在战时巴黎演奏——《火之交响曲》和《向儒勒·凡尔纳致敬》，每一首都需要超过一百三十名音乐家。那是在1943年，纳粹仍旧牢牢占领着巴黎。当战争结束后，人们断定S是一个通敌者，尽管这与事实大相径庭，他依然被法国音乐界排斥——以暗示和默许的方式，而非直接面对。仍有同行记得他的唯一迹象，是每年圣诞节来自娜迪亚·布朗热 的圣诞卡。

他口吃，他是个热爱红酒的孩子气的男人，他如此不懂诡计，对世界的恶意如此无知，以至于他甚至无法在那些匿名控告者前为自己辩护。他只是退缩，躲藏在古怪的面具下。他任命自己为东正教牧师（他过去是俄国人），留长胡子，穿着神职人员穿的黑色长袍，并把名字改成了修道院·德·灾难的力量 ，并还在——断断续续地，在一次次醉得不省人事之间——延续他一生的工作：一支需要三个管弦乐团、四个合唱团用十二天时间演奏的曲子。在他苦恼的时候，在他生活绝望无助的时候，他会到A那儿倾诉，结结巴巴地，灰色的双眼闪烁：“一切都是奇迹般的。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更精彩。”

太阳没有穿透他在比内勒广场的房间。他用厚厚的黑布把窗遮住，细微的光线来自一些摆放得很有技巧的、微暗的灯。这房间不比二等座火车车厢大多少，而且它们或多或少有着相同的形状：狭窄，天花板很高，远端有一单扇窗。S在这小小的地方塞满了各种东西，整整一生的残骸：书、照片、手稿、私人图腾——对他而言重要的一切。架子上密密地堆着这些聚集物，沿着每堵墙一直堆到天花板，每个架子都摇摇欲坠，略略向内倾斜，就好像只要稍稍碰一下，这结构就会瓦解，所有这一大堆东西就会倒向他。S在床上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在他的正左方，紧贴在墙上的是一组小小的、鸽笼式的架子，里面好像装着他一天里需要的所有东西：钢笔、铅笔、墨水、乐谱、烟灰缸、收音机、削笔刀、几瓶红酒、面包、书、放大镜。在他右手边是一个金属架，架顶上有一个盘，他可以将之转进或转出，使它在床的上方或离开床，他可以同时将之用作工作台和饭桌。这便是克鲁索或许会过的生活：在城市中心的海难。因为没有东西S想不到。在贫瘠中，他成功地比许多百万富翁更有效率地自给自足。尽管有证据，但他仍是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在他古怪的时候。他足够彻底地检视自己，以便知道什么是他生存所必需的，而他将这些曲折视为活下去的先决条件。他的态度既不怯懦也不虔诚，没有隐士弃世的迹象。他以激情和快乐的热情欣然接受他的生活状况，如今当A回首往事，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看见任何人笑得如此剧烈如此经常。

S用最后十五年创作的宏伟的音乐作品最后远未完成。S把它称为他的“在建工程”，有意回应了他非常崇拜的乔伊斯，又或者像十二个词 ，他可以将之描述为“在做的过程中完成的有待完成的工作”。他不可能想象过他会完成这支曲子。他似乎接受了这不可避免的失败，几乎将之作为理论前提，对他人而言可能导致难以克服的绝望的东西，对他而言却是无限的、堂吉诃德式的希望源泉。在先前的某个时刻，也许是在他最黑暗的时光，他把生活和工作画上了等号，如今他已不再能够区分两者。每个想法都影响他的工作，而工作上的想法又赋予了生活意义。在可能的领域构想出一些东西——一项可能可以完成的工作，因此可与他自身分离——或许会使这事业受损。要点在于要功亏一篑，但又必须通过尝试他能为自己召唤的最稀奇古怪的事来做到这点。悖论的是，最终结果是谦逊，一种测定自身与上帝相比之渺小的途径。因为只有在上帝的心中，像S的这种梦想才是可能的。但通过以S的方式梦想着，S找到了一种途径参与他力所不能及的一切，使自己离无限的核心又近了几英寸。

1965年的那个夏天，在一个多月里，A每周去看S两三次。在这城市，他不认识其他人，于是S成了他在此地的精神支柱。他总能指望S在家，热情地迎接他（俄罗斯风格；在脸颊上吻三下：左，右，左），非常乐意说话。多年之后，在一段非常苦恼的时光里，他意识到当时这样不间断地与S会面是因为这使他首次得以体验拥有一个父亲是怎样的感觉。

他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疏离的、几乎缺席的角色，他和父亲的共同点非常少。至于S，他有两个已成人的孩子，他们都无视他的榜样，而对世界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讲究实际的态度。S和A在一起，超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自然联系，而是出于一种一致的愿望：一个做可以按他原本样子接受他的儿子，另一个做可以按他原本样子接受他的父亲。生辰的巧合进一步强调了这点：S和A的父亲在同一年出生；而A和S的小儿子在同一年出生。对A而言，S通过慷慨和需要的一种有趣组合，满足了他的父爱饥渴。他认真地听他说话，把他意欲成为一名作家的野心视为一个年轻人想去做的最自然的事情。如果说A的父亲，以他存在于世的奇怪的自我封闭的态度使A感觉自己对于他的生活是多余的，仿佛他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对他产生影响；那么S，以他的脆弱和缺乏，使A成为了他的必需品。A带食物给他吃，为他提供烟酒，确保他不挨饿——那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那就是S的特点：他从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他会等待世界向他而来，将自己的解脱托付给偶然性。或早或晚，某人注定会出现：他的前妻，儿子中的一个，朋友。即使那时，他也不会要求。但他同样不会拒绝。

每次A带着饭菜到来（通常是烤鸡，从意大利广场的一间熟食铺买来的），这顿饭就变成了一顿假盛宴，一个庆祝的借口。“啊，鸡，”S会喊道，一直啃到鸡腿尖端。然后又一次，咀嚼的时候，汁水流到了胡须上：“啊，鸡。”带着顽童般的、自贬式的大笑，仿佛觉察到了欲望的荒谬和食物给予他的无法否认的愉悦。在那笑声里，一切变得荒谬而清晰。世界被从里到外翻转，被冲走，然而又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笑话重生。对自身的荒谬性不自知的人在那个世界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又数次遇见S。在巴黎和纽约间互通书信，交换照片，如今所有这些都不见了。在1967年：又一次历时数月的逗留。那时候S已经脱下牧师袍，并用回了他自己的名字。但他在街区道路上做小小远足时穿的衣服一样有型。贝雷帽、丝绸衬衫、围巾、灯芯绒厚长裤、皮制马靴、带银把手的乌木制手杖：取自二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巴黎想象。也许，S的小儿子后来成为电影制作人并非偶然。

1971年2月，A回到巴黎，在那儿他度过了此后的三年半时光。尽管在那儿他不再是个访客，也就是说他有了更多时间，但他仍然常常拜访S，大概是每月一次。联结还在，但随着时间流逝，A开始怀疑，这实际上是不是对另一段联结的记忆，六年前形成的联结，到现在还维持着。因为事实证明当A搬回纽约之后（1974年7月），他不再写信给S。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继续想到他。而是，相较于任何以后与S继续联系的需要，如今A似乎更关心对于他的记忆。就这样他开始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仿佛切肤之觉。记得便能使他满足。而这一点，以其本身而言，是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然而令他更震惊的，是当他时隔五年多之后最终回到巴黎（1979年11月），他竟没有去找S。尽管他完全有打算那样去做。在他逗留的几周里，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找个时间去看看S，然后，当这天渐渐过去，他会想出一个借口不去看他。这种迟疑，他开始意识到，是害怕的产物。但害怕什么呢？害怕回到他自己的过去么？害怕找到一个现在，会与过去违背，会改变过去，然后反过来摧毁他愿意保存的过去的记忆？不，他觉得，不会那么简单。那又是什么？当时间流逝，一切渐渐开始变得清晰。他害怕S死了。这不理性，他知道。但既然A的父亲一年不到之前已经去世，既然与他父亲相比，S对他来说变得愈加重要，他觉得一个人的死不知怎么就会自动带来另一个人的死。不管他如何试图告诉自己，他真的相信这点。而且他想：如果我去看S，那么我就会知道他死了；但如果我离得远远的，这就意味着他还活着。于是通过保持缺席，A觉得他正帮助S活在这个世界上。日复一日，他想着S的样子在巴黎闲逛。每天无数次，他想象自己走进比内勒广场的那间小房间。但仍然，他无法说服自己去那儿。正是那时，他意识到他正生活在一种极端无奈的状态中。

对偶然性的进一步评述。

自从他最后一次拜访S，当那段巴黎岁月告终时（1974年），一张照片被保存下来。A和S坐在户外，在S家房子的门口。他们勾肩搭背，友情之热烈毋庸置疑，脸上洋溢着兄弟之情。这张照片是A随身带到瓦里克街他房间里的少数几样个人纪念品之一。

如今当他端详这张照片时（圣诞夜，1979年），他忆起了曾在S房间里的墙上看见过的另一张照片：年轻时的S，十八九岁的样子，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站在一起。同样是友情的再现，同样的笑容，同样勾肩搭背的姿势。这男孩，S曾告诉他，是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在A的心目中是与曼德尔施塔姆齐名的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对他而言，看着这张1974年的照片就等于在想象她不可能的生活，1941年她自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内战到她去世间的许多年里，她生活在法国的俄罗斯移民圈中，那也是S长大成人的社区，他曾与她结识，并曾是她儿子“穆尔”·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朋友，她儿子曾经写道：“那或许是条更好的路/去征服时间和这世界/要雁过不留痕/要经过不留影/在墙上……”他写下了：“我不想要这个，不要/这个（但听着，悄悄地/索取是身体的作为/而如今我们只是鬼魂）……”他写下了：“在这最信基督教的世界里/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

1974年，当A和他的妻子回到纽约时，他们搬进了河畔大道上的一套公寓。在大楼的邻居中，有一位俄罗斯老医生格里高利·奥特舒勒，一个已经八十多岁的男人，他仍在一间市政医院做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妻子都对文学很感兴趣。奥特舒勒医生的父亲曾是托尔斯泰的私人医生，在河畔大道公寓的桌上，摆着一张作家的巨大的留须照，认真地签了名，以同样巨大的笔迹写着：给我的医生朋友。在和小奥特舒勒医生的谈话中，A知道了一些令他着迷的特别的事。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村庄，1925年的隆冬，这个男人曾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接生：就是这个儿子，后来成长为S家墙上照片里的那个男孩。不仅如此：在整个医生职业生涯中，这是他唯一接生过的宝宝。

“那是夜晚，”奥特舒勒医生最近写道，“1月的最后一天，1925年……雪正在下，可怕的风暴把一切都盖上了雪。一个捷克男孩从村庄跑来找我，那是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家人居住的村庄，尽管那时她的丈夫不在她身边。她女儿同样跟随父亲出了门。玛琳娜只身一人。

“这男孩冲进房间说：‘潘尼·茨维塔耶娃要你马上去她家，因为她已经要生啦！你最好快点，已经要出来了。’我能说什么呢？我迅速穿好衣服，穿过树林，在肆虐的风暴中大雪及膝。我打开门走了进去。在荒凉的灯泡的黯淡光线中，我看见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成堆的书；它们几乎堆到了屋顶。每天累积的垃圾被扔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而玛琳娜在那儿，在床上一根根地抽着烟，孩子已然在生产途中。她欢快地招呼我：‘你几乎迟到了！’我环顾房间，想找一样干净的东西和一块肥皂。但没有，没有一块干净的手帕，没有一样干净的东西。她躺在床上，抽着烟微笑着，她说：‘我叫你来为我的孩子接生。你来了——现在就是你的事了，我不管’……

“一切都足够顺利。然而，孩子出生时脐带紧紧地环绕着头颈，他几乎无法呼吸。他脸色铁青……

“我不顾一切地试图恢复孩子的呼吸，终于他开始呼吸了；他从青色变成了粉色。整段时间里，玛琳娜都在抽烟，沉默着，一言不发，坚定地看着孩子，看着我……

“第二天，我回来看这孩子，然后一连数周每个星期天我都来看他。在一封信中（1925年5月10日），玛琳娜写道：‘奥特舒勒以自豪和爱包办了穆尔的一切。吃饭前，穆尔总会吃一茶匙不加糖的柠檬汁。他按照切尼教授的理论体系喂养，战争期间切尼教授在德国拯救了数千名新生儿的生命。奥特舒勒每周日来看穆尔。叩诊、听诊，再做某种数据计算。然后，他会给我写下周如何喂养穆尔，给他吃什么，加多少黄油、多少柠檬、多少牛奶，如何逐渐加量。每次他来，他都记得上次给的配方，并不带任何笔记……有时我有一种疯狂的欲望，想拿起他的手，吻它’……

“这孩子长得很快，成为他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们宠爱的健康儿童。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还不到一岁。那时候，玛琳娜搬去了法国，在那儿度过了此后的十四年。乔治（穆尔的正式名字）上了学，很快成了一名热爱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学生。1936年，他刚刚二十出头的姐姐阿里雅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法国，回到苏维埃俄国，追随她的父亲。玛琳娜如今和她最小的儿子一起，单独住在法国……生活极度艰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1939年，她申请了一张苏联护照和她儿子一起返回了莫斯科。两年后，1941年8月，她的生命以悲剧告终……

“战争仍在继续。年轻的乔治·埃弗荣还在前线。‘再见文学，音乐，学校。’他写信给姐姐。他在信上签下‘穆尔’。作为一名战士，他证明了自己是勇敢无畏的斗士，参加了多场战役，1944年7月在督伊卡村附近进行的西部前线战役中去世，他是数百名遇难人之一。那时他只有二十岁。”

《记忆之书》。第四册。

数页留白。随后是大量插画。家庭旧照，有他的每个家庭成员，追溯到尽可能多的世代。极细心地看着这些。

随后，几组复制品，从伦勃朗画自己的儿子提图斯开始。要包括所有这些：从1650年小男孩的样子（金发，红色皮帽）到1655年提图斯“在上课时苦思”（在书桌前沉思，圆规从左手垂下，右手拇指撑着下巴）到1658年的提图斯（十七岁，奇特的红帽，以及，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位艺术家以一种通常只在画自画像时才有的洞察力画了他的儿子”。）到最后一张现存的提图斯油画，出自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这张脸如同被疾病所毁坏的柔弱老者的脸。当然，我们带着后知之明看着它——我们知道提图斯会比他的父亲先死……”

随后是挂在伦敦国家肖像馆里的1602年沃尔特·雷利爵士和他八岁儿子沃特的肖像画（艺术家未知）。要注意：他们俩姿势的诡异的相似性。父亲和儿子都面向前方，左手叉腰，右脚以四十五度的角度伸出，左脚向前，男孩脸上严肃的坚定和父亲自信而傲慢的神情如出一辙。要记得：当雷利在伦敦塔（1618年）被监禁了十三年后获释、踏上赴圭亚那命定的旅程清洗声名之时，沃特和他在一起。要记得沃特领导了一次不计后果的针对西班牙人的军事进攻，并死于丛林。雷利对他的妻子说：“现在我才知道了悲伤是什么意思。”就这样，他回到英格兰，让国王砍下了他的头。

随后是更多照片，或许要几打：马拉美的儿子，阿纳托尔；安妮·弗兰克（“这张照片里的我就像我平常的样子。当然，我本会有机会去好莱坞。但现在，偏巧我看起来总是不一样”）；穆尔；柬埔寨的孩子们；亚特兰大的孩子们。死去的孩子们。会消失的孩子们，死去的孩子们。希姆莱 说：“我决定消灭地球表面的每一个犹太儿童。”只有照片。因为，在某个点，词语会教人断定不再可能说话。因为这些照片是无法形容的。

他把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在城市游走，其中不少在国外。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时间俯身于一小块长方形的木头之上，全神贯注于一张更小的长方形白纸。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时间站起、坐下、来回地走。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他听着。当他听见一些什么，他就开始再次听。然后他等待着。他观察并等待着。然后当他开始看见一些什么，他就再次观察和等待。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

这间房间。简略提及这间房间，以及/或者潜藏其中的危险。一如在这画面中：荷尔德林在他的房间里。

要唤醒这些记忆：那趟神秘的三个月的徒步旅行，独自一人翻越中央高原 的群山，手指紧扣着口袋里的手枪；从波尔多到斯图加特（数百英里）的旅程，就在1802年他第一次精神崩溃之后。

“亲爱的朋友……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去了法国，看见了悲伤孤独的人间；法国南部的牧羊男女和特别的美人儿，男人和女人，在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饥饿的恐惧下成长……强有力的元素，天堂之火和人民的沉默，他们的自然生活，他们的局限性和他们的满足，不断令我感动，就像人们谈论英雄时说的那样，我也可以说阿波罗打动了我。”

到达斯图加特后，“死一般惨白，极度消瘦，眼神空洞涣散，长发留须，穿得像个乞丐”，他站在他的朋友马蒂生面前，只说出了一个词：“荷尔德林。”六个月后，他心爱的苏赛特死了。1806年，精神分裂，在此后的三十六年，他的大半生中，他独自一人住在齐默尔为他建造的塔楼里，图宾根木匠齐默尔——zimmer，在德文里的意思是房间。

致齐默尔

人生的轨迹千差万别，

好似道路形形色色，

好似山脉逶迤曲折．

我们这里缺少的，

上帝那儿会补充，

用和谐、宁静与永恒的报酬。

在荷尔德林弥留的日子里，一位到塔楼来的访客提及了苏赛特的名字。诗人回答道：“哦，我的第奥逖玛。别对我说起我的第奥逖玛。她为我生养了十三个儿子。一个是教皇，另一个是苏丹，第三个是沙皇……”然后他说：“你知道她怎么了吗？她疯了，真的，疯了，疯了，疯了。”

在那些年里，据说荷尔德林很少外出。当他真的离开房间时，只是为了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散步，在口袋里装满石头，采摘花朵，随后又将之撕成碎片。在镇上，学生们嘲笑他，每当他接近孩子们、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总害怕得四散而逃。最后，他的脑子变得如此糊涂，开始叫自己不同的名字——斯伽迪内利，基雅吕西梅诺 ——有一次，一位访客慢慢离开他房间时，他指给他看门的方向，并举起一个手指警告道：“我是主耶和华。”

近年来，人们对荷尔德林在那房间里的生活有了新的猜测。有人主张荷尔德林的疯癫是假装的，是为了回应法国大革命后弥漫在德国的可笑的政治反应，诗人选择了避世。可以说，他是在塔楼里过着一种地下生活。根据这种理论，所有荷尔德林疯癫的写作（1806年至1843年）实际上都是以一种秘密的、革命性的编码构成的。甚至还有一出从这个想法发展而来的戏剧。在那出戏的最后一幕，年轻的马克思去塔楼看望荷尔德林。从这次相遇我们可以推定，正是这位年长垂死的诗人启发马克思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假如真的如此，那么荷尔德林将不仅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德国诗人，而且是政治思想史的中心人物：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因为有记录表明年轻时代的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是朋友。在图宾根的神学院，他们曾是同学。

然而，诸如此类的猜测，实在让A觉得厌烦。他觉得接受荷尔德林在这房间里并无困难。他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荷尔德林在其他任何地方或许都活不下去。要不是齐默尔的慷慨和善良，荷尔德林的生命有可能会早早告终。退守到一间房间并不意味着他缺乏眼光。发疯并不意味着他变得愚钝。很有可能，正是这房间使荷尔德林重获生机，正是这房间交还给他尚存的余生。一如杰罗姆评论《约拿书》时，对约拿在鲸鱼肚中那段所做的注解：“你会注意到，你想到的约拿最好的下场，便是他的安全。”

“人的影像生有双目 ，”在那房间生活的第一年里，荷尔德林写道，“明月秉有辉光。俄狄浦斯王拥有一目或已逾分。他的人之苦难，无法描绘，无以言表。一旦戏剧表现这样一个人物，苦难油然而生。当此刻我怀念着你，苦难于我意味着什么？当溪流将我裹挟至亚细亚般绵延的某处尽头。无疑，俄狄浦斯饱受着这苦难。无疑事实如此。是否赫拉克勒斯也曾苦难？毫无疑问……赫拉克勒斯同诸神干戈相向，就是苦难。分享这些被生命嫉妒的不朽，也是一种苦难。而当一个人被太阳斑所覆盖，被些许斑点彻底覆盖，更是一种苦难！这是艳阳的作为：太阳升举万物。光芒的魅力犹如玫瑰般引领着少年人的道路。俄狄浦斯承受的苦难，看上去恰如一个穷人悲叹他丢失了什么。哦，拉伊俄斯之子，希腊大地上穷困的异乡人！生即是死，死亦是一种生。”

这间房间。对如上所述的反驳。或者：在这房间里的理由。

《记忆之书》。第五册。

在他父亲去世后两个月（1979年1月），A的婚姻崩溃了。问题已然存在一段时间，而最终他们决定分开。如果说对他而言接受这分居、为此痛苦、并理解这无可避免是一回事，那么对他而言，吞下此后的苦果——与他的儿子分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想到这点，他就觉得无法忍受。

早春，他搬进了在瓦里克街的房间。此后的几个月，他往返于那房间和达奇斯郡他与妻子曾共度此前三年的房子之间。周中，只身在城里；周末，去一百多英里外的乡村，在那儿，他睡在如今是他前工作室的那间房间里，和两岁不到的儿子玩耍，读给他听那个年代的宝书：《我们走，卡车》《卖帽子》《鹅妈妈》。

在他搬进瓦里克街的房间后不久，六岁大的伊坦·帕茨从同一街区的马路上消失了。A去任何地方，都会看见一张男孩的照片（灯柱上，商店橱窗里，空白的砖墙上），上面有大字标题：失踪儿童。因为这孩子的脸和他自己孩子的脸并无明显差别（甚至即使有差别，也并不要紧），每次他看见照片上的脸，都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儿子——和同样的措辞：失踪儿童。一天早晨，伊坦·帕茨由母亲送下楼等校车（漫长的公车司机罢工后的第一天，而这男孩渴望自己完成这件小事，以做出小小的独立的姿态），然后就此不见了。不管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痕迹。他也许被绑架了，也许被谋杀了，或者他只是自己走开了，在一个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死去。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他消失了——仿佛从地球表面蒸发。报纸对这个故事大肆报道（采访父母，采访负责此案的侦探，关于这男孩性格的文章：他喜欢玩什么游戏，他喜欢吃什么东西），而A开始意识到灾难的存在——加诸其自身的、公认小得多的灾难——无可避免。在他眼前的每一样东西，都好像只是他身体内部事物的镜像。一天天过去，每一天身体里的痛苦被一点点拉出来。一种失落感攫住了他，并且不愿放手。而有些时候这失落感如此巨大、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他以为它永远不会过去。

数周之后，夏季之初。一个灿烂的纽约6月：光线清澈地落在砖上；湛蓝、透明的天空，近乎马拉美也会动心的碧空。

A的外公慢慢地开始死亡。距离在A儿子的周岁派对上表演魔术只有一年，然而如今，八十五岁高龄，他如此虚弱，没有帮助就不再能站立，没有巨大意志力就无法移动，以至于仅仅想到要动一动就足以让他精疲力竭。在医生办公室里曾有一次家庭会议，决定将他送到东端大道和第88街街口的医师医院（在同一家医院里，他的妻子十一年前死于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卢·贾里格氏症）。A参加了那次会议，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姐，他外公的两个孩子都参加了会议。因为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法留在纽约，于是大家同意由A来负责一切。A的母亲不得不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中照料她那重病的丈夫，而A的姨妈即将去巴黎探望她的第一个孙女，她的独子新近刚刚生下的女儿。看起来，一切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关乎生死的事。在那一刻，A突然发现自己想起了（也许是因为外公总令他想起W.C.菲尔茨 ）菲尔茨1932年的电影《百万美元大腿》中的一幕场景：杰克·欧凯一路狂奔追赶一辆正离站的驿站马车并哀求司机停车；“这是生死问题！”他大叫道。而司机则平静而讽刺地答道：“有什么不是呢？”

在这次家庭会议上，A可以从他外公的脸上看见恐惧。曾有一刻，这位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朝医师桌边的墙壁打着手势，那桌上满是一层层的匾额，框起来的证书、奖状、学位和证明，随后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仿佛在说：“真厉害，对吗？这家伙会照料我的。”这位老人总是很吃这种炫耀。“我刚刚收到一封来自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的信，”他会说，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封统一格式的打印信。然而那天在医生办公室，A痛苦地看到这一幕：老人拒绝承认真相。“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医生，”他的外公说道，“我知道你会再一次令我康复的。”然而，几乎违心地，A发现自己羡慕这种盲目的能力。那天晚些时候，他帮助外公装好一小背包的东西带去医院。老人在包里扔了三四样魔术用具。“为什么你还要带这些？”A问道。“那样我才好娱乐一下护士们啊，”他的外公答道，“否则会无聊。”

A决定在外公住院期间待在这位老人的公寓里。这个地方不能空着（得有人交账单，收信件，给植物浇水），而这里也肯定比瓦里克街的房间更舒服。最主要的是，必须保持一种老人会回来的假象。在死亡来临前，总存在着一种死亡不会来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无论多么小，都必须被相信。

此后的六七周里，A待在那间公寓里。自从童年初期他就经常来这儿：那幢既高大又显得矮宽的形状奇特的房子，就在中央公园南侧和哥伦布转盘的转角处。他想着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每天会花多少时间看着窗外的车辆驶过克利斯朵夫·哥伦布的雕像。同样通过六楼窗户，他观看了感恩节游行，见证了圆形剧场的建造，花费了好多个下午数着在楼下街道走过的人。如今他再一次来到这里，旁边是中式电话桌、他外婆的玻璃动物模型和古旧的保湿盒。他直接走进了童年。

A依然希望与妻子和解。当她同意带着儿子来城里住在这公寓里时，他觉得或许会有真正的改变。离开他们自身生活的物件和关注点，他们似乎巧妙地融入了这中性的环境。但在那一刻，他们之中没有人乐意承认这不是幻觉，不是一次盲目抱有希望的记忆行为。

每天下午，A会乘两部公车去医院，花一两个小时陪外公，然后循着同样的线路回家。大约十天里一直如此。然后天气变化了。酷暑降临纽约，城市变成了一场由汗水、疲惫和噪音组成的噩梦。这对小男孩有百害而无一利（被监禁在空调噼啪作响的公寓里，或者和母亲游荡在暴热的街上），考虑到天气始终未变（一连数周创下了湿度的历史纪录），A和妻子决定让她带着孩子一起返回乡下。

他继续独自住在外公的公寓里。每一天成为前一天的重复。与医生交谈，去医院，雇用和解雇私人护理，听外公抱怨，摆正他脑袋下的枕头。每次瞥见老人的肉体，都会有一种恐惧穿过他。消瘦的肢体，萎缩的睾丸，已然缩至不足一百磅的身体。他曾是个肥胖的人，他骄傲而饱满的肚子曾领先他在世上的每一步，而如今他已经几乎不在了。如果说一年之前A已经经历过一种死亡，一种如此突然的死亡，以至于即使当他陷入死亡时他也被剥夺了对那种死亡的了解，那么如今他是在体验另一种死亡，而正是这缓慢的、致命的衰竭、这在生命的核心对生命的放手，最终教会了他那些他一直了解的事。

几乎每一天，外公的前秘书都会打电话来，她在这间办公室工作了二十多年。自从外婆去世后，她成了外公最稳定的女性伴侣，在各种正式场合，他会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女性走进众人的视线：家庭聚会、婚礼、葬礼。每次她打电话来，都会问一大堆关于外公健康的问题，然后要求A安排她去医院看望。问题在于她自己身体也不好。尽管年纪并不大（最多七十岁不到），但她患有帕金森症，并曾一度住在布朗克斯区的一间私人疗养院里。在无数次对话之后（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如此微弱，以至于A即使全神贯注也只能够听出只言片语），他最终同意在大都会博物馆门前和她碰头，那儿有辆巴士专线每周从疗养院运送那些不需卧床的病人来曼哈顿度过一个下午。在那特别的日子，差不多一个月里第一次下起了雨。A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然后，在博物馆台阶上坐了一个多小时，他在头上遮了张报纸挡雨，等着这位女士前来。最后，决定放弃之时，他最后一次逛了一圈这地区。正是那时候，他找到了她：在第五大道前的一两个路口，站在一棵可怜巴巴的小树底下，似乎是为了躲雨，头上戴着个干净的塑料帽，倚靠着她的手杖，身体前倾，整个人僵硬着，往下盯着潮湿的人行道，不敢再走一步。微弱的声音又一次传来，A几乎把耳朵贴在她的嘴上才听见了她——只是断断续续地收集到一些琐碎乏味的言语：巴士司机忘了刮胡子，报纸没有送来。A一直被这女人弄得很烦，即使她身体还好，他也害怕与她相处超过五分钟。现在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对她发火了，他讨厌那种她期待怜悯的方式。他在心里猛烈抨击了她，这凄惨的只顾自己的生物。

二十多分钟后他才叫到出租车。然后是陪她走到路缘、把她塞进出租车的漫长折磨。她在人行道上步履维艰：一英寸一停，又一英寸一停；一英寸又一英寸。他挽着她的手臂，一路尽力鼓励她。当他们到达医院，他最终成功地将她从出租车后座解脱出来后，他们又开始了朝向入口的缓慢旅程。就在门前面，就在A想着他们终于成功的那一刻，她不动了。她突然被一种恐惧攫住，无法再移动，于是她真的动不了了。不管A对她说什么，不管他如何温柔地试图诱哄她向前，她就是纹丝不动。人来人往——医生、护士、访客——而他们就在那儿站着，A和这无助的女人，定格在移动的人群中。A让她等在原地（仿佛她能做别的似的），他走进大堂，在那儿找到一辆空的轮椅，从一个像是管理员的女人眼皮底下把车抢了出来。然后他让这无助的同伴坐进推车，忙乱地推着她穿过大堂走向电梯，不理管理员的嚷嚷：“她是病人吗？这女人是病人吗？病人才能坐轮椅。”

当他把她推进外公的房间时，老人正在打瞌睡，半梦半醒，蛰伏游荡在意识边缘。他在他们进门的动静声中苏醒过来，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然后，最终理解了所发生的事，好几个星期里他第一次微笑。他的眼中突然充满泪水。他握住这女人的手，好像在对整个世界发言似的对A说（但无力地，一直如此无力地）：“雪莉是我的心肝宝贝。雪莉是我爱的人。”

7月下旬，A决定在城外度一个周末。他想看儿子，他需要离开炎热和医院一段时间。他妻子到了纽约，把孩子留在她父母那儿。那天在城里他们做了什么他不记得了，但那天傍晚，他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海滩上，在那儿男孩一整天都和外祖父母在一起。A发现他儿子坐在秋千上，从他嘴里发出的最初的那些词（整个下午外婆都在教他）惊人地清晰。“我非常高兴见到你，爸爸。”他说。

同时，这嗓音在A听来很陌生。这孩子似乎接不上气来，他用断断续续的分割音节说出每个词。A觉得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要求大家马上全部离开沙滩，回屋子里去。尽管孩子精神不错，但这古怪的、几乎机械般的嗓音仍然继续通过他发出，仿佛他是腹语术艺人的傀儡。他的呼吸非常快速：愈来愈重的躯体，呼、吸，呼、吸，好像一只小鸟。在一小时里，A和妻子查找当地儿科医生的名单，试图找到一个当班的。（刚好是周五晚饭时间。）试了五六次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她新近刚在这城里执业。很偶然地，那时她碰巧还在办公室里，她让他们立刻过去。要么因为她是个新手，或因为她的性格容易激动，她对小男孩的检查令A和妻子陷入了恐慌。她让男孩坐在桌上，听他的胸腔，计算他每分钟的呼吸次数，观察他扩张的鼻孔，以及脸部皮肤上微蓝的底色。然后在办公室里一阵狂奔，试图把一个复杂的呼吸机装配起来：一个盖着罩子的蒸汽机，令人想起十九世纪的照相机。但男孩不愿把头放在罩子底下，冰冷的蒸汽发出的嘶嘶声吓到了他。医生随后试了一针肾上腺素。“我们来试试这个，”她说，“假如这个也没用我们会再给他一针。”她等了几分钟，又测算了一次呼吸率，随后又给了他第二针。仍然没用。“只有这样了，”她说，“我们必须把他送到医院去。”她打了个必要的电话，并以一种集聚了她小小身体里所有力量的愤怒口气告诉A和他妻子怎样跟她去医院，到哪里去，做什么，然后把他们带到了外面，在那儿他们各自开车出发。她的诊断结论是肺炎和哮喘并发症——在医院经过X光检查和更复杂的测试后，证明确实如此。

男孩被安排住进儿童病房的一间特别房间，被护士们又刺又戳，当药水注入他喉咙时他尖叫着被压在床上，并被勾到一根I.V.线上，最后被放进一张当时裹着干净塑料帐篷的小卧床——冻氧喷雾通过壁上的阀门注入帐篷。男孩在这个帐篷里待了三天三夜。父母被允许一直陪着他，他们轮流坐在男孩的小床边，头和手臂伸进帐篷，为他读书，给他讲故事，玩游戏，而另一个则坐在为大人们而设的小阅读室里，看着其他家长的脸，他们的孩子也在医院里：这些陌生人没有一个敢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全都只想着一件事，而谈论它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男孩的父母精疲力竭，因为滴进男孩血管里的纯粹是肾上腺素。这使他充满了额外的能量——远远超过一个两岁儿童的能量——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试图使他平静，以免他从帐篷里摔出来。对A而言，这毫无意义。孩子生病而他们没有及时带他去看医生、他或许可能会死去这一事实（以及当他思索时，那漫过全身的恐惧：假如他和妻子决定留在城里过那个夜晚，而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外公外婆，那结果会怎样？——高龄的外公外婆不会注意到那些细节，实际上，他们当时没有注意到在沙滩上孩子奇怪的呼吸，甚至当A第一次提及这点时，他们还嘲笑他），所有这些事情使A觉得，试图使这孩子平静下来的努力根本算不上什么。仅仅思索一下这孩子可能死去，单单想到他的死可能在医生办公室扑面而来，就足以令他把孩子的康复视为一种复活，一个由偶然性的纸牌操纵的奇迹。

然而，他的妻子开始紧张。她一度走出房间到A所在的成人休息室里说：“我放弃了，我再也搞不定他了”——而她的语气中有一种对这孩子的怨恨，是那样一种恼怒，A身体里的一些东西碎裂了。愚蠢地，残酷地，他想惩罚妻子如此自私，而在那一刻，过去一个月里在他们之间刚刚建立的和谐消失了：他们在一起的那么多年里，他第一次反对她。他暴风雨一般冲出房间，到了儿子的床边。

现代的虚无。论平行生活之力量的幕间剧。

那年秋天在巴黎，他参加了一个小型晚餐派对，组织者是他的一位朋友J，一位知名法国作家。宾客中还有一个美国人，一个专门研究现代法国诗歌的学者，她向A谈及一本她正在编辑的书：马拉美选集。她想知道，A是否曾翻译过马拉美？

事实是他曾经翻译过。五年多前，就在搬进河畔大道的公寓后不久，他曾经翻译了不少马拉美1879年在他即将死去的儿子阿纳托尔床边写下的断章。这些短篇极其晦涩：是一些从未写成诗歌的笔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它们才被发现。1974年，A完成了其中三四十篇的翻译后便将手稿束之高阁。当他从巴黎回到瓦里克街的房间时（1979年12月，恰好在马拉美写下那些给他儿子的死亡笔记后一百年），他挖出了这些装有手写稿的文件夹，开始为翻译定稿而工作。后来，这些翻译发表在《巴黎评论》杂志上，并配有一张阿纳托尔穿着海员服的照片。他在序言中写道：“1879年10月6日，马拉美八岁的独子阿纳托尔因长期患病死去。他被诊断为患有儿童风湿症，逐渐在肢体间扩散，最终蔓延至孩子的整个身体。有好几个月，马拉美和妻子无助地坐在阿纳托尔的床边，而医生们则尝试了多种疗法，可治疗没有取得成效。他们把这孩子从城市运到乡村，然后又送回到城市里。8月22日，马拉美在给朋友亨利·容炯的信中写到，‘我们的小宝贝正在经历生死挣扎……但真正的痛苦在于这个小小的存在或许会消失。我承认这对我来说难以承受；我无法使自己面对这种想法。’”

正是这个想法，A意识到，使他回到这些文本前。翻译它们并非一种文学练习。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方式，可以释放自己那个夏天在医生办公室里的恐惧：我承受不了，我无法面对。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刻，他后来渐渐意识到，他最终理解了自身父性的全部：孩子的生命比他自己的意味着更多；如果死去可以救他的孩子，他会愿意去死。也因此，只有在那个恐惧的时刻，他永远成了孩子的父亲。翻译马拉美的那四十多个断章也许并不是件大事，但在他的心中，这就等于为他儿子的生命祈祷致谢。向什么祈祷？也许是向虚无。向他生命的感觉。向现代的虚无？

你可以，用你小小的

手，把我拉进

坟墓——你

有这个权利——

——我

跟随你，我

放开自己——

——但假如你

希望，我们

两个，让我们成为……

一个同盟

一首婚姻之歌，丰盛的

——而我尚存的

生命

我将用作——

*

不——和伟大的

死亡没有

关系——等等

——只要我们

继续活下去，他

就会活在——我们中间

只有在我们死去之后

他才会死

——而丧钟

会为他

而鸣

*

航行吧——

穿越

河流，

你的生命

经过，流动

*

落下的夕阳

和风

如今消失了，而

虚无的风

继续吹

（在这儿，就是现代的

虚无）

*

死亡——轻柔地低语

——我谁都不是——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因为死者不

知道他们

是死了的——，甚至也不知道他们

死去了

——至少

对孩子们如此

——或者

对英雄们如此——突然的

死亡

否则

我的美

以最后的时光

构成——

清澈，美丽

脸——那将成为我的

脸，而我自己不在了

*

哦！你知道

假如我愿意

活下去——似乎

忘记了你——

那是在

满足我的痛苦

——于是这明显的

忘却

便能在泪中

向前奔涌，在

某些偶然的

时刻，在

此生之中，

当你

出现在我面前

*

真正的悲痛

在公寓里

——不在墓地里——

家具

*

为了找到纯粹的

缺席——

——在这些小小的

衣服面前

——等等——

*

不——我不愿

放弃

虚无

父亲——我

觉得虚无

侵入了我

对“光芒”一词的简要评论。

当他把孩子的照片给好朋友R，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八年的美国诗人看时，他第一次听见这个词被用在与他儿子相关的场合。那个晚上他们在酒吧喝酒，被一大群身体和喧闹的音乐包围着。A从钱包里抽出这张快照递给R看，R端详了这张照片很长时间。随后他转向A，微醉，声音带着强烈的感情说道：“他和提图斯有着同样的光芒。”

大约一年之后，就在《阿纳托尔之墓》发表在《巴黎评论》后不久，A碰巧拜访了R。R（变得极其喜欢A的儿子）向A解释道：“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我在一家书店里翻阅杂志，碰巧打开了《巴黎评论》，看见一幅马拉美儿子的照片。有一秒钟，我觉得那是你的儿子。这种相似性真叫人震惊。”

A答道：“但那些是我翻译的。是我让他们用了这张照片。你不知道这个吗？”

然后R说：“我根本没想那么多。那张照片令我那样吃惊，我合上了杂志。我把它放回到书架上，随后走出书店。”

他的外祖父又活了两三个星期。A回到正对着哥伦布转盘的公寓，他的儿子如今脱离了危险，他的婚姻则陷入了永久性的停滞。对他而言，这些日子很有可能是所有日子里最糟糕的。他无法工作，他不能思考。他开始怠慢自己，只吃垃圾食品（速冻食品，披萨，外卖中式面条），对公寓放任自流：脏衣服乱扔在卧室角落，没有洗的碗碟堆在厨房水槽中。躺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看着电视里的老电影，读二流侦探小说。他不和任何朋友联系。唯一他打过电话的人——一个十八岁时他在巴黎结识的女孩——搬到了科罗拉多。

一天晚上，他一时兴起，出门去空荡荡的西50街街区游荡，并走进了一家无上装酒吧。当他坐在桌边喝着啤酒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身边正坐着一位年轻的性感裸女。她靠向他，向他描述假如他愿意付钱去“后室”、她将为他做的所有淫事。她的策略是如此直接而有趣，以至于他最终答应了她的提议。他们决定，主打项目将是她为他口交，因为她声称对这项活动很有天赋。而实际上，她投入其中的热情实在令他惊讶。过了一会儿，当他在她口中达到高潮、大量精液不断抽动着喷涌而出时，他在那刻看见了这幅一直在他身体里面闪耀的图景：每一次射精都包含了数十亿的精子细胞——大致与全世界的人类一样多——这意味着：每个人自己拥有全世界的潜力。而将会发生什么、它会不会发生，都充满了无数可能性：白痴和天才、美丽的和残缺的、圣人、紧张性精神症患者、小偷、证券经纪人和冒险艺术家。因此，每个人就是整个世界，在基因里怀有全人类的记忆。或者，一如莱布尼兹所言：“每一样活物都是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镜子。”因为事实是，我们都来自宇宙无限虚空第一次爆炸所形成的东西。在那一刻，当他的阴茎在如今他已忘了名字的裸体女人的嘴里勃起时，他也这么对自己说。他想：无法再分的单子 。随后，仿佛最终明白了，他想到了大约三年之前，在他妻子身体里奋勇前进的秘密微小细胞变成了他的儿子。

除此之外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了无生气。他为盛夏酷暑所苦。他就像晚年的奥勃洛莫夫 一样蜷在沙发上，除非不得已一动也不动。

A外公的公寓里安装了有线电视，频道比A知道的都多。每当他打开电视，似乎总有一场棒球比赛正在进行。他不但可以追看纽约洋基队和大都会队的比赛，而且还可以看到波士顿红袜队、费城费城人队和亚特兰大勇士队。更不用提在下午常常会有的小奖赏：比如日本职业棒球联盟的比赛（他尤其喜欢比赛过程中不停的鼓声），或者，更奇怪些的，来自长岛的小锦标联赛。他沉浸在这些比赛中，感觉自己的心正努力进入一个纯净的领域。虽然赛场激动人心，但棒球给了他一幅不变的图景，于是他的心灵可以休憩，可以在其庇护下对抗世间的纷扰。

他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打棒球。从3月初第一个泥泞的日子起，到10月底最后一个刺骨的下午。他打得很好，几乎有一种迷恋般的热爱。这运动不仅使他感觉到自身的种种可能性，使他相信自己在他人眼中并非毫无希望，而且把他从童年初期的孤独处境中拉了出来。它使他融入了他人的世界，但同时又可以对此秘而不宣。棒球是一个充满幻想潜力的领域。他总是幻想着，把自己投射在纽约巨人队的队服里，在保罗球场跑到三垒的位置，广播中提及他名字时人群掌声雷动。日复一日，放学后他会把一个网球掷向他家房子的台阶，假装每个姿势都是在他脑中展开的世界巡回赛的一部分。总是会到九局下半时两人出局，一人在本垒，巨人队落后一分。他总是击球员，总是打出致胜的本垒打。

在外公的公寓里度过那些漫长的夏日时光后，他开始明白，棒球的力量对于他而言就是记忆的力量。两种意义上的“记忆”：作为回忆自己生活的催化剂，以及作为整理过去岁月的一种人为结构。比如说，1960年是肯尼迪当选总统的那年；也是A参加成人礼的年份，标志着他进入成年的年份。但是提及1960年时首先跃入脑中的图景却是比尔·马佐洛斯基在世界巡回赛中战胜洋基队的那记本垒打。他依旧记得球高飞出福布斯球场围栏的情景——那高高的、深色的围栏，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白色数字——而回忆那一刻的感觉，那种突如其来的、震撼人心的瞬间愉悦，他得以“再进入”他自身的过去，站在那个否则便会失去的世界里。

他在一本书里读到：自从1893年（他外公出生前一年）投手丘后移十英尺以来，场地的形状就没再变过。这钻石形状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它由白线、绿草和褐土构成的质朴几何图形与星星和条纹一样常见。相较于这世纪美国生活的所有其他东西而言，棒球一直没有改变过。除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人工草皮、指定打击手）之外，今天的棒球比赛与韦·威利·基勒和原巴尔的摩金莺队那时的比赛并无二致：照片里那些早已死去的年轻人，留着翘八字胡，摆着英雄般的姿势。

今天发生的事只是昨天发生的事的一个变体。昨天回应着今天，而明天会预示着明年发生的事。职业棒球的过去完好无缺。每场比赛都有记录，每次击打、失误、四坏球上垒都有统计数据。人们可以相互衡量表现，比较球员和球队，谈论那些死去的人，仿佛他们仍然活着一样。孩子参加棒球比赛就是同时想象作为成人参赛，而这幻想的力量存在于哪怕最非正式的比赛中。A思忖，在他的童年时代有多少小时被用来试图模仿斯坦·穆西尔的击球站姿（双脚并拢，膝盖弯曲，背弓成一个绷紧的曲线板状）或威利·梅斯的腰带处接球法。相反地，对于那些长大成为职业选手的人们而言，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实现了童年时代的梦想——实际上，是被支付薪水继续做孩子。这些梦想的深度同样没有减少。在他的犹太童年时期，A记得曾把逾越节家宴的最后几个词“明年耶路撒冷见”，误作为总是带着希望的对受挫狂热的节制，“等到明年”，仿佛一方是对另一方的评论：赢得锦标便是进入了应许之地。棒球不知为何在他心中与宗教经验纠结在一起。

就在那时，当A开始陷入棒球的流沙地时，瑟曼·芒森 死了。A注意到芒森是卢·贾里格之后的第一任洋基队队长，而他的外祖母死于卢·贾里格症，以及就在芒森死后不久，他的外祖父也很快去世了。

报纸上满是关于这位捕手的文章。A一直很崇拜芒森在场上的表现：快速击向右外野的一垒安打，粗短的身体在垒边嘎嚓作响，在场上比赛时似乎消耗着他的那种怒气。如今A着手与孩子一起了解芒森的事迹，以及他与自己亢进的儿子间曾有过的烦恼。一切好像都在重复自身。现实是一个套盒，一系列无限的盒子套盒子。因为又一次，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主题重现了：缺席父亲的诅咒。好像芒森自己才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使这小男孩平静下来的人。不管何时只要他在家，男孩的哭声便停止，他的狂乱便减弱。当时芒森正学习如何驾驶飞机以便在棒球赛季中更经常地回家与儿子待在一起，而正是飞机杀死了他。

不可避免地，A对于棒球的记忆与对外公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是外公带他去看了第一场比赛，告诉他关于老运动员的故事，让他明白棒球既是用来看的，也是用来聊的。小时候，A常常被放在57街的办公室里，在打字机和计算器边玩耍，直到外公下班，然后和他一起沿着百老汇悠闲散步。他们照例在某个游戏厅打几轮扑克里诺 ，吃顿便餐，然后乘地铁——去一个城市棒球公园。如今，外公垂死之时，他们继续谈论棒球。这是一个他们依旧可以平起平坐的主题。每次来医院探访，A会买一份《纽约邮报》，然后坐在老人床边，为他读前一天的比赛新闻。这是他与外部世界最后的联系，这是一系列他能够闭着眼睛理解的、无痛苦的编码消息。任何其他东西都会显得难以承受。

临终前，外公用几乎发不出声音的嗓音告诉他，他已经开始回忆他的生活。他开始重拾在多伦多的童年岁月，在想象中再次经历那些远在八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在一伙流氓面前保护他的弟弟，周五下午送面包到邻居犹太家庭，所有那些琐碎的、早被淡忘的事回到他的记忆里，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呈现出精神启示的重要性。“躺在这儿使我有机会回忆。”他对A说，仿佛这是一种他在自己身上刚发现的新能力。A可以感觉到回忆给予他的快乐。逐渐地，回忆战胜了过去几周一直出现在外公脸上的恐惧。记忆是唯一令他活着的东西，而这就好像他想尽可能长地拖延死亡的到来，以便可以继续回忆一样。

他知道，但是他不愿意说他知道。直到最后一周，他还在继续谈论回公寓，一次也没提“死”这个词。甚至在最后一天，他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说再见。A正要离开，准备走出门外，这时外公叫他回来。又一次，A站在床边。老人握住他的手，用尽力气捏。随后：一个漫长的、漫长的时刻。最后，A弯下腰，亲吻了外公的脸。他们谁都没有说一个词。

A想起一个阴谋家，一个生意人，一个古怪而超乐观的人。究竟还有谁，能够一本正经地给女儿取名为“小女王” ？但她出生时，他宣称“她会成为女王”，并无法抵挡这诱惑。他成功地虚张声势，以象征性的手势，成为派对的灵魂人物。很多笑话，很多密友，无可挑剔的时机把握。他偷偷赌博，瞒着妻子出轨（他年纪越大，女孩越年轻），从未丧失对任何一项的品味。他的语言风格尤其华丽。一条毛巾从来不只是一条毛巾，而是“土耳其毛巾 ”。一个吸食毒品的人则是一个“麻友”。他也从不说“我曾看见……”而说“我曾有机会观察到……”这样一来，他成功地使这世界变得夸张，把它变成一个对他而言更引人入胜的有异域风情的地方。他扮大人物并陶醉于这姿态的副作用：领班叫他“B先生”，快递员拿到额外的小费后朝他微笑，整个世界都朝他脱帽致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从加拿大来到纽约，那时他是个贫穷的犹太男孩，而最终他大获成功。纽约是他的激情所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拒绝搬走，用这些已然成为流行语的词婉拒了女儿请他到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生活的邀请：“我无法离开纽约。一切在这里发生。”

A想起他四五岁时的一天。外公外婆来看他，外公为他变了一个魔术，是他在一家礼品店里学会的某种小把戏。下一次来，他没能表演一种新的魔术时，A大失所望。从那时候起，每次总有新魔术：消失的硬币，凭空变出来的丝绸围巾，把一条条白纸变成钱的机器，一个当你用手捏就会变成五个小橡皮球的大橡皮球，一根用手帕熄灭再也不会烧起来的香烟，一壶倒在报纸做成的圆锥体里也不会溅出的牛奶。一开始为了满足外孙好奇心的东西如今成了他真正的事业。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业余魔术师，一个灵巧的戏法艺术家，他尤其骄傲于那张魔术师协会的会员卡。他在A童年时代的每个生日派对上表演魔术，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与一位女性朋友（一个戴着红色假发的邋遢女人）在纽约老年俱乐部巡回表演，她会唱一首歌，伴着自己弹的手风琴，介绍他是“伟大的扎维洛”。再自然不过了。他的生命如此沉浸在魔术般的幻觉中，他通过使人们信任他（使他们相信某种并不在那儿的东西其实在那儿，或相反）努力赢得了如此多的生意，以至于登上舞台以更正式的方式愚弄他们对他而言是小菜一碟。他有种使人们关注他的能力，凡是看见过他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时多快乐的人都明白。魔术师比谁都愤世嫉俗。他知道，所有其他人也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关键并非真的去欺骗他们，而是使他们高兴地愿意被欺骗：就这样，在几分钟的空间里，因果关系松动了，自然法则被取消了。一如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所言：“没有合理的理由不相信奇迹。”

然而，A的外公不仅满足于魔术。他同样喜欢笑话，他称之为“故事”——所有故事都写在一本小笔记本上，他把它放在外套口袋中随身携带。每次家庭聚会中总有那么一刻，他会拿出笔记本，在房间一角迅速翻阅，将之放回口袋，在椅子上坐下，然后进入一小时的口头胡闹活动。在这里，记忆同样关于笑声。笑声并非如与S在一起时从腹中发出，而是从肺部幽幽传出，一种漫长的高低音错落的声音循环，开始如气喘，零零散散的，随后逐渐进入一种愈来愈微弱的和声啭鸣。A也愿意这样回忆他：坐在那把椅子里，把每个人都逗乐了。

但外公最厉害的噱头既不是魔术也不是笑话，而是一种令家里每个人都困惑多年的超感巫术。那是一种叫“巫师”的游戏。A的外公会拿出一叠纸牌，要求某人抽出一张牌，任何一张，然后举起让每个人都看见。红桃五。然后他会跑到电话边，拨一个号码，并要求和“巫师”通话。对，他会说，我想和“巫师”说话。一会儿之后他会把电话给大家听，而从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一遍遍地说：红桃五，红桃五，红桃五。然后他会感谢“巫师”，挂断电话，坐在那儿朝大家笑。

多年之后，当他最终向A解释的时候，一切似乎如此简单。外公和一个朋友彼此答应相互做对方的“巫师”。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和“巫师”说话，是一个信号，而电话那端的人会开始重复花色：黑桃，红桃，方块，梅花。当他说到正确的那个时，打电话的人就会说些话，随便什么，说明不必再往下，然后“巫师”会反复念数字：“爱司” ，二，三，四，五，以此类推。当他读到正确的那个时，打电话的人会再一次说些什么，然后“巫师”会停下来，把两个元素放在一起，朝电话里重复：红桃五，红桃五，红桃五。

《记忆之书》。第六册。

他发现，即使以他经验中最平常的现况而言，这些事都非同寻常：感觉到脚在大地上；感觉肺部随着呼吸一张一弛；明白假如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他就能够从现在所在之处去往他将前往的地方。他觉得这非同寻常：在某些早晨，他刚刚醒来，当他弯腰系鞋带时，他会被一种快乐淹没，那快乐如此强烈，与这世界如此自然而和谐地保持一致，以至于他能感觉自己此刻活着，一种包围他、渗入他的此刻，以突如其来的、势不可挡的“他正活着”的讯息穿越了他。在那个瞬间，他于自身发现的快乐也非同寻常。而无论这快乐是否非同寻常，他都觉得它非同寻常。

有时候，感觉就像我们正漫无目的地在一个城市漫游。我们沿街行走，随意拐入另一条街，停下来欣赏一栋房子的檐口，弯腰检视人行道上的一块柏油斑，它令我们回忆起某幅我们欣赏的油画，注视街上迎面走来的人们的脸，试着想象他们的生活，走进一间廉价餐厅吃午餐，回到户外继续朝向河流的旅程（假如这城市有一条河的话），看着船驶过，或大船在港口停靠，也许走路的时候哼着歌，又或者吹着口哨，又或者试图想起我们已经忘却的某件事。有时候，当我们在城市里游走，我们就好像并不想去哪儿，而只是在寻找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唯有疲劳才告诉我们应该在何时何地停下来。但正如迈出一步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下一步，一个想法也会不可避免地随着前一个想法而来，而如果一个想法产生了不止一个想法（比如说两三个想法，彼此有相同的结果），就不仅需要循着第一个想法得出结论，而且需要回溯到那想法的原初位置，以便循着第二个想法得出结论，然后第三个想法，以此类推，就这样，如果我们试图在心里描绘这过程的图景，一个路径网络将开始被绘出，就像人类的血流图（心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或者地图（比如城市街道图，最好是个大城市，甚至是道路图，就像那种加油站里的道路图，那些路在大陆上延伸、交错、蜿蜒），于是当我们在城市里漫游时，我们真正在做的是思考，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以至于我们的想法构成了一段旅程，而这段旅程与我们所走过的路并无二致，于是，最终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我们经历了一段旅程，即使我们不曾离开房间，这依然是一段旅程，我们依然可以放心地说，我们曾去了某处，即使我们不知道某处是何处。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十年前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买的小册子，这是他去埃米莉·狄金森故居参观时购买的纪念品，如今他想着那天当他站在诗人房间里时那种折磨他的古怪的疲累：透不过气，就像他刚刚登上了一座山顶。他在那间小小的充满阳光的房间里闲逛，看着白色的床单，擦亮的家具，想着在那儿写的一千七百多首诗，试图把它们视为四壁的一部分，然而他没有成功。因为假如词语是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他想，那么即使没有世界可以进入，世界仍然在那儿，在那房间里，这意味着，是这房间存在于这些诗里，而不是相反。他在小册子的最后一页读到某位匿名作家笨拙的行文：

“在这间卧室兼工作室里，埃米莉宣称灵魂可满足于它自身的社会。但她发现意识既是囚禁，也是解放，因此即使在这儿，她依然被绝望或恐惧中的自我囚禁所损害……所以对敏感的参观者而言，埃米莉的房间有一种包含了诗人优越感、焦虑、苦闷、顺从或狂喜等好几种情绪的气氛。或许它超越了美国文学中的任何其他具体地点，象征着一种以埃米莉为典型的、对内心生活不断审视的本国传统。”

《记忆之书》的伴奏曲。

《孤独》，由比莉·哈乐黛演唱。比莉·哈乐黛和她的乐团1941年5月9日的录音版本。歌曲长度：三分十五秒。歌词如下：在我孤独的时候你萦绕在我心头/伴着逝去的白日梦/在我孤独的时候你奚落我/伴着永不消失的记忆……等等。作者艾灵顿公爵、E.德兰治和I.米尔斯。

首次提及一个女人的声音。随后是对许多声音的特定指涉。

因为这是他的信念：如果存在一种真实的声音——假设有这样一种叫真实的东西，并假设这真实能开口说话——它将出自女人之口。

记忆有时以声音的方式来到他面前，这也是事实。这是一个在他身体里讲话的声音，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声音。它对他讲话的方式就像一个声音在讲故事给孩子听，然而有时候这声音又会取笑他，或引起他的注意，或用绝不模糊的词语诅咒他。有时候，它蓄意歪曲正在向他讲述的故事，改变事实以满足它的心血来潮，迎合戏剧性而非真实的要求。然后，他必须以他自己的声音对它说话，要求它停下，以这种方式使它复归来时的沉默。在另一些时候它对他唱歌。在别的一些时候它喃喃低语。然后，还有一些时候它只是哼哼，或胡言乱语，或痛苦呼号。甚至当它一言不发时，他知道它仍在那儿，而在这声音什么都不说的沉默里，他等着它讲话。

耶利米书：“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记忆之书》。第七册。

对约拿书的最初评论。

相对于其他预言书，人们会立刻被它的与众不同所打动。这简短的作品，唯一一个以第三人称书写的段落，比《圣经》里的任何其他段落都更像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然而，它仿佛从外部讲述，就好像通过投身于孤独的黑暗，这个“我”从自身消失了。因此，它无法讲述自己，除非作为另一个。一如兰波的句子：“我是另一个人。 ”

约拿不仅不愿说话（比如，像耶利米那样），而且他实际上拒绝说话。“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

约拿逃了。他给钱上了船。海中起了大风，水手害怕他们会被淹死。每个人都祈求各自得救。但是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沉睡，于是，作为一种从这世界终极的撤回。沉睡作为孤独的图景。奥勃洛莫夫蜷在沙发上，梦见自己回到了母亲子宫。约拿在船的腹中。约拿在鲸鱼腹中。

船长发现了约拿，要他对神祈求。同时，水手开始抽签，来看他们中的谁应该对这场风暴负责，“……签临到了约拿头上。

“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这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尽管存在关于鲸鱼的流行神话，那条把约拿吞下去的鲸鱼却绝不是毁灭代理人。这条鱼拯救了他，使他免于在海里淹死。“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的灵魂；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在那和沉默一样深的孤独深处，似乎拒绝说话就等于拒绝面对另一个人（“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也就是说：寻找孤独的人寻找沉默；不说话的人是孤独的；孤独，直到死——约拿遇见了死亡的黑暗。我们被告知“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而在别处，在光明篇 中的一章，我们被告知“‘三日三夜’是指人进入坟墓之后腹部裂开前的那三天”。而当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时，约拿重获了生命，就好像他在鱼腹中看见的死亡是新生活的一种准备，一种已然越过死亡的生活，因此是最终可以说话的生活。因为死亡已把他吓得张开了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我就俯听我的声音。”在死亡孤独的黑暗中，舌头终于松动了，而在它开始讲话的那一刻，就有了答案。而即使没有答案，这个人也开始了讲话。

先知。假的先知：讲未来的事，并非源于知识，而源于直觉。真的先知知道。假的先知猜测。

这是约拿最大的问题。假如他说出神的讯息，告诉尼尼微人他们将在四十天后因邪恶而被毁灭，他确信他们会忏悔，并因此被宽恕。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

“于是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而假如尼尼微人被宽恕，这是否说明约拿的预言不正确呢？那么，他不就成了一位假先知了吗？因此，这就是本书核心处的悖论：预言唯有不被说出，才能保持正确。但因此，也就当然没有了预言，约拿也将不再是个先知。但根本没有先知总比做一个假先知好。“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于是，约拿保持了沉默。于是，约拿从耶和华的面前跑开，去面对海难的宿命。那就是说，个体的海难。

因果关系的免除。

A想起童年时代的一个瞬间（十二三岁时）。一个11月的下午，他和朋友D在漫无目的地游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在他们每个人心里，在那时刻，却有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又或者人们可以说，实际上正是这种对于可能性的意识正在发生。

那个下午，当他们在寒冷阴郁的空气中行走时，A突然停了下来，向他的朋友宣布：一年后的今天，有些非同寻常的事将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事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年过去了，在约定的那一天，并没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A向D解释道：没关系；重要的事将在明年发生。当第二年又到来时，同样的事发生了：没有任何事发生。但A和D并不气馁。在高中时代的每一年，他们继续纪念那一天。并非以仪式庆祝，而是仅仅告知一下。比如说，在学校走廊里相互遇见时打个招呼：星期六就是那天。他们并非仍然期待有奇迹发生。而是，更有趣地，这些年来他们已经喜欢上了这预言的记忆。

不计后果的未来，尚未发生之事的神秘：这，他认识道，同样可以保存在记忆里。而有时候他会突然觉得：这个他二十年前所做的、预见了非同寻常之事的、盲目的青春期预言，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心灵快乐地跃入未知。因为事实是：许多年过去了。而仍然，在每年11月尾，他发现自己依旧记得那一天。

预言。真正的预言。如同卡桑德拉 ，从她孤独的洞穴中说话。一如在这女人的声音里。

未来从她的嘴唇落向现在，每件事都确凿无疑将会发生，而永远不被相信是她的命运。这个疯女人，是普里阿摩斯 的女儿：“那只不祥的鸟发出的尖叫”“……哀鸣声/骇然爆发，当她咀嚼月桂树叶时/不时地，像那黑色的斯芬克斯，/涌起谜样歌曲的满潮。”（莱柯夫隆的《卡桑德拉》；1806年罗伊斯顿译）。要讲述未来就是用一种永远在它自身之前的语言，将尚未发生之事托付给过去，给一个永远落后于自身的“已经”，而在言行间的空隙里，词复一词，开始有裂缝，而要人们思索这样的空虚无论多久都会觉得晕眩，觉得自己正坠入深渊。

A记得1974年在巴黎时感觉到的兴奋，当时他发现了莱柯夫隆（约公元前300年）写的一千七百多行诗，诗歌是特洛伊城陷落前卡桑德拉在狱中的乱语独白。他通过Q的一个法语译本读到了这首诗，Q是个和他一样年纪的作家（二十四岁）。三年之后，当他在贡德大街的一家咖啡馆与Q碰面时，他问他是否知道这首诗有没有英译本。Q自己并不阅读或讲英文，但他说有，他听说过，是十九世纪初某个罗伊斯顿男爵翻译的。1974年夏天，当A回到纽约时，他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寻找这本书。很令他惊讶的是，他找到了。《卡桑德拉》，译自莱柯夫隆的希腊原文，评注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806年。

这本译作是罗伊斯顿男爵笔下的唯一一件重要作品。他完成翻译时还是剑桥的在读大学生，他以豪华私藏版的形式自费出版了这首诗。毕业后，他继续进行传统的欧洲旅行。由于法国拿破仑之乱，他没有去南方——那本该是像他这样趣味的年轻人的惯常路线——而是向北而行，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808年，当他穿越波罗的海充满危险的水域时，于俄罗斯海岸边在一次船难中溺亡。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

莱柯夫隆：“晦涩。”在他晦涩难懂、令人迷惑的诗中，一切均未命名，一切都成了对其他东西的指涉。人们很快就迷失在它相互联系的迷宫里，然而人们会继续读下去，被卡桑德拉声音的力量推动。这首诗是言语的喷涌，呼吸的火焰，它被火吞噬，在意义的边缘抹去了自己。“卡桑德拉的词语，”A的一位朋友这么说（B：有趣的是，在一次讲座上，关于荷尔德林的诗歌——一首他用来和卡桑德拉的演讲作比较的诗），“这无法简化的符号——符号 ——一个超越理解的词，卡桑德拉的词，从这个词里没有教训可以吸取，一个词，每次被说出，只为了什么都不说……”

通读罗伊斯顿的翻译后，A意识到在那次海难中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天才。罗伊斯顿的英文以这样一种狂暴、灵活、杂技般的构词法滚滚而来，以至于读这首诗就等于感觉自己被困在卡桑德拉的口中。

第240行 一个诅咒！他们在天堂有个诅咒！

不久他们的船帆将被展开，而在他们手中

有力的船桨颤动着劈开退潮的海浪；

当歌曲、颂歌和赞美诗欢唱

吸引面色红润的神 ，面对他必须起身，

阿波罗的特尔斐圣祠中充满烟雾

巨大灾难的烟雾：愉悦的人们会听见

俄诺克斯 ：在那儿，高悬的蜡烛光芒

闪现在令人敬畏的酒宴上，而前方

这野蛮人在玉米地里奔跑

疯狂地破坏，以求葡萄藤彼此缠绕

他强壮的力量，把他们推向大地。

*

第426行 ……随后希腊

因为这一宗罪，对，因为这宗罪，应该哭泣

无数的子民：没有骨灰瓮，只有岩石

装运他们的尸骨；入土为安时没有朋友在旁

挥洒祭奠死者的暗色酒；

一个名字，一种呼吸，一个空的声音留下，

不结果实的大理石被苦涩的泪温暖

祖先的泪，孤儿的泪，和寡妇的泪！

*

第1686行 为何播种不结果实的根系？朝着风，与浪，

充耳不闻的风，麻木不觉的浪，和无知无觉

的树木的影

我吟诵着，歌唱着我那无用的歌。

莱普西俄斯 使我心中充满这样的悲哀

使我的话无人相信；

嫉妒的神！我把处女之身献给他

我使他堕入爱河，但没有回报他的爱。

但命运在我口中，真理在我唇间；

一定会发生的，终将发生；而当愈来愈多的

悲哀

在他心中爆发，当他从她的座椅上冲出

他的国家倒塌了，没有人或神能够拯救，

有些可怜人会呻吟，“她从来就没有错，

那只不祥的鸟儿的尖叫声是真的。”

想到罗伊斯顿和Q都早在二十刚出头时就翻译了这作品，A觉得好奇。尽管他们之间相隔一个半世纪，他们都通过诗这种媒介赋予了自身语言某种特别的力量。他一度觉得，或许Q是罗伊斯顿的转世。每隔一百年左右，罗伊斯顿会再生，并把这首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就如卡桑德拉命定永远不被人相信，莱柯夫隆的作品也注定没人阅读，代代如此。因此这是项无用的任务：写一本永远合着的书。这图景依旧在他心中升起：船难。意识沉入海底，木头碎裂发出恐怖的声音，高耸的船桅跌入海浪。想象当罗伊斯顿的身体与海浪撞击时他在想些什么。想象那场死亡的浩劫。

《记忆之书》。第八册。

到三岁生日的时候，A的儿子的文学趣味已经开始从简单的、充满插图的幼儿图书发展为更复杂的童书。插图依旧带来巨大的愉悦，但它不再是决定性的了。故事本身变得足够吸引他的注意力，而当A看见一张根本没有任何图的书页时，他会感动地看着这个小男孩有意看着上方的空洞，对着一无所有的空气，对着空白的墙，想象着这些词告诉他的东西。“想象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很有趣。”有一次他告诉父亲，那时他们在街上散步。另一次，男孩走进卫生间，闭门不出。A在紧闭的门外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我在思考，”男孩说道，“我必须自己待着才能思考。”

逐渐地，他们都开始受同一本书的吸引。匹诺曹的故事。一开始是迪斯尼的版本，然后不久，是科洛迪的原版，穆西诺画的插图。小男孩从不厌倦听那有关海上风暴的章节，那一章讲述了匹诺曹如何在可怕的鲨鱼腹中找到了杰佩托。

“啊，爸爸，亲爱的爸爸！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再也不离开你了，决不，决不！”

杰佩托解释道：“海上风浪大极了，一个大浪就把我的船掀翻了。当时一条可怕的鲨鱼正在附近，他一见我落水，就迅速地朝我游来，伸出舌头，咬住我，把我当一块巧克力薄荷糖一样吞了下去。”

“你在这里给关了多久了？”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整整两年——两年啊，亲爱的匹诺曹……”

“你怎么活下来的呢？你从哪里弄来的蜡烛？还有点蜡烛的火柴？谁给你的？”

“在我翻船的那次暴风雨中，一只大船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水手全得救了，但是船沉到了海底，而那只吞了我的鲨鱼，把那条船的大部分也吞了下去……算我运气好，船上装满了肉罐头、饼干、面包、葡萄酒、葡萄干、乳酪、咖啡、白糖、蜡烛和几盒火柴。靠着这些天赐的供应，我才得以继续活了整整两年，但现在我的资源快用完了。今天储藏室里已经没有东西了，你看见的这根蜡烛是最后一根。”

“然后呢？”

“然后，亲爱的，我们两人只能待在黑暗之中了。”

对于A和他儿子而言，在过去那年如此经常地彼此分离，于是这重聚的过程给了他们深深的满足。实际上，匹诺曹和杰佩托在整本书里一直分开着。在第二章，樱桃师傅送给杰佩托一块神秘的会说话的木头。在第三章，老人刻出了牵线木偶。甚至在匹诺曹完成之前，他的淘气和嘲弄就已经开始了。“我活该，”杰佩托自言自语道，“在我做出他之前，我早该料到这一着的！现在可太晚了。”在这点上，如同任何一个新生婴儿，匹诺曹是纯粹意志，无意识的力比多需要。很快地，在后面几页中，杰佩托教他儿子走路，而木偶经历了饥饿，并偶然地烧掉了自己的双脚——父亲为他重造了一双脚。次日杰佩托把自己的上衣卖了，为匹诺曹买识字课本（“匹诺曹懂得……然后，忍不住流泪，他跳起身搂住杰佩托的脖子，一次又一次地亲吻他”），然后，有两百多页，他们彼此没有再见。书的剩余部分讲述了匹诺曹寻找父亲的故事——和杰佩托寻找儿子的故事。一度，匹诺曹意识到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但同样明确的是，除非他能与父亲团聚，否则便做不到这点。奇遇，灾难，弯路，新的决心，挣扎，偶然，进展，倒退，而贯穿这一切的，是良知的渐渐出现。科洛迪的原版之所以比迪斯尼的改编出色，在于它不愿使故事的内在动机太显而易见。它们以一种前意识的、如梦的形式保持完好，而在迪斯尼的版本里，这些东西被表达了出来——从而使之伤感化，因此也平凡化了。在迪斯尼的版本里，杰佩托祈求要一个儿子；而在科洛迪的版本里，他只是制作了他。做木偶的物理行为（从一块会说话、活着的木头开始，这反映了米开朗琪罗的雕塑观念：形状已存在于材料之中；艺术家只是把多余的材料去除，直到真正的形体显露，这暗示了匹诺曹的存在先于他的身体：他贯穿全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它，换而言之就是找到他自己，这意味着这本书与其说是个诞生的故事，不如说是个成长故事），这塑造木偶的行为足以传达祈祷者的想法，而无疑保持沉默更有力量。对于匹诺曹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孩的努力，情况也类似。在迪斯尼的版本中，蓝仙女命令他要“勇敢、真诚、无私”，就好像有个简单的公式可以把握自我一样。在科洛迪的版本里，没有命令。匹诺曹只是踉踉跄跄地走，只是生活着，而一点点地渐渐明白自己能成为什么。迪斯尼对这故事的唯一改进，或许这也有所争议，是在最后，从可怕的鲨鱼那儿逃脱的章节（可怕的鲨鱼）。在科洛迪的版本里，鲨鱼的嘴张着（他有气喘病和心脏病），要组织逃亡，匹诺曹需要的仅仅是勇气。“那么，亲爱的好爸爸，不能耽搁了。我们必须逃走。”

“逃走？怎么个逃法？”

“我们应该从鲨鱼的嘴中逃出去，跳到海里游开。”

“你说得倒不错。可是，亲爱的匹诺曹，我不会游泳。”

“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游泳好手，你可以骑在我的肩上，我会把你安全地送上岸的。”

“全是瞎想，我的孩子！”杰佩托答道，他带着忧郁的微笑，摇了摇头。“你以为像你这样不到一米高的木偶，把我扛在肩上，还能有力气游泳吗？”

“试试看就知道了。无论如何，要是我们注定要死，我们至少应该死在一块儿。”匹诺曹二话没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他对父亲说：“跟着我，别害怕。”

然而在迪斯尼的版本里，匹诺曹还需要谋略。鲸鱼的嘴巴闭着，当它张开时，只是让水进，而非出。匹诺曹聪明地决定在鲸鱼腹中点火——来使这怪物打喷嚏，由此把木偶和他父亲投入海中。但这华丽段落失大于得。因为故事的关键图景被消除了：匹诺曹游过孤独的海，差点在杰佩托身体的重量下沉没，在灰蓝色的夜色中前进（美国版第二百九十六页），明月当空，善良地笑，鲨鱼张得大大的嘴在他们身后。父亲在儿子背上：这里描绘的无疑是出自埃涅阿斯 在特洛伊的废墟中背着安喀塞斯 的图景，每次A朗读这个故事给儿子听，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看见（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思考，这些东西如此迅速地在脑海中发生）一连串其他图景，从他全神贯注的核心向外旋出：比如，卡桑德拉预测了特洛伊的毁灭，以及此后的消失，如同罗马建立前埃涅阿斯的游荡，而在那游荡中有另一幅游荡的图景：沙漠中的犹太人，接着产生了又一连串的图景：“明年耶路撒冷见。”随之而来的是和他儿子名字相同的亲戚在《犹太百科全书》里的照片。

在读《匹诺曹》给儿子听的时候，A仔细观察着他的脸。他断定是匹诺曹救了杰佩托那幕（背着老人游开）使他知道了故事的意义。一个三岁的孩子其实很小。与他父亲的块头相比微不足道，但他仍然梦想获得非常的能力来征服他自身微不足道的现实。他还太小，无法理解有一天他会和父亲一样大，甚至当非常仔细地向他解释时，这些事实依旧可能被错误地诠释：“有一天我会像你一样高，而你会像我一样小。”对于漫画书里超级英雄的幻想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这是一个长大的梦，一个成为大人的梦。“超人做什么？”“他拯救人类。”因为这拯救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父亲做的事：他保护他的小男孩不受伤害。而对这小男孩而言，看着匹诺曹、那个同样笨拙的木偶踉踉跄跄地遭遇一个又一个不幸，看着他希望成为“好人”但总不由自主地“坏”，看着这个甚至不是个真正男孩的、同样无助的小木偶成为一个救赎的人物，成为那个把他父亲从死亡的魔爪中救出的人，是一段令人敬畏的神启时光。儿子救了父亲。这一定会从小男孩的视角被充分想象。而这，在曾经是小孩的父亲心中，儿子，即对于他自己的父亲而言，也必须被充分想象。永生的孩子 。儿子救了父亲。

对偶然性的进一步评述。

他不想漏提在巴黎与S会面两年后，他在下一次访问时偶然遇见了S的小儿子——通过与S本人无关的渠道和场合。这个年轻人P，和A年纪一样大，与某个重要的法国电影制片人一起做到了一个颇有权力的职位。A自己后来也为这制片人工作，在1971和1972年间为他打了一系列零工（翻译，代笔写作），但没有一桩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到七十年代中后期，P已经成功地成为联合制片人，和法国制片人的儿子一起制作了电影《超人》，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A得知，它被描述为西方世界历史上最昂贵的艺术作品。

1980年初夏，就在他儿子三岁后不久，A和孩子一起在乡村度过了一星期，他们住在一栋朋友的房子里，朋友正出门度假。A在报纸上读到《超人》正在一间本地剧院上映，决定带孩子去看，一心希望他能够熬过整部电影。在电影的前半部分，男孩很平静，吃着一桶爆米花，按照A教的那样小声提问，看着星球爆炸、火箭飞船和外太空，并不大惊小怪。但随后发生了一些事。超人开始飞翔，突然地这孩子失去了冷静。他的嘴巴张着，从座位上站起来，把爆米花撒了一地，指着银幕，开始大叫：“看啊！看啊！他在飞！”在电影的剩余部分，他发狂了，他的脸因为害怕和入迷而紧张，喋喋不休地向父亲提问，试图吸收他所看见的东西，他惊叹着，又一次试图吸收它，再惊叹着。到最后，他有点儿受不了了。“太多隆隆声了。”他说。父亲问他是否想离开，他说是。A把他抱起，带他走出戏院——走进一场暴烈的冰雹。当他们朝汽车奔跑而去时，男孩说道（在A的臂弯里上窜下跳），“我们今晚有一场历险，不是么？”

在那个夏天的其余时间，超人是他的激情所在，他的迷恋对象，他生活的唯一目的。除了胸前有个S的那件蓝色T恤，他拒绝穿其他衣服。他母亲为他缝了一件斗篷，每次出门，他都坚持穿着它，双臂前伸在街上冲锋，仿佛在飞翔，停步只为了向每个不足十岁的过路人宣布：“我是超人！”A被所有这些逗乐了，因为他记起自己的童年时代里那些同样的东西。并非这迷恋打动了他，甚至也不是因为他恰好认识制作这部电影的人。而是这个。每次他看着儿子假扮超人，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朋友S，就好像在他儿子T恤上的S并非指超人而是指他的朋友。他惊异于意识在他身上玩的花样，总是不断地把一样东西变作另一样，仿佛在每件真正的事物背后都有一个影子，这影子在他心中，与在他眼前的事物一样栩栩如生，而最终他困惑于他真正看见的究竟是哪个。因此，他的生命好像不再存在于现在，经常如此。

《记忆之书》。第九册。

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靠翻译其他作家的书谋生。他坐在书桌前，读法语书，随后拿起笔，用英语写下同一本书。这既是同一本书又不是同一本书，这项活动的奇异性总是令他印象深刻。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它是一件有形物，人们可以拿起，放下，打开，合拢，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若非好多年——的孤独，所以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人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那孤独的一小部分。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写作。无论这本书写的是孤独还是陪伴，它一定是孤独的产物。A在自己的房间里坐下，翻译另一个人的书，仿佛他正进入那个人的孤独并使它变成自己的孤独。但无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孤独一旦被破坏，一旦一种孤独被另一种所复制，它就不再是孤独，而是一种伙伴关系。即使房间里只有一个人，也有两个在那儿。A把自己想象成那另一个人的某种鬼魂，那另一个人既在那儿又不在那儿，他的书既是又不是他正在翻译的这本。因此，他对自己说，可能在同一时刻既孤身一人又不孤身一人。

一个词变成另一个词，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以这种方式，他告诉自己，它与记忆以同样的方式运作。他想象身体里有一座巨大的巴别塔。有一段文本，它把自己翻译成无数种语言。迅速思考时，句子从他脑中涌出，每个词来自一种不同的语言，一千种语言同时在心里大声呼喊，喧嚣声回荡在迷宫似的房间、走廊、楼梯上，有数百个故事那样高。他重复。在记忆的空间，一切既是它自己又是其他事物。随后他意识到，他试图在《记忆之书》里记录的一切，所有他迄今写下的东西，只不过是他生活中一两个时刻的翻译——1979年圣诞夜，在瓦里克街6号他的房间里度过的那些时刻。

启示时刻照亮了孤独的天空。

1654年11月23日晚上，帕斯卡尔在他的房间里把回忆录缝进了衣服的衬里，以便在余生的任何时候，他都能随手找到那种狂喜的记录。

耶稣纪元1654年

11月23日，星期一，圣·克莱门特祝典

教皇和殉道者，

以及其他殉教者名册里的人。

圣·克里斯索古莫斯和其他殉道者之夜。

从晚上十点半左右开始至十二点半。

火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不属于哲学家或科学家。

确定性。确定性。感情。喜悦。平静。

人类灵魂的伟大。

喜悦，喜悦，喜悦，喜悦的泪。

我不会忘记你的话语。阿门。

关于记忆的力量。

1966年春天，就在遇见他未来的妻子后不久，A受她父亲（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邀请前往位于向阳道 的一间家庭公寓里吃甜品喝咖啡。宴会嘉宾是弗朗西斯·蓬热 和他的妻子，A的未来岳父认为年轻的A（那时只有十九岁）会乐意与如此著名的作家见面。蓬热是描写客观事物的大师，他创造了一种或许比其他任何诗歌更坚定地置于外部世界的诗，那学期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那时候A已经能说一口不错的法语。因为蓬热夫妇不说英语，而A的未来岳父又几乎不会说法语，A比料想中更充分地参与了讨论，考虑到他天生的羞涩和尽可能保持沉默的倾向。他记得蓬热是个优雅而活泼的人，有一双闪烁的蓝眼睛。

A第二次遇见蓬热是在1969年（尽管本可能是1968年或1970年）G为蓬热举办的一个派对上，G是巴纳德学院的教授，曾翻译过他的作品。当A与蓬热握手时，他介绍自己说尽管他可能不记得了，但他们曾于数年前在纽约见过面。正相反，蓬热答道，他对那个晚上记忆犹新。随后，他继续谈论起那场晚宴举行的公寓，描述了许多细节，从窗外的风景到沙发的颜色到每间房间里家具的摆设。一个人如此精确地记得他只见过一次的东西，记得除了在那稍纵即逝的片刻之外与他的生活全无关联的东西，这超自然的行为让A觉得不可思议。他意识到对于蓬热来说，写作与观看并无分野。因为若不先观看，便无法写作，一个词出现在书页上之前，它必须首先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物理存在，人们与之生活，如同与自己的心、自己的胃和自己的大脑一起生活。于是记忆，与其说是我们身体里的过去，不如说是我们在当下生活的证明。如果一个人要真正地存在于他的环境中，他就必须不想着他自己，而想着他看见的东西。他必须忘记自己以便在那儿。而记忆的力量便出自那种遗忘。这是一种活着的方式，于是什么都不曾失去。

“记性好的人不记得任何事，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忘记”，确实如此，一如贝克特评论普鲁斯特的那样。人们的确也应该区分自愿和非自愿的记忆，如同普鲁斯特在那本关于过去的冗长小说中所做的那样。

然而，当A写下一页页自己的书时，他感觉自己正在做的，并非属于这两种记忆中的任何一种。A既有好记性，也有坏记性。他已经忘记很多，但他也记得很多。当他写作时，他觉得他正向内移动（穿过他自身）而同时又在向外移动（朝向世界）。在1979年圣诞夜的那些时刻，当他一个人坐在瓦里克街的房间里时，他所经历的或许是这个：他突然明白了，即使一个人，即使在他房间最深的孤独之中，他也并不孤独，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旦开始试图讲述那种孤独，他就已经变成不止自己一个人了。因此，记忆不单复苏人们的私人往事，而且沉浸在他人的往事中，也就是说：历史——人们既参与又见证了的历史，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除此而外的部分。所以，一切都同时在他心里存在，仿佛每个元素都在反射所有其他元素的光芒，同时又在发射它自身独一无二、无法遏制的光辉。假如此时他有什么理由要在这间房间里，那是因为他内心存在某种事物渴望一次看见所有东西，渴望同时欣赏它们最原始、最迫切的混沌。然而，要讲述它必定是缓慢的，是一项试图记起已被记住事物的精细工作。笔永远无法移动得足够迅速，来写下在记忆空间里发现的每一个词。有些东西永远地失去了，另一些东西或许将被再一次记起，而还有一些东西曾经失而复得却又再度失去。对此，人们无法肯定。

记忆之书的（几条）可能的引语。

“偶然的机会引起了思想，偶然的机会也勾销了思想；根本没有可以保留思想或者获得思想的办法。思想逃逸了，我想把它写下来；可是我写下的只是它从我这里逃逸了。” （帕斯卡尔）

“正要写下我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它却时而逃逸了；然而这使我记起了自己的脆弱，以及自己时时刻刻都会遗忘；这一事实所教导我的并不亚于我那被遗忘的思想，因为我祈求的只不过是要认识自己的虚无而已。”（帕斯卡尔）

《记忆之书》。第十册。

当他谈论这间房间时，他并非有意忽略那些有时存在于房间里的窗。这房间不必作为一幅与世隔绝的图景，他意识到，当一个男人或女人独自站在或坐在房间里时，那儿所发生的将不仅是思考的沉默，不仅是努力把思考变成文字的身体的沉默。他先前提及荷尔德林和埃米莉·狄金森时，也并非有意暗示，在意识的四壁间唯有苦难上演。他想到了，比如，维米尔 的女人们，独自在她们的房间里，现实世界的明亮光线通过或开或关的窗户倾泻而入，那种孤独的彻底静止，几乎是日常生活及家庭生活令人心碎的再现。他尤其想到去阿姆斯特丹旅行时看过的一幅油画，《蓝衣女人》，这幅画令他在国立美术馆里驻足沉思。一位评论家如此写道：“信、地图、怀孕的女人、空椅子、打开的盒子、看不见的窗——所有这些都提示或象征着缺席、不可见的事物、他人的心和意愿、别的时间和地点、过去与未来、生或许还有死——总而言之，象征着一个延伸到画框之外的世界，象征着更大更宽的地平线，那地平线包围并侵入了悬置于我们眼前的景象。然而，维米尔强调的却是此刻的丰富和自足——带着这样的确信，其定位及包容的能力充满了形而上学的价值。”

除了这清单中提及的物件之外，是穿越观众左手边那扇看不见的窗而入的光线的特性，如此温暖地引诱他把注意力转向外部，转向那个画作之外的世界。A牢牢盯着这女人的脸看，而当时间流逝，他几乎开始听见这女人读着手中的信时脑子里的声音。她，怀着孕，内在的母性如此平静，拿着从盒中取出的信，无疑已读了上百遍；而那儿，挂在她右侧墙上的，是一幅世界地图，那是所有存在于这房间之外的事物的图景：那光线，温柔地倾泻在她脸上，在她的蓝色罩衣上闪烁，腹中鼓涨着生命，而那种蓝沐浴在光线中，这光线如此昏暗以至于它接近白。随后有更多类似的：《倒牛奶的侍女》《拿天平的侍女》《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拿着湿布的窗边年轻女子》《在打开的窗边读信的女孩》。

“此刻的丰富和自足。”

如果说是伦勃朗和提图斯在某种意义上吸引A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他走进房间，发现自己面对着女人（维米尔的女人，安妮·弗兰克），那么他去那座城市的旅行同时可被看作一场对自身过去的朝圣。又一次，他的内心活动以画作的形式表达：情感状态在艺术作品中找到具体表现，就好像另一个人的孤独实际上是他自身孤独的回声。

这一回是梵高，以及存放他作品的新建的博物馆。如同埋在无意识里的某种早期创伤，梵高的画作永远把两样不相关的物件联系在一起（这只鞋是我父亲；这朵玫瑰是我母亲），在他心里作为一幅青春期的图景，翻译出他在那阶段最深刻的情感。他甚至可以非常准确、精确地说出那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他的反应（确切的地点，确切的时刻：年、月、日，甚至小时和分钟）。然而，重要的与其说是记事的顺序，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它在记忆空间中的持久性。所以，要记得4月的一天，他十六岁，与心仪的女孩一起逃课：充满激情而又那样无助，现在想起依然感到痛苦。要记得那列火车，和此后去纽约的渡船（那条渡船，如今消失已久：工业化的铁，温暖的迷雾，铁锈），然后去看一个大型的梵高油画展。要记得他如何站在那儿，幸福得发抖，就好像一起观看这些作品已使这些作品充满了这女孩的存在，并以他对她的爱使这些作品神秘地覆上了一层光泽。

几天之后，他开始根据所见的油画写作一些诗行（如今散佚了），每首诗都用了一个不同的梵高画作的名字。这些是他最初写下的真正的诗。这些诗不仅是一种进入画作的方法，而且是一种再现那日记忆的尝试。然而，很多年过去之后，他才意识到这点。只有在阿姆斯特丹、研究着这些他曾和那女孩一起看过的画作之时（那之后他还是第一次看这些画——差不多隔了半生），他才想起曾写过这些诗。在那一瞬间，他清楚地看见了这等式：写作行为等于记忆行为。因为事实上，除了那些诗本身，他什么都没有忘记。

站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1979年12月）里的油画《卧室》面前，此画1888年10月在阿尔勒完成。

梵高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这一次，就只是我的卧室……观看这幅画应该让大脑休息，或确切地说让想象休息……

“墙壁是淡紫罗兰色。地板是红砖色。

“床和椅子的木头是鲜奶油般的黄色，被单和枕头是非常淡的柠檬绿。

“床单大红。窗绿色。

“梳洗台橙色，水盆蓝色。

“门淡紫色。

“而那就是全部——这间百叶窗关闭的房间里别无他物……

“这是作为对我被迫休息一事的报复……

“有一天我也会为你画其他房间的素描。”

然而，当A继续研究这幅画时，他不由觉得梵高做了一件与他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的事。A的第一印象的确是一种平静的感觉，“休息”的感觉，如同画家描述的那样。但渐渐地，当他试图住进画布上呈现的那间房间时，他开始觉得它像一个监狱，一个不可能的空间，一幅图景，与其说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被迫在那儿生活的心灵之地。仔细观察。床堵住了一扇门，椅子堵住了另一扇门，百叶窗关着：你无法进入，而一旦你进入，你就无法出去。你在这房间的家具和日常物件中窒息，你开始在这幅画中听见痛苦的哀号，而一旦你听见了，它就不再停止。“我因折磨而哭泣……”但对这哀号，没有答案。这幅画中的男人（而这是一幅自画像，无异于男人有眼睛、鼻子、嘴唇和下巴的脸部画像）已经孤独太久，已经在孤独的深处做了太多挣扎。世界止于那扇被封锁的门。因为这房间并非孤独的表现，而是孤独的本质。它是如此沉重的东西，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无法以任何形式被展示，除了展示它自身。“而那就是全部——这间百叶窗关闭的房间里别无他物……”

对于偶然性的进一步评述。

A到达伦敦，又离开伦敦，在旅程的两头他各花了几天看望英国朋友。与他一起乘渡船去看梵高画作的女孩是英国人（她在伦敦长大，大约十二至十五岁时在美国生活，然后回伦敦去读艺术学校），在他旅程的第一回合，A与她共度了几小时。在他们高中毕业后的那些年里，他们充其量只断断续续地保持联系，或许相互见了五六次。A的激情早已不在，但他的心里又并非完全没有她，仍以某种方式维持着那种激情的感觉，尽管对于他，她本身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距离他们上次会面已有数年，如今和她在一起时他觉得忧郁，甚至压抑。她依然美丽，他想，然而孤独似乎包围了她，一如蛋壳包裹着尚未出生的小鸟。她一个人住，几乎没有朋友。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木刻雕塑，但她拒绝向任何人展示。每次她完成一件作品，她就销毁它，然后开始做下一件。又一次，A面对着一个女人的孤独。但这一次，它将自身孤立了起来，并在源头就已然干涸。

一两天之后，他去了巴黎，最终到达阿姆斯特丹，随后返回伦敦。他心想：没有时间再见她了。在返回纽约前的某一天，他和一个朋友（T，这位朋友曾以为他们或许是兄弟）吃饭，并决定下午在皇家美术学院度过，那儿正好有个“后印象派”油画大展。然而，博物馆里的汹涌人潮，使他不愿按计划待上整个下午，他发现在晚餐之约前有三四小时的额外时间。他去了苏荷一家便宜的炸鱼薯条店吃午饭，试图决定这段自由时光作何安排。他付完账，离开饭店，拐过转角，在那儿，她正站在一家很大的鞋店前凝视着橱窗，他看见了她。

在伦敦大街上，他并非每天都能与谁偶遇（在那个有数百万人的城市，他只认识寥寥数人），然而这次遇见对他而言好像非常自然，仿佛只是一件平常事。仅仅在不久前，他还一直在想她，后悔决定不打电话给她，而现在既然她在那儿，突然地站在他面前，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是因为他的渴望她才出现。

他朝她走去并叫出她的名字。

画。或图像中时间的倒塌。

他在伦敦看的皇家学院的展览中，有几幅莫里斯·德尼 的画。在巴黎时，A曾拜访过诗人让·福兰 的遗孀（福兰，1971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就在A搬到巴黎前几天），当时A正在准备编撰一本法国诗歌选集，实际上正是这本诗集使他回到了欧洲。他很快得知，福兰女士是莫里斯·德尼的女儿，她父亲的许多画挂在公寓墙上。她自己如今已七老八十，A对于她巴黎式的强硬、沙哑的嗓音和对已故丈夫作品的热爱印象深刻。

公寓里有一幅油画有题目：Madelaine à 18 mois（十八个月大的马德莱娜），德尼把题目写在画布顶端。正是这个马德莱娜长大后成了福兰的妻子，正是她刚刚邀请A进入公寓。有一瞬间，她不自觉地站在那幅画前面，这幅画大约绘于八十年前，尽管时日久远，但A仍然觉得画中孩子的脸和眼前老妇人的脸简直一模一样。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穿越了人类时间的幻象，照原样经历了它：如同仅仅眨了一次眼。他看见完整的一生站在他面前，然后坍缩进那一瞬间。

O和A谈话时，描述了成为一个老人是怎样的感受，O如今七十多岁，记忆力衰退，脸上的皱纹如同半合的手掌。他看着A，摇头说着冷笑话：“这小男孩身上发生了多么奇怪的事啊。”

是啊，有可能我们并不会长大，有可能即使我们长大，我们仍旧是孩子。我们记得自己那时的样子，我们觉得自己不曾改变。我们使自己成为了现在的我们，而我们仍是过去的我们，尽管已过了多年。我们不为自己而改变。时间使我们变老，但我们不变。

《记忆之书》。第十一册。

他记得1974年婚礼派对后回家，身边妻子穿着白裙，他从口袋里掏出前门钥匙，把钥匙插入锁孔，随后，当他旋转手腕时，感觉到钥匙断在了锁里面。

他记得1966年春天，就在他遇见未来的妻子后不久，她的一个钢琴琴键 断了：中央C的F键。那年夏天，他们俩去曼恩 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一天，当他们经过一座几乎被遗弃的城镇时，他们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多年未曾使用过的会议厅。某些人类社会的遗留物散落在那个地方：印第安头饰，名单，酗酒聚会后的碎片。大厅尘埃飞扬，空无一物，除了一架竖式钢琴站在角落里。他的妻子开始弹奏（她弹得很好），并发现所有的琴键都完好无损，除了一个：中央C的F键。

或许，就是在那个瞬间，A意识到他将永远无法理解这个世界。

如果一个小说家使用这些小事件，比如坏了的琴键（或婚礼日那天钥匙断在门里那件事），读者会被迫加以注意，并以为小说家正试图就他的人物或这世界提出一些看法。人们可以谈论象征意义，谈论潜文本，或只谈论形式（因为只要一件事发生不止一次，即使它是偶然的，也会有一种样式成形，一种形式开始显现）。在虚构作品中，人们假定书页上那些词语背后有一个有意识的头脑。而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当这些事偶然发生，人们并不做假定。编造的故事完全由意义组成，而现实的故事除却自身之外缺乏任何含义。如果一个人对你说“我要去耶路撒冷”，你会想：多好啊，他要去耶路撒冷。但如果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说了同样这些话，“我要去耶路撒冷”，你的反应会迥然不同。你一开始会想，耶路撒冷本身：它的历史，它的宗教角色，它作为神话之地的功能。你会想到过去，想到现在（政治；也就是同样会考虑最近的过去），想到未来——如同这句子所言：“明年耶路撒冷见。”最重要的是，你会将这些想法整合进你已然了解的那个将要去耶路撒冷的人物中，并使用这新的合成体作出进一步的结论，获得感悟，更有说服力地从整体上思考这本书。然后，一旦完成了作品，读完最后一页将书合上，诠释便开始了：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结构的、语言学的、宗教的、性爱的、哲学的，或单独或结合，按你所好。尽管有可能依照这些系统来诠释现实生活（人们毕竟也真的去见神甫和心理治疗师；人们有时也的确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生活），但它没有同样的效果。有些东西不见了：那种至高无上，对普遍性的把握，对形而上的真实的幻觉。人们说：堂吉诃德是在想象的领域陷入疯狂的意识。人们在现实世界看到疯子（比如，A看到他精神分裂的妹妹），一言不发。或许，这便是虚度的人生之伤感——但仅止于此。

偶尔，A会发现自己用观看世界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以这种方式读解想象便等于毁灭了它。比如，他想到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述的歌剧。在这个段落里，没有东西被视作当然，因此一切被还原至荒诞。仅仅通过描述，托尔斯泰便取笑了那些他所见到的东西：“第二幕的布景是水彩画上的纪念碑，画布上的圆窟窿代表月亮。拉起脚灯灯罩，他们开始吹低音小号，拉低音提琴，许多穿黑袍的人从左右两边走出来。人们开始挥动手臂，他们手中拿着类似匕首的兵器，后来还有一些人跑来，开始拖走那个原先穿白色连衣裙、现在穿淡蓝色连衣裙的少女。他们并没有一下子把她拖走，而是和她一起唱了很久，然后才把她拖走，有人在后台敲了三下金属乐器，于是大家都跪下来，唱祈祷词。这几幕的表演被观众热情的欢呼声打断了几次。”

也存在一种同等的、相反的诱惑，把世界看成是想象的延伸。这，同样，时而在A身上发生，但他不愿将之视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如同所有其他人，他渴望意义。如同所有其他人，他的生活如此琐碎，以至于每次在两个片断间看见一种关联时，他都会很想在那关联中寻找意义。关联存在。但要赋予它意义，要使目光超越它存在的简单事实，便要在现实世界的内部建造一个想象世界，而他知道这不会有用。在他最勇敢的时候，他的首要原则是相信无意义，随后他明白了他的义务是看见眼前的事物（即使它在他身体里），并说出他看见了什么。他在瓦里克街自己的房间里。他的生活没有意义。他正在写的这本书没有意义。有一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遇见的事物，讲述它们便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一把钥匙断在锁里，一些事发生了。那就是说，一把钥匙已经断在了锁里。同一架钢琴好像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地点。一个年轻人，二十年之后，最终住在一间他父亲曾面对孤独恐惧的房间里。一个人在异国街道遇见他的旧爱。事件只意味着它本身。不多，也不少。随后他写道：进入这间房间，就是在一个过去与现在交汇的地方消失。随后他写道，如同这句子所言：“他在这间房间里写下了《记忆之书》。”

孤独的创造。

他想说。那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如同在法语中，“vouloir dire”，照字面的意思是“想说”，但实际上的意思是“意思是” 。他意欲说他想说的。他想说出他的意思。他说出他想要表明的意思。他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出的东西。

维也纳，1919年。

没有意义，对。但也不可能说我们不受困扰。弗洛伊德曾把这样的经验描述为“诡异 ”，或者unheimlich ——heimlich的反义词，heimlich的意思是“熟悉的”、“本地的”、“属于家的”。因此，推论是：我们从惯常感知的保护壳中被推了出来，仿佛我们突然身处自身的外部，飘浮在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世界上。当然，我们就迷失在了那个世界。我们甚至无法希望从中找到我们的路。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所有其他人共存。即使作为成人，我们也在心中埋下了童年时代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不仅是对此的记忆：结构自身完好无损。弗洛伊德将诡异的经验和童年时代自我中心的、泛灵论的世界观的复苏联系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似乎经历过一段与原始人的泛灵阶段相对应的自身发展时期，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度过这个阶段而不残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还会显现出来，每一件让我们感到‘诡异’的东西都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内部残留的泛灵的思想活动的痕迹，从而使这些痕迹又明白地显现出来了。” 他归纳道：“当受到压抑的幼时情结因某种印象而复苏，或者，当已被克服的原始信仰似乎又得到证实时，我们便会体验到‘诡异’。”

当然，没有一个可作为解释。它至多可用来描述过程，指出它发生的领域。同样地，A非常愿意接受它是真的。因此，诡异作为一种对他者的记忆，远远早于心灵的源头。有时，梦会以同样的方式抵抗诠释，直到朋友提出一个简单的、几乎显而易见的意思，A无法证明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对还是错，但他觉得对，他非常愿意接受。于是，所有看来不断在他身边增长的巧合，都以某种方式与他的童年记忆相连，仿佛一旦开始记起他的童年，世界便会回到它先前的状态。对此他觉得正确。他正想起他的童年时代，也就是说童年时代以这些经历的形式于当下出现在他面前。他正想起他的童年时代，而这便是在当下将之写出。或许那就是他写下“首要原则是无意义”时要表达的意思。或许那就是他写下“他要表达的就是他说出的东西”时他要表达的意思。或许那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或许不是。对此，无法加以肯定。

孤独的创造。或生与死的故事。

故事从结尾开始。要么讲故事，要么死。而只要你继续讲故事，你就不会死。故事以死亡开始。国王山努亚尔被戴了绿帽子：“他们不再亲吻，不再拥抱，不再讲话，不再狂欢。”他从世界抽身而出，发誓永不再屈从于女性的欺骗。后来，他夺回王位，用王国中的女人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一旦满足，他便处决她们。“三年来不停如此，直到这土地上再无适婚女子，女人和父母们哭着反对国王，诅咒他，向天地的造物主抱怨，祈求他听见祈祷，并回应那些向他哭诉的人；而那些有女儿的人携家逃离，直到最终城里再无一个可以结婚的女子。”

这时，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愿去国王那儿。（“她知书达理，读过许多历史书籍，熟知古代帝王的传记和各民族的史实，她聪明、睿智、谨慎而有教养。”）她那绝望的父亲试图劝说她别去送死，但她不为所动。“把我嫁给国王吧，我进宫后，或许可以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或者我会牺牲自己，拯救千千万万的女子。”于是她去与国王睡觉，并把计划付诸实施：“要讲……愉快的故事快乐地消遣一夜……这将是我的解救之道，使人们免除灾祸，由此我将改变国王的习惯。”

国王答应听她讲故事。她开始她的故事，而她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讲故事的故事，一个包括了许多故事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自身都有关讲故事——通过这种方法人们便可免于一死。

天开始破晓，在第一个故事里的故事讲了一半的时候，山鲁佐德陷入沉默。“如果国王让我活下去，”她说，“那么明晚我要讲的故事，比这个有趣得多呢！”国王心想，“凭着安拉起誓，我暂且不杀她，等她讲完了下面的故事以后再说。”于是一连三夜都是如此，每夜的故事都在结束前停下，延续到次夜故事的开始，那时第一循环的故事结束而新故事开始。的确，这是桩生死攸关的事。第一夜，山鲁佐德开始讲《商人和魔鬼的故事》。某人在一个园子里停下吃午餐（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时，掷出一个枣核，然后见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手持利剑的魔鬼，开口说道，‘站起来！让我像你杀我儿子那样把你杀了吧。’‘我怎么杀了你的儿子呢？’商人问，魔鬼答道，‘你掷枣核的时候，我儿子凑巧从这里经过，枣核打中他的胸，立刻把他打死了。’”

这是出于无辜的罪（回应着王国里适婚女子的命运），同时也是魔法的开始——把一个想法变成一样东西，使看不见的东西有了生命。商人请求饶恕，魔鬼答应推迟处置他。但整整一年之后，商人必须回到同样的地点，魔鬼将在那儿执行判决。这已经和山鲁佐德的处境形成一种类比。她希望延迟她的处决，通过在国王心里灌输这个想法来为自己辩护——以一种国王无法察觉到的方式。因为这就是故事的功能：通过将另一样事物纳入视线，来使人们看见眼前的事物。

这一年过去了，商人信守诺言，回到了园子里。他坐下，开始哭泣。一个老人经过，牵着一只锁着链子的羚羊，他询问商人哪里不对。老人惊奇于商人讲述的故事（就好像商人的生活是一个故事，有开始、经过和结尾，是一本某人心中编造的小说——事实上的确是），便决定等着看结局会如何。随后来了另一个老人，牵着两只黑狗。之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而他也坐下等待。然后来了第三个老人，牵着一匹花斑骡子，又一次重复了同样的讲述。最后，魔鬼出现了，“旷野中骤然刮起一阵狂风，卷来满天的沙石”。就在他将要抓住商人用剑刺杀他时，“我要像你杀我的爱子那样杀死你”，第一个老人上前对魔鬼说：“我打算对你讲一讲我和这只羚羊的故事，你要是觉得这故事精彩，请看我的情面把商人的罪过免掉三分之一吧。”叫人惊奇的是，魔鬼答应了，就像国王答应听山鲁佐德的故事那样：乐意地，毫无抗拒。

注意：这老人并不打算像人们在法庭上那样，用正辩、反辩、出示证据等方法来为商人辩护。这会令魔鬼关注他已经看见的东西：关于这些，他已然下定决心。老人更愿意将他从事实那儿引开，从死亡的想法那儿引开，如此一来使他“满足于”（delight，从字面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诱惑某人离开某处”，来自拉丁文delectare）对生活的新感觉，从而使他放弃杀死商人的执念。如此这般的执念将人围在孤墙之中。除了自身的想法什么都看不见。然而故事，因为它不是逻辑辩论，打破了这些墙。因为它假定他人的存在，允许听者与之接触——但愿听者也这样想。

老人开始讲一个荒谬的故事。你看见的这只羚羊，他说，其实是我的妻子。她与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却无法生儿育女。（又一次：指涉了缺席的孩童——死亡的孩童，尚未出生的孩童——婉转地将魔鬼自己的悲伤，视为那个生死相等的世界的一部分）“我这才另娶一妾，与她生下一个男孩，这孩子眉目清秀，像一轮满月……”孩子十五岁那年，老人出发去另一个城市（他也是商人），他不在的时候，嫉妒的妻子便用魔法把男孩和他的母亲变成了小牛和母牛。“你的小妾死了，她的儿子逃亡在外，”他回来时妻子告诉他。伤心了一年之后，母牛被宰杀作为祭品——这是嫉妒的妻子的阴谋。稍后当他正要宰杀这头小牛之时，他不忍心了。“那头小牛一见我，就挣断了绳索，奔到我面前，恋恋不舍地依着我，淌着眼泪，哞哞地叫个不止，我觉得他可怜，便说……‘留下这头小牛，给我带头母牛来吧。’”牧人的女儿也懂得魔法之术，后来她发现了小牛的真实身份。当商人答应了她的两个要求之后（嫁给他的儿子，向他嫉妒的妻子施咒把她困在一个牲畜的身体里——“否则在她的魔法下我不会安全”），她使他的儿子恢复了原状。故事并没有在那儿完全结束。老人继续解释说，儿子的新娘“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地与我们住在一块儿，直到上帝带她去见他；她去世后，我的儿子便旅行到印度，即这位商人的故乡；然后我带着羚羊，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探听我儿子的消息，直到被命运驱使来到这个园子，我看见这位商人坐着哭泣，这就是我的故事。”魔鬼同意这是个精彩的故事，就免去了商人三分之一的罪过。

一个接着另一个，剩下的两位老人向魔鬼做出同样的提议，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他们的故事。“这两只狗是我的哥哥，”第二个老人说。“这匹骡子原来是我的妻室，”第三个说。这些开场白包含了这整个计划的本质。看着某样现实世界里的真实物件，比如一个动物，而把它说成一样它并不是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样事物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同时存在于世上和我们心里，而否认其中任何一种就等于马上在两种生活中把它杀死。在三个老人的故事中，两面镜子面对面，每一面镜子都反射了另一面的光线。两者都是魔法，既是现实又是想象，每一面都依靠对方而存在。而这的确是一桩生死攸关的事。第一位老人来园子寻找他的儿子，魔鬼来园子杀死无意杀害他儿子的凶手。老人所告诉他的，是我们的子女总是隐形的。这是最简单的事实：生命只属于活着的那个人自己；生命本身会夺走生者；活着就是相互包容。而最后，通过这三个故事，商人保住了性命。

这就是《一千零一夜》的开头。在整个叙述的末尾，通过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了明确的结果，而它承载着奇迹无法改变的吸引力。山鲁佐德为国王生下三个儿子。又一次，故事中的喻意得以揭示。一个讲故事的声音，一个讲故事的女人的声音，一个讲述生死故事的声音，有着赋予生命的力量。

“那么我是否可以大胆请求国王一个恩典？”

“说吧，山鲁佐德，”他答道，“恩典将会赐予你。”

“随之她向看护和太监们喊道，‘把我的孩子们带来。’”

“于是他们迅速地把孩子们带到她那儿，那是三个儿子，一个在走，一个在爬，另一个在吃奶。她带着他们，来到国王跟前，亲吻土地后说道，‘哦，尊敬的国王，这些是你的孩子，我请求你免我一死，看在这些婴孩的分上。’”

当国王听见这些话时，他开始哭泣。他抱起小孩，宣布对山鲁佐德的爱。

“于是他们把城市装点得金光灿烂，以前从未如此。鼓乐震天，哑剧演员和江湖艺人们表演着各自的绝活，国王慷慨地以礼相赠。而且，他将救济品施与穷人及有需要的人，他的恩泽遍布他的王国里所有的事物和子民。”

镜像文本。

假如一个女人讲故事的声音有把孩子带到世上的力量，那么孩子也有力量把故事带入生活。据说一个人如果晚上无法做梦，他就会发疯。同样地，如果孩子不被允许进入想象的世界，他就永远不会理解现实世界。孩子对于故事的需要和他对食物的需要同样根本，它与饥饿以同样的方式显现。给我讲个故事吧，孩子说。给我讲个故事。请给我讲个故事，爸爸，求求你。父亲于是坐下，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或者黑暗中在他身边躺下，两个人一起睡在童床上，开始讲故事，仿佛世上除了他的声音别无其他，黑暗中他讲故事给儿子听。通常是个童话，或者冒险故事。有时也会简单一跃，进入想象的世界。从前，有个小男孩名叫丹尼尔，A对儿子丹尼尔说，这些男孩自己是主人公的故事或许最能令他满足。同样地，A意识到，当他坐在房间里写作《记忆之书》时，他把自己视为另一个人，以便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为了在那儿找到自己，他必须使自己缺席。于是尽管他的意思是说“我”，他却说A。因为记忆的故事是观看的故事。即使可供观看的事物不再存在，这依然是个观看的故事。于是，声音继续。甚至当男孩已闭上眼睡着了，他父亲的声音仍在黑暗中继续讲述。

《记忆之书》。第十二册。

他无法再继续了。孩子们在成人的手里受苦，没有任何理由。孩子们被遗弃，被迫受饿，被谋杀，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意识到。

“可是，话又得回到孩子上来， ”伊万·卡拉马佐夫说，“我该拿他们怎么办呢？”然后又说：“我只想宽恕和拥抱，我不想让更多的人受苦。如果说孩子们遭的罪被纳入苦难的总额以凑足购买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我先在此声明，全部真理不值这个价。”

每一天，他毫不费力地发现它盯着他的脸。那些柬埔寨衰亡的日子里，每一天它都在那儿，从报纸上望向他，无法避开的死亡的照片：饥瘦的孩子们，眼神空洞的成年人。如吉姆·哈里森，一个乐施会的工程师，在日记中写道：“探访了七公里处的小型诊所。绝对没有任何药品——饥饿状况严重——显然他们正因缺少食物而死去……数百名儿童全都非常衰弱——不少得了皮肤病，脱发，头发褪色，人群中有巨大的恐惧。”后面还描写了他探访金边“一月七日医院”时所见到的情形：“……情况很糟糕——孩子们躺在床上肮脏的破布里饿死——没有药——没有食物……饥饿导致的肺结核使人们看起来像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人。在一间病房里，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被绑在床上，因为他快要发疯了——许多孩子如今成了孤儿——或找不到家人——人群中有不少人抽搐和痉挛。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小男孩的脸满目疮痍，似乎是皮肤感染和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身体衰弱——他的眼中充满了脓液，被他五岁的姐姐抱着……我觉得很难承受这样残酷的事——如今成百上千的柬埔寨人一定是同样的情形。”

读到这些话之前两周，A出门与他的一个朋友P吃饭，P是一家大型新闻周刊的撰稿人和编辑。很巧的是，她也正在为她的出版物做一个“柬埔寨故事”的专题。几乎所有美国和海外媒体上关于那边状况的报道她都看过，她告诉A一则北卡罗来纳报纸上的故事——作者是泰国边境一个难民营里的美国医疗志愿者。故事关于美国总统夫人罗莎琳·卡特访问难民营的事。A记得那些刊登在报纸杂志上的照片（第一夫人拥抱一个柬埔寨儿童，第一夫人与医生交谈），他明白美国的责任是要创造条件让卡特夫人表示不满，但他依然被那些照片打动了。原来，卡特夫人访问的难民营是美国医生工作的地方。难民营医院是一个凑合而成的地方：茅草盖的屋顶，几根支撑的梁柱，病人们躺在地面的垫子上。总统夫人到达时，跟着一群官员、记者和摄影师。他们人太多了，当他们成群结队地穿过医院时，病人们的手被笨重的西式靴子踩到，静脉注射管被经过的腿扯断，身体被无意踢到。或许这混乱可以避免，或许不能。不管怎样，当来访者完成视察之后，美国医生提出了一个恳求。求求你们，他说，请你们中的一些人花些时间给医院献血吧；即使最健康的柬埔寨人的血也过于稀薄而无法使用；我们的储备用完了。但第一夫人的行程已经晚了。那天还要去其他地方，要去看望其他受苦的人们。只是没时间了，他们说。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然后，他们像来时那样匆匆离去。

因为世界是可怕的。因为世界可以把人带到一个只有绝望的地方，而这绝望如此完整，如此决绝，以至于什么都无法打开这座牢狱之门，这便是无望。A透过牢房的栏杆向外凝视，发现唯有一个想法可以给他一些安慰：他儿子的形象。不仅仅是他的儿子，而是任何儿子，任何女儿，任何男人或女人的孩子。

因为世界是可怕的。因为它好像不给未来希望，A看着他的儿子，意识到他一定不能让自己陷入绝望。这是对年轻生命的责任，因为他创造了这个生命，他就一定不能绝望。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当他在儿子面前，满足他的需要，把自己献给这个年轻的生命，不断地命令自己留在现在的时候，他感觉绝望蒸发了。尽管他继续绝望，他不允许自己绝望。

因此，想到孩子受苦，对他而言是可怕的。这甚至比世界本身的可怕更可怕。因为它夺走了世间唯一的安慰，因为一个没有安慰的世界，是可怕的。

他无法承受更多。

这是它开始的地方。他独自站在一间空房间里，开始哭泣。“对我而言这难以承受，我无法面对它。”（马拉美）“像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人。”柬埔寨的工程师如是说。是啊，这就是安妮·弗兰克去世的地方。

“这真是个奇迹，”就在她被捕前三周，她写道，“我没有因为它们看起来如此荒谬、难以实现就抛弃我所有的理想……我看见世界正渐渐变成荒野，我听见不断迫近的雷声，那也会毁灭我们，我能感受到百万人的苦难，但是，当我抬头望向天穹，我想一切都会好的，这残酷也会终结……”

不，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事。他甚至并未假装说它可被理解，假装说通过不断地谈论它就能找到其中的意义。不，这不是唯一的事，生活无论如何会继续，假如不是所有人，至少对某些人是如此。然而，因为这是一件永远无法被理解的事，他希望它能容忍他，作为一样总是在开始之前到来的东西。如这句子所言：“这是它开始的地方。他独自站在一间空房间里，开始哭泣。”

回到鲸鱼腹中。

“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同样在这命令中，约拿的故事和所有其他先知书里的故事不同。因为尼尼微人不是犹太人。约拿与其他神的使者不同，他并非被要求去向他自己的人民发言，而是向外国人。更糟的是，他们是他的人民的敌人。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是那时世上最强大的帝国。用那鸿书里的话说（那鸿书的预言被保存在与约拿的故事相同的卷轴上）：“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神对约拿说。尼尼微在东面。约拿马上去了西面，去了他施（即塔特苏斯，在西班牙最远端）。他不仅逃跑了，而且他到达了已知世界的极限。并不难理解这段旅程。想象一种类似的情形：叫一个犹太人在“二战”时期进入德国，布道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党人。这是种不可能的想法。

早在二世纪，一位犹太法学评论者指出，约拿上船后在海中自溺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并非为了从神的面前逃走。这是对《圣经》的政治解读，基督教的诠释者们很快用它来反对犹太人。比如，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 说约拿之所以被派往尼尼微，是因为犹太人拒绝听信先知书，而约拿书是为了给这些“硬颈人民”一个教训。然而，丢慈的卢伯 ，另一个基督教诠释者（十二世纪）则声称，这位先知出于对人民的虔诚才拒绝了神的命令，因此神才没有对约拿很生气。这应和了拉比阿基巴的观点，他说“约拿是嫉妒儿子（以色列）的荣耀，而非嫉妒父亲（神）的荣耀”。

然而，约拿最终答应了去尼尼微城。但即使在他传达讯息后，即使尼尼微人忏悔并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即使神宽恕了他们，我们依然知道“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这是爱国之怒。为什么要宽恕以色列的敌人呢？正是在这时候，神给约拿上了书中最重要的一课——以随后这个蓖麻的寓言。

“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问。于是约拿出城，到了尼尼微城的外围，“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暗示他仍然觉得尼尼微城仍有可能被毁灭，或者他希望尼尼微人会回到他们罪恶的生活，并引来对他们自身的惩罚。神准备了一棵蓖麻（一种植物）使约拿免受日晒之苦，“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但次日黎明，神使这植物枯槁。炎热的东风吹拂，烈日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先前他用过同样的话，这说明这个寓言的信息与此书第一部分的信息相同。“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很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些罪人，这些异教徒——甚至属于他们的这些牲畜——与希伯来人一样都是神的造物。这是令人吃惊的全新观念，尤其考虑到这故事的日期——公元前八世纪（赫拉克利特的时代）。但最终，这是拉比必须教授的事物之精华。假如真有什么正义，这必定是每一个人的正义。没有人可被排除在外，否则便没有正义这样东西。这结论无法回避。这先知书中最短的一部，讲述了约拿有趣甚至喜剧的故事，在礼拜仪式中却占据了中心位置：每一年犹太教的“弥补日”即赎罪日 都会在犹太会堂里朗读，这是犹太人日历上最神圣的日子。因为所有的事物，如同先前所言，都与所有其他事物相联。而假如对万物如此，对所有人也是如此。他没有忘记约拿最后的话语：“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但他还是发现自己在面前的纸页上写下了这些词。假如对万物如此，对所有人也是如此。

词语押韵，即使它们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他也不由自主地把它们放在一起思考。房间和坟墓，坟墓和子宫，子宫和房间 。呼吸和死。还有组成“live”的字母可以重组为“evil”。他知道这不过是学生的把戏。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他写下“学生”这个词时，他想起八九岁时的自己，想起当他发现自己能够以这种方式玩弄词语时、身体内部突然感受到的力量——就好像他偶然找到了一条通向真理的秘密途径：隐藏在世界中心的绝对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真理。当然，以他学生时期的热情，除英语外他并未考虑到语言的存在，伟大的巴别塔在学校生活之外的世界里低语争斗。绝对的、不可动摇的真理怎么会随着语言的改变而改变呢？

尽管如此，并不能完全否认词语押韵、词语转型的力量。魔术感犹在，尽管它无关对真理的追寻，这种魔术，这种词语之间的呼应，在每种语言中同样存在，尽管个别的组合方式各异。在每种语言的核心，都有一个由韵脚、谐音和多义组成的网络，每一样都可作为一种桥梁，把世界截然相反、相互对照的各个方面连接在一起。于是，语言不仅仅是一系列个别事物的加总，其总和也不等于这个世界。更确切地说，语言的意思就如词典中所言：它是一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其所有元素——细胞和肌肉，活细胞和骨骼，手指和体液——同时存在于世上，没有一样可以自己单独存在。因为每个词都由其他词所定义，这意味着进入语言的任何部分就等于进入了语言的全部。于是，假如我们仿效莱布尼兹使用的术语的话，语言便是一个单子。（“因为既然全体是充实的，因而全部物质是连接的，既然在充实中所有的运动都按距离的比例对远处形体发生影响，因而每一个形体都不仅受到与它相接触的形体的影响，并以某种方式感受到这些形体中所发生的事件的影响，而且还以这些事物为媒介，感受到与它所直接接触到的这些事物相接触的事物的影响。所以，这种传达一直达到一切遥远的距离。因此一切物体都感受到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因而观看全体的人能够在每一个物体中看到各处所发生的事，以至过去或未来所发生的事，在现在中观察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甚为遥远的事……但是一个灵魂只能在自身中看到清晰地表象于其中的东西，而不能一下发挥出它的全部奥秘，因为这些奥秘是趋于无穷的。” ）

于是，像A那样作为学生把玩词语，与其说是在寻找真理，不如说是在寻找以语言的方式显现的世界。语言并非真理。它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方式。把玩词语只是在检视思想起作用的方式，在思想意识到的时候反射出世界的一颗粒子。同样地，世界不只是居于其中的事物的总和。它是事物关联的无限复杂的网络。因为在词语的诸多意义中，事物只在相互关联时才呈现意义。“两张脸相似，”帕斯卡尔写道。“这本身并不有趣，但并排站在一起时他们的相似性令我们大笑。”脸为眼睛押韵，一如两个词为耳朵押韵。更进一步地说，A会声称人们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同样有可能押韵。一个年轻人在巴黎租了一间房间，然后发现他的父亲曾在战争期间躲在同一间房间里。如果把这两个事件分开考虑，那么对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时，它们创造出的韵脚就改变了每个事件的现实。就如同两个物件，当彼此接近时，会产生电磁力，这电磁力不但影响两者的分子结构，而且同时影响了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好像连环境都改变了，因此两个（或更多）押韵的事件会在世上建立一种联系，通过广阔的全体经验增加一个节点。

这类联系在文学作品中很普遍（回到那个论点），但人们倾向于在现实中对它们视而不见——因为世界太大，而人的生命太渺小。只有少数时候当人们碰巧瞥见世界的韵脚，心灵才会跳出自身作为一座连接时间和空间、视觉和记忆的桥梁。但不只是韵脚，还有更多。存在的语法包括了语言本身的所有修辞：明喻、暗喻、换喻、提喻——因此在世上遇见的每样事物实际上是许多事物，它们又接着转化为许多其他事物，取决于这些事物与什么相邻，被什么包含，或者脱离于什么。经常地，类比的第二项会丢失。它可能被忘记，或者被埋在潜意识里，或者不知怎么就想不起来。普鲁斯特在他小说的一个重要段落中写道：“往事隐匿在智力范围之外，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某个我们根本意想不到的物质对象（对这个物体所激起的反应）之中。这一物体，我们能在死亡来临之前遇到它，抑或永远都不能遇到它，纯粹出于偶然。 ”所有人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经历过忘却的奇妙感觉，那是丢失项的神秘力量。一个人会说，我走进那间房间，有一种最奇怪的感觉，仿佛我以前到过那儿，尽管我根本想不起来了。在巴甫洛夫对狗做的实验中（这个实验，在尽可能最简单的层面，证明了大脑可以在两样不相似的东西间建立联系，而最终忘掉第一样东西，从而把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发生了一些事，尽管我们说不出是些什么事。或许，A想要努力表达的，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一个词都没有丢失。他的眼睛或大脑无论停在哪儿，他都能找到另一种联系，另一座桥梁，把他带到又一个地方，即使在他房间的孤独中，世界仍然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冲向他，仿佛突然之间一切同时聚集在他那儿并发生在他身上。巧合：偶遇；在时间或空间中占据同一个位置。因此，心灵比它所包含的更大。如同奥古斯丁所言：“自身不包括的部分在哪里？”

第二次回到鲸鱼腹中。

“等他恢复知觉时，木偶想不起来他在哪儿了。四周一片黑，如此深如此黑的黑暗令匹诺曹以为自己一头栽进了装得满满的墨水瓶里去了。”

这是科洛迪对匹诺曹进入鲨鱼腹中的描写。以平常的方式写是一回事：“一种像墨水一样黑的黑暗”——陈腐的文学辞藻在阅读的一刻便被忘却。但在这儿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它超越了写作好坏的问题（这显然写得不差）。仔细看：科洛迪在这段落中没有做对比，没有“仿佛”，没有“如同”，没有把一样东西与另一样进行等同或对比。绝对黑暗的图景一下子让位于墨水瓶的形象。匹诺曹刚刚进入鲨鱼腹中。他还不知道杰佩托也在那儿。一切，至少在这短暂的瞬间，迷失了。匹诺曹被孤独的黑暗包围。而就在这黑暗中，全书最核心的创造性行为发生了：木偶最终找到勇气救出他的父亲，并因此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男孩。

科洛迪安排他的木偶投入鲨鱼的黑暗，是要告诉我们，他正把他的钢笔浸入墨水瓶的黑暗中。毕竟，匹诺曹只是木头做的。科洛迪把他作为一种工具（从字面上说，就是那支钢笔）来写他自己的故事。这并非沉溺于原始的心理分析。科洛迪本不可能达成《木偶奇遇记》所达到的水准，除非对他而言这本书是回忆之书。当他坐下来写这本书时他已五十出头，刚刚从政府服务机构的平常职业生涯中退休，根据他侄子的记录，“既无热情，也不守时，也不服从”。与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一样，他的故事也是寻找他失落的童年。甚至他写作用的笔名也是往日的再现。他的真名叫卡尔洛·洛伦齐尼。科洛迪是他母亲出生的那个小镇的名字，小时候他在那儿度过假期。关于他的童年，可以知道几点。他喜欢讲夸张的故事，朋友们崇拜他用故事使他们着迷的能力。他的兄弟伊珀里托说，“他讲得那样好，又那样有噱头，以至于半个世界陶醉其中，孩子们张大嘴听得津津有味。”完成《木偶奇遇记》后很久，在晚年写的一个自传性短篇中，科洛迪肯定地说他把自己看作木偶的翻版。他把自己描绘成爱开玩笑的小丑——在课堂上吃樱桃并把果核塞进同学的口袋，捉苍蝇放在别人的耳朵里，在坐在他前面的男孩的衣服上画图：总而言之，给所有人制造混乱。这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匹诺曹是科洛迪的替身，在木偶被创造出来之后，科洛迪把自己视为匹诺曹。木偶则成为了他自己孩子时的形象。因此，把木偶浸入墨水瓶就是使用他的创造物来书写他自身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孤独的黑暗中，记忆工作才会开始。

《记忆之书》的（几条）可能的引语。

“我们当然应该在童年期追寻创作性活动的最初踪迹。孩子们最热衷的、最喜欢的事情是玩耍。或许我们可以说，每个孩子玩耍时的行为都与有想象力的作家类似，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以崭新的方式重新安置了他的世界中的事物……认为他没有严肃地对待他的那个世界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在玩耍时非常认真，并在其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弗洛伊德）

“你不会忘记对作家生活中童年期记忆的强调，这个强调或许令人困惑，它最终来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个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期游戏的继续和替代。”（弗洛伊德）

他望着他的儿子。他望着这个小男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他说话。他看着他玩玩具，听他自言自语。每次男孩拿起一样东西，或者在地板上推玩具卡车玩，或者在面前不断变高的积木塔上加上又一块积木时，他都会把正在做的事说出来，就像电影里的画外音，或者他会编一个故事来配合他正在做的行动。每个动作产生一个词，或一系列词；每个词又引发了另一个动作：一整套倒转的、延续的、崭新的动作和词语。对此并无固定的中心（“一个到处都是中心的宇宙，无处是周围”）或许孩子的意识除外，它本身就是知觉、记忆和表达不断变换的领域。没有不能被打破的自然规则：卡车飞翔，积木变成人，死者随意复活。孩子的大脑毫不犹豫地从一样东西奔向另一样。看，他说，我的花椰菜是一棵树。看，我的土豆是一朵云。看那朵云，他是一个人。或者，当他的舌头感觉到食物时，他抬起头，眼睛狡诘地闪动：“你知道匹诺曹和他的父亲如何逃脱鲨鱼的吗？”停顿，让问题沉下。然后，轻声说：“他们安静地偷偷走到他的舌头上。”

有时候，A似乎觉得他儿子在玩耍时的精神漫游恰好反映了他自己穿越他的书之迷宫的过程。他甚至觉得假如他能以某种方式把他儿子玩耍的过程做成一张图表（详尽的描述，包含每一次转换、联系和手势），再为他的书做一张类似的图表（详尽阐述在词语的裂缝间、句子的间隙处、两个部分间的空白之中所发生的事——换而言之，阐明联系的线轴），那么两张图表将会一模一样：一张会与另一张完美契合。

在写作《记忆之书》的那段时光，观察这个男孩的记忆过程给了他特别的快乐。如同所有还不识字的人，男孩的记性令人吃惊。他观察细节的能力，看出事物特点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书面语言使人们无需记得世界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记忆会保存在词语中。然而孩子，身处书面语尚未来临之时，他以西塞罗所推荐的方式记忆，无数经典作家对该主题有同样的看法：图像与地点相结合。比如有一天（这是唯一的例子，从无数的可能性中选出），A和儿子在街上散步。他们偶遇了一个托儿所的玩伴与他父亲站在一间披萨小店门外。A的儿子很高兴看见他的朋友，但另一个男孩似乎对这场偶遇很害羞。说哈啰，肯尼，他的父亲催促他，这男孩最终挤出一声轻微的问候。随后A和他儿子继续散步。三四个月之后，他们一起散步碰巧又经过那里。A突然听见他儿子在自言自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说哈啰，肯尼，说哈啰。A突然想到，假如以某种意义而言世界把自己铭刻于我们的心，那么同样可以说我们的经验被铭刻于世界。在那短暂的瞬间，当他们走过披萨小店时，这男孩真正地看见了他自己的过去。过去，重复普鲁斯特的说法，隐匿在某个物质对象中。于是，在世上漫游，同时也是在我们自身内的漫游。那就是说，我们踏进记忆空间的那一刻，我们走进了世界。

这是个失落的世界。而他突然意识到它将永远失落。男孩会忘记迄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除了某种余烬将一无所有，或许甚至连余烬都没有。在他生命的前三年，A与他一起度过的无数小时，对他说过的千言万语，读给他听的书，为他做的饭，为他拭去的泪——所有这些东西都将从男孩的记忆里永远消失。

《记忆之书》。第十三册。

他记得给自己取了个新的名字，约翰，因为所有的牛仔都叫约翰，每次他母亲用真名叫他时，他都拒绝回应。他记得自己跑出屋子，躺在马路中央，闭着眼，等待车辆在他身上碾过。他记得祖父给了他一张加比·海斯 的大幅照片，他把它放在五斗橱上方的荣誉栏中。他记得曾以为世界是平的。他记得学习怎样系鞋带。他记得父亲的衣服放在他房间的壁橱里，早上衣架碰撞的声音会把他吵醒。他记得父亲系领带时的样子，父亲对他说，起床吧，发光吧，小男孩。他记得想成为一只松鼠，因为他希望像松鼠一样轻盈，有条浓密的尾巴，能够在树间跳来跳去仿佛在飞翔。他记得透过百叶窗看见母亲抱着刚刚出生的妹妹出院归来。他记得坐在妹妹身边的白衣护士给他吃小块的瑞士巧克力。他记得她把它们称为瑞士尽管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记得仲夏黄昏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着树，在树枝的轮廓间看见不同的脸。他记得坐在浴缸里，假装膝盖是山，假装白色的肥皂是海洋的轮廓。他记得有一天父亲给了他一个李子，叫他去外面骑三轮童车。他记得他不喜欢李子的味道，他把它扔进阴沟，并深感罪恶。他记得一天母亲带着他和他的朋友B去纽沃克的电视台演播室，看“快乐年少” ^[1] 节目。他记得弗雷德大叔的脸上化了妆，就像他母亲一样，对此他觉得很惊讶。他记得小小的电视机里播着卡通片，和家里那台一样大，他觉得非常失望，以至于想站起来向弗雷德大叔大声抗议。他记得他一直期待着看农夫格雷和费里克斯猫在舞台上表演，与真的一样大小，用真的干草叉和耙子互相攻击。他记得B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声称他的泰迪熊血管里流着绿色的血。他记得B和他的祖母们住在一起，要去他家你不得不穿过一个楼上的客厅，在那儿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永远都在看电视。他记得他和B会去树丛和邻居的后院搜寻动物尸体。他记得他把它们埋在屋子一侧，常春藤的阴影深处，多数是鸟，像麻雀、旅鸫、鹪鹩那样的小鸟。他记得他用小树枝为它们做了十字架，把它们放在他和B在地上挖好的洞里，对着它们的尸体念祷词，尸体的眼睛碰到了松软潮湿的土地。他记得一天下午他用榔头和螺丝刀拆开家里的收音机，并向母亲解释说他在做一项科学实验。他记得他用了这些词，母亲打了他。他记得他试图用一把在车库里找到的钝斧砍倒后院的一棵小果树，最后只砍出几个凹痕。他记得翻开树皮背面看见了绿色，也因此挨了打。他记得一年级时他离开其他孩子坐在桌子前因为他上课时讲话受了罚。他记得坐在桌前读一本有红色封面、红色插图和蓝绿色背景的书。他记得老师从后向他走来，温柔地把手放在他肩上，向他轻声提了个问题。他记得她穿着一件白色无袖衫，手臂粗壮并有雀斑。他记得在操场上的垒球比赛中他与另一个男孩发生冲突，被重重摔在地上，此后的五或十分钟，一切看出来都像照相负片。他记得他站起来向校舍走去，心想，我要瞎了。他记得恐惧如何渐渐转变为接受，甚至变成了对那短暂几分钟的陶醉，他记得当视力恢复时，他觉得身体内部发生了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他记得在长大后很久还尿湿了一次床，早晨醒来时床单冰凉。他记得第一次受邀在朋友家过夜时，他如何整夜无法入眠，因为害怕尿床使自己蒙羞，他盯着手表发着绿光的指针看，那是他六岁的生日礼物。他记得他仔细读过儿童版圣经的插图，并接受了神有白色的长胡子的事实。他记得他认为所听见的身体内部的声音是神的声音。他记得与祖父一同去麦迪逊花园广场看马戏，从一个八英尺半高的小丑那儿花了五十美分买下了他的戒指。他记得把戒指放在五斗橱上方加比·海斯的照片旁边，他四个手指都戴得上。他记得他曾猜测或许整个世界被包裹在一个玻璃缸中，与其他的玻璃缸世界一起并排在巨人屋的茶水间里。他记得因为是犹太人，他拒绝在学校演唱圣诞赞美诗，当其他孩子去礼堂排练的时候他躲在教室后面。他记得穿着新衣从希伯来学校第一天返家时，被穿着皮衣、叫他“犹太狗屎”的学长推进小溪。他记得写第一本书时的情景，他用绿色墨水写的侦探小说。他记得他想到假如亚当和夏娃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那么每个人与其他人都有关系。他记得他想把一枚硬币扔出祖父母在哥伦布转盘边的公寓窗外时，祖母告诉他这会直接砸穿某人的头。他记得从帝国大厦楼顶往下看，惊讶地发现出租车仍然是黄色的。他记得和母亲一起参观自由女神像，她在火炬里变得非常紧张，叫他下楼坐好，一步一台阶。他记得夏日露营时被雷打死的那个男孩。他记得男孩在雨中躺在他旁边，他看着男孩的嘴唇变紫。他记得祖母告诉他，她如何还记得五岁时从俄国到美国来时的情景。他记得她告诉他，她记得从熟睡中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士兵怀中，他把她抱上了船。他记得她告诉他这是唯一她能记得的事。

《记忆之书》。那夜稍晚时。

就在他写下“这是唯一她能记得的事”这句子后不久，A从桌前起身，离开了房间。他沿着街走，感觉被那天的工作弄得精疲力竭，他决定继续散会儿步。黑暗来临。他停下来吃晚餐，在面前的桌上摊开一张报纸，随后，付完账之后，他决定用那夜剩余的时光看一场电影。他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走到戏院。正要买票时，他改变了主意，把钱放回口袋，随后离开。他追溯着自己的足迹，沿着把他带到那儿的同样的路返回。沿路，他曾一度停下，喝了一杯啤酒。然后他继续步行。当他打开房间门时，差不多已十二点。

那天晚上，他生命中第一次梦见自己死了。在梦中他两次醒来，害怕得发抖。每一次，他都试图平静下来，他告诉自己，在床上换个姿势梦就会终结，然而每一次重新入眠，这个梦就会刚好从方才停下的地方又一次开始。

说他死了并不确切，而是他将要死去。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绝对的、即将到来的事实。他正躺在医院病床上，忍受着致命的疾病之苦。他的头发成片落下，头已经半秃。两个白衣护士走进房间告诉他：“今天你就要死去。太迟了，帮不了你了。”她们几乎是机械的，对他无动于衷。他大声呼喊，请求她们，“我要死还太年轻，我不想现在死。”“太迟了，”护士答道，“现在我们必须剃光你的头。”泪水从他眼中倾泻而下，他允许她们剃他的头。随后她们说：“棺材就在那儿。就去躺在里面吧，闭上眼睛，不久你就会死去。”他曾想逃走。但他知道不可以违背她们的要求。他走到棺材那儿，爬了进去。棺盖在他面前合上，但是一旦到了里面他就睁着眼睛。

然后他第一次醒来。

重新入眠后，他爬出了棺材。他穿着一件病人的白色长袍，赤着脚。他离开房间，在数条走廊中漫步了许久，然后走出了医院。不久之后，他在前妻的屋子前敲门。“今天我就要死了，”他对她说，“对此我无能为力。”她平静地接受了这则消息，她的反应与护士们差不多。但他去那儿并非要她同情。他想要指导她如何处理他的手稿。他历数了长长的作品清单，告诉她每一件作品是如何以及在何处出版的。然后他说：“《记忆之书》还没完成。对此我无能为力了。没有时间完成它了。你帮我写完它，然后交给丹尼尔。我信任你。你帮我完成它。”她答应了，但没有多少热情。然后他开始哭泣，就像此前所做的那样，“我要死还太年轻，我不想现在死。”但她耐心地向他解释假如不得不如此，那么他就应该接受。随后他离开她家，回到医院。当他到达停车场时，他第二次醒来。

重新入眠后，他又在医院里了，在太平间旁边一间地下室里。房间很大，空旷，雪白，像某种老式厨房。他童年时代的一班朋友，如今已长大，围坐在桌边正吃着一大桌丰盛的菜肴。他走进房间时，他们全都转过头盯着他看。他向他们解释：“看，他们把我的头剃了。我今天就不得不死，我不想死。”他的朋友们被感动了。他们邀请他坐下一同聚餐。“不，”他说，“我不能和你们吃饭了，我要到旁边的房间里死去。”他指向一扇带有圆窗的白色旋转门。他的朋友们从椅子上起身，走到了他身边。有一小会儿，他们一起回忆了童年共度的时光。与他们交谈令他感到安慰，但同时他觉得要鼓起勇气走过那扇门就更难了。最后，他宣布：“现在我必须要走了。现在我必须要死去。”他一个接一个拥抱他的朋友们，眼泪从面颊流下，用尽全力与他们拥抱并告别。

然后他最后一次醒来。

《记忆之书》的结语。

出自1938年10月22日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写给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一封信，该信从未寄出。

“我写这封信，亲爱的，并没有话要说……我正把它写进一个空的地方。也许你会回来，发现我不在这儿。然后这将会是你仅剩的、可用来怀念我的东西……生活可以这样漫长。我们每个人孤独地死去，是多么艰难而漫长。对于无法分离的我们，命运会如此么？小不点儿们，孩子们，这是我们应得的么？这是你应得的么，我的天使？一切继续，和从前一样。我一无所知。然而我知道一切——你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于我都清晰明了，如在谵妄中——在我最近一个梦里，我在一间肮脏的旅馆餐厅里为你购买食物。我身边的人全是陌生人。当我买好东西，我意识到我不知道应该把它带去哪儿，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当我醒来，我对舒拉说：‘奥西亚 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但在做那个梦的时候，我找不到你。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你听得见我吗？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我永远无法告诉你我有多爱你。甚至现在我也无法告诉你。我对你讲话，只对你。你永远和我在一起，而我，这个疯狂的愤怒的人，从未学会流下简单的泪——现在我哭泣哭泣哭泣……这就是我：纳迪娅 。你在哪里？”

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曾经如此。此后不再。

天空是蓝的黑的灰的黄的。天空不在那儿，它是红的。所有这些都在昨天。所有这些都在一百年之前。天空是白的。它闻起来有土地的味道，它不在那儿了。天空像土地一样白，它闻起来有昨天的味道。所有这些都曾经是明天的。所有这些都曾经在距今一百年前。天空是柠檬色的粉红色的淡紫色的。天就是地。天空是白色的，它不在那儿了。

他醒来。他在桌子和窗户间来回走。他坐下。他站起。他在床和椅子间来回走。他躺下。他盯着天花板看。他闭眼。他睁眼。他在桌子和窗户间来回走。

他找到一页新的纸。他把它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

曾经如此。此后不再。要记得。

（1980—1981）

[1] Junior Frolics ，五十年代由“弗雷德大叔”（Uncle Fred）主持的电视节目。 WlCm8V2mt7V9X+wI7aL4Shchx0spHrHkS80DNbNnrPqaayrs1i0ISFP7V+JcCI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