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屋

一八九四年春天，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被谋杀的案子，引起了全伦敦的关注，而使上流社会非常恐慌。经警方调查后公布的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其中许多细节被删去了。因为起诉理由已经非常充足，所以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案发将近十年之后的今天，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遗漏的细节。案件本身虽然耐人寻味，但比起那个匪夷所思的结局，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了。我一生经历过许多冒险事件，这个案件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想起我仍然会毛骨悚然，并且我也能重温那种兴奋、诧异而又疑惑重重的心情，那种心情如突涌而来的潮水，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的读者，让我向他们说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会把这当做第一件事去做。这项禁令直到上个月三日才取消。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不难想象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无一遗漏，我都认真读过。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屡次使用他的方法重新解释这些疑案，算不上成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件疑案像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案件那样吸引我。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我敢肯定，这件怪事中的几个疑点一定会深深地吸引他。福尔摩斯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好地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更多情况下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每天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总想着这件疑案，但找不到一个理由充分的解释使自己确信。我甘冒风险，讲一个陈旧的故事，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简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他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他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了婚，在几个月前双方又同意解除了婚约，事后也看不出彼此有什么留恋的。他平时都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打发时光，他性情冷漠，习惯于过一成不变的生活。然而，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最奇特的死亡方式突袭了这个懒惰而散漫的青年。

罗诺德·阿德尔爱好打纸牌，而且连续不断地打，赌注从很小到使他身份有损。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家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他于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局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玩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最多大概也只输了五镑。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像这样的输赢对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每天，他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是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很小心谨慎，而且常常是作为赢客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一起，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这是调查报告中的关于他的近况。

出事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是十点整。他母亲和妹妹去亲戚家串门未归。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即他经常当做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有烟，她打开了窗户。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任何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儿子屋里去道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门敲门都没有回应。于是她们找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一颗左轮枪的子弹击碎了他的脑袋。他的模样很可怕，屋里却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还有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成了十个小堆，数目不一。桌上还有张纸条，上面记了一些数字和俱乐部几个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详细检查现场，案情却变得更为复杂。第一，没有理由说明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在屋里插上门。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再跳窗逃跑。而窗口到地面的高度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但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房子和街道之间有一块狭长的草地，但也没有任何踩踏的痕迹。所以，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若有人用左轮手枪在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并且是致命的一枪，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一定是个出色的射击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路，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有个马车站。这儿已经有人被枪打死，还有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炸开的左轮枪子弹，以及它造成的即刻毙命的枪伤，但当时却没有一个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到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有任何损失。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努力想寻找一个解释得通的理论，以此来发现最省力的捷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与牛津街连接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仰着头在看一扇窗户。他们指出了那所我特地要来查看的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男子正在讲述他的某种猜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我努力往前凑了过去，他的言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正在此时，我撞到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抱着的几本书。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记得其中一本书名叫《树木崇拜的起源》。这让我想到老人一定是个穷藏书家，以收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书籍为职业或者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但不巧，我碰掉的这几本书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显然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不快地吼了一声，转身走了。我望着他微驼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慢慢消失在人群中。

我观察了公园路427号多次，但这对我弄清楚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这所房子只有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与大街隔着，且高不过五英尺，任何人想翻墙而入都轻而易举。但那扇窗户完全够不着，因为墙外没有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的水管或其他东西。我比以前更加迷惑不解，只能返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待了不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让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穷旧书收藏家。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上满是灰白的胡须，右臂至少夹着十来本心爱的书。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显得嘶哑而奇怪。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很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跟在您后头，碰巧看见您走进这所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拜访那位好心的绅士，我要对他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但并没有恶意，我还要谢谢他帮我把书捡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弯的地方。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我手上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价格都很便宜。五本书您正好把书橱第二层填满。现在有空位，看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转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就站在书桌前微笑地看着我。我站了起来，惊讶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我好像要晕过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确实我眼前有一片白雾在打转。白雾消失了，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俯在我的椅子上，一手拿着他随身携带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根本没想到你会这样承受不住。”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喊了一声，“真的是你？难道你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上来？”

“等等，”他说，“你现在觉得你有精神来谈这件事了吗？看我这多此一举的戏剧性的出现给你带来多大的刺激！”

“我好了。可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世界上这么多人，单单是你在我书房中站着。”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袖子，摸着藏在里面的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可是不管怎样，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样从那恐怖的峡谷中逃出来的。”

福尔摩斯坐在我对面，跟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支烟。他穿着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长外套，只剩下一堆白发露在外边，那几本旧书放在桌上。他显得比以前更加瘦削、机敏，但他那张鹰一样的脸却有一丝无法掩盖的苍白，很容易使我看出来，他最近生活不规律。

“还能伸直腰，我很高兴，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连续几小时把身子缩矮一英尺真不是玩笑。我该怎么解释这一切，我亲爱的老朋友，我们——如果我可以恳求你合作的话——面前还有一个晚上的艰险工作。或许最好是这项工作结束之后，我再把全部情况详细告诉你。”

“我热切渴望知道，更希望现在就听到。”

“今晚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都行，随你说。”

“还像以前那样。我们动身前还有时间吃晚餐。好吧，我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没有遇到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但我给你的便条完全是真的。当我发现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根本不怀疑我的末日来临了。从他灰色的眼睛里，我觉察到一个无情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他彬彬有礼地点头许可，我便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留在了那里，然后沿着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便走投无路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而是突然冲过来抱住我。他知道他完了，只急着报复我。我们在瀑布边上扭打起来。但是我懂点日本式摔跤，过去有好几次都派上了用场。我从他的两臂中逃脱出来。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疯狂地乱踢了几下，两手向空中乱抓。尽管他费了很大的劲，仍然无法保持身体平衡，最后掉了下去。我探头见他坠下去很深，然后撞在一块突起的石头上，又被弹出去，掉进水里。”

福尔摩斯边抽烟边讲着这段经历，我非常惊奇地听着。

“可是还有脚印！”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却没有一个。”

“情况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潭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命运给我安排了无比巧妙的机会。一方面，我知道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不仅是莫里亚蒂一个人，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会变得无比强烈，因为他们首领因我而死。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三个人中，肯定有一个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这几个人就会放松警惕，很快露面，随便行动，这样我迟早有机会消灭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仍在人间。大脑活动起来快如闪电，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我相信我已经想到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后面的悬崖。你那篇描述生动的文章中，后来我读得倒是津津有味，你断言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几个露在外面的狭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想依靠几个立足点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不可能，再想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下脚印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像在以前相似场合中做过的那样把鞋倒着穿而走出来，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手法。所以，权衡一下，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我乐意做的事，华生。瀑布就在我脚下轰隆隆地响。我不擅长幻想，但是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在深渊中冲着我喊叫的声音，这一点不假。好几次，当我没抓牢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湿滑的岩石缺口中滑下来的时候，我想我完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我可以很舒服地躺在那儿而不被人看见。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出于同情但毫无作用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后就回旅馆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危险到此就结束了，可是又有突发事故发生，使我预感到还有让我吃惊的事情而且就在前面。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掉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蹦起来掉进深渊。我当时还以为这块岩石是自然滚落下来的。过了一会儿，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已经很清楚。莫里亚蒂不是单人行动，他对我下手时，还有一个同伙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目睹了他的朋友掉进深渊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形。他躲在暗处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得逞的阴谋。

“我没有花多少时间思考这些，华生。我又看见从崖顶朝下张望的那张冷酷的脸，这时又有一块石头要砸下来的预兆。我对准崖下的小道往下爬。我不认为自己能毫不费力地爬下去，事实上这比往上爬更难百倍。然而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缘、身体悬空时，又有一块石头呼的一声从我身边掉下去。我爬到一半时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了那条窄道上，只是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逃之夭夭，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就这样，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了。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再三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当时最重要的是让大家都认为我死了。如果你不相信我已经死了，你一定也写不出那篇令人完全信服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三年中，我几次要动笔给你写信，但总是担心因为你对我的深切关心，而使你会不谨慎而泄密。正是如此，今天傍晚你碰掉我的书时，我只能躲着你，因为我的处境很危险，当时只要你稍露点惊奇和激动，就可能引人注意我的身份，从而造成可悲的、无法弥补的结果。至于迈克罗夫特，我是为了得到我需要的钱，我必须把秘密告诉他。在伦敦，事情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样发展顺利，因为在莫里亚蒂匪帮案的审理中，两个最危险的成员被漏掉了，这两个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得以逍遥法外。我有两年时间去西藏旅行，常去拉萨跟大喇嘛在一起消磨几天，以此为乐。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了出色的考察报告，你也许看过，但我相信你决想不到那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圣城麦加，又在喀土穆对哈里发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且把拜访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以后，我花了几个月专门研究煤焦油的衍生品，这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我对这项研究很满意。结束后，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我便准备回来。这时候发生了公园路奇案，这个消息使我加速行动，不仅因为这件案子的扑朔迷离吸引了我，而且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最难得的机会。我立刻回到伦敦贝克街我的家里，竟吓得赫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发作。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原样保存着。就这样，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坐在我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满心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那把他以前常坐的椅子上。”

这就是四月里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的离奇的故事。若不是亲眼所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的那瘦高的体形和热诚的面容来证实的话，这个故事就纯属无稽之谈。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了解到我居丧的消息，他以行动代替语言表达了对我的慰问。“工作是对悲伤最有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俩安排了一份工作，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完成它，就不枉在世上走一遭。”我恳请他讲得更细些，但是他严守秘密。“天亮前够你用耳朵听和用眼睛看的，”他回答说，“三年来，我们要谈的往事太多，但目前只能聊到九点半，因为我们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如往常那样，九点半后，我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口袋里装着手枪，对即将发生的历险激动不已。福尔摩斯沉着镇定，一言不发。街灯忽明忽暗地打在他严峻的脸庞上，他眉头紧锁，嘴唇紧闭，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我们将在这罪犯横行的黑暗丛林——伦敦城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这个狩猎能手的神态使我确信，这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行动。讥讽的微笑好几次挂在他苦行僧般阴沉的脸上，预示着我们搜寻的猎物凶多吉少。

我开始以为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叫停了马车。他下车时向左右探望了一下，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极其细心地检查后面是否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大街小巷非常熟悉。这一次他迅疾而胸有成竹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没走过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出现在一条小路上，两旁都是一些颜色灰暗的老房子。沿着这条小路，我们到了曼彻斯特街，又到了布兰福特街，他立刻拐进一条窄道，又穿过一扇木栅栏门，进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了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以后，他把门关上了。

房子里漆黑一团，但很明显是一所空屋子。地板上没铺地毯，走在上面脚下吱吱作响。我伸手碰到一面墙，上面糊的纸已裂成一条条往下垂着。福尔摩斯冰凉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带我走过一条长过道，直到我隐约看见门上面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住。此时福尔摩斯突然右转，我们便进了一间正方形大空房，四角很暗，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亮了一点。周围没有街灯，窗户上又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我们在里面虽然靠得很近，也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他一手搭在我肩上，嘴凑近了我的耳朵。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他轻声问道。

“那边应该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透过朦胧的玻璃往外看。

“不错。这里就是我们寓所对过来的卡姆登私邸。”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因为从这儿可以看清楚对面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再往窗户走近一点，小心别暴露自己，再看看我们的老寓所——你那么多的神话故事不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吗？让我们来看看我离开这三年，我是不是完全失去了令你感到惊奇的能力。”

我轻轻地往前移动，朝对面我熟悉的窗户望去。我的视线落在那扇窗上时，我吃惊地叫了起来。窗帘已经放下了，屋里亮着灯，明亮的窗帘上清楚地映出屋里坐着一个人：那头的姿势，宽宽的肩膀，轮廓分明的面部，看了决不会弄错。那转过半面去的脸，如同我们祖父母那一辈喜欢装在相框的一幅照片的剪影，完全像福尔摩斯。我惊奇地忙把手伸过去，想弄清楚他本人还在不在我身边。他笑得全身颤动而忍住不出声。

“看见啦？”他说。

“天哪！”我大声说，“这妙极了！”

“我相信我变化多端的手法尚未因岁月流逝而灵感枯竭，或者因常用而过时吧。”他说。从他的话中，我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非常高兴和得意。“的确有几分像我，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你。”

“这个功劳要算在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头上，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做模型，那是一座蜡像。今天下午我自己在贝克街布置的。”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我知道有人在监视。”

“是谁？”

“我的夙敌——那一帮可爱的人，他们的头目永远躺在了莱辛巴赫瀑布下面。你别忘了，他们也知道我还活着，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相信我早晚会回寓所，所以不断进行监视。今天早上他们看见我到达伦敦。”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从窗口往外看时，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这个家伙不足以害我的命，姓巴克尔，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我不在乎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他背后那个更加难对付的人。这人是莫里亚蒂的知心朋友，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也就是在悬崖上投石块的那个人。华生，今天晚上在追我的正是他，可是他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也在追他。”

我朋友的计划渐渐浮出水面了：从这个临近的隐蔽所，监视者正受人反监视，追踪者正被人反追踪。寓所窗户上瘦削的影子是诱饵，我们是猎人。我们站在黑暗的房间里，沉默地注视着在面前来去匆匆的人影。福尔摩斯一动不动，但我能看出他充满戒备的紧张神态，专心地盯着过往行人。这是个寒冷而喧嚣的夜晚，寒风一阵一阵呼啸着刮过长长的大街。大街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大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有一两次，我似乎看见了刚见过的模样相同的人影，特别注意到两个像是在附近一家屋檐下避风的人。我让福尔摩斯注意这两个人，但他不耐烦地回应了一声，又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他有时又局促不安地移动着脚步，手指不住地敲着墙壁。显然，他开始担心他的计划不能完全按他预期的那样发展。最后，将近午夜，当街上的人渐渐少了，他无法控制不安情绪，在屋里走来走去。我正要对他说点什么，抬眼望了望对面亮着的窗子，我又跟刚才那样大吃一惊。我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指了指前面。

“影子动了！”我叫了出来。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朝着我们。

三年时间并没有使他粗暴的脾气有所改变，也没有减少他一贯的对智力低于他的人所表现出的急躁。

“它当然动了，”他说，“华生，难道我是一个那么可笑的笨蛋，会支起个一眼就看得出是假人的塑像，希望靠它来欺骗几个欧洲最狡猾的人？我们在这屋里待了两个钟头，赫德森太太已经把蜡像的位置改变了八次，每一刻钟一次。她从前面来转动它，这样她自己的影子就决不会被人看见。啊！”他倒吸了一口气。在微弱的光线中，我见他往前探了探头，全身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而紧张起来。外面大街上已空无一人。那两个人也许还蜷缩在屋檐下，可是我已看不见他们了。万籁俱寂，除了对面正中现出人影的明亮的黄色窗帘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死寂中，只有在忍住极度兴奋时才会发出的细微的咝咝声又在我耳边响起了。不一会儿，他拉住我退到最暗的屋角，一手捂着我的嘴。他的手指在颤抖，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激动。那黝黑的大街仍旧是荒凉的、静悄悄的。

但是，我忽然发觉了他那超人的感官已经察觉了的东西。我听到了一阵轻轻的蹑手蹑脚的声音，不是从贝克街的方向传来的，而是来自我们藏身的这所房子后面。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响起挪动的脚步声。这本来想极力控制的脚步声，却在空荡荡的屋中引起了刺耳的回响。福尔摩斯靠墙蹲下来，我也跟着蹲了下来，手里紧握着我的左轮手枪枪柄。朦胧中，我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颜色比敞开着的门外的暗黑稍深一点。他站了片刻，然后弯下身子威胁似的悄悄走进屋里。这个凶险的人影离我们不到三码。我已经做好他扑过来的准备，才想起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从我们旁边走过去，慢慢靠近窗子，轻轻地、无声地把窗户推上去约半英尺。当他跪下来靠着窗口的时候，街上的灯光不再受积满灰尘的玻璃遮挡，把他的脸照得一清二楚。这人似乎兴奋得有些得意忘形，两眼放光，面部肌肉不停抽搐。他是个岁数不小的人，鼻子瘦小而突出，前额又秃又高，留着一大撮灰白胡子。后脑勺上盖着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解开的外套露出晚礼服的白前襟。他的脸又瘦又黑，布满凶狠的皱纹。他手里拿着一根像是手杖的东西，当他把它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却发出了金属的铿铿声。随后他从外套的口袋中掏出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阵，最后咔嗒一响，好像把一根弹簧或者栓子挂上了。他仍然跪在地板上，弯腰将全身力量压在什么杠杆上，发出一阵旋转和摩擦声，最后又是咔嗒一响。于是他直起腰来，这时我才看清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枪托的形状非常特别。他拉开枪膛，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又啪的一下推上了枪栓。他俯下身去，把枪筒架在窗台上。我看见他的长胡子拂在枪托上，闪亮的眼睛对着瞄准器。当他把枪托紧贴右肩时，我听见一声满意的叹息，并且看见那个令人惊异的目标——黄色窗帘上的人影毫无遮挡地暴露在枪口前方。他停了停便扣动了扳机。嘎的一声怪响，跟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就在这一刹那间，福尔摩斯像老虎似的向射手的背上扑过去，把他脸朝下扑倒了。他立刻爬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用手枪柄砸了一下他的头部，他又倒在地板上了。我扑过去把他按住时，我的朋友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人行道上马上响起一阵跑步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进屋来。

“是你吗，雷斯垂德？”

“是我，福尔摩斯先生。我自己把任务接过来了。很高兴看见你回伦敦来，先生。”

“我觉得你需要点非官方力量的帮助。一年当中如果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那是不行的，雷斯垂德。你处理莫尔齐的案子不像你平时那样——就是说你处理得还不错。”

大家都已经站起来了。罪犯在喘着大气，他两边各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这时已经有些闲人开始聚集在街上。福尔摩斯走到窗前把窗关上，又放下了帘子。雷斯垂德点着了两支蜡烛，警察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我终于能好好地看看这个罪犯了。

一张精力充沛而阴险狡诈的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人的前额看起来像哲学家，但却长着酒色之徒的下颌，似乎他天赋异秉，是好是坏姑且不论。然而，只要一看他那下垂的讥诮的眼睑，冷酷无情的蓝眼睛，凶猛且充满挑衅的鼻子和咄咄逼人的浓眉，谁都能辨认出是造物主最明显的危险信号。他一点都不去注意别人，只盯住福尔摩斯的脸，眼中充满了仇恨和惊异。“你这个魔鬼！”他不停地嘟哝，“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啊，上校！”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弄乱了的领子，“就像俗话说的：‘不是冤家不碰头。’自从在莱辛巴赫瀑布的悬崖上承蒙你关照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你。”

上校像个精神恍惚的人，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朋友。他反复说的只有这一句：“你这狡猾的魔鬼！”

“上校，我还没有介绍你呢，”福尔摩斯说，“先生们，这位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以前效力于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他是我们东方帝国所培养的最优秀的射手。上校，我想这样说是对的，你在猎虎方面的战绩仍然是举国无双吧？”

这个邪恶的老人一声不响，仍瞪大着眼睛看我的同伴。他那充满野性的眼睛和倒竖的胡子使他看起来像一只老虎。

“奇怪，我这个小小的计策居然能使一个这么老辣的猎手落入陷阱。”福尔摩斯说，“这应该是你运用得很熟悉的伎俩。你不也是在一棵树下拴只小山羊，自己带着来复枪藏在树上，等着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把老虎引来吗？这所空屋成了我的树，你就是我想打的虎。你大概还带着几支备用的枪，以防出现好几只老虎，或是你万一没有瞄准好，而这是不大可能的。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他指了指周围的人，“这是个恰当的比喻。”

莫兰上校一声怒吼欲向前冲来，但被两个警察拽了回去。他脸上露出了可怕的愤怒表情，让人不寒而栗。

“我承认你也有一招让我感到意外，”福尔摩斯说，“我没有料到你也会利用这所空屋跟这扇方便的前窗。我猜想你会在街上行动，那里有我的朋友雷斯垂德和他的随从在等着你。除此以外，一切都如我所料。”

莫兰上校转过脸对着官方侦探。

“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逮捕我的正当理由，”他说，“但至少没有理由让我受这个人的嘲弄。如果我现在是处于法律的掌握中，一切都照法律办吧！”

“你说得倒是很合理，”雷斯垂德说，“福尔摩斯先生，在我们走之前，你还有别的要讲吗？”

福尔摩斯早从地板上把那支威力极大的气枪捡了起来，正在仔细察看它的结构。

“真是一件稀罕的武器，”他说，“无声而且威力极大。我认识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工冯·赫德尔，这支枪是他特地为莫里亚蒂教授制造的。我知道这么一支枪已经存在好几年了，虽然以前没有机会摆弄它。雷斯垂德，我特别把这支枪还有这些适用的子弹，都交给你们保管。”

“你可以放心交我们保管，福尔摩斯先生，”这时大家都向房门口走去，雷斯垂德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就问一下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

“什么罪名？自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

“这不成，雷斯垂德。我一点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出面。这场出色的逮捕应归功于你，而且只是你一个人的功劳。雷斯垂德，我祝贺你！你以智勇双全的表现抓住了他。”

“抓住了他！抓住了谁，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所有警察一直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这个莫兰上校，他在上月三十日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气枪里，对准公园路427号二楼正面的窗口开了一枪，打死了罗诺德·阿德尔。就以这个罪名提出控告，雷斯垂德。现在，华生，要是你能忍受从破窗吹进的寒风，不妨到我书房去抽一支雪茄烟，待上半个小时，这样可以让你消遣一下。”

我们的老房间，多亏迈克罗夫特的监督和赫德森太太的直接照管，样子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我一进来就注意到屋里少见的整洁，但是一切原有的东西依然如故：这一角是做化学试验的地方，放着松木桌，它被酸液弄脏了桌面；那边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簿和参考书，都是很多伦敦人想烧毁而后快的东西。我环视四周，挂图、提琴盒、烟斗架，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如以前那般。屋里已经有两人，一个是笑着欢迎我们进来的赫德森太太，另一个是在我们今晚的冒险行动中起了大作用而样子冷淡的假人。我朋友的这个做得惟妙惟肖、上过颜色的蜡像，搁在一个小架子上，给它披了一件旧睡衣，从大街上望过去，完全逼真。

“一切预防措施你全遵守了吗，赫德森太太？”

“遵照您的吩咐，我是跪着干的，先生。”

“好极了。你完成得非常好。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先生。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它恰好穿过头部，然后碰在墙上砸扁了。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给您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我。“一颗铅头左轮子弹。真巧妙，谁会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从气枪中打出来的？好吧，赫德森太太，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坐在老位子上，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几点情况。”

他把那件旧礼服大衣脱掉，换上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于是又成了往日的福尔摩斯了。

“这个老猎手居然手还不抖，眼也不花，”他一边检查蜡像的破碎前额一边笑着说，“对准脑袋的后部正中，恰好击穿大脑。以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我想现在伦敦也很少有比他强的。你听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看，这就叫出名！不过，我要是没记错，你以前也没有听到过詹姆士·莫里亚蒂这个名字。他是本世纪的大学者之一。请你帮我把那本人物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下来。”

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后靠了靠，大口吸着雪茄，懒洋洋地翻着他的记录。

“我收集在M部的这些材料很不错。莫里亚蒂这个人不论摆在哪里都是出众的。这是纵毒犯莫根，这是遗臭万年的梅里丢，还有马修斯——他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候诊室里打掉了我左边的犬齿。最后这个就是我们今晚见到的朋友。”

他把本子递给我，上面写着：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无职业，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一八四○年在伦敦出生，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学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中三月》（1884）。住址：管道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在这页的空白边上，有福尔摩斯清晰笔迹的旁注：伦敦第二号危险的人。

“真叫人惊奇，”我把本子递回给他时说，“这人还是个体面的军人呢。”

“确实是的，”福尔摩斯回答说，“在一定程度上他干得不错。他一向很有胆量，在印度还流传着他怎样爬进水沟去追一只受伤的吃人猛虎的事。华生，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后，会突然长成难看的古怪形状。这一点你常常会在人身上看到。我有个理论是，个人在发展中能再现他历代祖先发展的全过程，而像这样突然变好或者变坏，显示出他的家系中的某种影响，他似乎成了他的家史的缩影。”

“你这个想法真有点怪诞。”

“好吧，我不坚持。不管是什么原因，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他在印度虽没有任何当众出丑的事情，但仍旧没有待下去。他退伍了，来到伦敦，又弄得声名狼藉。而此时他被莫里亚蒂教授挑中，一度是莫里亚蒂的参谋长。莫里亚蒂很大方地给他薪水，却只利用他做过一两件普通匪徒承担不了的、非常复杂的案子。你可能还有些记得一八八七年在洛德的那个斯图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记不起来了？我可以断定莫兰是主谋，但是找不出一点证据。上校隐蔽得非常巧妙，即使在莫里亚蒂匪帮被抓获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控告他。你还记得就在那天我到你寓所去看你，为了防气枪，我不是把百叶窗关上了吗？很可能当时你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我可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支不平常的枪，而且知道操控这支枪的是一名全世界第一流的射手。我们在瑞士的时候，他同莫里亚蒂一起跟踪着我们。毫无疑问，就是他让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度过了那不愉快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我住在法国的时候注意看报，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制伏他。只要他还在伦敦逍遥法外，我活在世上就实在没意思。他的影子会日夜缠着我，他对我下手的机会迟早总会到来。我能拿他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看见他就拿枪打，那样我自己也会被送进法院，向市长求救也无济于事。他们不能凭看起来不过是轻率的怀疑就进行干预。所以我一筹莫展。于是我随时留心报上的犯罪新闻，想着我早晚要逮住他。后来我看见了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消息，我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就我知道的那些情况来看，这不明摆着是莫兰上校干的？他先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他家，对准敞开的窗子开枪打死了阿德尔。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把他送上绞架。我马上回到伦敦，却被那个放哨的发现了，他当然会告诉上校我又在伦敦出现了。上校不能不把我的突然归来和他犯的案子联系到一起，而且感到万分惊恐。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我在窗口给他留了一个明显的靶子，还预先通知苏格兰场可能需要他们帮助——对了，华生，你准确无误地看出他们待在那个门道里——然后我找到那个在我看来是万无一失的监视点，绝没想到他也会挑选那个地方来袭击我。亲爱的华生，还有什么别的需要我解释吗？”

“有，”我说，“莫兰上校谋杀罗诺德·阿德尔的动机是什么，你还没有说明。”

“啊，我亲爱的华生，这一点我们只能推测了，不过在这方面，就是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出错。各人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他自己的假设，你我的假设都可能对。”

“那么，你已经做出了假设了？”

“我想说明案件的事实并不复杂。从证词中知道，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不用说，莫兰作了弊——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他打牌作弊。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天，阿德尔发觉莫兰在作弊。很可能他私下跟莫兰谈过，还恐吓说要揭发莫兰，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按理说，像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立刻就去揭发既有点名气又比他大得多的莫兰，闹出一桩骇人听闻的丑事来。大概他像我所估计的那样做了。对靠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被开除出俱乐部就等于毁掉自己。所以莫兰把阿德尔杀了，那时候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愿意从搭档靠作弊赢钱的行为中取利。他锁上门是为了防止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问他弄来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干什么。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或者遭到反驳。同时，不论发生什么，莫兰上校再也不会打搅我们了。冯·赫德尔这支了不起的气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色，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为调查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大量有趣的小问题献身了。” ozec6F460LqqA1qetSyhAN8FUr3k5U134jZ7v4rAJDInL/owmgvZ/qo+7ofgr6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