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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7秒定律”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不快乐的回忆。
周迅伸出胳膊说：“你用润肤露抹这儿，一会儿就忘了。只有用刀这样划一下。”她做了一个刀切的手势，“哎哟，痛，你会记得，我还在这儿啊。”
黄觉是那个会在这样的时刻接到周迅电话的人，是那个当她情绪低落时不停地捞她的人。“只要她的电话来了，有时一个月一次，有时几个月来一次，有时候可能一整年都消失了，但只要电话打来，我就知道她的情绪又不好了。”他说。
20多年前，黄觉和周迅是在大街上撞上的。“周迅跟她两个同学，我跟我一个广西来的朋友走在路上，她们3个女孩和我们这么迎面过去。那时候我们年轻，又高，长得又挺帅的。反正3个女孩对两个男孩感了兴趣，然后周迅就假装跑过我们，回过身假装跟另外两个女孩招手：‘哎，你们快一点，你们快一点！’其实就想看清楚这两个人长什么样。”
后来偶然间，黄觉和周迅俩人到了同一家饭店工作，周迅唱歌，黄觉跳舞。“那会儿我们在约定的排练时间之前就到了排练地，我很困，就窝在沙发里头，她就叭叭叭叭地说，我就‘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二十几岁的男孩哪听得进去这些啊。但是反倒就因为这样的情况形成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我变成了她身边的一个倾听者，一直听到了现在”。
20年来，黄觉看着周迅掉进一个一个大坑，看着她“一身伤喘着气从坑里爬出来”。这些大坑，有时是情感，有时不是。黄觉说：“周迅事业上越来越往最顶端去，越高的时候参照物就越少，那种迷茫。到了一定的地方她每走一步都会很累，因为所有人都会看着她，但是她是天秤座，不容自己身形难看。”
“反正每次她情绪要往下滑的时候，都会看到一只手在拽着她——我紧紧地拽。不管能不能拽回去吧，都是我在做这个动作，我就是她的一个习惯性缓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信任。”黄觉说，他感激这个信任。
有一次，黄觉在香港看到电影《巴黎野玫瑰》，他打电话给周迅，说：“你一定要看，我觉得电影里那个人就是你。”
和电影中的主人公相同，黄觉说周迅就是一个软体动物，她有着真正的艺术家的性格。“她就是骏马，很放肆地燃烧自己。我可以成为她那种人，但我还有一半可以很理智、很入世，我这一半在保护着我，因为那一半90%最终会焚烧殆尽、会陨落。所以我能理解她，所以我会让自己去感染她，去作为一个屏障，能挡多少是多少”。
也有好多人排着队想捞周迅，但没有机会。
“我特想成为一个她生命中有用的人。”黄少峰说，可是周迅在他面前的角色是姐姐，非但不会暴露脆弱，反过来还会充满责任感地教导他、训斥他——别混了，别找那么多姑娘。“她知道她难过的时候跟我说没用，我根本安慰不了她。我们仨拆伙也有这个原因，没用的人，你知道吗，啥都帮不上，然后就觉得没什么劲了。”
周迅说：“我也很纳闷，我每次最伤心难过的时候，都会出现人，每次我这样，都会有只手来接住我。”她右手做了一个下落的动作，用左手接住了。
采访那天，黄觉说周迅有段日子没打电话来了。几天前，他看了一篇周迅最新的采访文章，非常高兴，因为文章里周迅直接谈到了年龄和老去。黄觉觉得这意味着周迅终于能够面对自己了。
“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最大的保护，最大的成长标记。因为她要找人倾诉，什么事必须有个人去说出来，就证明那时候她没办法面对自己。可她那些坑是有谁能够帮得了的？我觉得朋友帮不了，她所谓的宗教我觉得也帮不了，最终还得靠自己。”黄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