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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认为，只有怠惰无用之人才会无视罗马人在何种政府领导之下，如何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把几乎整个人类居住的世界置于自己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把布匿战争(Punic Wars)的爆发当作罗马海外扩张的开端，不过本章的叙述将延续至波利比乌斯去世之后，直至罗马共和国的终结。
公元前264年，罗马已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波河流域(Po Valley)，即所谓“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除外。此外，罗马对皮洛士的胜利也引起了希腊人的关注。就在这一年，一支罗马军队跨海进入西西里，此举多少是为了防止迦太基人占领墨萨拿(Messana)进而控制海峡。历经20年战争之后，罗马将迦太基人赶出了西西里，这期间，罗马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战后的罗马可能占有部分西西里岛，另一部分则留给其友邦叙拉古(Syracuse)和其他希腊城邦。公元前237年，罗马强占了本来由迦太基控制的撒丁岛(Sardinia)与科西嘉岛(Corsica)，罗马出兵的借口颇为牵强，但既然罗马与迦太基已成敌手，这两座岛屿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公元前227年，罗马人选出两名“负责”撒丁与科西嘉“行省”(prouinciae)的新行政官，同时还介入亚得里亚海域(Adriatic)，跨海打击伊利里亚人(Illyrians)新近的海盗行为与扩张活动，随后罗马把当地沿岸地带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其势力范围涵盖了一些希腊城邦。另一场与迦太基的殊死较量，即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攻入意大利。罗马军队也被派往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他们进入西班牙后就没有再离开，但西班牙半岛要等到奥古斯都时代才被完全平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最后阶段，汉尼拔被困在意大利半岛的脚尖位置，而西庇阿(Scipio)先在西班牙大获全胜，把许多当地部落争取到罗马一方，然后把战火带入非洲（迦太基）本土。汉尼拔被召回迦太基，却也无力回天，终于在公元前202年战败于扎马(Zama)。迦太基于是沦为罗马附庸国，其领土落入罗马的非洲盟友之手。另一方面，由于叙拉古的背叛行为，罗马将整个西西里置为一个行省。
汉尼拔曾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Philip V)结盟，此举导致罗马军队越过亚得里亚海。最终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T. Flamininus)击败马其顿王，不过罗马允许马其顿王国继续存在。希腊本土于公元前196年被宣布“获得自由”，罗马在整个希腊地区的影响一时间如日中天。罗马由此成希腊化大国世界的一部分，参与了另一场对抗叙利亚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的争斗，并在西庇阿兄弟领导下取得胜利。虽然罗马依然没有兼并任何领土，但叙利亚的势力遭到削弱，同时罗马按照自身喜好安排东地中海地区事务，以照顾友邦帕加玛(Pergamum)王国与罗德斯岛共和国的利益。
后来罗马人又谴责腓力之子珀耳修斯(Perseus)王怀有异心，在公元前167年的皮德纳(Pydna)战役中，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lus)击溃了珀耳修斯。马其顿被肢解为四个附庸共和国，分别为“第一马其顿”“第二马其顿”等，依此类推。亚历山大死后出现的强大王国中只有第三个，即埃及王国，与罗马之间没有战争，但埃及大体上接受罗马的保护。这种保护关系戏剧性的一幕是，当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入侵埃及时，罗马使者用手杖围绕他画了一个圈，告诉他除非下令撤军，否则不得跨出此圈。波利比乌斯所言“53年”始于公元前220年，终于此时。实际上罗马兼并的领土极少，但波利比乌斯毫不怀疑罗马已拥有了一个帝国，因为希腊人惯于以联盟关系或同盟者为依据评估国家实力。
波利比乌斯之后还活了一段时间，因而得以记录公元前148年马其顿与希腊地区的反罗马运动。这场运动遭到野蛮镇压，科林斯(Corinth)被彻底摧毁；马其顿沦为行省，其总督同时也负责希腊事务。几乎与此同时，迦太基因不堪罗马盟友努米底亚(Numidia)王的骚扰而奋起反抗，结果整个迦太基被小西庇阿夷为平地，其领土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Africa)行省。公元前133年，帕加玛末代国王去世时没有合法继承人，便把王国遗赠给罗马，国王此举的动机尚存争议，其结果是帕加玛的一部分成为罗马的亚细亚(Asia)行省。为了保护通往西班牙道路的安全，同时也是履行对老盟友马西利亚(Massilia)承担的义务，罗马将战线推进到山外高卢(Transalpine Gaul)，最后罗马人在当地建立了一个行省，该地区至今依然名为“行省”(Provence，即法国普罗旺斯地区）。
然而在公元前2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罗马却在对蛮族敌人的作战中遭遇了一连串失败。他们之中有著名的非洲的朱古达(Jugurtha)、由北方入侵意大利的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所有战争最终都以盖乌斯·马略(C. Marius)的胜利而告终。罗马还同时忙于处理因格拉古(Gracchi)兄弟所引发的内部问题，在公元前91年爆发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中，罗马与意大利盟友兵戎相见。此后，罗马首度爆发真正的内战，这导致了苏拉(Sulla)的短暂独裁统治及其恢复元老院政府的举措。于是在此期间，罗马在海外少有斩获。他们对东部的忽视使得本都(Pontus)的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乘机崛起，此人利用当地的反罗马情绪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其军队一度攻入希腊，但罗马最终解决了这些麻烦。罗马将军庞培(Pompey)认为应该对这些地区实行更直接的统治，于是他建立了叙利亚行省，这里是塞琉古(Seleucid)王国（即叙利亚王国）故地，该王国当初败于罗马后日益衰落，最后陷于混乱；在小亚细亚北部，他建立了比提尼亚-本都(Bithynia-Pontus)行省；此外，他进一步扩大了西里西亚(Cilicia)“行省”，这里的蛮荒海岸曾是海盗的基地，罗马一直试图解决这里的海盗问题。其余东部地区则被置于罗马选定的藩王统治之下，至少部分藩王要向罗马纳贡。现在，帝国势力抵达幼发拉底河，罗马开始与河对岸的亚美尼亚(Armenia)与帕提亚(Parthia)直接接触，希腊文化曾在这两个王国的主要近东辖地占支配地位，而现在这种影响已开始急剧衰退。
仅仅几年后，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于公元前58年就任南高卢总督，发动战争征服了高卢中部与北部，并数度率军越过莱茵河与英吉利海峡。恺撒未能迫使不列颠纳贡，但他将高卢地区组织成为一个行省。这是罗马的征服活动首次远离地中海及其延伸的黑海。奥古斯都后来继续了这种征服战争，并在阿尔卑斯山与巴尔干地区获得成功，但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却遭遇了失败。所谓“前三头”中的第三位马尔库斯·克拉苏(M. Crassus)入侵帕提亚的企图，则以惨败收场。罗马的下一步兼并活动主要是使帝国完整地环绕整个地中海，克利奥帕特拉在罗马情人安东尼的鼓动下，意欲在地中海东部重建埃及霸权，却以失败告终，击败他们的是与安东尼争夺罗马统治权的未来皇帝奥古斯都。
毫无疑问，从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角度看，上述征服活动对罗马自身的影响非同小可。但涉及具体问题时总会引发激烈争论，出现此类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史料并不完整。对于公元前264—前146年的大部分罗马战争，波利比乌斯做了极为完整可靠的历史记录。可惜他的史著的后半部仅有少量残缺片段保留下来；前面的内容则是依靠之前的历史作者的记录，他们的记叙即便在波利比乌斯看来，也是充满偏见的。某些波利比乌斯史著的缺失部分可借由李维(Livy)的史著重建，因为他在叙述罗马与东部地区关系时明显利用了波利比乌斯的史著，但他的史著同样未能完整保留下来。现存李维史著中，公元前167年之后的部分仅存有概要与他人的演绎。除此之外，李维还利用了前辈拉丁语作者的所谓“传统编年史”记录。李维的记载可靠性如何？利用了何种范围的文献史料？这些问题皆存有争议。但他确实喜欢歪曲事实，为的是宣扬爱国主义或者营造结局的戏剧性效果。因为对多数史家而言，塑造“道德楷模”的愿望与修辞学方面的训练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奥古斯都时代的李维之后有希腊史家阿庇安(Appian)，此人对罗马的战争记述颇多。跟阿庇安同样著名的还有普鲁塔克(Plutarch)，但他的《平行传记》(Lives)主要关注点在于人物的个性。关于恺撒的征战，我们有恺撒本人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es)，但恺撒往往并不实事求是。此外，西塞罗(Cicero)的演讲与书信集对于我们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前的时代亦很有助益。（更完整的罗马史家介绍见后面第十章。）
文献史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其他史料的补充，在希腊世界尤其如此，因为这里有勒石记录文献的传统；而在西部，铭文不如东部普遍，而且材料通常是可能被回炉的青铜。在所有地区，以上述方式偶尔幸存下来的史料一般只有片段，不过新近的发现已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意大利某些地方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2世纪当地自给自足型农业如何让位于面向市场的大地产奴隶劳动，并记录了这些相对发达地区海外贸易的增长。但并非意大利所有地区都被详细研究过，也并非所有意大利地区都具备详细研究的条件，在意大利以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中海西部地区。此外，不少古代贸易活动现已无迹可寻，陶器和大理石固然能保存下来，但奴隶、谷物、鱼干和香料呢？的确，我们知道从公元前2世纪早期开始，意大利中部西海岸地区就把黑釉面陶器出口到高卢和西班牙，同时出口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双耳细颈瓶(amphoras)或酒瓮。据估计，从公元前150年至共和国结束，输入高卢的器皿可能高达40,000,000件。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从东部驶往罗马的沉没船只，一些当时的新旧艺术品也重见天日，它们主要是雕像，表面的颜料已经剥落。某次发现的古物中，除古老的希腊铭文外，还有一件复杂的天文学装置。最后是钱币学史料，比如窖藏的钱币和其他被发现的钱币，它们帮助我们逐步确定了希腊罗马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并能反映某些经济状况的变迁。但与之相关争论依然激烈，例如在几次关键历史时刻罗马走向战争的原因。
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罗马帝国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罗马虽是强国，却并非侵略成性。公元前3世纪时，除了跟孤悬海外的希腊殖民地马西利亚有着悠久的同盟关系外，罗马与希腊世界少有联系，对东部亦无兴趣。在汉尼拔战争期间，罗马与北希腊的埃托利亚人(Aetolians)缔约，但在分配联合行动中掳获的战利品时，罗马仅要求得到可带走之物，土地房屋皆留给了埃托利亚人；而且罗马对出兵东部并不热心，只在当地结交了很少的几个正式盟友。在兼并领土方面，罗马也步履缓慢，例如公元前167年只是在马其顿建立起四个“独立”共和国。有的时候，罗马还会回绝他人遗嘱中的领土馈赠，最著名的事例便是公元前1世纪初拒绝接受埃及。公元前96年昔兰尼加(Cyrenaica)被留给罗马，罗马则拖延了20年时间才勉强完成接收。还有更进一步的争论，即历史学家们总是声称罗马发动战争或是为了防御，或是为了履行对盟友的义务并维护自身信用(fides)，因此依照“正义战争”(bellum iustum)的理念，罗马不得不发动一连串自卫战争或者出于义务援助盟友。有时罗马自以为受到威胁的想法可能仅是错觉，公元前200年腓力与安条克三世之间真的存在秘密协议吗？公元前1世纪70年代珀耳修斯真的在积极备战吗？对此类说法一向有争议，我们也不能确定罗马是否如是想。罗马的担忧如果是错误的，这类错觉就表明了罗马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波利比乌斯相信罗马一直谋求统治世界，但这只是一种希腊理论家的看法，可能是受到修昔底德有关雅典帝国主义论述的影响，也可能是受到亚历山大功业的激发。波利比乌斯笔下的历史就跟他自己的普遍性解释自相矛盾，因而他的观点已被摒弃。
另一种有争议的看法是，罗马的行为很少出于经济动机。罗马的政策由元老们制定。而根据公元前218年的克劳狄乌斯法(Lex Claudia)，元老不能拥有超过一定大小的船舶，也不得参与利润丰厚的公共商业合同，其中包括供应军需和按时征收行省税赋。无论如何，当时罗马人认为这类活动比较卑下。元老院与合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趋于紧张了。包税人(publicani)成了富裕阶层的主体，后来被称为骑士阶层(equites)，而元老院是反对骑士利益的，比如公元前167年后元老院下令关闭马其顿一些矿场，以防止包税人开采牟利。此外，还有许多商人(negotiatores，意为“事业家”）从事贷款、银行、贸易以及农业，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和铭文史料得知，这些商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定居于地中海世界各处。在“同盟”战争以前，他们中多数人的身份为意大利同盟者，而并非罗马公民，罗马对他们亦少有关照。不少此类商人的名字不是拉丁语的，而带有南意大利奥斯坎(Oscan)语特征，特别是康帕尼亚方言特征，比如在提洛岛(Delos)市场上发现的“斯特拉基乌斯”(Stlaccius)。尽管这类商业活动的规模往往被低估，还是有人争辩说其目的主要是供给罗马军队与罗马定居者，并非要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利。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公元前1世纪时将军与包税人对罗马的政策具有影响力，而罗马的统治也因其贪婪的做派而受到憎恨。
上述分析并不能展现问题的全貌。罗马在很早就与希腊有交往。罗马社会的军国主义色彩浓厚，在波利比乌斯笔下，罗马人首先是纪律严明的凶狠战士，他们洗劫城市，甚至对牲畜都加以屠戮。元老院乐于保持军队的良好训练状态，在波利比乌斯时代，罗马青年贵族要参加10场以上战役才能出任官职，而且最高的官职大体上皆为军职。罗马的“美德”(uirtus)主要是指勇气，战场上的英勇会受到最高赞誉。罗马人的最高奋斗目标就是赢得凯旋式，即庆祝重大胜利的奢华庆典，主要内容为展示战利品的壮观游行，胜利者在这一天几乎与神比肩。公元前2世纪时凯旋式的举行较为频繁，其过程也相当规范。重要性稍逊于凯旋式的是，以获胜统帅之名进行的向诸神感恩仪式，该仪式由元老院法令所规定。早在公元前1世纪元老院丧失控制权以前，将军们为了赢得凯旋式而挑起战争的事例无疑已经存在了。即便是并不好战的西塞罗，在担任西里西亚总督时也收到信函要求他“尽量作战以获得凯旋式”，而西塞罗本人亦心怀惭愧，急于谋求凯旋式。因此不可否认，将军们一般也急于打赢战争，然后率部还乡享受荣耀。
寡头政治下的统治成员自不乏表现的机会，而祖先的业绩又会给贵族子孙们带来巨大压力，促使他们效法先人，如此这般，战争必然持续不断。像西庇阿这样长年掌控统帅大权的人会招来怨恨，如果一场战争前景看好，则统帅的提名也会引起一番争夺。罗马贵族对于对哪里开战可能有争议，但无一例外都希望开战。罗马人这一传统因来自希腊的影响而更趋强固。西庇阿大概已经以亚历山大自比；庞培对亚历山大的拙劣模仿亦是众所周知，他留着亚历山大式发型，让颂词作者夸大自己征服东部时的年少；据说恺撒年轻时也哀叹亚历山大在如此年纪时已征服了世界，自己却还一事无成。不过，个人的荣耀同时也是国家的光荣，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对自己的世界帝国颇为自豪，在钱币上都印着地球的图案。
依照罗马法律，所有战利品任由将军处置。但依照惯例，部分战利品会送交国库，还有部分战利品会被将军本人用于公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战争誓言还愿而修建的神庙。这类建筑除了为选举中的支持者提供工作机会，还会被冠以个人之名，名字一般镌刻在建筑物正面向公众展示。随着奢侈之风日隆，到后来贿选盛行，对于相互竞争的罗马上层贵族而言，战利品提供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最佳捷径。
对于军队而言，战利品同样是最快的致富捷径。将军会分配一些正式战利品给部队；此外，尽管违法，还有非正式战利品分配给部队。公元前2世纪末以前，真正的穷人是没有入伍资格的，有资格入伍的小农往往十分贫穷，并对富裕的邻人负有债务，他们当然迫切希望通过从军致富。后来的公元前43年，戴西姆斯·布鲁图斯(D. Brutus)在写给西塞罗的信中称，为了迎合将士们的愿望，已率军进攻某些阿尔卑斯山地部落。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获胜后被占领的土地一般分配给贫穷公民；到后来海外征战时期，分配土地的情况大幅减少，而国家却占有某些土地用于租赁给外国人或罗马公民谋利。不过，公元前2世纪有少量老兵被安置在西班牙与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此外，在山南高卢也有不少安置地。提比略·格拉古与盖乌斯·格拉古兄弟对于如何利用帝国扶助罗马贫民却有全新的看法，他们建议实行海外殖民。公元前2世纪末，颇具煽动力的保民官萨图宁(Saturninus)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海外安置计划，其中的被安置者不仅有退伍老兵，还有众多失去土地者与城市平民。但实际上，恺撒才是第一个把军人与平民大规模安置海外的人。
据估计，在“同盟者”战争之前，罗马的同盟者没有税贡义务，罗马从意大利同盟者那里获利的唯一手段是邀请他们出征。多数意大利民族不乏尚武传统，尽管有时会感到罗马的要求过于严苛，但他们对自己在罗马取得的胜利中发挥的作用深感自豪，因此他们自认为有资格拥有平等政治权利和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并不总能获得平等战利品份额，但在“同盟者”战争前不久，一些宏伟建筑在意大利各圣地拔地而起，这反映出当地显贵的富裕程度。同样，来自康帕尼亚等地的商人们欢迎罗马人的征战，他们因此能开展海外经营，分享战争红利。庞贝古城是康帕尼亚兴旺的见证，其繁荣多少得益于此类商业活动(negotia)。
战利品还包括奴隶。他们有的原本就是奴隶；有的则是战争俘虏，这大概是因为罗马人很少允许俘虏赎身。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强调奴隶制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是受奴隶需求的驱使。没有任何古代史料支持这类说法，不过史料在提到奴隶贸易时也往往闪烁其词。罗马的战争确实使大批人口沦为奴隶，据说，为执行元老院严惩叛乱者的命令，埃米利乌斯·卢斯在皮德纳战役获胜后把北希腊伊庇鲁斯(Epirus)的150,000居民变卖为奴，结果该地区成了无人烟的荒地。当时的贸易对于奴隶亦有需求，据记载，高卢首领们酷爱意大利葡萄酒，愿意拿一个奴隶换一罐酒，文学作品中也提到了意大利的高卢奴隶。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提洛岛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奴隶交易量约为每天10,000人。这些奴隶来源多样，有的是被海盗或奴隶贩子劫持拐卖；有的是弃儿；有的是债务奴；还有不少是从色雷斯等地的蛮族部落中带来的。公元前2世纪后期与公元前1世纪前期意大利和西西里爆发奴隶起义是很自然的。在意大利，奴隶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从大规模的土地劳作到小规模的手工制作皆使用奴隶，教育行业亦有不少奴隶，他们大多来自东部。然而，对于罗马的第一波海外征服，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但很可能奴隶供应问题在这之后成为罗马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奴隶需求方面，地主自然首当其冲，但奴隶的使用遍及各行各业，即便是普通人也因廉价而间接受益。
有关汉尼拔战争之后商贸活动的史料日益增多，这表明元老们也并非对贸易毫无兴趣。意大利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产品、葡萄酒以及部分油料。因为被释奴(freedman)能合法拥有大船且依然有义务为主人效劳，大地主可以让被释奴代表自己从事贸易或者出卖自己的产品。按照老加图(elder Cato)农业著作的说法，有时农产品尚未成熟，就已经预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如此这般，就有了符合“君子之道”的盈利手法。即便在苏拉扩充元老院之前，元老家族与非元老家族间的通婚就已经存在。另一方面，显然早在“同盟者”战争以前，已经有许多分布于各地的意大利族商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苏拉之后，肯定有不少新元老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部分人可能不愿放弃旧日的权益。西塞罗在公元前70年称克劳狄乌斯法以及类似的约束未被遵守，恺撒大约于公元前59年重申这些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大概亦收效不大）。富人们还依靠来自东部的奢侈品过着日益奢华的生活，他们收罗精制物品与优秀艺术品，还有精通技艺的奴隶；他们还享用珍奇的食物与美酒，以及从遥远异域进口的香料。
元老会为了获利而出借款项，加图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名被释奴投资贸易航运，后来元老们更是独占了向驻罗马使者借贷的业务。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元老似乎有能力参与，而且确实参与了获益极高的包税人生意，即在一些行省征税。最后，尽管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不和，依照庇护制惯例，很多生意人可以对个体元老施压，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谓“元老院极少关注商业盈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更不用说元老的其他经济优势地位了。
西塞罗确实声称罗马经常为了本国商人发动战争。此话部分正确，例如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伊利里亚地区的古代贸易状况尚未有清楚的考古记录，但当时该地区的商人实际上多数是意大利人。罗马会因为使者遭虐待而实施报复，也会回应别人的申诉。公元前187年罗马强行宣布，罗马人与拉丁人，可能还有意大利人，在一座属于安布拉基亚(Ambracia)的港口享有免税权，而且史料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公元前167年提洛岛被设为自由港，此举有利于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但削弱了罗德斯岛。西塞罗还声称，公元前129年以前罗马曾试图禁止山外(Transalpine)居民种植葡萄与橄榄。要在高卢南部实施该禁令，理由是极为牵强的，罗马此举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葡萄酒与橄榄油贸易。不过一般认为这可能仅仅是孤立事件。罗马跟雅典还是有所不同，比如罗马并没有在势力范围内强制使用统一的货币。
有一种商业活动罗马政府会直接参与，即谷物贸易，因为城市平民绝不能挨饿，军队也必须有给养。随着罗马人口的增长，以小麦为主的海外谷物必须定期供应，而不仅在危急时期如此。不过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尚能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输往罗马。西西里每年提供1/10的收成作为赋税，而且从公元前73年起，罗马如果需要，可以按固定价格再购买西西里1/10的收成。公元前146年后，来自阿非利加的谷物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还知道公元前2世纪罗马行政官曾要求北希腊的特萨利人(Thessalians)把谷物送往罗马。不过，在帝国时代谷物供应仰赖埃及之前，罗马城并不经常从东部获取粮食。把谷物运往罗马由私营商人负责，但他们的活动必须受元老院监督。意大利并不缺乏多数其他的原材料，比如木材。例外的是金属矿藏，西班牙的矿场非常重要，很快马其顿的矿场也重新投入开采。
罗马的国库越来越依赖外国的税赋。刚开始罗马似乎并不总是征收税赋，只是要求战争赔款，或者巧立名目索求一些大额款项，比如安条克三世就被迫交纳了1500塔兰特。在早已开化的西西里，罗马只是接管了叙拉古业已存在的税收系统，但渐渐地，罗马可能在西班牙收取适当税赋，同时也对矿场承包征税。承包费、“赔款”、税收与战利品等的收益非常高，因此，尽管此时维持全年常备军的开销越来越大，罗马还是在皮德纳战役后取消了公民的直接税。有时当改组某地区时，该地的税收可能会降低，但入境税之类的新税种会被引入。后来，特别是“同盟者”战争与苏拉独裁之后，因为同时进行多场消耗极大的战争，罗马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以前，大部分军队的财政支持由意大利盟友提供，现在则全部由国家负责；盖乌斯·格拉古的谷物津贴本来已被苏拉取消，但很快又恢复了。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宣称亚细亚是唯一除承担战争与管理花费之外尚有盈余的省份，而普鲁塔克则称庞培的新安排使得当地税赋收入加倍。高卢也要向罗马纳贡，埃及的进贡则更多。
最后，还有很多元老利用帝国牟取私利。波利比乌斯相信直到自己所在的时代，罗马行政官员还以廉洁著称。加图也确实反复强调自己在海外任职期间未捞取分文。但西塞罗的演说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官员的普遍行径，不过，我们无须相信所有罗马总督皆如维勒斯(Verres)那般贪婪，或者维勒斯的贪婪被同辈们竞相效法。西塞罗本人倒是很诚实，在任西里西亚总督时的一封信中承认，当时东部所有其他总督都很正派，例外的是他的前任阿庇乌斯·普尔凯尔(Ap. Pulcher)，此人“简直不是人，而是野兽”。西塞罗在指控维勒斯的演说(Verrine Orations)中详细列举了他所有可能的罪行，从姑息纵容海盗到偷取西西里的雕像致使当地旅游业没落。自公元前2世纪起，行省总督可能因敲诈勒索遭起诉，但行省居民很难在罗马组织起有效诉讼，要给被告定罪就更难了，即便在骑士取代元老，占据审判团大部分席位时，也依然如故。
如果元老与骑士，个体士兵与公共国库，甚至城市平民皆能从罗马的扩张中受益，为什么面对唾手可得的大片领土，罗马的兼并过程如此缓慢呢？偶尔有人会谈到道义的约束力，比如弗拉米尼努斯曾拒绝了埃托利亚人灭亡马其顿王国的请求，他声称把敌人彻底消灭不是罗马人的行事方式。关于最后是否将迦太基夷为平地，罗马人也曾犹豫过。面对公众理念，尤其是希腊式理念的质疑，要为这一毁灭行为辩解是很困难的。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国家需要一个外部威胁以防止自身的腐败堕落。并不是说罗马人就如此质疑自己统治帝国的道义理由。公元前155年，希腊哲学家卡尼阿德斯(Carneades)在罗马演讲时提出了颇有挑衅性的建议，即遵循正义原则，罗马人应该放弃征服成果回到自己的牧羊人棚屋里去，这番话激起了众怒。其实罗马人充其量只会谴责个别战争，把发动战争的动机归咎于政治对手的贪婪。比如加图就于公元前167年反对向罗德斯岛开战的计划；克拉苏(Crassus)对帕提亚发动的战争也遭到众多反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未被兼并地区，很多人的处境也跟被兼并地区的人相似。“国王、民族与城市”，甚至“自由”地区实际上皆为帝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些国王已经于公元前2世纪自称是罗马的恭顺藩属，同时罗马也指望自由城邦或是出于自愿，或是根据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战争中提供帮助。“辅助部队”，特别是战舰与骑兵，在罗马军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此外还有某些个案，比如维勒斯取走城市的财库，不拘它们是“自由”城市还是“支俸”(stipendiary)城市。罗马显贵在行省之内是庇护人，在行省之外同样是君主与共同体的庇护人，他们由此赢得了权力与声望，甚至也赢得了财富。正如努米底亚王朱古达的友人所知，礼物与贿赂间的界限非常细微。我们能看到两个半世纪间克劳狄家族(Claudii)如何在讲希腊语的土地上扩展庇护制(clientela)；或者多米提·阿赫诺巴比家族(Domitii Ahenobarbi)因有位祖先曾在南高卢作战而且在意大利西海岸拥有地产，于是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起巨大势力。一个庇护者可以保护自己的被庇护者免受虐待；但如果他自己虐待被庇护者，则外人不大可能干涉。
如果没有那些因压榨当地人而遭控诉的罗马总督，当地的贸易与借贷业也只会运转得更好。在这些地方，反对罗马商人可能会被看作反罗马。早在恺撒征服高卢以前，葡萄酒贸易就已顺利延伸至高卢中部。而与之相对的，西塞罗在东部时，倒霉的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幼王阿里奥巴扎尼斯(Ariobarzanes)却身陷罗马放款人的债务，债主包括“可敬的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 Brutus)与庞培，这位以“虔诚”与“亲罗马”著称的国王总是被一大群罗马债主的代理人催逼。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商人们希望罗马兼并领土，骑士阶层的朋友马略并没有扩大阿非利加行省，只是把罗马军力留在阿非利加以保护在当地的商人，或者说至少能为商人们复仇。朱古达大肆屠杀可恨的“意大利人”(Italici)是战争的导火索之一。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人虽自称“意大利人”，但在希腊人眼里，他们一律是“罗马人”(Rhōmaioi)。
罗马的保守主义也与此相关。罗马已将城市国家的理念扩展到极限，但并未放弃该理念。罗马公民必须亲自参加投票，社会上层中真正参与海外商业者也不占多数。在苏拉之前，元老院由300名元老组成，他们实际上都担任过行政官职。行省的增多意味着官职的增多，因此罗马的寡头统治集团不断从富裕的外人中补充新成员，比如马略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不能指望这种进程会十分迅速。罗马统治者们还会警惕某些个人谋求类似君主权力的“统治权”(regnum)，尽管战争未必以兼并告终，但让一个军事强人长时间离开罗马盘踞于遥远省份，可能会形成个人权力基地。苏拉力图抑制行省总督的野心，立法限制行省统治者权力，此外还禁止总督未经元老院允许就擅自率军离开行省，后来恺撒在高卢的行动就违背了该禁令。公元前1世纪初，元老院坚决反对兼并埃及，这多少是因为贪婪且不可信赖的克拉苏想参与其中。
此外，公元前3—2世纪的罗马军队并非常备力量，其主体由农民构成，理论上每年都要征召组建。军队不欢迎长期艰苦的战争，尤其是在西班牙这类战利品远不如东部的地区作战。加图在公元前167年称不能兼并马其顿，因为此地无法防守，这多少是顾虑边境上的蛮族。这一时期，罗马人确实因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而忧心忡忡，这部分是因为某些地区农民阶层的没落，随之而来的便是前述的军事灾难时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同样也是财政紧缩时期。很自然，此间不少地方的管理与保卫工作被留给当地人自己负责。
还有部分民众依附于本族统治者，让这些统治者继续统治乃明智之举。在跟希腊城市打交道时，罗马发现“解放”是最佳政策。此前罗马可能已在西西里与亚得里亚海岸实行过该政策。在公元前196年打败马其顿的腓力之后，弗拉米尼努斯确实在地峡运动会上满怀激情地宣布希腊的自由，并撤走了全部军队。部分希腊城市与罗马之间订有条约，其数量尚存争议，根据条约，这些城市对内享有自治权，但在战争期间必须向罗马提供援助。条约中唯一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城市必须在各方面尊重罗马人民的“尊严”(maiestas)。其他城市只是被罗马单方面宣布获得自由，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这种“自由”，罗马也随时准备单方面撤销。公元前167年罗德斯岛希望跟罗马结成正式同盟，这表明正式盟约关系能带来某种安全感，但到了最后，即便是条约也不能束缚罗马的手脚。
罗马对蛮族部落毫无尊重之情，这方面他们的记录无疑乏善可陈。相比之下，罗马对希腊的公众意见还算比较尊重。但他们给予希腊人自由的政策并非出于什么亲希腊情感，其动机更多在于削弱马其顿和叙利亚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罗马的“自由”政策就不会施行。例如，罗马曾把一些城市交给友邦帕加玛和罗德斯统治。在罗马人的道德观念中，要得到“利益”(beneficium)，就必须承担“责任”(officium)，因此，罗马希望那些“自由”城市的行为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这些城市未必能领会罗马的意图，结果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跟这些相互争吵不休的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对珀耳修斯的战争即将开始之际，某些罗马将军已开始以轻蔑粗暴的态度对待希腊人。这种李维所言的“新认识”(noua sapientia)遭到不少杰出罗马人的反对，但反对是徒劳的。
实际上，即便是行省的“支俸”城市或纳贡城市居民也未被忽略，罗马给当地共同体，特别是希腊城市规定了众多义务。罗马总督的主要职责是防御外敌并管理罗马公民的司法。比如意大利之外第一条罗马大道的修建就是出于防御目的；总督也会受理当地人之间发生的案件，但肯定不会是全部。西塞罗称自己曾发布公告拒绝受理此类案件，结果颇受好评，如此行为在罗马总督中也绝非特例。罗马人没有尝试采用统一的管理机制，在某些行省是由一位行政官员，即财务官负责直接收税，但他的工作可能只是监督当地官员征税；在其他行省，则不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皆由包税人征收，包税人有时根本不是罗马人，而且手下可能有大量税务人员，但即便如此，有时依旧由城市自身负责基本税务。这些城市的政治生活大体顺畅无阻，因此，当庞培计划兼并一部分本都国土时，他认为如果涉及较大领土，最好在其上建立一批希腊式城市。这套统治系统带来的结果是：尽管与这些城市间不时会有严重摩擦，罗马依然跟他们的上流社会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并委托这些当地精英代理行使大部分管理职能。有时罗马也会风闻当地穷人呼吁要求分地和免债，但当地精英的利益总能得到维护。
弗拉米尼努斯曾把希腊城市留给当地的富人管理；珀耳修斯则向穷人寻求支持，当然他力图拉拢的并不只有穷人。因此反罗马情绪往往基于仇富心理，不过依照富人领袖们的说法，这种情绪是出于对掌权的亲罗马集团的嫉妒，或者纯粹只是理想主义或民族主义。罗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当地事务，使之更具寡头政治色彩？对此尚不确定，因为寡头政治原本就是发展趋势。不过现存一段石刻文字，内容为公元前2世纪后期马其顿总督写给一座伯罗奔尼撒城市的信函，信中提到总督已采取措施镇压了当地的动乱。来自显赫政治家族的波利比乌斯认为新近对罗马的盲目依附很可悲，但他也意识到有尊严的独立唯有在有限范围内才有可能。波利比乌斯还相信，尽管罗马近来有滥用权力之处，目前也有些严厉，但希腊城市还是从罗马那里获取了巨大好处，因此，公元前148年的起义是疯狂而愚蠢的。这些起义多少又是由穷人发起，他们对罗马强大实力的了解不如上流社会，不明白反抗罗马实乃徒劳。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希腊诸共同体确实授予了罗马各式各样的荣誉。罗马的“信誉”在早期非常好，希腊共同体也对之十分信赖。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人们建立起对罗马女神的崇拜，“罗马”一词在希腊语中很醒目，意为“力量”(Rhōmē）。女诗人梅林诺(Melinno)的罗马颂歌(hymn to Rome)大约也完成于这一时期。对个人的崇拜也建立起来了，第一个受崇拜的罗马人是弗拉米尼努斯，优卑亚(Euboea)岛上以他之名进行的庆典传统一直延续至普鲁塔克时代，因而普鲁塔克对此有所描述。不过此类荣誉逐渐贬值，比如西塞罗回绝了限制城市财政支出的要求，有人就因此投票要为他立庙。这类荣誉自然使得罗马政治家们开始自认为等同于希腊化的国王。头衔与雕像之类较低的荣誉当然就更为泛滥，连重量级的商人都可获得。比如公元前1世纪初克罗阿提家族(Cloatii)就因为保卫并贷款扶持——其实也可以说是成功地经营——斯巴达附近的一座小镇基赛昂(Gytheum)而获此殊荣。
即便在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这样的黑暗时期，不少地方大肆杀戮意大利的“吸血鬼”商人时，少量希腊与亚细亚城市依然忠于罗马，当然他们如此行动有时是因为与参加造反的邻邦有着长久以来的敌意。罗马曾予以小亚细亚城市阿弗洛狄西亚(Aphrodisias)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圣所极高的荣耀，于是，阿弗洛狄西亚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派出所有合格男子去援助罗马将军，因为“如果没有罗马人保护，我们就别指望活下去”。也有不少希腊城市在公元前1世纪处境艰难，它们先是在对抗米特拉达梯的战争中蒙受损失，后来又因不忠于罗马而被苏拉课以重罚，接下来还得资助内战。这一时期海盗活动也十分猖獗，直到庞培最终将其平定；实际上，包税人的活动跟海盗一样猖獗，最终，恺撒限制了他们的权力，但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共同体与个人都欠下罗马放债人的债务，处境令人绝望。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的演说中说：“公民们！我很难向你们表述外国人对我们的厌恶。”西塞罗所谴责的主要是贪婪，他的话当然还有其他不愿明言的动机，但多少道出了实情。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众多城市的明显贫困，它们在这段时期内极少有新的建筑出现。东部尚未完全从上述灾难中恢复，新的内战又爆发了。庞培与恺撒，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Cassius)，安东尼与屋大维，所有这些人皆依靠剥削罗马附属者为自己的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犹太地区(Judaea)未能按要求提供款项，卡西乌斯就将该省四座小镇的居民及不少官员变卖为奴，如安东尼所言，此举完全违背了战争法则。卡西乌斯还围攻自由城市罗德斯，此前罗德斯岛一直是罗马友邦并已交出了所有财富，只不过保留了本城守护者太阳神的战车。马西利亚是罗马更古老的盟友，却也因为支持庞培而被恺撒攻占。
尽管如此，众多上流社会成员还是支持罗马，他们认为这样于公于私都是上策，或者说他们也别无选择。他们与罗马重要人物发展关系，其中一些人以使节身份亲赴罗马，有一篇公元前2世纪的铭文就是对使节表达谢意的，因为他们出力张罗在早晨接待了罗马显贵；还有的人则在罗马总督前往行省或者巡视的途中进行了盛情接待。到了共和国末期，外国“友人”(amici)甚至开始以罗马巨头顾问的身份操纵权力，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Thoephanes of Mytilene)就是庞培的挚友，加的斯(Gades)的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L. Cornelius Balbus)则是深受恺撒信任的代理人。尽管长久以来，外省人偶尔会在战争中为罗马效力并获得报偿，但恺撒是第一个以大量的公民权作为酬谢的人。正是在他统治的时期，罗马公民权不得授予异邦居民的观念被摒弃了。特权开始逐步扩展，最终，元老等级也对外省人开放，如此政策将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保持罗马帝国的团结。
希腊与罗马的精英之所以能够合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罗马上层社会虽固守许多罗马传统，但已经非常希腊化了。事实上，有人试图证明罗马人实为希腊人，他们的祖先不仅有埃涅阿斯(Aeneas)，还有《埃涅阿斯纪》(Aeneid)中的著名英雄阿卡狄亚人伊范德(Evander the Arcadian)，或者海格力斯
(Hercules)，当然，还包括这些英雄的追随者。甚至有学者坚持认为拉丁语是一种希腊方言。于是，许多罗马人对希腊与希腊文化的态度是含混的。罗马人相信自己在战争与治国方面更胜一筹，比如西塞罗就认为罗马之外民族的民法都十分幼稚。不少罗马人还疑心希腊人的风尚越发柔弱无力了，或者希腊人对严肃事务漠不关心。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与希腊人间的密切交流往往并不愉快，这使得前者认为后者女里女气、趋炎附势、政治上无能、多嘴多舌，还喜欢不合时宜地空谈。其中的“政治上无能”成为罗马帝国存在的有力依据。在他们看来，希腊人可能已经退化了，西塞罗比多数人更亲希腊，但他也只承认在古代的希腊存在杰出人士，还提醒自己的弟弟不要在所管理的行省建立起亲密关系。至于当时东方的希腊语城市的居民，罗马人大概认为他们更低于“真正的希腊人”。不过，对雅典还有德尔斐(Delphi)这样的城市，罗马依然满怀敬意。西塞罗就曾因自己的随从过于刻板，对当地人傲慢自大而深感不安。
还是有极少数富裕的罗马人能够抵制希腊式生活的诱惑，也有一些人则意识到，只有通过希腊人，才能学到作为世界统治者所必需的大量知识。罗马或许从未与希腊世界完全隔绝，不少罗马神可以跟希腊神等同，罗马的艺术也源自希腊艺术。必定一直会有些罗马人懂点希腊语，甚至可能读些希腊书籍。不过，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新纪元拉开了序幕，出现了以希腊模式创作的第一部拉丁戏剧，同时似乎也出现了更为正规的双语授课教学。汉尼拔战争期间，新的希腊崇拜仪式以及来自亚洲的大母神(Great Mother)崇拜被引入以保护罗马。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公元前212年对叙拉古的洗劫标志着希腊艺术品位在罗马的开端，但他对此感到惋惜，认为国家应该固守自己的传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肯定有不计其数的雕像与绘画被取走运往罗马。罗马城市正从外观上转变为一座宏伟都市。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表明，在他的时代，罗马的乡土气息依然遭到了大都市来访者的嘲笑。真正希腊式建筑风格在罗马的出现稍晚一些，即便在这之后，用于建筑的大理石也并不多。
然而，罗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史学家们倾向于从道德衰微的角度——特别是贪欲和奢侈的侵蚀——看待罗马历史，他们还将其分为不同阶段。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始于公元前190年，这一年有包括名贵家具在内的大批战利品从亚洲送到罗马。波利比乌斯着重讲述了马其顿在皮德纳的战败及其带给罗马的财富，罗马青年沉迷于希腊生活中最恶劣的方面，比如同性恋、音乐伴奏的宴饮等等。加图开始力图取缔，后来又通过税收抑制各种奢侈活动。他一直谴责花钱购买漂亮男奴与进口食物的行为，还反对人们以众神的雕像装饰自己的房间，“就像众神是家具一样”。但加图任监察官时的建筑活动，以及他自己的著作表明，他也无法让时间倒流。
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对希腊人而言，教育(paideia)是他们的文化。而依照罗马传统，上流社会的男孩是从父亲的朋友那里获取政治与法律经验；17岁以后，他们就在军队中度过征战季。希腊人已发展出一套正规教学模式，所教授的内容开始是文学，以荷马作品为主；然后是修辞学；部分人还研习哲学。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为自己儿子请了一群希腊教师，甚至连音乐与狩猎都有专人教授，还有一位兼教绘画的哲学家。他还把马其顿的皇家图书馆搬往罗马，这是罗马第一座大型希腊图书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表明，当时罗马已有大量希腊教师。杰出学者也开始来到罗马，他们最早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出现，比如罗马真正的文法(grammatikē）教学可追溯到帕加玛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Pergamum)，他本是一个使者，在一处开放式下水道中跌断了腿，因不能动弹便开始讲演授课。公元前155年雅典三个哲学学派的领袖被派往罗马，他们的讲演在那里掀起了哲学热潮。不过，加图认为哲学“不过是胡说八道”，他催促元老院尽快了结这些人的活动，以便年轻人能够像过去一样通过“法律与行政官员”学习知识。
但对于这一时期希腊影响的深度，我们也不可夸大。有证据表明，罗马人对希腊医学仍然充满疑虑，而且罗马在智力与艺术方面总体上依旧比较笨拙、幼稚。罗马的诗歌比散文发达，但正如贺拉斯所抱怨的那样，罗马的诗歌也十分粗糙。西塞罗认为，只有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演说家才真正从修辞学训练中获益，懂得如何组织、如何辩论以及如何修饰自己的演说。我们已知的散文文学史料表明，罗马人跟很多原始民族一样，觉得概括与抽象对他们而言过于困难。只有在约公元前100年之后，罗马人才开始在撰写论著时利用传统的希腊逻辑结构，他们赋予主题及所有关键概念以明晰的定义，并将题材精心区分为不同部分与不同方面，不再像加图撰写农业论著那样胡乱堆砌知识。正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拉丁语被改进为一种适于承载散文与诗歌的优雅语言。拉丁语作者由此开拓了很多新散文体裁，其中包括哲学论著。
只有在此时，罗马贵族青年子弟前往希腊城市学习修辞与哲学才蔚然成风。他们的首选是雅典或罗德斯，更为独立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似乎已经出局了。商人子弟往往在东部就地接受教育，而且可能会通过当地城市的“公民训练”(ephēbeia)，这是一种国家执掌的训练课程，现在已较为文明，军事色彩不像以往那样浓厚。米特拉达梯战争使得大批希腊难民与希腊俘虏来到罗马，这两类人中皆不乏学者，一起到来的还有大量馆藏书籍。此外，还有不少罗马人长年滞留在东部。史学家撒路斯特(Sallust)就认为罗马崩溃的肇因是苏拉的亚细亚战争带来的奢侈之风。这以后，罗马跟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成为希腊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那里有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赞助人。于是，罗马人感到自己在一个又一个领域赶超着希腊人，只有西塞罗及其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等极少数人例外，他们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希腊友人。
但在西部，罗马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乏善可陈，唯一例外的只有一本官方下令翻译的迦太基农业著作。不过，罗马人不愿费心学习西部语言实际上大大有利于当地上层特权地位的扩展。对于能提高自身优越性的文明因素，本地精英们一开始往往是憎恨的，但后来还是逐渐沾染了文明色彩。贸易与定居者的涌入对罗马化进程大有助益，虽然罗马有时会鼓励在西班牙发展农业，并在一些河谷地带建立城市定居地以取代桀骜不驯的牧人共同体，但罗马很少自觉地推动罗马化进程。对蛮族的文化偏见是存在的，但种族偏见很少，如果蛮族放弃野蛮习俗，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对奥古斯都时代西班牙南部的鲜明描述保存至今。这类野蛮习俗有的非常丑恶，比如某西班牙部落以尿液洗涤牙齿；也有的蛮族没有那么落后，比如恺撒笔下高卢人尽管没有恒心，却也不乏智慧与勇气。实际上，接纳巴尔布斯及其侄子进入元老院的决定使西塞罗深为震惊。诚然，他们的祖先来自文明的迦太基城市，但他们家族已久居加的斯。后来庞培的朋友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之子同样也进入了元老院。巴尔比家族因其成就，被随后的一些高卢贵族效仿，这些人的父辈早在恺撒或奥古斯都时就已获得罗马公民权。在如此背景之下，成熟罗马帝国的轮廓便已成形。
最容易找到的波利比乌斯作品英译是洛布版；企鹅丛书出了一册选本，F.W. Walbank的Polybius（California, 1972）对他的作品进行了精彩分析。李维的作品也收录在企鹅丛书里，他和本章中提及的其他作家的全部作品也有洛布版。关于西塞罗，见英文版118f。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八卷（参见第九卷）由M. Holleaux撰写的章节从传统视角出发，提供了对罗马扩张问题的经典叙述；它将很快被新版所取代。关于更新的研究方法，见.V. Harris的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Oxford, 1979），以及P.D.A. Garnsey和C.R. Whittaker编辑的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1978）中P.A. Brunt撰写的章节，还有J.A. North的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载于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981. C. Nicolet的Rome et las conquête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ii: Genèse d’un empire（Paris, 1978）提供了精彩概述；另参见R.M. Errington的The Dawn of Empire: Rome’s Rise to World Power（Ithaca, NY, 1972）。
继出版其重要作品Foreign Clientelae（Oxford, 1958）之后，E. Badian又写出了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Oxford, 1968）和Publicans and Sinners（Oxford, 1972）. K. Hopkins的Conquerors and Slaves（Cambridge, 1978）前两部分讨论了领土扩张所带来的意大利农业、经济生活的转型；关于海外商人（negotiatores），见A.J.N. Wilson的Emigration from Italy in the Republican Age of Rome（Manchester, 1966），以及J. Hatzfeld相对更易读的Les Trafiquants italiens dans l’orient hellénique（Paris, 1919）. 另参见J.H.D’Arms的Commerce and Social Standing in Ancient Rome（Cambridge, Mass. 1981）；以及M.H. Crawford的Rome and the Greek World: Economic Relations, 载于Econ. Hist. Review, 1977；关于谷物贸易，见G. Rickman的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Oxford, 1980）前两章。
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研究，见F.W. Walbank的Philip V of Macedon（1940, 重印： Hamden, Conn.， 1967）；R.M. Errington的Philopoemen（Oxford, 1969——菲洛波门是阿凯亚同盟中的一位领袖，他对罗马的态度受到了波利比乌斯的赞扬）；A.E. Astin的Scipio Aemilianus（Oxford, 1967）和Cato the Censor（Oxford, 1978）。
关于地中海东部地区情况，见A.H.M. Jones的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 1966）和D. Magie的巨著Roman Rule in Asia Minor（Princeton, 1950），还有D.C. Braund的Rome and the Friendly King（London, 1984）与R. Mellor的Thea Rhômé: The Worship of the Goddess Roma in the Greek World（1975）；近期作品还有A.N. Sherwin-White的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Greek East（London, 1984）和E.S. Gruen的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California, 1984），当作者撰写本章时，这两部作品还未问世。
关于罗马人对异邦人的态度，见J.P.V.D. Balsdon的Romans and Aliens（London,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