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追寻真理，就要准备好遇上意外，因为追寻真理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寻到真理之时亦会令人迷惑不解。

——赫拉克里特

某一天，生命犹存。比如说，一个人在最健康的时候，一点都不老，没有任何病史。一切如常，仿佛会永远如此。他度过一日又一日，独善其身，只向往着前面的生活。然后，突然之间，死亡不期而至。他微微叹了口气，重重倒在椅子上，而这便是死。这么突然，没有留下一点思索的空间，不给大脑任何机会来想出一个或可安慰的词。除了死亡，除了人难免一死这个无法简化的事实，我们一无所有。久病后死去，我们可以顺从地接受。甚至连意外死亡，我们也可以归咎于命运。但对于一个没有明显原因便死去的人，对于一个仅仅因为他是个人便要死去的人，死亡将我们带到一个离生与死的隐形边界如此接近的地方，以至于我们不再知道自己在哪边。生变成了死，仿佛死一直拥有此生。毫无预警的死。也就是说：生命停止了。而生命可能在任何时候停止。

三个星期前我得知父亲的死讯。那是个周日早晨，当时我正在厨房为小儿子丹尼尔准备早餐。楼上，我的妻子还在床上，在温暖的被窝里，享受着多睡几小时的奢侈。乡村冬日：一个寂静的、木烟缭绕的、雪白的世界。我满脑子想着前夜一直在写的那篇文章，正期待着下午能够重新开始工作。然后电话铃响了。我马上知道麻烦来了。没有人会在星期天早上八点打电话来，除非有不能等的消息。而不能等的消息总是坏消息。

我无法把事情想得更好些。

早在我们收拾好行李、踏上赴新泽西的三小时车程前，我便知道我将不得不写下关于父亲的事。我没有计划，对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确切的想法。我甚至想不起曾为此做过决定。只是一种确信，一种从我获知消息那刻起便开始强加于我的责任。我想：父亲去了。如果我不快点行动，他的整个一生将会随之消逝。

如今回首，即使迄今不过三周，我依然觉得那是个相当奇特的反应。我一直猜想死亡会令我麻木，会以悲痛令我瘫痪。但现在它已然发生，我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没有感到世界在我周围塌陷。我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对接受死亡做好了绝佳的准备，即使它如此突然。使我不安的是一些其他事，一些与死亡及我对死亡的反应无关的东西：我意识到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没有妻子，没有依赖于他的家庭，没有人的生活会因他的缺席而改变。就零星的朋友而言，或许会有短暂的惊愕，会因为想到生死无常而严肃起来，一如念及丧友之痛，随后是一小段哀悼期，然后便什么都没了。最终，就好像他根本未曾活过。

即使在他去世前，他就已经一直缺席；与他最亲近的人们早已学会接受他的缺席，将之视为他存在的基本特质。既然他死了，这世界也不难接受他已永远离去的事实。他生命的特性使人们对他的死已有准备——这是预料之中的死——如果人们想起他，当人们想起他，那也会是模糊的，至多是模糊的印象。

他缺乏热情，无论对一件事、一个人还是一种想法，在任何情形下他都无力或不愿显露自己，他成功地使自己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以免深入事物的核心。他吃东西，他去工作，他交朋友，他打网球，然而尽管如此，他并不在那儿。就最深刻、最无法改变的意义而言，他是个隐形人。对他人隐形，很有可能对他自己也是如此。如果说，当他活着时，我不断寻找着他，不断试图找到这个并不在那儿的父亲，那么现在他死了，我仍然觉得必须继续寻找他。死亡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唯一的区别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整整十五年他都一个人住。坚韧地、不透光地生活，仿佛对世界免疫。他不像一个要占据空间的人，而更像一块无法穿透的人形空间。世界在他身上弹开，被他撞得粉碎，有时依附于他——但从未穿越他。整整十五年，他出没于一所巨大的房子，完全独自一人，他就是在那栋房子里死去的。

曾有一小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住在那儿——父亲、母亲、妹妹和我。父母离异后，大家分开了：母亲开始了新生活，我离家去上大学，妹妹和母亲在一起，后来她也上了学。只有父亲留了下来。因为离婚协议里有一个条款，规定母亲仍然拥有这栋房子的一部分以及若房屋变卖、母亲将获得收入的一半（所以父亲不愿将之变卖）；或者是因为对改变生活的某种隐秘的拒绝（这样才能向世人说明离婚事件并未以一种他无法控制的方式影响了他）；或仅仅出于惯性，一种阻止他采取任何行动的情感倦怠，他继续留在那儿，独居在一栋可以容纳六七人的房子里。

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古老，坚固，都铎式风格，有花饰铅条窗、石板瓦屋顶和皇家规模的房间。买下它对我父母而言曾是一大步，是财富增长的信号。这是城中的黄金地段，尽管不是居住的合宜之地（尤其对孩子们而言），它的声望仍胜过其死气沉沉的特质。说来讽刺，父亲最终在那所房子里度过余生，可他起初却拒绝搬去那儿。他抱怨价钱（不变的主题），而当他最后软下来时，也是不情不愿情绪不佳。即使如此，他还是付了现金。一次付清。没有抵押借款，没有每月分期还款。那是1959年，他的生意做得不错。

他一直是个按部就班的人，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努力工作一整天，然后，当他回到家（在那些日子里，他并不工作到很晚），在晚餐前小睡片刻。在我们入住新居后的第一周，还没有完全搬进去住时，他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下班后，他没有开车回新居，而是按多年来的习惯直接去了老房子，他把车泊在车道上，从后门进屋，上楼进了卧室，在床上躺下，开始睡觉。他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用说，当屋子的新主人回家发现有个古怪男人在她床上睡觉时，她有点惊讶。但与金发姑娘的故事 不同，父亲并没有跳起来落荒而逃。最终误解消除了，人人开怀大笑。直到现在，这故事仍让我发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将之视为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人开车误返旧居是一回事，但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里面的东西都改变了却着实是另一回事。即使最疲倦、最心不在焉的大脑都有个纯动物性反应区，会告诉身体处于何地。他一定是几乎没有意识，才会没看见，至少没感觉到屋子不再与以前相同。就像贝克特的一个角色所言：“习惯，是伟大的消音器。”而假如大脑不能对物理证据做出反应，那么当它面对感情证据时又会如何？

在那最后十五年间，他几乎没有改变过房子里的任何东西。他没有添置任何家具，也没有丢弃任何家具。墙壁保持着原来的颜色，锅碗瓢盆未曾更新，甚至我母亲的衣服也没有扔掉——而是存放在阁楼一个柜子里。房子的规模令他不必对容纳其中的东西做出任何决定。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恋过去，想把房子当博物馆保存。相反地，看上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疏忽支配着他，而不是记忆；尽管他继续在那栋房子里度过了那些年，他仍然好像一个陌生人似的住在里面。当一年年过去，他在房子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几乎每顿饭都在餐馆吃，把社交活动安排得每夜都很忙，把房子当成一个不过用来睡觉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次我碰巧向他提及我从前一年的写作和翻译中挣了多少钱（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是个小数目，但比我曾经赚过的钱多），他的反应很有趣：单单在外就餐，他就花得比这多。要点在于：他的生活并非以居住的地方为中心。他的房子只是他不停流动的存在中众多停留地之一，缺乏中心把他变成了永远的局外人，自身生命的游客。你永远不会觉得可以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尽管如此，这房子对我似乎仍很重要，假如仅就它被忽视的程度而言——那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征兆，它本不可及，现在却通过无意识行为的具体图景得以显现。这栋房子成了父亲生命的隐喻，成了他内心世界准确而忠实的代表。因为尽管他保持房屋整洁并或多或少地维持原样，房子依然逐渐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解体的过程。他爱整洁，总是把东西放回原位，但没有东西他在意过，也从未打扫过。家具，尤其在他很少去的房间里，蒙上了灰尘和蜘蛛网，这是完全疏忽的信号；烧焦的食物在厨房炉子上结了厚厚一层污垢，已经没法清理了；碗橱里，有时在架子上经年煎熬的东西有：生虫的面粉、过期的饼干、变成坚固块状的一包包糖、再也打不开的调料瓶。每当自己烧饭吃，他会立刻卖力地洗盘子——但只是冲一冲，从不用皂液，所以每个杯子、每个碟、每个盘都会裹着一层肮脏的油腻。整栋屋子里，无论何时都拉着的窗帘变得如此破旧，以至于只要轻轻一拉就会把它们弄破。家具出现了裂缝，壁炉的热量从来不够，淋浴器也坏了。这栋房子变得破烂不堪，走入其中令人沮丧。你会感觉好像走进一栋盲人的房子。

他的朋友和家人觉察到他在那栋房子里疯狂的生活方式，一直敦促他把房子变卖了搬去别处住。但他总是用一句含含糊糊的“我在这儿很好”或“这栋房子蛮配我的”成功地将他们打发。然而到最后，他的确决定搬走了。在最后一刻。他去世前十天、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交谈时，他告诉我房子已经卖了，一切会在2月1号搞定，大约三周后。他想知道房子里是否有什么东西我会用得上，而我答应与妻子和丹尼尔一有时间就去一次。我们还来不及去，他就死了。

我认识到，没有什么事比不得不面对死人的东西更糟糕的了。事物平淡无趣：只有在对它们加以利用的生命的作用之下才有意义。当那个生命终止时，事物变化了，即使它们仍然是原来的东西。它们在那儿，但又不在那儿：它们是有形的鬼魂，被判苟活于一个不再属于它们的世界。比如说，对于一大橱静静等待着那位不归人再次来穿的衣服，人们该作何感想？对于那些散落在满是内衣和袜子的抽屉里的一包包避孕套呢？或者卫生间里、仍然残留着上次剃须残留粉末的电动剃须刀？或藏匿于旅行皮箱里的一打用完的染发剂？——都是人们不想看见、不愿知道的具有揭示性的东西。这里面有种辛酸，也有一种恐怖。对事物自身而言，它们并无意义，就像某种消失的文明里的炊具。然而它们又对我们诉说着什么，并非作为物件存在于那儿，而是作为思想和意识的遗迹，作为孤独的象征，在那种孤独里，一个人最终做出了关于自身的种种决定：是否染发，穿这件还是那件衬衣，是否生，是否死。而一旦死亡来临，一切都变成徒劳。

每次打开抽屉或把头探入橱柜，我就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一个洗劫思想秘密之地的夜盗。我不断盼望着父亲走进来，用怀疑的眼神注视我，问我究竟认为自己在干些什么。他无法抗议，这似乎不太公平。我无权侵入他的隐私。

一张名片背后，有个草草涂写的电话号码：H.姆伯格——制作各种垃圾桶。父母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拍的照片，1946年：母亲紧张地坐在一头牛身上，为了拍那种一点都不好笑的趣味照片，我突然觉得世界总是那样不真实，即使在好久以前。一个放满榔头、钉子和二十多把螺丝起子的抽屉。一个文件柜，里面塞满了1953年后注销的支票和我六岁生日时收到的贺卡。然后，藏在卫生间一个抽屉的最下面：标着姓名首字母的牙刷，它曾经属于我母亲，十五多年来没人碰过、看过。

这清单无穷无尽。

我很快就发现，父亲几乎没有做任何离开的准备。在整栋屋子里，我能察觉到的即将搬迁的唯一征兆是几箱书——他打算捐献给慈善机构的没有价值的书（过时的地图册，五十年前的电子学入门书，高中拉丁语法书，古代法律书）。除此什么也没有。没有等待被填满的空箱子。没有送人或变卖的家具。没有与搬家公司的预约安排。就好像他无力面对这些。比起清空这栋屋子，他更愿意简单地去死。死是一条出路，唯一正当的逃避。

然而我无法逃避。事情要做掉，而没有其他人可以来做。整整十天，我翻检他的物品，打扫屋子，为迎接新主人做准备。这是一段悲惨的时期，但也是一段古怪可笑的日子，充满鲁莽和荒诞的决定：这个卖掉，那个丢掉，这个送人。我和妻子买了一部大型木制滑梯放在客厅，给十八个月大的丹尼尔玩。他在混乱中兴奋起来：他翻东西，把灯罩戴在头上，把塑料游戏筹码扔得满屋都是，并在逐渐清空的屋子的开阔空间里奔跑。晚上，我和妻子会躺在巨大的被窝里看电视里放的垃圾电影。直到电视也被送走。火炉有点问题，假如我忘记加水，它就会熄灭。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室温已经跌到了华氏四十度 。每天二十次电话响，每天二十次我告诉别人我父亲死了。我已经成了家具销售员、搬运工，成了坏消息的使者。

这栋房子渐渐变得像一出老套讽刺喜剧 里的场景。亲戚们蜂拥而至，想要这件家具或那件餐具，他们试穿我父亲的套装，翻箱倒柜，像一群鹅叽叽喳喳。拍卖师跑来查验货色（“没有天鹅绒面，它一文不值！”），他们嗤之以鼻，一走了之。垃圾工人穿着笨重的靴子进来，拖着成堆的垃圾离开。抄水表的来抄水表，抄煤气的来抄煤气，抄用油量的来抄用油量。（其中一个，我忘了哪个，多年来父亲给他惹了很多麻烦，他以一种恶意串通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想这么说。”——意思是他想说——“但你父亲真是个讨厌的混蛋。”）地产经纪人跑来为新主人买些家具，结果倒为自己弄了面镜子。一个开古玩店的女人买走了我母亲的旧帽子。一位拾荒者带来了一个助理团队（四个黑人分别叫路德、尤利西斯、汤米·普莱德和乔·萨普），他们拉走了所有东西，从一套头巾到一个坏面包机。等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剩下。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一丝怀念都没有。

对我而言，假如那段日子里有一个最糟的时刻，那就是我在滂沱大雨中走过屋前的草坪，手中捧着父亲的领带丢进“亲善团卡车”的后车座。一定有超过一百条领带，其中大部分我从童年时期就记得：那些花样、颜色、形状早已深植入我最初的意识，一如父亲的脸一样清晰。看着自己把它们像垃圾一样扔掉令我无法忍受，而就是在那时，恰恰在我把它们扔进卡车的那一刻，我几乎流下了眼泪。与看着棺木被降入地下相比，扔掉这些领带的行为对我而言更像是葬礼。我终于意识到父亲死了。

昨天，一个邻居家的孩子来找丹尼尔玩。是个大约三岁半的女孩，刚刚明白大人们也曾经是小孩，连她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也都有父母。她一度拿起电话，开始一场假装的对话，然后转向我说：“保罗，是你父亲。他想和你说话。”真恐怖。我想：在电话另一头有个鬼魂，他真的想和我说话。隔了一会儿，我才说出话来。“不，”我最终脱口而出，“不可能是我父亲。今天他不会打电话来。他在别的地方。”

我等到她挂断电话才走出房间。

在他卧室的壁橱里，我找到了几百张照片——藏在褪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里，粘在扭曲的照相簿黑页间，零星地散落在抽屉中。从它们存放的方式，我推测他从来不看这些照片，甚至忘了它们在那儿。有本非常大的相册，用昂贵的皮面装订，封面上有镀金的标题——这是我们的生活：奥斯特一家——但里面完全是空的。某人，很可能是我母亲，曾经不辞劳苦地订购了这本相册，却没人花心思去填满它。

回到家，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兴致审视这些图片。我觉得它们难以抗拒，非常珍贵，近乎圣迹。它们似乎可以告诉我那些我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揭示先前隐藏的真实，而我仔细研究每张照片，全神贯注于最微小的细节，最无足轻重的影子，直到所有图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想遗失任何东西。

死亡从他那儿带走了他的身体。活着的时候，一个人和他的身体是同义词；死亡时，这个人和他的身体是不同的存在。我们说“这是X的身体”，就好像这个身体——曾经是这个人本身，不是代表他或属于他的东西，而就是这个叫X的人——突然间变得毫不重要。当一个人走进房间、你和他握手时，你不会感觉你是在和他的手握手，或和他的身体握手，你是和他握手。死亡改变了这点。这是X的身体，而并非X。句法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在谈论两种东西，而不是一种，暗示着这人继续存在，但仅仅作为一个想法，作为别人脑子里的一连串图像和记忆。就这身体而言，它只是一些肉和骨头，一堆纯粹的物质。

发现这些照片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它们似乎可以重新确认父亲在这世界的物理存在，给我一种他依旧在那儿的幻觉。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我以前从未见过，尤其是那些他年轻时的照片，这给了我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我正第一次遇见他，好像他的某个部分刚刚开始存在。我失去了父亲。但同时，我也找到了他。只要我把这些照片放在眼前，只要我继续全神贯注地细看它们，他就好像仍然活着，即使他死了。或即使不算活着，至少也没有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以某种方式被悬置了，被锁在一个与死无关的宇宙，在那儿，死亡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它们有助于填补空白，确认印象，提供以前并不存在的证据。比如，一系列他单身时期的快照，很可能摄于好几年间，准确地记录了他个性中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在他的婚姻岁月中被遮蔽了，直到他离婚后我才逐渐认识这一面的他：爱开玩笑的父亲，纨绔子弟式的父亲，乐天派的父亲。在一张张照片里，他和女人们站在一起，通常有两三个，一律摆着搞笑的姿势，互相勾肩搭背，或者两个女人坐在他大腿上，或者做出夸张的吻，只为了拍照的那个人。背景是：一座山，一个网球场，又或许是游泳池或小木屋。这些便是他从周末旅游和各式各样的别墅带回的照片，他和他的单身汉朋友在一起：打网球，和女孩们共度美好时光。他一直持续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直到他三十四岁。

他适合这种生活，所以我能明白他在婚姻破裂后为什么会回归这种生活。一个只有停留在自身表面才会觉得生活可以忍受的人，自然会满足于向他人仅仅呈现这个表面。只有很少的要求需要被满足，也不需要任何承诺。婚姻，从另一方面而言，关上了这扇门。你的生存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那儿你不断被迫显露自己——也因此，总是被迫观察自身，检视你自身的深度。当那扇门打开后，再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总是可以逃离。你可以避免不情愿的面对，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只需要走开就行。

我父亲逃避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因为他人的领域对他而言不真实，所以他对那领域的入侵亦由一部分他认为同样不真实的自己所完成，他把那部分自我训练成了一个演员，在一出关于整个世界的空洞喜剧中演绎他。这个自我的替身本质上是一种诱引，一个过度活跃的孩童，一个荒诞故事的虚构者。它不能严肃地对待任何事。

因为不在乎任何事，他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溜进网球俱乐部，为了蹭饭吃而假装自己是餐饮评论家），而正是为了取得这些征服所运用的法术，使这些征服变得毫无意义。带着女人般的虚荣心，他避而不谈自己的年龄，编造着关于生意的谎言，只转弯抹角地谈论自己——用第三人称，仿佛在谈一个亲戚（“我的一个朋友有这问题，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每当情况变得棘手，每当他觉得自己被推到了显露自己的边缘，他会以谎言脱身。最终，谎言自动出现，并仅仅作为一个谎言本身沉溺于自身。原则是说得越少越好。如果人们永远不知道关于他的真相，那么以后他们就不会回过头来拿这些真相与他作对。谎言是获得保护的一种方式。所以，人们看见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他，并不是真正的他，而是一个他创造的人，一个人工生物，他可以通过操纵这个人工生物来操纵其他人。他自己则保持隐形，他是一个从黑暗而孤独的幕后操控着自身他我的木偶线人。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到十二年间，他有一个固定的女性朋友，就是这个女人陪伴他出现在公众场合，出演正式伴侣的角色。不时会有一些关于婚姻的含糊讨论（在她的坚持下），每个人都以为这是和他唯一有关的女人。然而当他去世之后，其他女人开始冒出来。这一位曾爱过他，那一位崇拜过他，还有一位正打算和他结婚。首席女朋友为其他这些女人的出现所震惊：关于她们，我父亲从未向她吐露过一个词。每个人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完整地拥有他。结果，她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父亲的哪怕一点点事。他成功地避开了她们所有人。

孤独。但并不是指孤身一人。例如，不像梭罗为了寻找自身的位置而把自己放逐；也不是约拿在鲸鱼腹中祈求得救时的那种孤独。而是退隐意义上的孤独。是不必看见自己，是不必看见自己为他人所见。

与他谈话很费力。他要么心不在焉，如他惯常那般；要么用冷幽默攻击你，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心不在焉。这就像努力使自己被一位老迈的长者所理解。你说着话，而没有任何回应，或者答非所问，显示出他并未跟上你的词语之流。近年来，每当我和他打电话，我都会发现自己讲得比平时多，变得过分絮叨，闲谈着企图吸引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反应，但并不奏效。后来，我一概觉得这样努力尝试很愚蠢。

他不抽烟，他不喝酒。对感官愉悦并不渴望，对精神满足也无饥渴。书令他厌倦，也很少有电影或戏剧能不让他睡着。就算在派对上，你也会看见他努力睁着眼睛，而更多的时候他会屈服，在椅子上入睡，在他周围仍有对话围绕的时候。他是个没有欲望的男人。你觉得什么都不曾侵入他，对于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他毫无需要。

三十四岁，结婚。五十二岁，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持续多年；但实际上，它只不过延续短短数日。他从不是已婚男人，也从不是离婚的男人，而是碰巧有一段婚姻插曲的终生单身汉。尽管他并不逃避丈夫的表面责任（他是忠诚的，他供养妻子和孩子，他肩负起所有的责任），但他显然不胜任这个角色。对此他就是没有天分。

母亲和他结婚时只有二十一岁。在短暂的求爱期里，他品行端正。没有大胆的企图，没有男人兴奋时气喘吁吁的动手动脚。他们偶尔会牵牵手，交换一个礼貌的晚安之吻。洋洋数言，两人却从未论及爱情。直到婚礼来临时，他们也只比陌生人稍微熟悉一点。

不久我母亲便意识到她的错误。在蜜月结束之前（那次蜜月，在我找到的照片上有完整记录：比如，他们两人一起坐在如镜的湖边一块岩石上，身后一道宽阔的阳光一直延伸到阴影中的松树斜坡，父亲的手臂环绕着母亲，两人互相注视，羞怯地微笑，就好像摄影师要求他们把这一刻的姿势摆得过久），甚至在蜜月结束之前，我母亲已经知道这段婚姻不会成功。她哭着跑到她母亲那儿，说想要离开他。不知怎么，她母亲成功地说服她回到他身边，再试一试。然后，就在尘埃落定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突然，要做任何事都已经太晚了。

有时候我会想：在那家接待蜜月旅行者的尼亚加拉瀑布旅馆，我是如何被怀上的。并不是说这事在哪儿发生有多重要。而是这样一种想法：一定曾有一次毫无激情的拥抱，在寒冷的旅馆被单下一次盲目的、出于责任的触摸——这想法使我意识到自身的不确定性。尼亚加拉瀑布。或两个身体交缠的偶然。然后就有了我，一个随机的胎儿，就像某支枪管里的莽撞分子，射入了瀑布。

八个多月后，在我母亲二十二岁生日的那个早晨，她醒来告诉我父亲孩子要生了。瞎说，他说，再过三周才是预产期——随即便去上班了，车也没有留给她。

她等待着。想或许他是对的。她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妯娌，请求她送她去医院。我伯母那一整天都陪着母亲，每隔几小时就打电话给父亲要他过去。后来他好像说，现在我忙着，事情做完我就过去。

午夜刚过，我来到了世上，屁股先出来，毫无疑问我大声哭着。

母亲等着父亲出现，但他直到次日早晨才到达——由他母亲陪着，他母亲要来视察第七号孙儿。那是一次短暂而不安的访问，然后又去上班了。

当然，她哭了。毕竟她还年轻，未曾预料到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得如此之少。但他永远不会理解这种事。开始不会，最终也不会。他根本不可能在他所在的地方。因为只要他活着，他就在别处，在这儿和那儿之间。但永远不会真的在这儿。也永远不会真的在那儿。

三十年后，同样的戏剧性场面再度上演。这一次我在场，我亲眼见证了一切。

在我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我曾想：这肯定会让他高兴。难道不是每个男人都乐意成为祖父么？

我曾经希望看他溺爱这孩子，以此向我证明，他毕竟有能力展示某些感情——证明他终究能像其他人那样动情。而假如他能对他的孙儿表达爱，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向我表达爱的间接方式吗？你不会停止渴望获得父爱，即使在你长大成人后。

然而，人的本性难移。我父亲加起来总共就只看了三四次孙子，而且从来都不能将他与日日降生于世的其他孩子区分开来。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丹尼尔时，丹尼尔只有两周大。我可以栩栩如生地记起那一天：6月末一个酷热的星期天，热浪袭人，乡村的空气潮湿灰暗。父亲停好车，看着我妻子把孩子放进童车里小睡，就走过来打招呼。他把头探入童车十分之一秒，然后起身对她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然后没有停下脚步走进屋内。他或许也会这么谈论在超市排队时遇见的陌生人的孩子。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去看看丹尼尔，哪怕一次也没有要求抱抱他。

所有这些，只是一个例子。

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我意识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类，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一个人会说：我觉得冷。或者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会看见他颤抖。不管哪种方式，我们会知道他觉得冷。但假如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颤抖呢？当一切都无迹可循，当一切都与世隔绝、无影无踪的时候，人们能做的就只有观察了。但人们能否从所观察到的东西里找出意义，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我不想假定任何事。

他从不谈论自己，看上去从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谈论的东西。就好像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的内心生活。

他无法谈论它，所以将之推向沉默。

假如除了沉默一无所有，那么由我开口说话岂不是太过冒昧？可是：假如除了沉默真的还有什么的话，我会不会首先感到讲话的需要？

我的选择有限。我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我可以谈论那些无法证实的东西。至少，我想摆出事实，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它们，让它们说出任何它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但即使是事实也不总能讲出真相。

表面上他是如此执拗地保持中立，他的行为又如此断然地墨守成规，以至于他做的任何事都叫人惊讶。人们很难相信有这样一个人——他缺少感情，对他人的索求又如此之少。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人，那就意味着有另一个人，躲在这个不在的人里面，于是关键就在于，要找到他。条件是他在那儿等着被找到。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这方案的核心是失败。

最早的记忆：他的缺席。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年，他会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在我醒来之前；而当他回家时，我早就睡了。我是我母亲的孩子，我生活在她的轨道里。我是个小月亮，环绕着她那巨大的地球，我是她重力星球里的一颗尘埃，我控制着潮汐、天气和情感的力量。他总是对她说：别那样瞎操心，你会宠坏他的。但是我身体不好，她利用这点来解释她给予我的大量关注。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间，她在她的孤独中、我在我的胃痉挛里，我们在诊所耐心地等人来平息我的胃里持续不断的暴动。即使在那时，我也会以某种绝望的方式抓住那些医生，希望他们能抱住我。似乎从最初开始，我就在寻找父亲，疯狂地寻找与他相似的任何人。

稍后的记忆：一种渴望。虽然我的心智时时会以最小的借口来否认这事实，我仍然固执地继续期待着那从未给予我的东西——抑或给予得如此少如此随意，以至于这就像发生在日常经验范围之外，发生在一个我一次只能生活几分钟的地方。并非因为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只是他看上去心不在焉，无法望向我的方向。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他能注意我。

任何事，即使最小的事情，也足够了。怎样关注呢，举个例子，有一次星期天全家去一间热闹的餐厅而不得不等座时，父亲把我带到外面，掏出一只网球（从哪儿来的？），并在人行道边放上一分钱，就开始和我玩游戏：用网球击向那一分钱。那时我不过八九岁。

回首往事，没有更琐碎的小事了。然而我曾经是局内人、父亲曾不经意地与我分享他的倦怠这一事实，就几乎令我充满快乐。

更经常的，则是失望。有时候，他看上去变了，略略敞开了心扉，然后突然地，他就不在那儿了。有一次，我成功地说服他带我去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巨人队对芝加哥红雀队，在洋基体育场或保罗球场，我忘了哪个），在第四节比赛中，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现在该走了。”他想“抢在人群前面”，以免陷入交通堵塞。不管我说什么都不能说服他留下，然后我们就走了，就那样，当时比赛还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当我跟随他从水泥看台拾级而下时有一种荒诞的绝望，更糟的是在停车场，看不见的人群的欢呼声在我身后咆哮。

你无法相信他会了解你的需要，预见到你可能会有的感觉。你得自己告诉他这一点就先教人扫兴了，在一个音符都没奏响的时候就干扰了梦想中的和谐。然后，即使你真的告诉了他，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会理解你的意思。

我想起有一天和今天非常相似。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屋子里懒散而安静：是半速前进的世界。父亲在小睡，或刚刚醒来，不知怎么我也在床上，我们两个单独在房间里。给我讲个故事。一定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他没在做任何事，因为他仍在午后的倦怠里昏昏欲睡，他就照我说的做了，毫不耽搁地开始讲故事。这一切我记得如此清晰。就好像我刚刚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光线灰暗，床上的被子杂乱，就好像，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能随时回到那个场景。

他给我讲在南美洲的光荣岁月。那是个探险故事，充满致命危险，末路狂奔，以及匪夷所思的命运转折：带着大砍刀在丛林突围，赤手空拳与匪徒搏斗，在他断腿的时候打死了那个笨蛋。他的语言华丽繁复，可能是他小时候念过的书的遥远回声。但恰恰是这种文体风格令我着迷。他不仅在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新东西，向我揭开从前的那个世界，而且他在用新鲜陌生的词语讲述这一切。这种语言就像故事本身一样重要。它属于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者无法区分。其极度的陌生性，是真实性的证据。

我没有想到这或许会是个编造的故事。此后很多年，我依然深信无疑。即使到了本该更懂事的时候，我依然觉得那里面有一定的真实性。这故事给了我一些可以抓住父亲的东西，我不愿放手。最终我可以解释他神秘的逃避和对我的冷漠了。他是个浪漫的人，一个有着隐秘和刺激往事的男人，他如今的生活只是一个停留之所，一种等待下一次冒险开始的方式。他在制订计划，想办法取回埋在安第斯山深处的黄金。

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想做大事的欲望，以英雄式的行为感动他。他越冷漠，对我而言赌注就变得越高。但假如一个男孩的愿望是坚定而理想主义的，那么这个愿望也极其现实。那时我只有十岁，没有可以让我从着火的屋子里救出的孩子，没有海员等待我拯救。另一方面，我是个优秀的棒球手，“小联盟”球队里的明星，尽管父亲对棒球没有兴趣，我仍然想：如果他来看我比赛，就一次，他也会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最后他真的来了。那时我的外祖父母正好来玩，外祖父是个棒球迷，就和我父亲一起出现了。那是一场阵亡战士纪念日 的特别赛，球场满座。如果我真的要做点引人注目的事，那么是时候了。我还记得在露天木头看台上看见他们的情形，父亲穿着件白衬衫，没有系领带，外祖父则在他的秃顶上搭了块白手帕，以遮挡阳光——如今在我脑海中，整个场景都沉浸在这片炫目的白色光线里。

或许不用说，我搞砸了。我没有击出安打，在场上失去了冷静，我不可能比那时更紧张了。在我童年时期参加过的近百场比赛中，那场是最糟的。

比赛结束后，和父亲一起向车走去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打得不错。不，我说，很糟糕。好吧，你尽力了，他答道。你不可能每次都打得很好。

他并非在试图鼓励我。他也不是想显得不友好。只是，他说着那些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说的话，就像自动的一样。说这些话是对的，然而这些话被说得毫无感情，好像一次礼仪练习，那声音里抽象的语调差不多和二十年后他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时如出一辙。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思在别处。

这事本身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我意识到即使我做了我希望做到的所有事情，他的反应也还会是一模一样。不管我成功或失败，最终他都无所谓。对他而言，我是谁并不取决于我的所为，而取决于我的身份，而这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绝不会改变，意味着我们固定在一种无法改变的关系里，有一堵墙将我们彼此隔开。甚至，我还意识到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只和他有关。一如他生命中的所有其他东西，他只是透过自身孤独的迷雾来看我，就好像离开自己好几步。我想，世界对他而言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他从来不能真正进入的地方，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所有飞快掠过他的阴影中，我出生了，成为他的儿子，并长大成人，就好像我只是又多一个影子，在他意识的半明半暗之地出现又消失。

对他而言，和女儿相处要容易一些，她在我三岁半的时候出生。但是最终，却变得更加困难。

她是个美丽的孩子。极其柔弱，有一双褐色的眼睛，最细微的刺激都能令她流泪。大部分时间里她一个人，在有精灵和仙女的想象之地游荡，穿着有蕾丝花边的芭蕾舞衣舞蹈，以一种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歌唱。她是个微型的奥菲莉娅 ，看起来，注定过一种不断有内心挣扎的生活。她没交几个朋友，在学校跟不上进度，受自我怀疑的折磨，即使还相当年轻，她把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痛苦和失败的噩梦。她发脾气，时常痛哭流涕，情绪起伏不定。总是好景不长。

她对我们周围不幸婚姻的细微之处比我更敏感，于是她的不安全感变得巨大而有破坏性。每天至少一次，她会问母亲“她是否爱父亲”。答案总是一样的：当然。

这不可能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谎言。如果真有说服力，那第二天也不需要再问同样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也很难看出真相如何会让情况变得更好些。

这几乎就像她发出一种无助的气息。人们的直接反应是保护她，帮助她缓冲这世界对她的攻击。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父亲也溺爱她。她要求溺爱的哭声越响，他就越愿意给予她。比如说，在她学会走路后很久，父亲仍然坚持抱她下楼。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出于爱，他乐意这么做是因为她是他的小天使。但在这溺爱背后，是一个清晰的讯息：她永远都不会有能力为自己做任何事。对他而言，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天使；而正因为永远没有人强迫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就永远不会独立。

然而，母亲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当我妹妹五岁时，她带她去一个儿童心理医师那儿做探查性咨询，医生建议开始进行某种形式的治疗。那天晚上，当母亲告诉父亲会面结果时，他暴跳如雷。别这样对我女儿，诸如此类的话。他女儿需要心理帮助的想法无异于被告知她是一个麻风病人。他不能接受这事实。他甚至不愿谈论它。

这就是我试图想说的。他拒绝自我审视，就像他同样固执地拒绝观看这世界，拒绝接受他眼皮底下哪怕最确凿无疑的证据。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整个生命中，他会面对面盯着一样东西看，点着头，然后转过身说它不在那儿。与他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等你设法和他建立了共同立场的时候，他会掏出铲子，从你脚边把它挖走。

数年之后，当妹妹经受了一系列使她不断衰弱的精神崩溃时，父亲继续相信她没有病。仿佛他无法从生物学的角度承认她的状况。

在R.D.莱因 的一本书里，他描述了一个患有紧张性精神症女孩的父亲，每次去医院看望她时，都会抓住她的肩膀，用尽全力地摇晃她，要她“快恢复”。我父亲没有抓牢我妹妹，但他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会说，她需要的是找一个工作，把自己打扮整齐，开始在真正的世界里生活。当然她的确需要。但这正是她无力做的。他会说，她只是敏感，她需要克服她的羞怯。通过把问题通俗化为关于个性的遁词，他得以继续相信她没有病。这与其说是盲目，不如说是想象力的失败。在什么时候，屋子不再是屋子？屋顶被掀开的时候？窗户被拆除的时候？墙被推倒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堆碎石？他会说，她只是与众不同，她没有病。然后某一天，你的屋墙终于倒塌。然而，假如门还在，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穿越它，然后你又回到了屋里。在星空下入眠很惬意吧。别担心雨。不会下很久。

逐渐地，当情形每况愈下时，他不得不开始接受事实。但即使那时，在接下来的每个阶段，他的接受仍是背离传统的，采取古怪的、近乎自我消解的方式。比如说，他渐渐相信有种超级维生素治疗中的应急措施能帮助她。那是对于精神疾病的化学疗法。尽管从未证实能有效治愈，但这种治疗方法仍有广泛应用。可以看出这种方法为何吸引我父亲。不用对付破坏性的感情事实，他可以把这疾病视为一种身体缺陷，某种可以像感冒那样治愈的东西。这种疾病于是成了一种外部力量，一种可以用同等相反的外部力量根除的病菌。在他眼中，我妹妹可以奇怪地保持不受所有这些东西的影响。她只是战斗发生的场所，这意味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会真正影响她。

他花了几个月试图说服她开始这个超级维生素疗程——他甚至自己吞下药丸，以证明她不会被下毒——最终当她屈服时，她只吃了一两个星期的药。维生素很贵，但他不怕花这个钱。另一方面，他愤怒地拒绝支付其他种类的治疗费。他不相信一个陌生人会在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心理医生都是江湖术士，只对压榨病人和驾驶豪华轿车有兴趣。他拒绝支付账单，这使她只能得到最简陋的公共护理。她是个穷人，自己没有收入，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给她。

然而，他却非常愿意自己掌控一切。尽管这对他们谁都没好处，他依然希望她住在他家，这样他就可以是那个负责照顾她的人。至少他可以信任自己的感情，他知道他自己是在乎的。然而，当她真的来了（在某次住院之后，她在他家住了几个月），他却没有抛下日常工作来帮助她——多数时间他仍然在外面，空留她一人在巨大的屋子里如鬼魅般游荡。

他疏忽而固执。尽管如此，在这一切之下，我知道他也痛苦。有时候，在电话中，当我和他谈起妹妹，我可以听见他的声音非常轻微地中断了，好像在试图止住哽咽。与他面对的其他事情不同，我妹妹的病情终于感动了他——但只是令他处于一种彻底无助的感情之中。对于一个家长而言，没有比这种无助更大的悲伤了。你不得不接受它，即使你不能。而你接受得越多，你就会越绝望。

他的绝望变得非常巨大。

今天我在屋子里闲逛，漫无目的，情绪低落，我觉得跟我正在写的东西开始失去联系，我从一封梵高的信中偶然看见这些话：“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感到需要家庭和友情，需要慈爱和友好的交流。我不是铁石做的，不像消防栓或者电灯柱。”

也许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直抵人类感情的核心，不管有没有证据。

这些最微小的形象：根深蒂固，深植于记忆的泥潭，既没有被埋葬，又难以完全拾回。然而每一个形象，就它自身而言，是一次稍纵即逝的复活，是一个不然便会失落的瞬间。比如他走路的样子，他古怪地保持着平衡，用前脚掌蹦跳着，仿佛他就要向前跌出去，盲目地，进入未知世界。或者他拱着身体在桌上吃东西的样子，肩膀很紧张，总是仅仅在进食，从未在品尝。还有从他上班开的那辆车里散发出的味道：烟味，漏出的油味，废气的味道；冰冷金属工具发出的噼啪声；车开动时不时传来的嘎嘎声。我记得和他一起在纽瓦克市区开车的那天，我最多六岁大，他猛踩刹车，让我的头猛然甩向仪表盘：汽车周围的黑人们蜂拥而至查看我是否没事，尤其是一个女人从开着的车窗里塞给我一个香草冰激凌，我非常礼貌地说“不，谢谢”，我受了太大惊吓以至于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要。还有另一年的另一天，几年之后，在另一辆车里，父亲向车窗外吐完痰，才发现车窗竟然没有摇低，我看着他的口水沿着窗户滑下时，有种巨大的、非理性的愉悦。还有，当我是个小男孩时，他有时会带我跟他去邻近街区我从未见过的犹太餐馆，满是老人的昏暗场所，每个桌上都摆着一瓶浅蓝色的塞尔特札矿泉水，而我会觉得恶心，碰也不碰我的食物，而是满足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甜菜汤、饺子形馅饼和配辣根的煮肉。我是被当成美国男孩养大的，对祖先的认识还不如我对豪帕隆·卡西迪 的帽子了解得多。还有，当我十二三岁很想和几个朋友去什么地方玩时，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请求同意，而他不知该怎么付诸言语般，困惑地对我说：“你们真是一群黄毛小子 ”，几年之后，我和朋友们（其中一位因为过量吸食海洛因去世了）还会重复他的话，把它当成一个怀旧的民间笑话。

他双手的尺寸。手上的老茧。

把热巧克力表面凝固那层吃掉。

茶配柠檬。

散落在屋子各处的黑色角质眼镜：厨房台上，桌上，浴缸边缘——总是没遮没盖，放在那儿就像某种奇怪的、未被分类的动物。

看着他打网球。

他走路时膝盖不时弯曲的样子。

他的脸。

他和亚伯拉罕·林肯的相似性，以及人们如何经常对此加以评论。

他对狗的毫不畏惧。

他的脸。又一次，他的脸。

热带鱼。

经常地，他好像失去了注意力，忘了他在哪儿，仿佛失去了对自身连续性的意识。这令他容易受伤：有很多用榔头时损坏的指甲，开车时有无数小事故。

他作为司机的粗心：已经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我总觉得到最后会是一辆车把他弄死。

除此之外，他的身体那样好，看起来无懈可击，对那些会侵扰我们其他人的生理病症免疫。就好像什么都碰不到他。

他说话的方式：就好像做出了巨大努力以摆脱孤独，声音像生了锈，失去了说话的习惯。他总是哼哼哈哈，清清喉咙，像在说着支离破碎的句子。你会非常肯定地觉得，他不舒服。

同样，小时候的我很喜欢看他签名的样子。他不会简单地把笔放在纸上写字。就像无意识地延迟真相到来一样，他总会先做个小小的预备的手势，离纸页一两英寸的环形动作，就像一只苍蝇在空气中嗡嗡飞，然后瞄准了那个点，接着再干正事。这就像阿尔特·卡尼饰演的诺顿在《蜜月伉俪》里签名那个样子的改进版。

甚至一些词的发音，他也发得有点古怪。比如，他会把“Upon”发成“Upown”，就好像他的手势在声音里有个对应物似的。有种音乐性的、轻盈的特质。每当他接电话的时候，会用一句有节奏的“hellooo”来欢迎你。这效果与其说好笑，不如说讨人喜欢。这使他看起来有点愚钝，就好像他与这个世界不相协调——但又不是很不协调。就一点儿。

令人难忘的怪癖。

他有时陷入疯狂而焦虑的情绪，总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他并不当真，但却乐于充当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来保持活力。戏弄他人使他精神轻松，而在对别人发表了一通空洞的评论之后，他常常会去捏捏那人的腿——在那个通常会痒的地方。他从字面意义上“拖了你的腿” 。

又说到房子。

不管表面看起来他对这栋房子的管理有多漫不经心，他相信自己的体系。如同疯狂的发明家守护着永动机的秘密，他不能忍受人们对之擅加改动。有一次，我和妻子暂时无处落脚，在他的房子里住了三四个礼拜。我们觉得屋子的黑暗太过压抑，就卷起所有的百叶窗让日光透进来。父亲下班回家看见我们的所为，暴跳如雷，其程度远比任何可能遭到的冒犯大得多。

他很少发这样大的火——仅仅当他觉得走投无路、受到侵害或对他人的出现感到压迫的时候。钱的问题有时会引爆他的脾气。或者一些小细节：房子的窗帘，打碎的盘子，一些根本不算什么的事。

尽管如此，这愤怒仍然在他身体里——我一直相信这点。就像这栋秩序井然但正从内部瓦解的房子，这个男人本身是平静的，几乎超自然地保持镇静，但又为内在涌动的无法遏制的愤怒力量所折磨。整个一生，他都努力避免面对这种力量，他养成了一种自动化行为，使自己得以绕过它。对惯例的依赖使他不必在需要做决定时审视自身；陈词滥调总是很快出现在嘴边（“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而不会努力地去寻找词语。所有这些作为一种个性把他击倒。但同时，这也救了他，使他可以活下去。直到他活不下去为止。

在一包散乱的照片里：有一张四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在大西洋城一间摄影棚里拍摄的特技照片。有好几个他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影像都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于是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一组不同的人。因为围绕着他们的黑暗，因为他们的姿势里那种终极的静止，看上去就像他们在那儿召开通灵会 一样。然后，当你细看这张照片时，你会开始明白所有这些人是同一个人。这成了真正的通灵会，就好像他来到那里只是为了给自己招魂，为了把自己从死亡中唤回，就好像，通过复制自身，他无意间使自己消失了。有五个他在那儿，但特技摄影的特性使不同的自我之间无法发生眼神接触。每一个都注定要凝视空洞，就好像在他人的注视之下，但什么也看不见，永远无法看见任何东西。这是死亡的图景，是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慢慢地，我开始理解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有多荒谬。我有一种试图去某处的感觉，就好像我知道想说什么，但我走得越远就越肯定，把我带向目标的那条路并不存在。我必须一步步地创造这条路，而这意味着我将永远不能肯定我在哪儿。有种转圈的感觉，有种总在回头的感觉，有种同时朝许多方向而去的感觉。即使我真的能够有所进展，我也不能完全相信这将带我去我要去的地方。仅仅因为你在荒漠中游荡，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应许之地。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一切会自然而来，在恍惚间喷涌而出。写作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认为故事会自己写下去。但迄今为止，句子出现得很缓慢。即使在最顺利的日子里，一天也只能写一两页。我似乎受着折磨，被心智失常所诅咒，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事。一次次地，我看着想法从我面前的事物中倏然消逝。我一旦想起一件事，就会想起另一件，然后又一件，直到细节的累积如此稠密，以至于我觉得快要窒息。以前我从未如此意识到思考和写作间的裂痕。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开始觉得我正欲讲述的故事不知为何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抵抗语言的程度，恰好衡量出我离说出那些重要的事有多么接近；当讲出真正重要的事件（假定它存在）的时机来临时，我会无力为之。

曾经有一个伤口，我现在意识到它非常深。我曾以为它会治愈我，但写作行为使这伤口一直敞开着。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它的疼痛集中在我的右手，就好像每一次拿起笔压在纸上，我的手就正被撕裂一样。这些句子没有为我埋葬父亲，反而使他活着，或许更栩栩如生。我不仅看见了他的过去，而且看见了他的现在，和将来，每一天他都在那儿，侵入我的思想，毫无预警地偷袭我：躺在地下的棺材里，他的身体依然完整，指甲和头发正继续生长。我有种感觉，假如我要理解任何事，我必须穿透这幅黑暗的图景，我必须进入尘世的绝对黑暗中。

基诺沙，威斯康星州。1911年或1912年。连他自己都不能肯定是哪一天。在一个移民大家庭的混乱状况中，出生记录不可能被看得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五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女孩和四个男孩，全都在八年间出生——他的母亲是个娇小而凶悍的女人，几乎不会讲英文，她维系着整个家庭。她是女家长，绝对的独裁者，是位于宇宙中心的原动力。

他的父亲在1919年去世，这意味着除了童年初期外，他没有父亲。在我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曾给我讲了三个关于他父亲之死的不同故事。在一个版本里，他死于一次打猎事故。在另一个版本里，他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在第三个版本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枪杀。我知道这些相互矛盾之处讲不通，但想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即便我父亲也不知道事实。因为事情发生时他太小了——只有七岁——我想他从未获知确切的故事。但是这也不合情理。他的某个哥哥肯定曾经告诉过他。

然而，我所有的堂兄堂姐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也对他们做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没人谈论过祖父。直到数年之前，我从未看见过一张他的照片。就好像整个家庭决定假装他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上个月我从父亲的房子里找到的那些照片中，有一张早年在基诺沙拍的家庭肖像照。所有的孩子都在。我的父亲，一岁不到，坐在他母亲的大腿上，另外四个孩子站在她旁边高高的未修剪的草地上。他们背后有两棵树，树后面有一幢木头大房子。一个完整的世界仿佛从这张肖像照中显现：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一种无法破坏的过去的感觉。第一次看这张照片时，我注意到照片中间曾被撕开，后来又笨拙地补好，这使背景里的一棵树怪异地悬在半空。我想当然地以为照片是偶然撕坏的，也没有多想。然而第二次再看它时，我更加细致地研究了这条裂缝，发现了一些以前一定是瞎了才没看见的东西。我看见一个人的指尖紧握着我某个叔叔的躯体；我非常清晰地看见，我其他叔叔并没有如我起初想的那样把手放在兄弟的背上，而是搁在一把椅子上，但椅子不见了。然后我意识到了这张照片的奇怪之处：我的祖父被剪掉了。图像扭曲，是因为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我的祖父一直坐在他妻子身边的椅子上，他的一个儿子站在他两膝之间——而祖父不在那儿。只有他的指尖留了下来：就好像他正努力从某个时间深处的洞穴爬回到照片里似的，就好像他曾被放逐去了另一个维度。

这整件事让我发抖。

不久前我知道了祖父的死因。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十足的巧合，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揭晓。

1970年，我的一个堂姐和她丈夫一起去欧洲度假。在飞机上，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个老人，然后，就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开始聊天消磨时间。结果发现这个男人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我堂姐很开心有这样的巧合，便说起她父亲是孩子的时候也住在那儿。出于好奇，这男人问她家族的姓。当她告诉他姓奥斯特时，他的脸发白了。奥斯特？你的祖母是个疯狂的红头发小妇人，对吗？是啊，那就是我祖母，我堂姐答。一个有红头发的疯狂小妇人。

然后他给她讲了那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然而他依旧记得重要的细节。

当这个男人度假结束回家后，他找到了和这故事相关的报纸文章，他复印了那些报纸，寄给了我堂姐。这是他的信：

1970年6月15日

亲爱的——和——：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尽管这事看来颇为复杂，但我相当走运。——弗兰和我出门去和弗莱德·普隆斯夫妇吃饭，是弗莱德的父亲从你家购买了派克大街上的公寓楼。——普隆斯先生大约比我年轻三岁，但他声称那个案子（在那时）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记得不少细节。——他说你祖父是第一个被葬在基诺沙犹太人公墓的人。——（1919年以前，犹太人在基诺沙没有公墓，便只好将亲人们埋在芝加哥或者密尔沃基。）有了这信息，我不难找到你祖父下葬的墓地。——我能够确切地指出日期。剩下的都在我抄送给你的复印件里。——

我只请求你永远别告诉你父亲我告诉你的这些信息——我不想让他在已经痛苦之后再有更多的悲伤……

我希望这能够稍微解释你父亲在过去这些年里的行为。

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肯和弗兰

报纸文章在我书桌上。如今书写它们的时刻到来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正竭尽所能拖延这一时刻。整个早晨我都在拖延。我把垃圾拿去倒掉。我在院子里和丹尼尔玩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读了整张报纸——一直读到春季棒球训练赛的一行行比分。即使现在，当我写下我对于写作的迟疑之时，仍然感到不可思议地焦躁：每隔几个词，我会从椅子上突然站起来，在地板上踱步，聆听外面的风声吹打着松垮的檐槽。最小的事都能分散我的注意力。

并不是我害怕真相。我甚至不怕说出这个。我祖母谋杀了我祖父。1919年1月23日，离我父亲去世正正好好六十年，他的母亲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弗里蒙特大街的住所厨房里射杀了他的父亲。事实本身并不比预料的更教人不安。困难的是看着这些被印在报纸上——它们未被埋葬，可以说它们从秘密的领域转化为了公共事件。有二十多篇文章，多数都很长，所有文章都出自《基诺沙新闻晚报》。即使是这种几乎无法辨认的状态，即使因为复印件因时间长久和拷贝质量而模糊不清，它们依旧有令人震惊的力量。我推断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新闻，但那并不能使之少耸人听闻一些。它们是丑闻和伤感的混合体，因为主角是犹太人而进一步加强——于是这事变得奇怪，几乎很明显——这赋予了整个叙述一种狡猾而居高临下的口气。然而，就算风格上有些瑕疵，但事实却在那儿。我不认为它们解释了所有事情，但毫无疑问，它们解释了很多。一个孩子不可能丝毫不受影响地经历这种事情。

在这些文章旁边，我刚好能够解读一些那个时代的小新闻故事，一些与谋杀相比可归为近乎琐碎的事件。比如说：从兰德威尔运河里找到了罗莎·卢森堡的尸体。比如说：凡尔赛宫和平会谈。然后，日复一日，还有以下这些：尤金·德布兹 案；有关卡鲁索第一部电影的一条笔记（“情况……被认为极具戏剧性，充满激动人心的内心吸引力”）；俄国内战的战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三十一位斯巴达克思同盟成员的葬礼（“超过五万人排成五英里长的队伍游行。足足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敬献了花圈。没有呐喊或欢呼”）；国家禁酒修正案的签署（“威廉·詹宁斯·布莱安——使葡萄汁闻名天下的人——在那儿露出了微笑”）；由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员们领导的、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纺织品工人罢工；“南墨西哥的强盗头”、艾米里亚诺·萨帕塔之死；温斯顿·丘吉尔；贝拉·库恩；列宁尼总理 [原文如此]；伍德鲁·威尔逊；登姆普西 对威拉德。

我通读了十几遍关于谋杀的文章。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难相信我没有梦见过这些事。它们以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力量在我周围隐约呈现，以与梦境同样的方式扭曲现实。因为宣告谋杀的巨大标题使世界上那天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显得渺小，它们赋予这事件某种自我中心式的重要性，就和发生在我们私人生活中的那些事一样。这几乎就像被某种无法诉说的恐惧所困的孩子的画作：最重要的事情总是最大的事情。透视法消失了，让位于比例——而比例并非由眼睛而是由心灵的要求决定的。

我把这些文章当作历史来读。但也作为我自身躯壳的内墙上发现的洞穴绘图。

第一天的头条新闻，1月24日，几乎占了封面的三分之一。

哈里·奥斯特被杀

妻子被警方拘留

前房地产商

在周四夜晚

在一次关于金钱和女人的家庭争吵后

被妻子在家中厨房射杀

妻子说丈夫是自杀

死者在颈部和左臀部有子弹伤口

妻子承认射击用的左轮手枪是

她的财产——九岁的儿子，是这场悲剧的

见证人，他或许能解开这个谜题

根据报纸的说法：“奥斯特不久前与妻子分居，而离婚诉讼仍在基诺沙县的巡回法庭悬而未决。他们在金钱问题上有过几次麻烦。他们也为了奥斯特[字迹无法辨认]与一位年轻女子关系暧昧而争吵，妻子称之为‘范妮’。人们认为，就在枪击案发生前，‘范妮’卷入了奥斯特及其妻子的麻烦事之中……”

由于我的祖母直到28日才供认，所以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仍旧存疑。我祖父（那时三十六岁）晚上六点回到家，他带着“几套衣服”给两个最年长的孩子，根据证人的说法，“那时候奥斯特夫人正在卧室安顿那个最年轻的孩子山姆上床。山姆[我父亲]声称那晚他被安置入睡时没有看见他母亲从床垫下拿出左轮手枪”。

似乎我祖父随后走进厨房修理一个电灯开关，我的一个叔叔（第二小的孩子）为他举着蜡烛照明。“这个孩子宣称，当听见枪声、看见左轮手枪的闪光时深感恐惧，于是逃出了厨房。”根据我祖母的说法，她的丈夫是开枪自杀的。她承认他们为了钱争吵。“‘然后他说，’她继续道，‘对于你或者我，会有一个了断。’然后他威胁了我。我不知道他拿了手枪。我一直把它藏在床垫下，他知道这个。”

因为我祖母几乎不会说英文，我推测，这个陈述和其他归为她的陈述，都是记者们编造的。不管她说了什么，警方不相信她。“奥斯特夫人向不同的警员重复她的故事，而未做任何明显改动，当她被告知将被警方拘留时，她假装非常惊讶。她非常温柔地亲吻了小山姆与之告别，随后出发前往县监狱。

“昨晚两名奥斯特家的孩子成为警察公寓的客人，他们睡在警察宿舍，而今天早上，孩子们显然已经完全从发生在他们家的悲剧事件的惊恐中恢复。”

文章结尾有关于我祖父的一点信息。“哈里·奥斯特生于奥地利。若干年前他来到这个国家，并先后在芝加哥、加拿大和基诺沙定居。根据警方的说法，他和他的妻子一度回到了奥地利，但他们来基诺沙定居时，又在这个国家重新会合。奥斯特在第二区买了很多房产，有一段时间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南方公园大道建造了巨大的三层楼房，又在南方交换大街建了另一座被称为奥斯特公寓的房子。六或八个月之前，他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

“不久前，奥斯特夫人要求警方帮助她监视奥斯特先生，她声称他和一名年轻女子有染，她相信应该进行调查。警方就是以这种方式第一次知道‘范妮’的……

“星期四下午许多人看见过奥斯特并与之交谈，这些人全都宣称他看起来很正常，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次日是验尸官的调查日。我叔叔作为事件的唯一目击者，被传做证。“一个眼神忧伤的小男孩，焦虑地卷动着他的锥形绒线帽，于星期五下午写下了奥斯特谋杀之谜的第二章……他企图挽救家庭名声的尝试有一种悲剧式的可怜。一次又一次，当被问及其父母是否争吵时，他会回答‘他们只不过在交谈’，直到最后，他才想起自己的法庭宣誓，补充说，‘他们或许在争吵——好吧，稍微一点点。’”文章描写道：“这位男孩同时捍卫其父母两人的努力令法官不可思议地感到一种不安。”

自杀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在最后一段，这位记者写道：“官员们暗示已取得令人震惊的进展。”

然后是葬礼。这位匿名记者便有机会仿效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情节剧里最精挑细选的措辞。到如今谋杀已不再只是个丑闻。它已经转变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娱乐。

奥斯特葬礼上遗孀滴泪未流

周日，安娜·奥斯特女士在监护下出席了

其丈夫哈里·奥斯特的葬礼。

“没掉眼泪，也没有一丝悲伤或动情的迹象，因与其丈夫哈里·奥斯特的离奇死亡有关而被拘留的安娜·奥斯特女士，周日早晨在监护下出席了这个男人的葬礼，由于该男人之死她暂被拘留。

“无论是在克罗辛教堂，她自周四那晚之后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丈夫的遗容，还是在墓地，她都没有显示出一丝软弱。在审判的巨大压力下崩溃的唯一征兆是在葬礼上，仪式结束后，她要求下午和M.哈特曼大人见面，他是比耐扎台克教堂的牧师……

“当仪式结束时，奥斯特夫人平静地把狐皮衣领在喉咙处拉紧，随后向警方表示她已准备好离开……

“在程式化的简短葬礼后，出丧仪式在威斯康星街进行。奥斯特夫人要求她亦被允许前往墓地，即刻获得了警方的批准。因为没有人为她提供马车，她看起来很生气，或许她记起了那段短暂的富人时光，那时候在基诺沙可以看见奥斯特的豪华轿车……

“……磨难变得特别长，因为准备墓地有些耽搁；而当她在等待时，她把最年轻的孩子山姆叫了过来，把他的大衣领在颈边更紧地围好。她轻轻地对他说话，但这是仅有的例外，直到仪式结束，她一直沉默着……

“葬礼上一个显眼的人是塞缪尔·奥斯特，他来自底特律，是哈里·奥斯特的兄弟。他给予了年幼的孩子们特殊的照料，并试图安慰悲痛中的他们。

“在演讲和游行时，奥斯特看起来对兄弟之死相当愤恨。他清楚地表明了他不相信自杀理论，并发表了对遗孀充满指责意味的评论……

“M.哈特曼牧师……在葬礼上进行了生动的布道。他对在新墓地落葬的第一人是因暴力而死、并正处于他的黄金时期这一事实表示哀悼。他称赞了哈里·奥斯特的事业，痛惜他的早逝。

“这位遗孀看起来并不为这些对她已故丈夫的赞辞所动。她冷漠地打开外套，允许教长从她的针织毛衣上切下一个口子，这在希伯来信仰里表示悲痛。

“基诺沙的官员们仍然怀疑奥斯特是被他的妻子所杀……”

第二天，1月26日的报纸上，有供认的新闻。在和拉比 会面之后，她要求与警长会晤。“走进房间的时候她微微颤抖着，警长给她一张椅子时，她明显非常紧张。‘你知道你的小孩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后者这么说道，他意识到这个心理最佳时期 到来了。‘你不愿我们认为他在说谎，对吧？’然后这位母亲，数日来一直面无表情以避免显露藏在后面的恐惧，此刻放下了伪装，突然变得温柔，随后呜咽着说出了她那可怕的秘密。‘他完全没有对你们撒谎；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杀了他，我要忏悔。’”

这是她的正式声明：“我叫安娜·奥斯特。公元1919年1月23日我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杀害了哈里·奥斯特。我听见人们说射出了三发子弹，但我不记得那天开了几枪。我要射杀上述的哈里·奥斯特的原因是，他，上述的哈里·奥斯特，虐待我。我向上述的哈里·奥斯特射击的时候，我几乎就像疯了。在我向他开枪的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过射杀他，上述的哈里·奥斯特。我想这就是我用来射杀上述的哈里·奥斯特的枪。我自愿做此声明，并非受逼迫而为之。”

记者继续写道：“在奥斯特夫人面前的桌上放着那把左轮手枪，她就是用这把枪杀死她丈夫的。当她说到它的时候，她迟疑地碰了一下那枪，然后把手收回，带着一种明显的恐惧的战栗。警长一言不发地把枪放在一侧，并询问奥斯特夫人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

“暂时就这些，”她镇静地答道，“你为我签好之后，我会签。”

“她的要求——在短暂的瞬间她几乎又成了王者——获得了遵从，她确认好签名，然后要求被送回牢房……”

在次日的传讯中，她的律师提交了一份无罪抗辩。“裹着绒毛大衣和狐皮长围巾，奥斯特夫人走进法庭……在桌前入座时，她向人群中的一位朋友微笑。”

根据记者自己的说法，审讯“波澜不惊”。但仍然，他忍不住做出这个评论：“当奥斯特夫人回到摆放着她精神状况报告的牢房时，发生了一件事。

“在相邻的囚室里，一个因为与已婚男人有染而被指控并拘留的女人被带进牢房关禁闭。一看见她，奥斯特夫人就打听这新来的人并了解案件细节。

“‘她应该被判十年，’当铁门无情地哐啷一声关上时，她说道，‘就是她那种人使我被关在这儿。’”

此后几天里，在一些有详细报道的有关保释的复杂法律讨论后，她被释放。“‘你是否注意到任何迹象表明这女人会缺席审判？’法官问律师们。是贝克律师做出了回答：‘一个像这样有五个孩子的女人能到哪儿去？她依赖他们，法官也能看出他们依赖她。’”

有一星期的时间，媒体很平静。然后，在2月8日，有一篇报道说，“芝加哥一些犹太报纸积极支持进行诉讼。一些这样的报纸上有些专栏文章讨论奥斯特夫人的案子，这些文章极力主张她进行辩护……

“星期五下午，奥斯特夫人和她的一个孩子坐在律师办公室里，读了一部分这样的文章。当翻译向律师读着这些报纸的内容时，她如孩子般啜泣……

“贝克律师今天早上宣布，对奥斯特夫人的辩护将会是精神失常……

“人们估计，奥斯特夫人的审判将是基诺沙市巡回法庭审判过的最有意思的谋杀案之一，按现在的情况预计，这也是一个为女性辩护的人情味新闻故事，它将在法庭上全面展开。”

然后一整个月，什么都没发生。3月10日的头条是这样的：

安娜·奥斯特企图自杀

自杀发生在1910年安大略省的彼得伯勒——她先吞食了石碳酸，然后打开煤气。律师把这条消息带到法庭，以使审讯延期进行，那样他才会有足够时间取得口供。“贝克律师认为这个女人自杀的同时也使两名孩子的生命遭受威胁，这次企图自杀的行为事关重大，因为它可能证明奥斯特夫人的精神状况。”

3月27日。审判被安排在4月7日。在此之后，又是一星期的沉默。然后，在4月4日，仿佛事情正变得有点太过无趣的时候，又有了新进展。

奥斯特向兄弟遗孀开枪

“山姆·奥斯特，哈里·奥斯特的弟弟……企图为他兄弟的死复仇但未遂，今晨十时许，他朝奥斯特夫人开枪……枪击事件就发生在米勒杂货店门外……

“奥斯特跟随奥斯特夫人到了外面，就向她开了一枪。奥斯特夫人，尽管未被射中，倒在了人行道上，奥斯特回到杂货店宣布，照目击者的说法，‘好，我很高兴做了这个。’在那儿，他平静地等待着被捕……

“在警察局……精神完全崩溃了的奥斯特解释了枪击事件。

“那个女人，”他说，“杀了我四个兄弟和我母亲。我曾试图帮忙但她不让我帮。”然后，当他被带进牢房时，他啜泣道，“上帝会一直站在我这边，我知道。”

“在牢房里，奥斯特宣称他已竭尽所能帮助已故兄弟的孩子们。法庭拒绝任命他为房产管理人的举动近来令他不安，法庭宣称此案中的遗孀拥有部分权利……‘她绝对不是遗孀，’今天早晨他如是评论，‘她是个凶手，她不应该有权利……’”

“奥斯特不会马上接受传讯，以便此案进行更彻底的调查。警方承认其兄弟之死及随后的事件或许同样令他担忧，所以他并不完全对他的行为负责。奥斯特数次表达了他也想死的愿望，警方正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他自杀……”

第二天的报纸有些补充：“奥斯特在城市牢房里度过了一个相当糟糕的夜晚。好几次，官员们发现他在牢房里啜泣，看起来非常歇斯底里……

“警方承认奥斯特夫人因为周五针对她生命的攻击正处于‘不良精神状态’中，但警方同时宣布她将能够出席下周一晚上对于她的审讯。”

三天之后，政府开始审理此案。地方检察官声称谋杀是有预谋的，他非常依赖某个马修斯夫人的证词，她是米勒杂货店的雇员，她声称“在枪击事件当天，奥斯特夫人来过店里三次用电话。其中一次，这位目击者说，奥斯特夫人打电话给她丈夫，要他回家修理一个灯。她说奥斯特曾承诺会在六点钟到”。

但是就算她请他到家里，也并不意味着她打算一等他回来就杀死他。

反正也没什么两样。不管事实如何，辩护律师机敏地把一切都变得对自己有利。他的策略是在两个领域提供压倒一切的证据：一方面，证明我祖父不忠；另一方面，证明我祖母有精神不稳定的病史——两者相结合来制造一个可理解的杀人事件，或者说“因为精神错乱”而导致的杀人事件。哪一种都行。

贝克律师的开场白有意要从陪审团那儿获取每一丝可能的同情。“他讲述了奥斯特夫人如何艰难地与丈夫构建家庭和快乐，那时候他们度过了数年的困难时期，曾一度在基诺沙享受快乐……‘然后，当他们一起辛劳地撑起这个家之后，’贝克律师继续道，‘从城里传来了警报，安娜·奥斯特像块破布一样被抛在一边。她的丈夫不为家人提供食品，反而在芝加哥的一间公寓里包养了范妮·考普兰。她帮忙积攒的钱被一个更美丽的女人挥霍一空，在遭受这样的虐待后，她的精神崩溃有什么奇怪呢，而有一瞬间，她失去了自我控制。’”

第一位辩护证人是伊丽莎白·格罗斯曼，她是我祖母唯一的姐妹，住在新泽西州靠近布伦瑞克的一个农场上。“她的证词相当出色。她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讲述了奥斯特夫人整个一生的故事；在奥地利出生；年仅六岁时其母亲过世；八年后与她妹妹一起来到这个国家；在纽约女帽店里长时间制作帽子和无边女帽；以及这个移民女孩如何靠着这份工作积攒起几百美元的故事。她说起这位女子刚过二十三岁生日就嫁给了奥斯特；讲起他们的商业投机；讲起他们小糖果店的失败，以及去堪萨斯州劳伦斯的远行，在那儿他们试图从头再来，在那儿——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讲起他们返回纽约以及第二次生意以破产告终，讲起奥斯特逃到加拿大的事。她说起了奥斯特夫人跟随奥斯特到了加拿大；讲起奥斯特抛下妻儿，说他‘将要走自己的路’[原文如此]；讲起他如何告诉妻子他将带走五十美元，那样如果他死了钱就会被找到，可以用作一次体面的葬礼……她说他们住在加拿大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哈里·鲍尔夫妇……

“格罗斯曼夫人故事里没能讲清的小小空白，由前郡警察局局长阿奇·穆尔和亚伯拉罕·洛补充，两人均来自加拿大彼得博罗郡。这些男人说起奥斯特离开彼得博罗的事以及他妻子的悲伤。奥斯特，他们说道，1909年7月14日离开彼得博罗，第二天夜晚，穆尔发现奥斯特夫人在他们破烂家中的一个房间里，遭受着煤气中毒的危险，她和孩子们躺在地板上的一张床垫上，而煤气正从四个开着的喷嘴里逸出。穆尔继而说起，他在房间里发现一瓶石炭酸，而这种酸的痕迹曾在奥斯特夫人的唇上找到。她被送去医院，目击者说，她病了好多天。这些男人都声称，他们认为奥斯特夫人在加拿大企图自杀的尝试无疑显示出疯狂的迹象。”

其他证人包括两个最年长的孩子，每一个都将家里那本难念的经娓娓道来。说了很多关于范妮的事，还有家里经常发生的争吵。“他说奥斯特有扔碗碟器皿的习惯，有一次，他母亲的手臂被严重割伤，以至于需要打电话找医生来处理。他声称在那些时候，他的父亲对母亲使用粗俗下流的语言……”

另一个来自芝加哥的证人做证说，她经常看见我祖母在间歇性精神焦虑的时候以头撞墙。一个来自基诺沙的警官“有一次看见奥斯特夫人在街上狂奔。他陈述说她的头发‘或多或少’地凌乱不堪，他补充说她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一位医生也被召出庭，他声称她患有“急性狂躁症”。

我祖母的证词持续了三小时。“在被压抑的呜咽声和泪水间，她讲述了她与奥斯特一同生活直至‘事故’发生的故事……奥斯特夫人在交叉问讯的严酷考验下表现良好，她的故事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讲了不止三遍。”

文章总结道：“贝克律师声情并茂地要求释放奥斯特夫人。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他以雄辩的口吻把奥斯特夫人的故事重新又讲了一遍……好几次，奥斯特夫人被律师的发言感动得流下眼泪，而当这位律师描绘着一幅挣扎中的移民女性努力维持家庭的图景时，观众席上的好多女人也在啜泣。”

法官给了陪审团两种判决选择：有罪或者谋杀罪名不成立。不到两小时之后，他们做出了决定。一如4月12日的公告牌所示：“今天下午四点三十分，陪审团就安娜·奥斯特女士一案做出如下判决：被告无罪。”

4月14日。“‘现在我比此前十七年都要高兴。’星期六下午奥斯特夫人在审判结束后与每一位陪审团成员握手时说。‘只要哈里活着，’她对其中一位说道，‘我就会担心。我从未懂得真正的幸福。现在我很遗憾他不得不死在我手里。现在我就像曾经期待的那样快乐……’”

“当奥斯特夫人离开法庭时，她的女儿前来迎接……还有两位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耐心地在法庭等待判决释放他们的母亲……

“在郡监狱，山姆·奥斯特……尽管他不能理解这一切，说他愿意接受十二位陪审团成员的决定……

“‘昨天晚上当我听到判决的时候，’他在周日早晨接受采访时说，‘我倒在了地板上。我不能相信在杀害了我的兄弟、她的丈夫之后她竟然可以被无罪释放。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接受了。我无法理解，但我现在只能放手。我曾经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但我失败了，我现在只能接受法庭所说的一切。’”

次日，他也被释放了。“我要回工厂工作去，”奥斯特对地方检察官说，“一赚到足够的钱，我会在兄弟的墓前竖一块墓碑，然后我要把精力用来支持住在奥地利的那个兄弟的孩子们，他在奥地利参军时阵亡。”

“今天早上的会议透露山姆·奥斯特是奥斯特五兄弟里最小的一个。在世界大战中，三个男孩加入了奥地利军队，他们全部阵亡。”

在关于此案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报纸报道说，“奥斯特夫人正打算在几天之内把孩子们接到东部去……人们认为奥斯特夫人采取这项行动是听取了律师们的意见，他们劝她应该去往一个新家，在一个没有人知道案情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我想，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至少对于基诺沙的报纸读者，对于聪明的贝克律师，以及，毫无疑问，对于我的祖母都是如此。当然，对于奥斯特一家的命运，没有更多的说法。公共记录随着他们宣布东迁而告终。

因为父亲很少与我谈及过去，我对此后的事所知甚少。但根据他提到的少数事情，我对于整个家庭的生活环境能够形成一个大致的看法。

比如说，他们经常搬家。对我父亲而言，一年里上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学校并非少见。因为他们没有钱，生活变成为了赖掉房租和躲债的一连串逃离。一家人本就自我封闭，这种游牧生活更将他们和外界完全隔绝。没有持久的参照点：没有可以依靠的家、城市和朋友。只有这家人自己。这几乎就像在隔离区生活。

我父亲曾是家中幼子，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仰视他的三个哥哥。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家叫他“小家伙”。他受哮喘和过敏之苦，在学校成绩优秀，在橄榄球队里打边锋，在纽瓦克中心高中田径队里跑四百四十码 。他于大萧条开始的第一年毕业，去一间法律夜校读了一两个学期，然后辍学，就像他的哥哥们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

四兄弟黏在了一起。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有种中世纪式的忠诚。尽管他们有不同之处，在许多方面甚至并不相互喜欢，我仍然不把他们看作四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看成一个家族，一个四人组的团结景象。他们中的三位——最年轻的三位——最后成了商业伙伴，住在同一个城市，而第四个，仅仅住在两个城外，也被另外三位拉进了生意。我父亲几乎没有一天不见他的兄弟们。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如此：六十多年里的每一天。

他们的习惯来自彼此，说话时的样子，小小的手势，如此相似以至于很难分辨哪一位才是某种态度或想法的始作俑者。我父亲的感情是坚定的：他从未说过兄弟们一句坏话。这是又一个“不管他做了什么而只看他是谁”的例子。如果他的一个兄弟碰巧怠慢了他或者做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我父亲仍然不会加以指责。他是我哥哥，他会说，就好像那解释了一切。兄弟情谊是首要原则，是无可争辩的公理，是唯一的信条。一如对上帝的确信，质疑它就是离经叛道。

作为幼子，我父亲是四兄弟里最忠诚的，也是最不受他人尊敬的一个。他工作最卖力，对侄子侄女最慷慨大方，然而这些事情从未得到完全认可，更没有获得感激。我母亲回忆起婚礼那天，在仪式后的派对上，他的一个兄弟竟然提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他会不会真的做出越轨行为是另一回事。但仅仅像那样挑逗她这一事实就大致说明了他对我父亲的感情。人们不会在别人的婚礼上做那种事，即使他是你弟弟。

家族的核心是我祖母，一个犹太优垦妈妈 ，一个终结所有母亲的母亲。残忍，执拗，她是老大。是对她的共同忠诚使兄弟们如此亲近。即使作为成年人，各有妻儿，他们仍会在每周五晚上到她家晚餐——不带各自的家庭成员。这是真正重要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其中必定有一些喜剧性的意味：四个大男人，个个身高超过六英尺，守着一个小而老的女人，她要比他们矮一英尺多。

有一次他们很难得地带着妻子过来，一位邻居碰巧进屋，惊讶于如此大的聚会。这是你的家人吗，奥斯特夫人？他问。是的，她答道，带着骄傲的笑容。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山姆。邻居有点儿受惊了。那么这些可爱的夫人们呢，他问，她们是谁？哦，她随意地挥手答道。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山姆的。

基诺沙报纸上描绘的她并非不准确。她为她的孩子们而活。（贝克律师：一个像这样有五个孩子的女人能到哪儿去？她依赖他们，法官也能看出他们依赖她。）同时，她是个暴君，经常尖叫，歇斯底里地发作。当她生气时，她会用扫帚打儿子们的头。她要求忠诚，她得到了。

有一次，我父亲送报积攒了十或二十美金的巨款，准备给自己买辆新自行车，他的母亲走进了房间，撬开他的小猪储蓄罐，不带丝毫歉意地把钱拿走。她需要这些钱来付账单，而我父亲孤立无援，无处诉说他的委屈。当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目的不是说明他的母亲是如何粗暴对待他的，而是证明家庭利益如何总是高于家庭成员利益的。他或许曾感到不快，但他没有抱怨。

这就是任性之治。对一个孩子而言，这意味着天可能随时塌下，意味着他永远不能确定任何事。因此，他学会了永远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他自己。总会有人跑来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来证明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他学会了永不要求太多。

父亲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他比我现在都大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独自生活的人，他是那个被留下照顾她的人。然而，要说他离不开母亲是不对的。他太独立了，被哥哥们灌输了太多男子气概。他对她好，尽责细致，但也不能说不保持一定距离，一点不任性。他结婚之后，她经常打电话给他，关于这个那个向他发表长篇大论。我的父亲会把听筒放在桌上，走到房间另一端，自己做几分钟杂事，然后回到电话旁，把电话拿起来，说些平淡乏味的话让她知道他在那儿（噢—哦，噢—哦，嗯嗯嗯嗯嗯嗯，对），然后又一次跑开，来来回回，直到她自己说累了。

他的迟钝有喜剧的一面。而有时这对他很有好处。

我记得有个小小的、干瘪的生物，坐在纽瓦克维夸希克区一所两居室的前厅，读着《犹太每日先驱报》。尽管我明白无论何时看见她，我都不得不亲吻她，但这样做依然令我畏缩。她的脸如此皱纹密布，她的皮肤如此残忍地松弛。更糟的是她的味道——我很后来才认出来是樟脑的味道，她一定是把樟脑放在了衣柜抽屉里，经年累月渗入她衣服的质地中。这种气味在我脑中与“祖母”的概念形影不离。

我记得，她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唯一一次她给我礼物，是一本二手或者三手的童书，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我记得我把它从头到尾读了，我甚至还能回忆起其中一些章节。比如说，富兰克林后来的妻子，在初次见到他时嘲笑他——那时他正夹着一个巨大的长棍面包走在费城大街上。书的封面是蓝色的，里面有很多剪影插图。那时候我一定只有七八岁。

父亲去世后，我发现了一个大衣箱，那衣箱曾经属于他母亲，如今在屋子的地窖中。箱子锁着，我决定用榔头和螺丝起子把它撬开，其中或许会有一些被掩埋的秘密，一些失落已久的宝藏。当铁扣落下、抬起箱盖时，就在那儿，又一次地整个都是——那种味道，朝我飘来，直截了当的，容易察觉的，那味道仿佛就是我祖母本身。我感觉仿佛刚刚打开她的棺材。

箱子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一套雕刻刀，一堆仿造的珠宝。还有一本硬塑料封面的口袋书，一个带柄的八角形盒子。我把这东西给了丹尼尔，他立刻就把它当作一个移动车库，来停放他那小卡车和小汽车组成的车队。

父亲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九岁时，他有了第一份工。十八岁时，他与一位兄弟一起做修理收音机的生意。除了受雇为托马斯·爱迪生实验室助理的短暂时期（次日他即被解雇，因为爱迪生知道了他是个犹太人），父亲一直只为他自己工作。他是位非常苛刻的老板，远比任何陌生人都苛刻。

收音机商店最终变成了一家小型电器店，随后又变成一家大型家具店。从那儿起步他开始涉足房地产（比如，买了一栋房子供他母亲居住），直到房地产渐渐取代商店成为他的首要关注点，房地产本身成了一桩生意。与两位兄弟的合伙关系从一样东西延续到下一样。

每天早起晚归，中间就是工作，只有工作。工作是他生活其中的国度之名，而他是它最伟大的爱国者之一。不过这并不是说，工作于他是一种乐趣。他努力工作是因为想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工作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挣钱的手段。但那目的不是可以为他带来乐趣的东西。一如年轻马克思所写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连接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解开和系紧任何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

整个一生他都梦想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他要的并不完全是金钱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东西：不仅仅是世人眼中的成功，而且是一种令自己变得遥不可及的方式。拥有金钱不仅意味着有能力购买东西：它也意味着世俗的需求永远不会影响你。于是，金钱作为保护，而非乐趣。他的童年一直没有钱，因此在世界的反复无常间容易受伤，对于他，财富成为了逃避的同义词：逃离伤害、苦难，不会成为受害人。他并不试图购买快乐，而仅仅是不快乐的缺席。金钱是万灵丹，是他身为人类最深最难以表达的欲望对象。他并不想花钱，他想拥有它，他想知道它在那儿。于是，金钱并非作为长生不老药，而是作为解毒剂：当你进入丛林时口袋里随身携带的一小瓶药——只是以防你被毒蛇咬到。

有时候，他对于钱是如此吝啬，几乎成了一种病。他并未达到否认自己需要的程度（因为他的需要极少），而是更微妙地，每次当他不得不买东西的时候，他会选择最便宜的。这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讨价还价。

暗含在这种态度里的是一种感知上的原始主义。一切差别都被消除，一切东西都被减至它们的最小公分母。肉就是肉，鞋就是鞋，笔就是笔。你能够在牛肩肉和后段T骨牛排之间选择变得无关紧要，三十九美分一支的一次性圆珠笔和可以用上二十年的五十美元水笔之间变得没有差别。真正精细的物件几乎受到憎恶：它意味着你要不得不支付额外的价钱，而这在道德上是错的。在一个更宽泛的层面，这种状况将其自身转化为一种永久性的无感状态：他对那么多东西视而不见，他否认自己与世界的形状和质地的亲密接触，切断了自己体验美学愉悦的可能性。他眼中的世界是个实用之地。里面的每样东西都有一个价值和一个价格，他的想法是对于需要的东西，尽可能支付一个最接近价值的价格。每样东西都仅仅以其功能来理解，以它值多少钱来评判，而从不作为一个有它自身特性的、本质的物件。在某种意义上，我想这一定令他觉得这个世界索然无味。统一，乏味，没有深度。如果你仅仅从金钱的角度看这世界，那么你最终根本就没看到这世界。

作为一个孩子，有时在公众场合我会真的为他尴尬。和店主讨价还价，对高价大动干戈，据理力争，就好像他那大丈夫气概正受威胁似的。我清晰地记得一切如何在我内部枯萎，记得我希望能够身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除了我曾在的那儿。一桩和他一起去买棒球手套的事从记忆中跳出。有两星期，我每天放学后会去那家商店，羡慕地看着那副我想要的手套。随后，当某天傍晚父亲带我去那家商店买下它时，他对着销售员大发脾气，以至于我担心他就要把他撕成碎片。震惊之余，我怀着受伤的心告诉他算了，我根本不想要那副手套。我们离开那家店时，他提出为我买个蛋筒冰激凌。反正那手套也不好，他说。下次我给你买一副更好的。

更好的，当然，意味着更糟。

长篇大论地批评家里开着太多的灯。他总是说要买低瓦数的灯泡。

他从不带我们去看电影的借口：“为什么要出去花上一大笔钱呢？一两年之后电视里会播的。”

偶尔在饭店里家庭聚餐：我们总是不得不点菜单上最便宜的东西。这成了一种惯例。是的，他会说，一边点头，那是个不错的选择。

数年之后，我和妻子住在纽约，他有时会带我们出去吃饭。台词永远一模一样：当我们把最后一叉食物放进嘴的那刻，他会问，“好走了吗？”甚至不可能再考虑甜品。

他总是非常不自在。他无法坐着不动，不会说客套话，不能“放轻松”。

和他在一起会让你紧张。你会觉得他总像是马上要走的样子。

他喜欢那些聪明的小把戏，对能在自己的游戏里智取全世界的能力引以为豪。在生活最微小层面的小家子气，既荒谬又令人沮丧。开车的时候，他总是把里程表断开，伪造里程数以保证自己得到一个更好的卖价。在家里，他总会自己做修补工作，而不雇用专业人员。因为他对机械有一种天赋并知道事物运作的原理，他会走古怪的捷径，使用在手头的随便什么材料，采用鲁比·戈德堡 法解决机械和电路问题——而不是花钱用正确的方法去做。

他对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从来不感兴趣。他继续东修西补，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永不让他的船沉没，但也一直不给它机会浮起来。

他衣着风格：好像落后了时代二十年。从折扣店货架上买来的人造革套装；从地下室廉价品箱子里弄来的无盒装的鞋。这不仅是他吝啬的证据，漠视时尚也使他更像一个不怎么存在于这世界的人。他穿的衣服好像是孤独的一种表达，一种确认缺席的具体方式。尽管他甚为富裕，有能力买他想要的东西，他看起来却像一个穷人，一个刚从农场里出来的乡巴佬。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稍微改变了一点点。重新成为单身汉很可能令他感到震惊：他意识到假如他想拥有任何形式的社交生活，他就不得不使自己像样一些。并不是说他出门买了昂贵的衣服，但至少他衣橱的基调改变了：沉闷的褐色和灰色由亮色所取代，过时的风格让位于更艳丽更时髦的形象。格子长裤，白鞋，黄色高领毛衣，大搭扣的靴子。但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他穿这些衣服的时候看起来从不自然。它们不是他个性的组成部分。它令你想到由父母打扮的小男孩。

考虑到他与金钱的古怪关系（他对财富的渴望，对花钱的无能），他在穷人中谋生不知怎么倒也合适。与他们相比，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然而，在几乎一无所有的人们中间过日子，他就能一直看到一幅世上他最害怕的图景：没有钱。这使他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他不觉得自己吝啬——而是敏感，一个知道美元价值的人。他不得不保持警觉。这是唯一一样把他和贫穷的噩梦隔开的东西。

生意处于巅峰期时，他和兄弟们拥有近百栋房子。他们的地盘是北新泽西可怕的工业区——纽瓦克的泽西市——几乎他们所有的租客都是黑人。有人说是“贫民窟房东”，但在这件事上这不是个准确或公平的描述。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不是个缺席的房东。他在那儿，他投入的时间之多，哪怕最有原则的员工都会想去罢工。

这工作永远需要同时应对诸多局面。有房屋的买卖，设备的购置和维修，好几个修理团队的管理，租借公寓，监督监管人，听取租户的投诉，处理房屋检查员的来访，与水电公司的经常联络，更不用说要经常去法庭——作为原告和被告都有——起诉欠租，回应违规。所有的事情总是同时发生，同一时间总会有来自十几个不同方向的攻击，而只有一个从容应付事务的人不可能搞得定。在任何一天，都不可能做完所有必须做的事。你并非因为完成了工作而回家，而仅仅因为时间已晚而你把时间都用完了。次日所有的麻烦会等着你——还会有些新麻烦。没完没了。十五年里，他只休过两次假。

他对租户们心肠很软——允许他们迟付租金，送衣服给他们的孩子，帮助他们找工作——而他们信任他。老人们，因为害怕遭劫，会把他们最值钱的东西交给他，存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在所有的兄弟中，他是人们有麻烦就会去找的那个。没有人叫他奥斯特先生。他一直是山姆先生。

在他死后我打扫屋子时，我在一个厨房抽屉底下碰巧找到了这封信。在我找到的所有东西里，我最高兴的就是找回了这个。它以某种方式把账做平了，在任何我的脑子偏离事实太远的时候，它给了我活生生的证明。这封信是写给“山姆先生”的，笔迹几乎难以辨认。

1976年4月19日

亲爱的山姆，

我知道你收到我的信会大吃一惊。或许首先我最好向你介绍一下我的自己 。我是纳什夫人。我是阿尔伯特·格鲁佛的嫂子——格鲁佛夫人和阿尔伯特住在泽西市松树街285号很久，班克斯夫人也是我的姐姐。无论，如何 。如果你记得。

你安排好为我的孩子们找一间公寓，我住在约翰斯顿大道327号，就在我姐姐格鲁佛夫妇屋子的转角边。

不管怎样我搬走的时候欠了四十美元的租金。这是在1964年但我没有赚到我欠的这庄重的债 。所以现在，我来还你的钱。感谢你在那时候对我和我的孩子们这么好。我多么感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你能够回忆回 那个时候。所以我从来没有忘记你。

大约三周之前，我打电话到办公室但那时不在。希望上帝保佑你。我很少到泽西市来如果我来我会来看你。

不管怎样我很高兴现在来还这笔债。先这样吧。

真诚地，

JB·纳什夫人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跟他一个个去收租。我太年幼以至于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东西，但我记得它给我的印象，仿佛正因为我不理解，对这些经验的原始感知直接进入了我，直到今天它们还在，就像扎入拇指的刺一样直接。

木屋的过道阴暗而荒凉。每扇门背后，都有一群孩子在光秃秃的公寓里玩耍；都有一个母亲在熨衣板前弯着腰，总是闷闷不乐，工作过度，疲倦不堪。最鲜活的是气味，就好像贫穷不仅仅是缺少金钱，更是一种生理感觉，一种侵入你大脑的恶臭，令人无法思考。每次我和父亲走进一幢房子，我都会屏住气，不敢呼吸，就好像那气味会来伤害我一样。每个人总很高兴遇见山姆先生的儿子。人们给了我不计其数的微笑，还有很多人会来拍拍我的头。

有一次，当我稍微长大些时，我记得和他一同驱车在泽西市的一条街上，看见一个男孩穿着一件T恤，我几个月前也穿过但现在穿不下了。这是件非常容易辨别的T恤，有特别的黄蓝条纹，毫无疑问这件衣服曾经是我的。无法解释地，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更大些时，十三、十四或者十五岁时，有时候我会和他一起做木工、油漆、修理来挣些钱。有一次，在仲夏暴热的一天，我被安排帮助一个人在屋顶上涂焦油。那人的名字叫乔·莱文（他是个黑人，为了对一位曾在年轻时帮助过他的犹太杂货商表示感激，他把名字改成了莱文），他是我父亲最信任最依赖的工匠。我们把五十多加仑的焦油桶搬上屋顶，并开始用扫帚把那东西涂在表面上。照射在黑色平顶上的阳光暴烈，大约半小时之后我觉得非常晕眩，我在一块湿的焦油上滑倒摔了下来，碰巧撞在一个打开的桶上，焦油溅得我全身都是。

几分钟后当我回到办公室，我父亲被逗得哈哈大笑。我明白这场景很可笑，但我太窘迫了，无法一笑了之。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对我动怒或者取笑我。他大笑，但他大笑的方式也使我大笑。随后他扔下了手头的工作，带我去街对面的伍尔沃斯 ，为我买了一些新衣服。我一下子觉得有可能与他亲近了。

几年之后，生意开始衰落。生意本身并没有错，而是生意的性质错了：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在那特定的地点，再也不可能幸存。城市正在解体，看起来谁都不在乎。我父亲曾或多或少颇有成就的工作，如今变成了单纯的苦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厌恶去工作。

恶意破坏财产成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做任何形式的修理都变成令人泄气的事。房子里的管道刚装好，盗贼们就马上把管子拔出。窗户经常被打碎，房门被砸开，走道被堵塞，还有火灾。同时，房子也不可能变卖了。没有人想买。处理它们的唯一方法是遗弃它们，让城市接管。就这样大笔大笔的钱没了，整个一生的劳作没了。最后，当我父亲去世时，只剩下了六七幢房子。整个帝国已经解体。

我最后待在泽西市的时候（至少十年前），这地方看起来像个灾区，仿佛被匈奴人掠夺过一样。灰色的，荒凉的街道；到处堆着垃圾；流浪汉们来来回回曳步而行。我父亲的办公室被抢过那么多次，如今里面只剩下一些灰色的金属桌，几把椅子和三四部电话。甚至连台打字机都没有，一丝色彩都没有。不再真的是个工作场所，而是个地狱里的房间。我坐下望着街对面的银行。没有人走出，没有人进入。仅有的活物是两只在台阶上交配的流浪狗。

我无法理解他是如何自我恢复、每天又是如何走进那儿的。习惯的力量，或者仅仅是倔强。这不单令人沮丧，还很危险。他好几次遇袭，有一次袭击者猛踢他的头部，使他的听力遭到永久性的破坏。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里，他的脑子里总有一种微弱的鸣叫声，一种永不离去的嗡嗡声，甚至在睡觉时也有。医生对此无能为力。

最终，他出门上街时右手总拿着个活动扳手。那时他已超过六十五岁，他不想再冒险。

今天早上我在教丹尼尔如何做炒鸡蛋时，我突然想到了两个句子。

“‘如今我想知道’，这女人说，带着一种可怕的力量，‘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世上的任何地方找到像他一样的另一个父亲。’”（伊萨克·巴别尔）

“孩子们总有一种倾向，要么贬低、要么夸大他们的父母，对一个好儿子而言，他的父亲总是最好的父亲，没有任何主观原因便崇拜他。”（普鲁斯特）

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是个糟糕的孩子。或者，如果说糟糕不够准确的话，至少是令人失望的，我是混乱和伤感的源头。对他而言，制造出一个诗人儿子毫无意义。他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双学位的年轻人毕业后要找一份在墨西哥湾的油轮上当海员的工作，随后又无缘无故地跑去巴黎，在那儿过了四年拮据的生活。

他对我最经常的描述是我“想入非非”，或者我“不脚踏实地”。无论哪种，对他而言我看起来一定不太真实，就像我不知何故成了水蒸气或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在他眼中，你要工作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根据定义，工作是能带来钱财的某种东西。如果它不能带来钱财，就不是工作。所以说，写作不是工作，尤其是写诗。它至多是一种爱好，一种在做真正重要的事之间消磨时间的愉快方式。父亲认为我是在挥霍自己的天赋，并拒绝长大。

尽管如此，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并不亲近，但仍保持联系。差不多一个月打一次电话，一年也许去拜访三四次。每次我的诗集出版，我都会尽责地寄给他，而他总会打电话来致谢。每当我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都会准备好一本，并确保在下次见面时给他。《纽约书评》对他毫无意义，但《评论》 ^[1] 杂志里的文章会令他印象深刻。我想他觉得如果是犹太人在出版我的作品，那么也许它会比较重要。

有一次，当我仍然住在巴黎的时候，他写信告诉我，他去公共图书馆读了一些我发表在《诗歌》最近一期上的诗。我想象他在一间巨大的、荒凉的房间里，在某个清早尚未去上班的时候：坐在某张长桌前，大衣都没脱，弓着背读着那些对他而言一定是难以理解的词语。

我试图将这图景留在脑中，与其他所有不会消失的记忆一起。

有一种失控的、完全令人迷惑的相斥的力量。我现在理解了每个事实都被下一个事实抵消，每种想法都引起一种相等而对立的想法。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说任何东西：他好，或者他不好；他这样，或者他那样。所有这些都对。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正在同时书写三四个不同的人，每一个都清晰，每一个都是其余几个的对立面。碎片。或轶事，作为一种知识形式。

对。

有偶尔慷慨的时候。在那些很少见的时候，当世界不对他构成威胁时，他的生存动机似乎是仁慈。“愿伟大的主永远赐福予你。”

朋友们每当遇上麻烦就会打电话给他。比如午夜有辆车在某处抛锚，我父亲会从床上爬起来赶去救援。从某些意义上说，别人很容易利用他。他拒绝抱怨任何事。

一种近似于超人的耐心。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教别人开车时不发火也不紧张的人。就算你一头朝路灯柱撞去，他仍然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而因此，有时近乎安详。

从他还是个年轻人时起，他总是对他最年长的外甥有种特别的兴趣——他唯一那个姐姐的独子。我姑妈的生活不快乐，有好几段不成功的婚姻，她的儿子深受其害——被送往军校，从未真正得到一个家。我想，不过是出于善意和一种责任感，我父亲把这男孩带到他的庇护之下。他不断地鼓励他，细心照顾他，教他如何在这世上生存。后来，他在生意上帮助他，每当有问题出现，他总是乐意倾听并给予建议。即使在表兄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我父亲仍然继续关心他，有一次安排他们住在他的房子里一年多，他认真地送生日礼物给他的四个侄孙侄女，经常去看他们并一同晚餐。

对于我父亲的死，这个外甥受到的刺激要比我的任何其他亲戚多。在葬礼后的家庭聚会上，他有三四次跑过来对我说：“就在前几天我还碰巧遇见他。我们还约好了星期五晚上一起吃饭。”

每次他用的词都一模一样。就好像他不再明白自己在讲什么似的。

我感觉我们不知怎么颠倒了角色，他成了悲痛的儿子而我是那个同情的外甥。我想勾住他的肩膀，告诉他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最终，他是真正的儿子，他是那个我永远无法强迫自己成为的儿子。

在过去的两星期里，莫里斯·布朗肖的这几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回响：“有件事一定要理解：我从未说过任何特别的甚至令人惊讶的东西。在我停下的时刻，特别的事开始了。但我不再能谈论它。”

以死为始。倒退着走进生活，然后最终，返回死亡。

否则：试图说关于任何人的任何事都是徒劳。

1972年，他来巴黎看我。这是他唯一一次欧洲之行。

那年我住在六楼一间微型女佣房里，房间只够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盥洗池。窗户和小阳台正对着从圣日耳曼洛塞华大教堂里突出的一个石头天使的脸：卢浮宫在我左边，巴黎大堂 在我右边，而蒙马特则在远处。我很喜欢那间房间，后来出现在我第一本书里的很多诗歌都是在那儿写的。

父亲没有计划要待多久，你甚至很难将之称为一次旅行：四天在伦敦，三天在巴黎，然后就回家了。但我仍然乐意见到他，并准备与他共度一段快乐时光。

然而，两件事发生了，令计划泡汤。我得了很重的流感，而且在他抵达次日，我不得不去墨西哥为一个代笔写作项目工作。

我在他预订好的旅游宾馆大堂里等了他整个早上，因为高烧而大汗淋漓，几乎因虚弱而神志不清。当他未能在约定时间出现时，我继续等了一两个钟头，但最终我放弃了，回到房间倒在床上。

那天下午他来敲我的门，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这相遇如同直接出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手笔：中产阶级父亲到一个异国城市看儿子，发现这位艰难谋生的诗人独自一人在阁楼，身体虚弱地发着高烧。他为见到的一切所震惊，对有人竟然能住在这样一间房间表示愤慨，这令他马上投入行动：他让我穿上外套，把我拖到附近的一间诊所，然后为我买好了医生开的药。后来，他不让我在房间里过夜。我无力争辩，只好同意待在他的旅馆里。

第二天，我一点都没好转。但有事情要做，我只好振作起精神干活。早晨，我带着父亲一起去昂利·马丁大街电影制片人的宽敞公寓，他就是那个派我去墨西哥的人。过去的那年，我一直断断续续地为这个男人工作，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活——翻译，剧本提纲——那些与电影稍微相关的事，反正我对之也不感兴趣。每个项目都比前一个更蠢，但报酬还不错，而我需要钱。如今，他需要我帮助他的墨西哥妻子写一本书，一本她与一位英国出版商签订了合同的书：羽蛇神 和长羽毛的蛇的神话。这好像有点出格了，我已经数次拒绝了他。但每一次我说不，他的报价就上升，直到如今这笔钱多到令人无法再拒绝。我只会离开一个月，而我的报酬是用现金支付的——预付。

这就是我父亲见证的交易。这一次，我能知道这使他印象深刻。我不仅带他进入这奢华的布景，把他介绍给一个以百万元计做生意的男人，而且现在这男人正从桌上平静地递给我一叠百元大钞，并祝福我旅途愉快。当然，是金钱令这一切变得不同，这是父亲亲眼看见的事实。我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就好像不知怎么我被证明是正确的。第一次，他被迫意识到我可以自给自足。

他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对我的弱势地位表示宽容。帮我把钱存进银行，微笑着说着笑话。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和我一起去机场。最后重重地握了手。祝好运，儿子。搞定他们。

没问题。

如今好几天没写什么了……

尽管为自己找个很多借口，但是我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离最后能够说出的东西越近，就越不情愿说任何东西。我想拖延结束那一刻，这样我就能骗自己说才刚刚开始，我的故事更好的部分还在后头。不管这些词语看起来多么无用，它们依旧立于我和沉默之间，这沉默继续令我害怕。当我走进这沉默，将意味着我父亲已永远消失。

殡仪馆暗淡的绿地毯。患有湿疹、踝关节肿大、假殷勤的专业承办员，念着一张费用清单，就好像我正准备用信贷购买一套卧室家具。他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父亲去世时戴着的戒指。对话单调地进行，我无所事事地触摸着这个戒指，注意到宝石的底部有一些肥皂润滑剂的遗留物。我很快找到了其中的联系，然后这变得荒诞而明白无误：那是为了把戒指从他手指上除下而使用的涂剂。我试图想象那个人，他的工作就是做这样的事。与其说我感觉恐惧，不如说这令我着迷。我记得我这样想：我进入了事实的世界，残忍的细节王国。戒指是金的，黑色的镶座带着共济会成员的标记。二十多年来，父亲始终不是活跃的成员。

葬礼承办员不断对我说着“在旧日时光”他是如何认识我父亲的，暗示着一种我能肯定并不存在的亲密和友情。当我向他递交给报纸的讣告信息时，他抢在我的话之前提供了许多错误事实，冲在我前头为了证明他和我父亲有多熟悉。每次这样的事发生，我就停下来纠正他。第二天，当讣告出现在报纸上时，许多这样的错误事实被刊登了出来。

父亲去世前三天，买了一辆新车。他开过一次，也许两次，当我在葬礼后返回他的房子时，我看见它在车库里，已然死去，像某种巨大的夭折的生物。那天稍晚时，我去车库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我坐在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吸入奇怪的新出厂的味道。里程表显示六十七英里。那碰巧也是父亲的年纪：六十七岁。这短暂的数字使我厌恶。就好像那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就好像一次小小的旅行，比开车去下一个城市远不了多少。

最大的遗憾：我没能得到一次机会，在他去世之后看他一眼。很无知地，我想当然地以为葬礼时棺材会是打开的，然而，当它不是开着的时候，做任何事都太晚了。

从未看见他死去时的样子使我没能像本来愿意的那样极度痛苦。并不是说他的死由此变得缺少真实感，而是如今，每次我想看它，每次我想触摸这一现实，我都必须进行一种想象活动。记忆里一无所有。只有一种空。

当坟墓揭开安放棺材时，我注意到一块厚厚的橙色的树根伸进洞穴。这对我有一种奇特的安慰作用。有短暂的一瞬间，死这赤裸裸的事实不再隐藏于仪式的词语和手势背后。它就在这儿：无法和解，未经修饰，无法把眼睛转向别处。我父亲被降入地下，不久，当棺材逐渐解体，他的身体将帮助我看见过的根提供营养。我觉得这比那天所说所做的其他事情都更有意义。

执行葬礼仪式的拉比就是十九年前主持我的成人仪式的那个男人。上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男人。如今他老了，一脸灰色胡须。他不认识我父亲，实际上对他一无所知，而就在葬礼仪式开始前半小时，我与他一同坐下，告诉他在致悼词时要说些什么。他在小纸片上做了记录。到了他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感情真挚地进行了演说。虽然主题是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男人，但看上去就像发自肺腑。在我身后，我能听见女人啜泣的声音。他照着我告诉他的话念，几乎一词不差。

我意识到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写这个故事了，早在父亲去世之前。

夜复一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的眼睛在黑暗里睁着。无法入眠，无法思考他是如何死去的。我发现自己在床褥中汗流浃背，试图想象突发心脏病是怎样的感觉。肾上腺素贯穿我的身体，头痛欲裂，而我的整个身体好像收缩成胸膛背后的一个微小区域。需要体验同样的恐慌，同样致命的痛。

然后，夜里有梦，几乎每一夜。在几小时前把我惊醒的一个梦里，我从父亲一位女性朋友的十几岁的女儿那儿得知，她，就是这个女儿，我父亲曾使她怀孕。因为她如此年轻，我和妻子同意在孩子出生后抚养他。孩子将是个男孩。所有人都预先知道了这点。

也许，这样说同样正确：一旦这个故事结束，它会继续讲述它自己，甚至在词语被用尽之后。

葬礼上那位年长的绅士是我的叔祖父，山姆·奥斯特，如今近九十高龄。他个子高，头发稀疏，有高音调的、尖厉的嗓音。他对1919年的事件只字未提，而我也无心问他。山姆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照顾过他，他说。但那就是全部。

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喝什么饮料时，他要了一杯热水。加柠檬么？不用，谢谢，只要热水。

再一次引用布朗肖：“我不再能够讲述它。”

在屋子里找到的：一份来自阿拉巴马州圣·克莱尔县的文件，正式宣布我父母离婚。底下是签名：安·W.洛夫。

在屋子里找到的：一只手表，几件汗衫，一件夹克，一个闹钟，六个网球拍和一辆几乎不能开的老得生锈的别克。一套餐具，一个咖啡桌，三四盏灯。一尊给丹尼尔的尊尼·获加 酒吧雕像。一本空白的相册，这是我们的生活：奥斯特一家。

一开始，我以为抓住这些东西不放会是一种安慰，以为它们会令我记起父亲，使我在继续生活的时候想到他。但看样子，物件不过是物件而已。如今我习惯了它们，开始把它们当成是我自己的。我用他的手表看时间，我穿他的汗衫，我开他的车四处转悠。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亲密的幻影。我已经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我父亲已从它们背后消失了，已经再一次变成隐形。而早晚它们会崩溃、瓦解，不得不被丢弃。我甚至怀疑一切都将不再重要。

“……在这里，真正的情形是唯劳作者才得食，唯不安者才得安宁，唯沉沦于下层世界者才能拯救可爱的人们，唯拔出刀子者才得到以撒……不劳作者的情况与有关以色列处女的描写相吻合：他孕育了风——劳作者则孕育了他自己的父亲。”（克尔凯郭尔）

凌晨两点多。烟灰缸漫溢，咖啡杯空着，有早春的寒意。想起丹尼尔躺在楼上的卧床里熟睡时的样子。以此作为结尾。

想知道当他长大到足以阅读这些东西时，他对这些书页会作何感想。

想起他躺在楼上的卧床里熟睡时甜美而凶猛的小身体。以此作为结尾。

（1979年）

[1] Commentary ，1945年由美国犹太委员会创办的月刊。 uO1BcTXRxZTZv89kN8Iwrc3Pt/N9GcYF1X255eNgCts1V4/JOT35VYIialSJzWV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