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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2日下午，方家胡同里一处艺文展览空间外的露台上，被十几个工作人员围在狭长通道深处拍摄照片的吴秀波，似乎有点焦躁。他的经纪人敏锐地觉察到他的不适。
“我们清一下场好吧，人太多了，太多了，紧张，影响状态。”经纪人把一半的人请进了屋。等换到室内场景拍摄时，她突然问场地方能否提供音箱，因为音乐能让吴秀波放松和松弛下来。音箱还没找到，经纪人索性打开手机外放萧敬腾的歌。在摄影师换镜头的间隙，吴秀波跟着音乐唱出了声。
即便身处娱乐工业时代，但长久以来，吴秀波几乎从未与喧闹的气氛相融。在目前还在播出的明星真人秀《我们来了》里，他被评价为“最慢热的成员”。
吴秀波自幼就显得敏感而孤单。身为外交官的父亲常年驻外，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在药店做财务的母亲，工作总是很忙。他一度被寄养在当时北京城郊的姨妈家。放学之后，他游荡在田野里，跟猫、鸡、马、蛐蛐儿、蝈蝈儿待在一块儿。更多的时候，一个人待着。
“那种承受孤单和独处的能力，是我童年一直不缺的。”等他被接回家，唯一的、永远跟着他的朋友，就是挂在脖子上的那把钥匙，有时候那钥匙丢了，他顺着河边找，找到天都快黑了。那几年他丢了好多把钥匙，到现在他最怕的还是别人给他钥匙。
他习惯了独处。少年时代，他常常逃课去日坛公园，溜达，看书，发呆，跟工人老师傅学武术。成年后，他说自己几乎“分分秒秒都在独处”。这种游离让他敏感。
“有的时候我在大马路上偶尔看到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太太，特别新奇地趴在椅子边上看着过往的汽车，我都会觉得，人好不容易啊。”
等吴秀波上小学后，大他5岁、同父异母的哥哥来到北京。哥哥特别爱学习并且享受学习的过程。每天早上都是哥哥晨读的声音把他吵醒。在他还迷迷瞪瞪的时候，哥哥已经背完了英语单词，开始背诵唐诗。曾经一度，他能够背出《琵琶行》，那都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哥哥念诵记住的。
但家里大部分时间仍很安静。父亲和哥哥都是话不多的人。在他记忆里，父亲极为沉默寡言，到现在他能想起来的两人说话的次数，不超过10次，在吴秀波的印象中，这10次里面有五六次，他都在尴尬地笑着。父子俩唯一的一次身体接触，来自一次比试掰腕子。
在更漫长的时间里，父亲总是沉默地背对着人抽烟。等到吴秀波多年后拍摄《北京爱上西雅图》时，他发现男主角Frank很像父亲——内心是春去秋来，日复一日。
但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吴秀波甚至觉得自己跟父亲“没多大关系”，“从小到大，我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有什么需要去问爸爸。他可能没有给我任何的指导，也不存在给我任何的误导”。
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吴秀波都由自己来做决断。他曾去考过少年宫，但没被录取，因为不够活泼。高中毕业考中戏的事，也没有跟家人商量。
“有一天回来的路上，正好看到当时《北京晚报》上的招生简章，我就报名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什么，一试、二试、三试，最终上了。”
大学毕业进入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后，他开始跟着师兄们坐着空荡荡的车厢去下路演出，每次回到北京都有新的变化：喇叭裤、蛤蟆镜、录音机、邓丽君、谭咏麟……吴秀波从平静、孤独的少年时代进入自由和自主的青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