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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其富于潜质的统治者，不以狂热主义履行他们的职责，注定会有最优秀、最稳定的政府；而热衷于统治、控制和统治者管理的国家，则肯定有一个最糟糕的政府。
——柏拉图
近年来，普京上台执政是最不同寻常的政治传奇之一。他成长于列宁格勒（从1991年起再次更名为圣彼得堡）的一栋集体公寓，少年时非常热衷于城市街头孩童间的打架斗殴，他的领导品质因此得以逐渐显露出来。因为受到苏联的情报机关——当时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吸引，他继续赢得了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1970年—1975年）学习法律的机会，毕业后在克格勃（1975年—1990年）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在克格勃的最后五年，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共产党掌权的另一半德国工作，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止。翌年，他获得公职，成为前法学教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工作人员。索布恰克成为列宁格勒市市长（1991年6月）时，普京迅速成为其得力助手。1996年，索布恰克竞选连任失败，普京不愿留任，因此失业，直到他又在克里姆林宫谋到一个职位。在莫斯科，普京的崛起速度可谓惊人：先从总统办公厅官员做起，接着被提拔为他曾经工作过的安全部门，现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并于1999年8月成为总理。1999年12月31日，即20世纪的最后一天，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由普京出任代总统。2000年3月26日，经过选举，他才被确认为四年一任的总统。2004年3月，普京成功连任。普京是如何实现令人瞠目的晋升，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国家的总统的？在这一章，我们将审视他的背景和促使其成为总统的决定性时刻；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他面对的局势和塑造其政治观点的理念。在这两章的结尾，我们就能够回答由于他迅速成为俄罗斯领导人而引出的问题：“普京先生是谁？”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一个迟来的孩子。1952年10月7日，他出生在位于列宁格勒市中心的一个工人家庭，这里距离中心大道——涅夫斯基大街只有两站地，离格里博耶多夫运河也不远。直到成为总统，他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住在几家人共用基本设施的集体公寓里。普京家住的巴斯科夫巷12号的房子是1859年建成的高品质租赁公寓。十月革命之后，每个公寓都由几户人家共同占用。普京一家1944年搬到那里，他父亲工作的工厂就在附近。普京出生时，他的父母已届不惑之年，作为一个迟来且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他被看作是“他们早期所有痛苦和损失的礼物”。
普京的祖父斯皮里东·伊万诺维奇·普京曾在列宁乡下的别墅做过厨师。列宁1924年1月逝世后，他为列宁的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工作。后来，斯大林来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墅时，斯皮里东又为斯大林做过几次饭。斯皮里东后来在伊林斯科耶的莫斯科市苏共委员会休养所工作，在那里，年轻的弗拉基米尔拜访过他。他死于1965年，享年86岁。普京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出生于1911年2月23日，他的童年在特维尔州的波米诺沃村（Pominovo）度过，而普京的母亲玛丽亚·伊万诺娃也在同一年出生（10月17日），住在附近的扎雷什村（Zareche），这个村子在距离特维尔州府60公里的图尔吉诺夫斯基区（Turginovsky）。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村子，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相识，随后便没有分开过。他们于1928年年满17岁时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奥列格不满一岁就夭折了。集体化运动使他们背井离乡，1932年，这对夫妇迁移到列宁格勒。普京的母亲在一家工厂上班，他的父亲则应征去潜艇舰队服役。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前，普京一家得到位于列宁格勒彼得霍夫区的一间公寓，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维克托就出生在那里。遭受封锁（1942年）的第一年，维克托死于白喉病，被埋葬在一处公墓里。1941年10月13日，德国占领了特维尔地区，玛丽亚的母亲被一颗子弹击中身亡，她的父亲死于1947年，而她的几个哥哥却在前线音信全无。
1942年初，在列宁格勒被德国人包围前，玛丽亚本来有机会离开，但她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位城市捍卫者。他最初被分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的拆弹部队，然后转战到所谓的涅瓦河小块地区（Nevskii pyatochok），这是位于左岸的前哨站，离拉多加湖不远。尽管德国人多次进攻也未能得逞，它就像是一个迷你型的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名为伏尔加格勒）。1942年冬天，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在这个地方被手榴弹炸伤。虽然他的妻子照顾他直到恢复健康，但他仍然因此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直到去世。在身体恢复期间，他受雇于制造弹药的叶戈罗夫工程厂。在众所周知的封锁持续到900天时，玛丽亚·伊万诺娃身体极度虚弱，几乎不能动弹，靠着她丈夫当兵的口粮才得以幸存。到1944年底封锁结束时，这座城市的300万居民中只有56万人活了下来：150多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20万人死于炸弹和炮弹，56万人被疏散。围困期间幸存下来的人极少，其中就有弗拉基米尔和玛丽亚。
1952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出生，当时，他的父母已经历尽磨难。他的出生象征着过去困苦和战争灾难的结束。虽然家风严格，但是他们关系融洽，而他们的相濡以沫也为所有传记作家所称赞。普京的父亲曾在叶戈罗夫工程厂制造过精密工具，现在制造火车车厢，自1968年起又开始制造地铁车厢。他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笃信自己的理想并将其付诸自己一生的实践。1947年，他成为车间党支部书记。1948年，37岁的他开始上夜校，随后加入工厂的党委会。相比而言，玛丽亚是位虔诚的信徒，鉴于公寓里没有圣像，她便经常溜去教堂——在无神论和迫害盛行的日子，去教堂意味着一个人具有深刻的信仰。她确保普京接受正统的信仰，虽然这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她经常带他去做礼拜。普京的父亲是位虔诚的共产党人，虽然知道妻子经常去教堂，却视而不见。由于只有两个月的产假，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儿子，玛丽亚相继从事了一系列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看门人、面包店接待员以及后来的实验室助理。上学前那些年，普京和他的母亲都是在乡村度过大部分的夏天。后来普京回忆道，在一次正式访问以色列前夕，他的母亲给了他一个受洗的十字架：“我按照她说的做了，把十字架戴在脖子上。自那之后从未摘下。”
1960年9月1日，普京开始在巴斯科夫巷第193小学上学，学校就在他家对面。革命前，这所学校曾经是女子学校，克鲁普斯卡娅曾在那里学习。他的班主任是塔玛拉·奇若娃，她的敬业精神受到多次好评。普京后来的德语老师是薇拉·古列维奇，她在回忆录里说年轻的普京是一个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男孩。1964年4月，普京在课外辅导班学习德语，古列维奇认为他在外语上很有天赋。1964年9月，她开始教5A课程时，普京是这个超过45名学生的班级里少数没有成为少先队员的学生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行事太过粗鲁。古列维奇后来成了普京一家的朋友。她回忆道，放学后，普京会在院子里玩上几个小时，那里被布洛茨基称为普京的“世界之窗”，他经常跟比他大的孩子玩。院子里的生活对塑造普京的性格起了重要作用，普京从未对音乐有过特殊兴趣，很快便放弃了音乐课。
1965年9月，普京开始上六年级，他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进步，因为他对历史和文学有了特殊兴趣。这一年，他开始重视运动，先是练习桑博（徒手格斗。——译者注），后来练习柔道。一次拳击比赛失败后，他的鼻子受了伤。普京在1965年秋天加入“特鲁德”运动俱乐部。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教练阿纳托利·拉赫林，这对普京的成长影响很大。普京指出，“柔道不仅是一项运动，你知道，它也是一种哲学。它对年长者和对手都很尊重。它不是弱者的运动”。普京1973年成为桑博大师，1975年成为柔道大师，1976年成为市冠军。普京作为运动队成员游遍了全国各地。运动对普京来说是一条出路：“如果我没有从事体育运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运动带我离开了街头。”据他的一位同学回忆，普京“柔和而谦虚，甚至有些害羞，但却具有钢铁般的性格”。
六年级时，普京也加入了少先队。实际上，由于他的同伴们不久开始依靠他给予指导，他就成了班集体的领头人。普京迅速成为少先队的领头人，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在苏联时代事业发展的早期迹象。当时，如果不是少先队员，就不可能加入共青团；如果不是共青团员，就无法选择大多数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和职业。八年级伊始，普京在区委举行的仪式上加入了共青团。它们是极度意识形态的组织，但是，那个时候政治奉献被轻易滥用，使其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形式。1968年秋天，八年级毕业后，学生们面临着一种选择：进入大学之前去哪里继续接下来的两年学习。令人吃惊的是，普京选择进入一所化学中学（第281中学）学习。布洛茨基指出，这是普京自己的决定：“这已经成为他的性格特征：弗拉基米尔会宣布一项决定，但不会解释他选择的原因。”在那里，他继续学习德语。他的班主任是米娜·莫西乌纳·尤迪茨卡娅，她后来移民以色列。她指出，尽管普京有可能成为科学家，但他更倾向于学习人文学科，特别是俄罗斯历史。完成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习后，普京于1970年中学毕业。
普京一家和另外两家人一起共用五楼，包括一对年长的犹太夫妇和他们成年的女儿。水池和煤气灶位于走廊里，没有热水和浴室，当然也没有电梯。普京还记得，男孩子们会在装有金属扶手的楼梯间里捉老鼠。1967年普京七年级毕业时，公寓里的那对老夫妇终于有了他们自己的公寓，他们的房间于是变成了厨房，这里成了普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普京的父母在列宁格勒州的金吉谢普区买了一处乡下小房子，那是普京的父亲在战争早期战斗过的地方，这样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就可以出城避暑。由于离城区太远，1969年，他们卖掉了这所乡下房子，就近在托斯诺买了一处乡下房子。在这处住所里，普京召集朋友们弹吉他、唱歌，听布拉特·奥库贾瓦、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以及当时其他流行歌手的唱片。冬季来临时，这里则是他的滑雪基地。当所有人都在屋里劳作时，普京却特别喜欢劈柴和用固定在雪橇上的辘轳打水。后来又建了一间木制浴室，所有人都喜欢去做蒸汽浴。年轻的普京因为喜欢编造荒诞故事，却装作一本正经又暗自欢喜而著称。恰是这些苏联后期的日常生活塑造了普京的性格。正如普京在他的访谈录里提及的那样：“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纯粹而又完全成功的产物。”
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逐步改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年—1982年）的特点，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物资日益短缺，排队领物资的队伍越来越长，这段时间被戈尔巴乔夫称为“停滞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代表了一个“常态”时期，苏维埃制度从未像当时那样，国内相对和谐，在1975年实现了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尽管从1979年开始又陷入“第二次冷战”。普京父母的生活状况在1977年得到改善，他们离开了巴斯科夫巷的公寓，搬迁到斯塔什克大街的两室公寓里。小房间被普京占用，25岁的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隅之地。他当时已经为克格勃工作了两年，但是却毫无可能得到一套自己的公寓。为此，布洛茨基指出，“在为情报机构服务的那些年，他从未得到一平方米属于自己的住所”。
现在讲反苏笑话（普京似乎是讲笑话的高手，而且，所有的描述都表明他有很强的幽默感）和阅读地下传播的禁读文学作品都是被允许的。众所周知，普京早年就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喜欢参与政治讨论，“为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辩护”。人们只有在不从事非官方的政治活动，不对政权提出政治要求时，生活在这个相对非市场化的繁荣时期才是美好的。生活很少关注工作和收入，它更关注社会关系和“获得利益”，而非购买。1972年的一天，普京的妈妈在食堂买饭时，食堂师傅一时没法找零，就给了她一张30戈比（苏联的货币单位。——译者注）的彩票，结果她居然因此中了一辆“扎波罗热茨人-966”型小汽车。这事放到今天或许会被嘲笑，但在当时却是很大的奖项。她没有将奖品卖掉，反而给了她的儿子，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于是成了家里的司机。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十来年的平静，与接下来15年的动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包括戈尔巴乔夫1985年推行改革，共产主义崩溃，1991年苏联解体，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忽然转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毫不奇怪，直到今天，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勃列日涅夫黄金时期的稳定非常怀念。
个人传记往往塑造政治偏好，普京那一代人的性格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的人们，跟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为尼基塔·赫鲁晓夫所塑造。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第二十届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秘密演讲”，谴责斯大林。他们为苏联有可能被改革成为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所鼓舞。苏联及其盟友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建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努力，结束了人性化社会主义的大众信仰。然而，正是这种理念激励了戈尔巴乔夫，他在政治沉浮中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忠诚。叶利钦在20世纪80年代拒绝了共产主义改革，他参与了反制度化的“民主”运动，呼吁实施西方的市场民主。作为一名50年代出生的人，普京对共产主义改革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同情，实际上，那个时代已经是后共产主义时代，这个制度在苏联已处在自己最后的时光。他强烈认同国家，但是不认同这一制度，反映出俄罗斯正走出衰退的苏联的甲壳，开始“重新创造”自己。
普京先是受当时流行的间谍惊险小说影响，特别是1965年出版，后来被拍成电影的《剑与盾》（列宁领导下的克格勃被称为革命的“剑与盾”），后来还为苏联特工机构的大胆行为以及之后的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所影响——这部电视剧与苏联间谍施季里茨在纳粹政权中心的外交部工作有关。关于自己对间谍惊悚片着迷一事，普京说：“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人是如何做到整个军队所不能做到的。”尽管这两部影视作品都是关于爱国主义的，但都不是特别意识形态化：这场斗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苏联，反对它形形色色的敌人，而不是保卫共产主义政权，反对其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这种相对非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塑造了普京的个性，后来被他带到了克格勃的职业生涯中。正如他指出的，“无论如何，我从来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
普京起初对在民航学院学习感兴趣，但是最终决定尝试进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法学院（LGU）学习。普京选择这条学习之路的原因很有趣。据普京回忆，1968年九年级时（16岁），他去了位于里特尼大街4号的列宁格勒克格勃接待处（以“大房子”而著称）。他被告知，他们不招收志愿者（initsiativniki）；而且，他们只招收那些服过兵役的人或者大学毕业生。在问及自己应该学什么专业时，克格勃官员很明确地告诉他，法学学位非常合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克格勃的新任负责人（1967年5月被任命）尤里·安德罗波夫开始尝试通过吸引更多知识分子和有创造力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组织，来对这一专制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革。克格勃现代化改革正好发生在共产主义自身的现代化在捷克斯洛伐克被粉碎的时候。正是这个安全机构工作的浪漫表象引导普京加入了克格勃。甚至连他的父母都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普京接受了建议，寻找机会进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学习。当时竞争相当激烈，每一个名额都有40个申请者，与其他享有特权的家庭相比，普京没有任何优势。然而，凭借坚定的决心，17岁的普京在1970年成功入学。普京因此成为（继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列宁和戈尔巴乔夫之后）第四位接受律师教育的俄罗斯领导人，而且他是其中唯一一位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完成全日制法律学习的人：克伦斯基在转学法律之前学习的是历史和语言，而列宁曾是校外旁听生（戈尔巴乔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译者注）。普京学习非常努力，很少参加运动以外的课外活动，在采访录里，他强调说，“我不是一名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人员”。他继续自己的体育生活，并在夏天靠做建筑工人赚钱。他对民法的兴趣引导他选修了系里主讲教师索布恰克的课程。他最后一年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国际法中的最惠国原则》，这是一个很接近他后来内心的课题。大学期间，1973年3月发生了一起悲剧，普京的密友弗拉基米尔·切列穆什金因在桑博比赛中摔坏脖子而死，而鼓励他参与此项活动的就是普京。
大学快毕业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普京解除了他的第一次婚约，当时一切都安排好了，戒指买了，西装也租了：“取消婚约是我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定……但是我断定，即使分手也比两个人忍受痛苦要好得多。”这发生在普京真正结婚前四年。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1958年1月6日出生于加里宁格勒，换了很多工作后，她在当地的航空公司做起了航空乘务员。他们在1980年3月相遇，当时她和一位朋友一起在列宁格勒玩，去列宁苏维埃剧院观看阿尔卡季·赖金的演出。1980年晚些时候，她搬到列宁格勒，并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语言系注册学习。她之所以能获得这次学习机会，是因为工人组织（rabfak）提供了一个项目，该项目在其存在的最后一年，允许有工人背景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在校期间，她主修西班牙语和文学，辅修法语，住普通学生宿舍。经过三年半的接触，他们于1983年7月28日结婚。当时，普京已经30岁，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他们和普京的父母一起住在斯塔什克大街。柳德米拉1986年毕业，她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当代西班牙语分词》。此后她又学习德语，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达到了可以做德语教师的水准。1993年10月28日，她出了一次近乎致命的交通事故，得到外科医生尤里·舍甫琴柯的及时救治，尤里·舍甫琴柯后来成为普京手下的卫生部部长。和她的丈夫一样，柳德米拉有着强烈的宗教感，尽管和很多“第一夫人”一样，她从没有发现自己很适合这一角色，她偶尔也会为占星术所吸引。“第一夫人”的角色并不是特别吸引她。普京有两个女儿，分别叫玛丽亚（1985年4月28日生）和卡特琳娜（1986年8月31日生），她们的名字都是以祖母的名字起的。她们就读于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附属的德语学校，不仅学习德语和俄语，还学习英语。从1999年9月起，她们开始在家学习。两个人都会弹钢琴和拉小提琴，据说滑雪滑得比她们的父亲还要出色。就任总统后，普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们的隐私。
在普京大四时，克格勃跟他联系并讨论他的“职业安排”，邀请他“为情报机关工作”。普京欣然同意，“我从小学生时代就梦想着这个时刻”。在被问及他当时是否会想到1937年肃反运动时，普京回答说：“说实话，我一点都没有想起。一点也没有……我对克格勃的看法来自浪漫的间谍故事。”当时，在“专门机构”工作被认为是件很荣耀的事，而且竞争非常激烈。1975年夏天，他加入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第401克格勃学校接受了一年培训，然后在第二局（反情报）工作，后来才被调到最久负盛名又满是精英的第一总局，监视在列宁格勒的外国人和领事官员。作为克格勃特工，他也必须加入共产党。对他的家人和朋友来说，他是刑事侦查队的警官。同时，他继续德语学习，这是只有“前途无量”的军官们才被允许做的事情。
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注意到普京“善于分析”，便推荐他到莫斯科州巴拉希哈的著名红旗研究所（Krasnoznammenyi）。该研究所在安德罗波夫死后，于1984年3月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是外国情报院，但当时却被伪装成国防部的一个研究机构。该机构只接收有很强语言才能的人，人才选拔过程相当严格。普京成功入选，把怀孕的妻子留在列宁格勒，于1984年9月开始在那里工作。在这家研究所里，普京接受了长达一年的相当艰苦的训练，包括体能和精神耐力测试。学员们获得了一个以他们的真实姓名开头的代号，但不能跟真实名字太过接近：普京的代号是普拉托夫，不是普提罗夫斯基或普季林。
1985年7月毕业后，普京被派遣到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办公室工作。他8月份到那里，正好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改革开始的时候。就这样，32岁的普京到了东德，普京自己称之为“专制集权国家，与30年前的苏联类似”。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又译成史塔西。——译者注）控制着巨大的监控网络，拥有600万份人员档案，而该国人口总数却只有它的两倍。斯塔西前首脑马库斯·沃尔夫确认，普京虽不是超级间谍，但在这个国家逗留期间却得到了三次提拔。克格勃在德累斯顿的办公室位于安格利卡大街4号，就在斯塔西总部对面。斯塔西在这座城市的负责人是霍尔斯特·比约姆，他是最强硬的强硬分子之一，共产主义在东德落幕后他自杀身亡。普京在那里的工作充满“政治智慧”，他负责招募特工，对之进行“无线联络”培训，极可能是为了获取西方科技和监控那些参观巨型“机器人”电脑工厂的人。该工厂就位于这座城市，它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提供产品。关于普京在东德的工作有无数神话，但是，普京坚持认为他的工作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情报收集。据说，他有一个分布全世界各地的特工网络，但是，这种说法可能太过牵强。与此相反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在莱比锡（柏林有一家这样的机构）经营过一家促进苏德友谊的机构，但却频繁造访波恩。闲暇时，普京热衷于垂钓，“就连德国人也对他对垂钓的情有独钟感到吃惊”。他也喜欢喝啤酒，尽管从未过量饮酒，但是他的体重却有明显增加。其间，他跟几个德国人成了密友，而且一直维持着他们之间的友谊。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推进，以埃里希·昂纳克为首的强硬政权越来越被孤立。1989年，戈尔巴乔夫为庆祝东德建国40周年而访问该国，警告说，“生活会惩罚迟到的人”。普京可能已经参与了苏联计划（“卢契行动”），用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替换德意志共和国的强硬派。群众游行演变成抗议。1989年11月7日到8日的晚上，柏林墙被推翻了。在德累斯顿，克格勃非常疯狂地焚烧与间谍行动相关的文件。普京描述当时的情景说，“熔炉都烧爆了”。不久，即12月6日晚，克格勃办公室为一群愤怒的人所包围。东德当时驻有一支38万人的西部集团军（Western Group of Forces），普京向当地苏联驻军求助，却被告知：“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命令，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可是，莫斯科方面却静悄悄的。”此时此刻，普京突然意识到“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消失了”。普京指出，“理智上，我明白靠墙和间隔物建立起来的阵地不能持久”。后来，他争辩说，让他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形态在欧洲仍然存在”。然而，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包括德累斯顿的最后一任共产党负责人汉斯·莫德罗，他在柏林墙倒塌后成了总理，并试图在东德建立戈尔巴乔夫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让人失望的是，他们别无选择，苏联匆匆退出了：“他们丢掉了一切，然后离开了。”受到历练的普京从德国返回，面临着改变他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
1990年2月初，普京返回圣彼得堡，拒绝了去莫斯科市亚谢涅沃区对外情报局总部工作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方没有给他安排公寓。当时，对于那些从东欧和其他苏联军事基地返回的工作人员来说，住所比事业更为重要。相反，他计划去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学习国际法，希望写篇博士论文，从而转向新的工作领域，尽管一位朋友告诉他说，“对一位做过特工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普京于3月份被任命为外事部门（Inotdel）负责人，从而成为负责国际事务的校长助理，同时还是克格勃的“现役储备人才”。普京与法学院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通过这种方式，从1990年5月起，他开始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的“民主”主席索布恰克的办公室工作。列宁格勒的民主运动派对索布恰克选择普京作为其助手感到震惊，尽管普京是职业克格勃官员的事实已经不是秘密。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索布恰克倾向于认为，“普京不是克格勃特工，而是我以前的学生”。据普京一位朋友的看法，普京从“那个时期的浪漫主义”进入了城市政治作为他的第二个职业。
俄罗斯总统竞选于1991年6月12日举行，叶利钦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同一天，还举行了第一次市长的选举，索布恰克当选。他把普京当作自己的顾问，两周之后，任命普京为新成立的市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尽管早期曾尝试辞去克格勃的工作，这显然是出于一时的迷失，但普京最终还是在1991年8月20日——在保守派发动对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政变的第二天，以中校的军衔辞掉了克格勃的工作。普京的选择毫不含糊：“政变一开始，我立即决定要站在哪一边。”尽管他指出这种选择是多么困难，因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都是在这个“机构”度过的。政变期间，普京同列宁格勒的克格勃谈判过，他们保证将保持中立，作为回报，索布恰克随后任命他为三位副市长之一。随着旧秩序解体，普京的共产党员身份也完全失效了。同整个时代的人一样，他没有离开党，而是党离开了他。
在显露出很强的管理才能和忠诚度后，普京很快成为索布恰克的“灰衣主教”（特指躲在幕后拥有极大权力的神秘人物。——译者注），从1994年3月到1996年5月，他担任监督执法机构和媒体的第一副市长。未经普京签字的文件，索布恰克拒绝签字。当普京活跃在这个城市时，圣彼得堡被称为俄罗斯的“犯罪之都”。在1992年推进国家私有化计划之前，阿纳托利·丘拜斯在1990年1月成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副主席，正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普京。丘拜斯的国家私有化计划允许小部分人变得很富有，并催生了“寡头”（1997年由鲍里斯·涅姆佐夫提出并被广为使用的术语），普京之后和他们不断斗争。尽管涉及内部投资，但是并没有发现针对普京的严重腐败证据，虽然期间有大量针对他工作的指控。特别是，作为1992年计划的一部分，普京发放许可证给公司（收取高额佣金）出口自然资源以换取食物，与此事相关的丑闻经常被提起。计划发展莫斯科车站周围区域，以建立商业、购物和酒店中心的事情也被提及。作为一个官僚，普京以通过走捷径达到预期结果而为人们所知，并获得了“强大的谈判者”和“强大、有效和务实的领导”的美誉。
普京对索布恰克有着绝对的忠诚，即使后者被证明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经常跟圣彼得堡市议会产生冲突。与他的老板不同，所有证据都表明，普京与市议会有着很好的关系。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半，索布恰克遭调查，除了其他事项以外，据说还因为他涉嫌挪用城市基金购买了一处公寓。此时，普京是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们的家园——俄罗斯”（Nash Dom-Rossiya）党的成员，1995年末导致该党在这座城市议会选举中的失利，他还因此受到了切尔诺梅尔金的指责。除此之外，1996年4月，他（同阿列克谢·库德林一起）又被指控参与索布恰克竞选连任活动。投票从6月16日提前到5月19日，以缩小在职者参与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样也于事无补。在这次非常肮脏的竞选中，索布恰克受到他的另一副手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的成功挑战，有众多指控是指向普京个人的。普京并不是选举“黑公关”（在俄罗斯被称为老练的“选举技术”）的大师，很明显，他对自己选举经理的作用深感不安。在这时的一期电视节目中，普京称雅科夫列夫为“叛徒”，这个定性词他之后再也没有收回过。索布恰克之后因面临腐败指控而被迫流亡。普京在1997年11月7日组织了一次秘密行动，用医用飞机把他偷运到芬兰，然后从那里运到法国。显然，普京对导师的忠诚和对法律的傲慢态度是矛盾的。普京一当上总统就把索布恰克接了回来，不幸的是，索布恰克很快死于心脏病发作。在2000年2月24日的葬礼上，所有人都看到了普京对他的老师、赞助者和朋友之死的极度痛苦。
继索布恰克遭遇失败之后，普京做出了另一个决定性的选择：他从市政府辞职，拒绝了雅科夫列夫提供给他的工作。他保留了对索布恰克的忠诚，即使这让他处于职业的边缘地带。他忠诚的性格使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受益良多。普京现在无所事事，搬进了他的别墅，那可是他花费多年时间才建成的，但是却在六周之后的1996年8月被全部烧毁。废墟中只留下他的东正教十字架，之后被普京的忏悔神父吉洪（Tikhno）当成故事来讲述，对普京来说这是一个迹象，这个世界上只有精神价值可以幸存下来。当时，他面临着更多的现实问题。普京再次考虑从事学术工作，进入圣彼得堡矿业学院完成他218页的博士候选人（Kandidat）论文，论文是关于激动人心的课题《市场经济形成中区域资源的战略规划》。这篇论文研究了市场关系发展过程中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地区原料基地的战略规划和开发。其基本观点是，在不考虑所有权的情况下，国家有义务管理自然资源的开发。因此，这个主题使成为总统的普京专心于国家如何最好地利用自然资源，这已经是他的思想里最重要的事情。普京在1997年6月成功地进行了论文答辩，成为经济学博士候选人（介于硕士和博士之间）。此后两年，他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后续论文，提出国家应该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政策拥有最终发言权。实现这一目标要选择的工具不是直接的国家管理，而是纵向的一体化金融——工业集团。这将形成一个有管理的市场，作为后来被称为“可控民主”（在第2章将有更多论述）的对应物。此后几年，“战略规划”将成为普京总统任期内的流行语，他以此命名并成立了一家机构作为他的智囊团。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包括整个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的公司，使整个产业参与世界市场竞争，让国家从中受益。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进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成为他领导的标志。
事实证明，这段苦难时期为普京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了机会。总统办公厅主任尼古拉·叶戈罗夫计划为普京提供一份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然而，在1996年6月至7月，随着叶利钦的连任，作为对强硬派清洗行动的一部分，叶戈罗夫遭到解雇，取代他的丘拜斯很快压下了这个岗位。最终，因为另一个圣彼得堡人库德林（当时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的监察局局长) 的支持，丘拜斯为普京提供了公共关系部主管的职务。在普京接任这一职务前，1996年6月，负责克里姆林宫总管的帕维尔·博罗金把普京带进总统办公厅。普京先是作为总务部的主管，然后担任他的副手。博罗金后来面临腐败指控，此事与恢复辉煌的克里姆林宫各个大厅，尤其是由瑞士马贝泰克斯公司负责的后来被命名为“圣安德烈”的那一处有关。普京有八个月时间负责管理庞大的海外资产组合（1995年有715处，年收入为1000万美元），并保护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权免受其他索求者——特别是外交部侵占。
后来，普京的事业经历了一系列幸运突破；尽管这种“幸运”既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也有机缘巧合的成分。1997年3月26日，他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和监察局局长，这可能是由总统办公厅前任主任库德林推荐的，而库德林则成了财政部副部长。监察局是旧有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继承者，多年来都由勃列日涅夫的手下阿尔维德·佩尔谢负责领导，办公室在老广场，普京现在成为继任者。普京在这里的工作是对国家机构进行审计，为此，普京成立了一个强大的数据分析办公室，大量收集政府机关和地方政府官员不当行为的信息。在对国家军备机构——俄罗斯国家武器装备技术进出口总局的审查中，他发现存在大量玩忽职守的证据，特别是在向亚美尼亚运送武器方面，引起了重大的国际丑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普京多次说，国防部不会自己对自己进行改革。一年之后的1998年5月25日，他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地区间的关系。其间，他认识了许多地区的领导人，并认识到“政府的垂直链已经被破坏，需要恢复”。从7月15日起，他领导总统委员会起草关于中心和区域间责任分工的条约。正是这段时间积累的经验促使普京将区域关系改革作为他总统任期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将“权力垂直”作为他的“新联邦主义”的支柱。
普京的行政才能和忠诚并没有被忽视，1998年7月25日，他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这是他最不情愿接受的职务：“我不能说我欣喜若狂。我不想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普京又一次受制于无尽的审查、秘密和封闭的生活。普京坚持说，他回到克格勃，不是作为一位预备役上校，而是作为一名“文官”，这是一个来自总统府的负责人的岗位，因此他是安全部门的文职领导人。而在这一点上，安德罗波夫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接手克格勃工作之前主要是一位党务工作者。在次年的3月29日，普京接受了另一个职务，代替尼古拉·博尔久扎成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博尔久扎于3月19日被解雇，普京遂成为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此时，联邦安全会议越来越为联邦安全局官员所控制，或许这是出于对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不断把他的前任同事引荐到政府部门的一种平衡。普里马科夫在1991年接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前，曾在国际公共政策领域，特别是处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他从1996年1月到1998年9月担任外交部部长，并于1998年8月出任“短命的”总理一职。
作为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是一位强硬的管理者，他进行了多年来对该部门的第八次重组，取消了两个主要部门（经济反情报部门和国防战略部门），解雇了大约40位中将和少将，以及三分之一的总部员工（从6000人减少到4000人）。人们批评说，减员行动太过教条，放走了那些接近或者超过退休年龄，同时也是最有经验的人，而这些人却正好是与旧苏联制度最有联系的人。他让安全局的职能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国内反腐，还涉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区域内计算机安全及运行。普京也给他的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宣称，仅靠强制措施不能为社会带来想要的秩序，而且赞同公民社会和多元化。普京与索布恰克的长期关系并没有为他在卢比扬卡广场（联邦安全局总部所在地——译者注）赢得朋友，因为索布恰克曾领导议会委员会调查1989年4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以及军队和安全部门在致死事件中的作用。作为补偿，普京从圣彼得堡的安全部门引入一些他的朋友，尤其是维克托·切尔克索夫。普京和他一起接受过训练（该城市和区域的安全部门负责人，他的克格勃职业生涯开始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还有来自对外情报局的谢尔盖·伊万诺夫。他的另一位密友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接替了普京的监察局局长一职，之后又接替他成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是圣彼得堡人，他们一起学习法律，并于1975年同时加入克格勃。很明显，联邦安全局并不欢迎普京成为它的一员，因此他们后来对普京的评价是他仅仅是安全部门的一个工具，但这是非常离谱的行为。
在普京担任的所有职位中，有一个细节总是一致的：其下属的工资总能按时支付。对西方读者来说，这算不得什么，但是以俄罗斯当时的情况——在向资本主义的混乱过渡中，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到1999年8月被任命为总理时，普京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经验：作为运动队的成员，他曾游历全国各地；他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获得了全日制高等教育学历；他作为安全部门官员工作了十余年；他在国外生活了五年；他已经成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政治领域的二号人物；他成功地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作为莫斯科总统办公厅的高级官员，他熟知这个领域的各种问题，包括政府工作、总统机构和安全局工作。在被任命为总理时，他肯定已经不是某些人认为的“小人物”了。他看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抓住了管理和现代化的真正问题。普京好运和厄运交替的经历无疑对他成为总统后的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个人经历和职业经验的各个层面互为基础，相得益彰；以否定过去而走向未来，绝不是普京的性格。
普京是自列宁以来首个会说外语的俄罗斯领导人——他精通德语和英语。他是继克伦斯基和戈尔巴乔夫之后第三个完成了法学学位的领导人（列宁从未完成他的学业）。除了与德国联系密切外，成为总统前，普京作为索布恰克的助理曾两次访问美国。成为总统后，他保持着对美国的访问。普京在圣彼得堡多次赢得桑博锦标赛冠军和柔道黑腰带，而且有着在情报机构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显然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即使是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普京也顺利完成了他的论文。他还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然而，这种实用主义总是会受到约束，是在一种严格规范——他认为是正确的行为——中被执行的。据穆欣说，普京的性格倾向于用协商方案解决冲突，但是在危机中，他倾向于采取强制措施。他有系统分析问题的方法，富有逻辑性，同时又很谨慎，会理智而非感性地处理问题。因此，他的名言（用于指那些在1999年犯下爆炸罪的人，见下）“把恐怖分子溺死在马桶里”（banditov i v sortire zamochim）不是他典型词汇的一部分，而且他实际上多次为使用这种准犯罪(blatnoi)语言而道歉。
1993年至2000年任职美国副国务卿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在其回忆录里提到了普京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中的角色：尽管不是关键人物，普京“通过他自我控制的能力和低调而柔和的表达方式展现出的自信”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塔尔博特所言，1999年6月11日的会议上，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非常紧张，普京“显示出执行能力，即一种不慌不乱或者毫无摩擦就能把事情处理好的能力”，倾听时“高度集中，至少让人看起来审慎而彬彬有礼”。普京已经做好了功课：不仅深入了解塔尔博特，而且还通过引用塔尔博特在耶鲁和牛津研究过的俄国诗人作为例子，让塔尔博特知道自己了解他。这既让塔尔博特紧张不安又令人印象深刻。实质上，普京声称，向叶利钦提议让切尔诺梅尔金做前南斯拉夫的俄罗斯特使是他的主意，这有助于协调停火。作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和联邦安全会议秘书，普京帮助协调俄罗斯政策在该区域的实施。尽管我们不知道他对6月11日至12日一支200人的俄罗斯部队从波斯尼亚突袭普里什蒂纳机场这一事件的观点，然而我们知道，普京不顾其他人，其中还有大将列昂尼德·伊瓦绍夫——国防部负责国际军事合作的负责人，发出的不断升级的威胁，仍试图避免冲突升级。塔尔博特这样描述普京如何回应他的关切：
普京采用了一种经验丰富的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俄罗斯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语气里充满了抚慰。“顺便说一句，这位伊瓦绍夫是谁？”他问道。这听起来不像是反问句，倒像是对这位三星将军身份质疑的真实表达。伊瓦绍夫在过去六周曾经担任切尔诺梅尔金代表团国防部成员的主要代表，不断出现在谴责切尔诺梅尔金以及协议的报纸和电视上。“不管伊瓦绍夫是谁，”普京继续说，“我发现这个声明非常危言耸听，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情绪宣泄’，而不是作为俄罗斯政策或意图的反应。”他承诺，这将是我们两国军队间“百分之百的合作和协作”，而我们的分歧正在解决中。没有什么“不当”会发生……
普京这种表面上对当时被看成常识的信息感到惊讶的姿态，是他作为总统重复使用的技巧，特别是他在访问西班牙时，被告知寡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被捕的时候。这是一种保持距离的技术，虽然对他个人非常有效，但不是人们期待的总统应该有的姿态。塔尔博特描述的例子说明某种“不当”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俄罗斯部队占领了普里什蒂纳的斯拉蒂纳机场，战争可能仅仅因为英国将军麦克·杰克逊而避免——这位将军拒绝服从级别更高的美国将军韦斯利·克拉克的命令。普京对俄罗斯行动的背景知道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俄罗斯出版的很多传记都强调了普京个人的许多其他细节。例如，博尔佐夫指出，普京的星座是天秤座，它不仅是机械的星相代表，而且我们或许可以加上一点，这是一种表明平衡和公正的标志。同样，按中国日历计算，普京的属相是龙，龙在中国人的宇宙观里是最受欢迎的生物，而且是十二生肖里最为独特的神秘生物。普京独特的修辞手法被大量分析解读，特别是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别人的问题。塔拉诺夫把普京描述成性格内向，同时是那种“批评”型的人——他努力避免让心理冲突达到一种情感高峰，而“艺术家”型的人则试图精确地把危机引向一种情绪高潮。阿夫拉姆琴科是书写普京如何拯救俄罗斯的详细计划的众多作家之一，他用“适度和谨慎”来描述普京，同时还警告，普京坚持一种独特的渐进方式和对激进改革的禁止，会阻止国家“离开毁灭之路，走上加速发展的道路”。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普京的幽默感。普京1999年秋天作为总理访问滨海边疆区时，行政长官叶夫根尼·纳兹德拉坚科对他大加赞扬，普京回复说：“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你的褒奖让我以为自己一定死过了。”普京作为“圣彼得堡黑手党”一员的背景，为他之后提供了一群——虽然相对较少的扈从，以及亲近西方的并满足俄罗斯需求的世界定位。正是这个人现在被人们呼吁充当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
对熊彼特来说，人民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是“产生一个政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供了他的经典定义：“民主方法是为达成政治决定的一种体制安排，个人可以通过竞争性斗争获得决定人民选举的权力。”然而，在1999年至2000年的选举中，为争取人民投票而竞争的扭曲性质导致很多评论员暗示它不够民主。熊彼特接着强调说，人民不仅通过投票选举政府；他们还必须有能力驱逐它。正是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过渡中缺乏交替，为整个过程投下了阴影。然而，接任并不像事后所看到的那么容易，普京的性格和选择对确保它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两年内的第五任总理，也是第三位来自安全部门的总理，普京很快从职业官僚转变成相对独立的政治人物。1999年8月9日，普京被任命为总理时，叶利钦已经宣布他为继任者。经验表明，这是一个尚不确定的立场。叶利钦已经在不同情况下考虑过把谢尔盖·沙赫赖、弗拉基米尔·舒梅科、奥列格·索斯科维茨、亚历山大·列别德、鲍里斯·涅姆佐夫、谢尔盖·基里延科、尼古拉·博尔久扎、谢尔盖·斯捷帕申和尼古拉·阿克谢年科作为潜在接班人，但是，发现他们都存在不足而放弃了。自1991年开始，叶利钦一直在考虑接班人问题，即使当时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但1996年当他再次当选总统，并在当年秋天做了几次心脏搭桥手术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他给办公厅指派了一个主要任务：“通过2000年选举进行权力交接。”他们有四年时间确保2000年的新总统是“一位能够继续在俄罗斯实施民主改革的人，而不是重新回到极权制度，要确保俄罗斯继续前进成为一个文明社会”。1998年3月23日，他解雇了长期担任自己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因为此人难堪大任，而解雇后者正是他物色继承人行动的一部分。
继基里延科（1998年3月至8月）、普里马科夫（1998年9月至1999年5月）和斯捷帕申（1999年5月至8月）之后，普京成为总理，这一顺序部分由交接的逻辑决定。对于博尔久扎来说，他在克格勃任职20年，之后又成了联邦边境服务局局长，1998年9月14日，他被任命为安全会议秘书，四个月后，也就是12月7日，他成了总统办公厅主任，这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职务。博尔久扎被描述成“普京1号”，从某种意义上，对一位相对不怎么出名的安全部门官员来说，这算得上是迅速崛起了，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博尔久扎缺乏领导素质，被证实无法胜任此职。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沃洛申于1999年3月19日接替他成为总统办公厅主任，而普京几天后则成了安全会议秘书。斯捷帕申的任命显然是为普京铺路的权宜之计。
叶利钦第一次注意到普京是在1997年，当时普京是监察局局长，后来又成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中央与地区之间的工作。叶利钦指出，“普京的报告是一个清晰易懂的典范”。他对普京处理事情公事公办的方式印象深刻：“普京试图从我们的接触中去除个人因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要跟他有更多的谈话。”叶利钦也对普京“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印象深刻，对叶利钦的突然插话应付自如。因此，叶利钦在1998年夏天为安全局寻找新任局长时，选择了普京。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安全部门工作多年，“我对普京了解越多，越确信他身上综合了对民主和市场改革的巨大奉献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叶利钦也很赞赏普京的正直：当他解雇联邦安全局官员时，总是确保他们“软着陆”——得到新的工作或丰厚的养老金（普京任总统后延续了这种作风）。叶利钦指出，普京“不允许自己操纵政治游戏。我甚至惊讶于他的道德准则……”对普京而言，唯一的标准便是一种特定行为的道德或一个特定人物的行为准则。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在索布恰克1996年竞选连任失利后放弃在市政府工作的原因。
1999年8月5日，叶利钦召见普京，通知他自己决定任命他为总理，这在当时已经暗示着普京又向“最高职位”迈进了一步。普京意识到这将意味着艰难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根据叶利钦的说法，普京断言“我不喜欢竞选活动……我真的不喜欢。我不知道如何操控，我不喜欢”。考虑到1995年“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在议会竞选中失败以及1996年索布恰克连任竞选失败的痛苦经历，普京的评论不足为奇，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谈话以普京的同意而结束，他以简洁的军事方式汇报说：“无论你何时指派我，我都服从命令。”叶利钦8月9日向全国引荐了普京，说他是“有前途的总理”，叶利钦谈到普京就像谈到一位“有能力巩固社会的人，有着广阔的政治背景，能确保俄罗斯改革的延续性”。
被提名为叶利钦的接班人对其他人来说无疑都是死亡之吻，就像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发言人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所说，“如果叶利钦宣布某人做他的继承人，这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就终止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普京自己则认为任命是暂时的：“我想，‘我会工作一年，这很好。如果我能帮助挽救俄罗斯免于崩溃，那么，我将会引以为傲’。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之后我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事务中。”普京的自制力在当时显而易见；他的父亲死于8月2日（他的母亲于1998年死于癌症），葬礼在三天后举行。8月16日，杜马批准了普京的任命，233票赞成，84票反对，17票弃权。
普京作为叶利钦的效忠者而被任命，起初，跟他的前任相比，在叶利钦的专横领导下，他并没有享有更多的自由。像叶利钦领导下的所有总理一样，普京没有被授予独自组建内阁的权力；相反，他的部长们都是总统办公厅代为任命的。最重要的是，第一副总理阿克谢年科和总统的“家族”竟然公开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家族”则是由信得过的寡头、了解内幕的政治家、政治顾问以及叶利钦的一些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尤其是他的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组成。在很多场合，就像在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更换管理者时，普京似乎完全被忽略了。家族寡头联盟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他们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他的盟友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他们被称为“叶利钦家族”的财政部部长。能源部部长维克托·卡柳日内和内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鲁沙伊洛于1999年3月21日受命履职，他们是这个集团的一部分。我们稍后将有更多关于这个“家族”的介绍。与此同时，叶利钦最后几年对有军事——安全背景的人员依赖越来越明显，这一趋势在普京的领导下得到强化。赫斯基甚至形容叶利钦领导下的发展为“总统的军事化”：“叶利钦为了获得行政支持，正转向那些有忠诚感和纪律感的一伙人。”
普京显然符合这种描述。然而，他很快超越了职位的局限性。不管从何种角度，他的蜕变都引人注目，普京很快成为总统选举的重要候选人。他的支持率从8月份的2%上升到9月底的15%，10月底为25%，11月底惊人地上升到40%。至少有四个因素帮助普京迅速崛起。第一个因素是克里姆林宫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了他身上。他的潜在总统竞争者，首先是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他们受到媒体，特别是克里姆林宫及其盟友——尤其是为别列佐夫斯基拥有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现第一频道。——译者注）——控制的各种报刊和电视媒体的尖刻攻击。普里马科夫神话——认为他可以变成一个聪明的政界元老，在恢复勃列日涅夫鼎盛时期的同时，保证经济和外交的成功，得到了系统清除；相反，他却被描述成一个生病的老人，象征着苏联制度的失败。尽管普京无疑喜欢公开和幕后的官方支持，也是在他任总理期间，由另一位垄断寡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创立的俄罗斯独立电视台使普京遭受了一次离奇的个人攻击。由于赌注太高，1999年底，总统预备竞选的各方力量都是各怀鬼胎的。
第二，不像1994年6月的第一次冲突，车臣境内重新燃起的战争起初深得人心。根据1996年8月31日由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和阿斯兰·马斯哈多夫（游击队领导人）分别代表俄罗斯和游击队签署的《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共和国获得了有效的独立，而对其最终地位的决定却被推迟了五年。1997年2月，俄罗斯军队被撤回，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马斯哈多夫当选车臣总统。然而，面对日益严重的目无法纪现象，俄罗斯从1999年初就为新的冲突做好准备。根据斯捷帕申的说法，转折点是1999年3月5日俄罗斯内务部副部长根纳季·什皮贡（Gennady Shpigun）少将被绑架，他在格罗兹尼机场被车臣武装分子从飞机上拖下（他的尸体在2000年6月被发现）。很明显，马斯哈多夫失去了对共和国局势的控制。作为安全会议和联邦安全局的负责人，普京在1999年5月19日与叶利钦会晤，起草了《关于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附加措施》的强制法令。
这个事件的第二次战争是由1999年8月2日车臣武装渗透到临近达吉斯坦的博特利赫和茨马迪（Tsumadin）地区挑起的（约1500名暴徒由车臣战地指挥官沙米利·巴萨耶夫和沙特出生的被称为哈塔卜的哈比卜·阿卜杜拉·拉赫曼领导），几周之后（9月5日），一支更大的武装力量再次入侵北部地区诺夫拉克斯科（Novolaksk）。萨勒曼·拉杜耶夫（Raduaev）1996年1月野蛮地袭击了基兹利亚尔医院，这段记忆使得达吉斯坦舆论转而反对这次新的车臣袭击。莫斯科派出相当多的武装部队，不仅挫败了此次入侵，还毁灭了达吉斯坦地区的宗教激进主义飞地。作为回应，根据官方版本，叛军武装（通常被认定是车臣分子，同时还涉及达吉斯坦人）决定打到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去。8月31日，一枚炸弹破坏了马奈兹地下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45人受伤。9月4日，达吉斯坦共和国布因纳克斯克发生公寓爆炸，造成62人死亡，174人受伤；9月9日，莫斯科古里亚诺夫街道爆炸，造成9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9月13日，莫斯科凯舍斯科（Kashirskoe）高速公路发生爆炸，造成124人死亡；9月15日，一枚卡车炸弹袭击了伏尔加顿斯克的一个公寓区，造成19人死亡，342人受伤；9月22日至23日晚上，在梁赞发现另外一枚待发的炸弹，目标是要炸毁另一个公寓区，尽管联邦安全局称这是一起用“仿制”炸弹做的测试练习，但该事件仍需进一步的解释。这些可怕的事件制造出一种恐惧氛围，在某种程度上也营造了对车臣进行报复的氛围，虽然涉及这些暴行的车臣分子还不确定。压力之下需要做出某种反应，而且普京坚决的陈述和决定性的行动，包括愿意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为他赢得了相当大的知名度。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行动，最终会使俄罗斯政府名誉扫地。
10月1日，俄罗斯军队进入车臣。军事干预最初被设想为一次有限的军事行动，但是在相对轻易地占领北方低地之后，军队在10月下旬越过捷列克河，从而进入到车臣的中心地带（伊奇克里亚）。普京是俄罗斯十几年来第一个全力支持军队的领导人，因此开始抹去人们对“第比利斯综合征”的记忆。在此，政治家们没有承担起他们下达军事命令的责任：国防部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对车臣新战争并不热衷，一群由参谋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克瓦什宁领导的“车臣籍将军”——包括康斯坦丁·普利科夫斯基、根纳季·特罗舍夫、维克托·卡赞采夫和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渴望为第一次战争中的失败复仇。新集结的部队人数比第一次战争还要多，超过10万人（同3万至4万人比较）在行动的第二阶段被派去占领主要城市，对格罗兹尼的进攻从12月25日开始，直至2000年2月8日才结束。
在纽约世贸中心2001年9月11日被撞以及五角大楼受到攻击之前的两年，战争被列为“反恐战争”，为9月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联盟奠定了基础。普京后来争辩说，他愿意在这个时候为他的职业生涯冒险，但是却认为，“我的使命，我的历史使命——这听起来很高尚，但却是真实的——包括解决北高加索的局势”。普京作为“铁血宰相”的形象在他对车臣问题的强硬态度中形成并维持下来。他在9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使用街头语言，正如之前提到的，他使用了“把恐怖分子溺死在马桶里”这样的黑社会行话。这起初听起来好像是一场公共关系灾难，但也强化了普京的亲民形象。更重要的是，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普京坚持说：“俄罗斯正在进行自卫。我们遭到攻击。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我们所有的综合征，包括罪恶综合征。”叶利钦让普京放手去干：“我想让国人开始适应普京，把他当作国家领袖。”叶利钦用这种方式解释普京声望的飙升：“普京摆脱了俄罗斯的恐惧。俄罗斯以诚挚的感激回馈了他。”
第三个因素是，与他的前任不同，普京很快就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制定权，而且，不仅仅限于车臣问题。他因这个时候开始的大量经济方面的好消息而受到好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他的总统任期：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升和坚决处理拖欠工资的尝试。尽管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叶利钦解雇，但在199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普京表现得异常自信和独立。他甚至被允许监督权力部门，这是总统的特权，之前的总理从未被允许过。普京有能力把总理办公室变成一个准总统职位，这让叶利钦本人黯然失色。过去，如果有任何政客存在超越他的威胁，叶利钦都会立即降低潜在对手的威信。此时此刻，克里姆林宫显然串通好了，放手让普京主宰政局。随着叶利钦健康情况和精力的下降，这种趋势在过去几任总理那里一直都是如此走向。任命时，所有人都看到他们声望飙升，总理办公室（如法国的半总统制）是总统一职的天然跳板。
第四，普京看起来有能力恢复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对西方国家采取既不谄媚奉承也不盲目自信的态度。普京试图找到对俄罗斯真实需要和能力的慎重理解。正如报刊上一篇文章所言，“普京必须恢复被叶利钦摧毁的作为强国之一的骄傲。俄罗斯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同情”。国内外观察家很快清晰地看到普京代表了一种新的俄罗斯政治家的品质：诚实、智慧，而且在任何显而易见的腐败面前毫无污点。普京对俄罗斯的关心超过了个人利益。正如人权活动家和自由派代表谢尔盖·科瓦廖夫指出的，普京代表了“恢复共产主义和无能的‘民主党’之外的一种选择”。他很快成为俄罗斯的缩影，代表它的痛苦和愿望，因此他成为“有希望的总统”。
选举前夕，尼古拉·彼得罗夫写道：“与叶利钦有关的政治时代已经进入历史。政权被证明不能自我复制，领袖的改变将导致基于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整个政治制度的改变。”这里至少涉及三个因素：政权（更确切地说，叶利钦创造的政治秩序），系统复制和领导人继承。在这个事件中，至少在政治上，制度可以通过保证领导人的改变不会导致政权的改变而自我复制。
俄罗斯政治从1995年开始，充满了无休止的政治危机、裁员、辞职以及戏剧性游行，在叶利钦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恶化时，对继承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1998年10月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叶利钦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叶利钦只能在伊斯兰·卡里莫夫的搀扶下勉强站立。柯尔亚姆金和舍夫佐娃指出，1999年选举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竞选”，杜马选举因此变成更大利益斗争的一部分。他们指出，在大多数转型国家，通常认为两轮选举周期就足够判断民主是否巩固，然而，在俄罗斯，这是第三次选举，如果有的话，只会对新出现的民主秩序的性质提出更多问题。整个20世纪90年代，选举都是对体制性质的公投，而不是政府间的一种选择；而当选举是介于政权之间时，人们实际上被剥夺了政府间的选举权。来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威胁如今发挥了它的所有价值，或许会更多。尤其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人们极不情愿地给叶利钦投票，只因为他还“没那么糟糕”。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早年作为叶利钦的保镖和有影响力的顾问时，就问过为什么要为了民主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主张取消总统选举。如今叶利钦通过确保人们支持的候选人获胜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绝对不是走过场的比赛，尤其是一个可靠的反对党已经出现，要取代共产主义在野党。1999年8月，一个联盟得以建立起来，一方是卢日科夫的“祖国”（Otechestvo）运动，它建立于1998年12月，宣称开展反对寡头们影响力的运动，另一方是“全俄罗斯”（Vsya Rossiya）运动，它在一群强大的地方领导人领导下于1999年4月成立，其中包括鞑靼斯坦的总统明季梅尔·沙伊米耶夫以及普京的老对手圣彼得堡市长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在“祖国—全俄罗斯”的最前头站着普里马科夫，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总统野心。8月初，斯捷帕申被解雇，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未能阻止这一对克里姆林宫发起的挑战。作为回应，1999年9月，别列佐夫斯基精心策划了“团结”（Edinstvo）联盟，最初动员了39位地方领导人参加。一个强有力的赶浪头被发动起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和其他领导人跳出来，担心如果他们在竞选活动中属于失败的一方，他们的地位会因此而失去。普京本人在11月24日宣布，他将“作为一介平民以及谢尔盖·绍伊古的朋友”而支持“团结”联盟，谢尔盖·绍伊古作为有魅力的紧急事务部部长曾经是这个新党的党首。普京努力使自己展现出自信和稳定的象征，承诺要维持俄罗斯的权力和财产制度，同时，从根本上改造国家体制，开展政治和法律改革。普京致力于宪法的连续性，尽管他认为有些制度创新可以在不改变宪法本身的情况下进行。如前面所提到的，竞选以残酷地诋毁克里姆林宫的对手来进行，首先是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媒体为党派所用，表明选举虽然相对自由，但远非公平。随着“团结”联盟的出现，这次选举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一个新自由集团——右翼力量联盟（Soyuz Pravykh Sil）——的出现，它汇集了由涅姆佐夫、盖达尔、伊琳娜·哈卡马达和前总理基里延科集体领导的九个小自由党派和协会。右翼力量联盟将自己依附于普京的提携，支持对车臣的战争，作为回报，克里姆林宫也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投票结果（见表1.1)证明了人们对普京的信任，也为总统竞选提供了一个跳板。虽然共产党占据了多个席位，但是由“团结”联盟领导的亲普京政府集团占据了大多数。然而，它缺乏真正的区域性深度，这反映在它所争夺（13%）的单席位选区中，只得了9票。
表1.1 1999年12月19国家杜马选举
续表
资料来源：Vestnik Tsentral'noi izbiratel'noi komissii Rossiiskoi Federatsii，2000年，第91卷，第1期，第231页；Nezavisimaya gazeta, 1999年12月30日，第1页；结果可以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www.fci.ru/gd99/找到。
备注：在大约1.08亿俄罗斯选民中，超过6000万人投了票，投票率为61.7%，大大超过了最低25%的要求。另外，1.2%的选民投票为无效票。
“团结”联盟并不像早期的“各方力量”，即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选择党”，由叶戈尔·盖达尔（叶利钦改革第一阶段的建筑师）领导，然后是“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因为它成立时不是作为执政党，而是作为选举竞争的工具。矛盾的是，它在第三届杜马（2000年3月）中形成了一个议员们的忠诚集团基础，从而实质上成了执政党。正如曾经代表克里姆林宫管理“团结”联盟选举运动的伊戈尔·沙布杜拉苏洛夫所指出的，“新的国家杜马将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和平改革已经在俄罗斯发生了”。
匆忙集合亲克里姆林宫选举联盟“团结”联盟的成功，为未知继承人的运作——叶利钦在1999年12月31日辞职——开辟了道路。这个过程是精心策划的，正如叶利钦所承认的，“俄罗斯的国家元首从未有自愿辞职的先例”，他显然很喜欢让每个人（包括他最亲密的同事）都大吃一惊。两周前，他第一次向普京透露他的计划，当时是12月14日，在他的高尔基9号官邸。得知叶利钦打算让他当总统，普京的第一反应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认为，普京的犹豫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者的怀疑”。叶利钦坚持说：“新世纪必须以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普京的时代开始。”普京最终同意了。12月29日，他们再次会面，这次是在克里姆林宫为移交权力做出细节安排，包括核按钮手提箱的移交。叶利钦注意到普京似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认为他似乎更加果断了”，并注意到他谈话的方式是多么高兴：“我真的很喜欢普京。我喜欢他的反应，他如何纠正计划中的好几处要点——一切都很清楚、精准……严格依法，准确、干练，我们在落实涉及移交权力的俄罗斯宪法的有关条款。”直到规定的三个月内举行任期前的选举，普京才能担任总统。
12月31日，叶利钦首次在莫斯科时间午间播放讲话，而且之后每小时重复播放一次。他谈到，他希望在2000年6月总统选举后建立“文明自愿移交权力”的先例；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做了另一个决定。我要辞职了”。现在，俄罗斯没有回到过去的危险，因此，叶利钦争辩说，“我已经完成了我此生的任务”，他不想阻碍新一代领导人的顺利过渡。“当一个国家有一个强大的人值得成为总统时，我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权了”，他还请求国人原谅：“我们并没有实现所有的梦想……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跳向光明、富强和文明的未来。我相信自己……但是我们需要不止一次的跳跃。”他强调自己不是由于健康原因而辞职。演讲结束后，他把核按钮手提箱交给普京，作为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最后一个手势，他给了普京那杆他签过很多法令和法律的笔，说“请照顾好俄罗斯”。
叶利钦的辞职打破了苏联领导人先下台后辞职的传统，但至今仍是一个谜。从表面上看，叶利钦的演讲确实不无道理。杜马选举在议会创造了一个坚实的亲政府阵营，巩固了克里姆林宫指定的继任者普京的位置，同时削弱了所有主要竞争者的力量。叶利钦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创造出一种政治局面，允许他不为自己和自己的政绩担忧地离开政治舞台。显而易见的是，叶利钦正在迅速丧失他的体能。他言之凿凿的自己不是基于健康状况而辞职，只不过表明了他的骄傲。然而，仍有一些人认为，叶利钦的辞职不完全是出于个人选择。他是不是受到克里姆林宫有权势人物的驱使，而后者一方面想利用普京的声望，一方面又在为叶利钦的身心恶化而担忧呢？同样让人震惊的，是围绕“叶利钦家族”的各种腐败指控的调查，特别是与马贝泰克斯建筑公司有关的指控，该公司花费了大约5亿美元翻新克里姆林宫的大厅。负责克里姆林宫资产管理部门的博罗金涉嫌侵吞资产，将非法所得装进自己和叶利钦家人的口袋里。是否是“穿灰色西装的人”向叶利钦建议，辞职和接受慷慨的条款将符合他和他家人的最大利益，否则，就将面临一种非常不确定的未来？实际上，作为代总统，普京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12月31日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叶利钦和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免于刑事起诉、逮捕、搜查或审讯。这位前总统有权获得75%的月薪，享有国家对自己和家人的保护，以及在俄罗斯的机场、火车站、港口享受贵宾休息室服务。
虽然这个国家的利益可能会由于叶利钦的提前退出而得到维护，但是对民主而言，却非最佳时刻。恰如叶利钦自己在他的辞职演讲中承认的，他的提前退出意味着，俄罗斯看不到一个直接按照宪法规定进行的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权力交接。相反，有人试图通过将权力移交给政权的候选人而抢占选民的选举权，最有利的政治环境已经为候选人准备好了。由于担心普京的声望有可能会因为选举中规定的6月举行而开始衰落，他们将选举提前到了3月。对于哲学家和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来说，整个过程只不过是“政治阴谋”，他坚称“叶利钦没有理由在正式选举前几个月离开总统职位”。在对生活模仿艺术的一种悲哀提醒下，人民想起了流行轶事中的一句话：
问：“俄罗斯的民主是什么？”
答：“叶利钦有权提名他的继任者。”
即便这不是最糟糕的结果。正如记者尤利娅·拉特尼娜所说：
确保克里姆林宫胜利的继承制度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发展。因为，在当局和反对派同样腐败的情况下，建立在继承上的腐败政权总好于一个革命性的腐败政权，因为后者登临总统宝座时会伴随着猪群冲向猪槽的呼噜声——而且，在“受贿者入狱”的呼喊中，他们会再次做出同样的事情。
按照科瓦廖夫的说法，克里姆林宫只需要选举普京做俄罗斯的领导人，然后操纵政治过程，保证选民正式选举他：“普京是一个封闭的、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产物。选举的程序只是橡皮章的问题，幕后策划者已经决定了一切。这就是一切。”车臣战争被用来团结指定继承人的团体，尽管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因为它有显而易见的风险，有可能反噬克里姆林宫“代表选举团”自身。第一次车臣战争已经非常不得人心，对普京来说，将他的政治财富分割给新的战争，有着更大的危险，挑衅意味也更加浓厚。事实上，普京的胜利所代表的远远超过克里姆林宫的操纵，或者从这场不可避免的悲剧战争追求的暂时优势。不论好坏，它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本性和欲望：从普京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
然而，仍然需要进行选举才能将选择合法化。普京和叶利钦之间的身体素质比较再强烈不过了：一个正处于壮年，身体状况极佳，富有逻辑性，做事谨慎；另一个虽然看起来身材挺拔，但是体力却在衰退，更多的是凭借直觉和本能做出判断。这种选择是为了一个时代的改变，当时的背景是，所有强硬的角色都因为遮掩了叶利钦的光芒而被边缘化了。这意味着，权力交接当时成了紧迫的事情，只有少数占重要地位的政治家有威信成为总统候选人。此外，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涉及体制的性质。尽管叶利钦在领导期间与其总体战略目标保持着一贯的一致性，但是，日常事务的管理却反复无常，受到议会政客之间拜占庭式的斗争所影响。这两个因素——在改革阵营中缺乏可信的候选人以及叶利钦精英一族对战术的不负责任——加快了普京的权力之路。从第一天被任命为总理开始，很清楚的是，一个领导已经出现，如果不是不愿意，他已经做好准备为国家的命运承担起责任。普京远远超过了“公共关系专家创造的政治神话”。梅德韦杰夫引用了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关于人格在历史上作用的知名观点：当没有英雄出现来满足社会需要和民族利益时，通常会出现这样的英雄，他看得比别人远，是时代需求的结晶。普京当时的情况是，需要“结束困难重重（smuty）的时代和已经持续了十年的过渡阶段”。
然而，1996年竞争还是围绕叶利钦和他的老对手根纳季·久加诺夫两极分化地展开了。根纳季·久加诺夫是主要反对派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人，主张继续推进改革，而到了2000年总统选举时，这样一种原始的（即使在政治上非常有效）两极化已经成为历史。叶利钦辞职前签署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候选人需要收集50万个签名（一般情况下需要100万个），这一要求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数量。候选人还必须提供关于他们自己、配偶和子女的详细财务信息。11名候选人披荆斩棘进入比赛，但是，如果没有人在第一轮中赢得50%的选票，那么，两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将在三周后进行第二次选举。鉴于普京在政治上获得的大力支持，高投票率对他而言无疑是很有利的。他所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是，对胜利的自鸣得意会使选民待在家里，或者投票率低于50%（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将被宣布无效，四个月后重新举行选举）。缺乏激情的竞选正好是对这种结局的威胁。
普京的竞选活动由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休假）打理，他在索布恰克任职期间曾任普京助理。其他办公厅工作人员也出了力：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负责处理与地区的关系；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负责处理与议会的关系；其中，还有来自叶利钦老团队的伊戈尔·沙布杜拉苏洛夫等人。大量政治咨询公司得到雇佣，特别是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的“有效政治基金会”。
一些著名政治家甚至在竞选开始之前就退出了。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普里马科夫，这位苏联时代的资深政治家，任总理期间已经把自己定义为远离围绕总统腐败的政客，因此是一位受欢迎的候选人。同样还有魅力十足的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他认为挑战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是不明智的。如此一来，剩下的候选人就屈指可数了。没有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选举是不完整的，他是名不副实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派领导人，虽然最初被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不符合要求，但之后还是被最高法院恢复了竞选权。然而，尽管一些共产党的投票明显倾向于普京，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却是久加诺夫。甚至连候选人阿曼·图列耶夫——这位克麦罗沃地区的州长曾经在1996年选举中支持过久加诺夫——也表示，在选举中，他愿意在第二轮竞选中全力支持比久加诺夫“素质更高的”普京，特别是在“职业水准、国家情怀、权力和人格方面”。另一位严肃的候选人是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他是自由派雅布罗科党的领导人。这个组织在1999年12月议会选举投票中超过了5%的代表门槛，但是，因为投票的减少，现在，亚夫林斯基的永久反对党形象和越来越神秘的抽象化对他在竞选中获胜一点好处也没有。
其他竞选者大多是这样或那样“自命不凡的”候选人。前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曾在1999年因过度参与腐败调查而被叶利钦（虽然遭到了联邦议会上院的三次拒绝）解雇，他想要引起人们对腐败和对他不公平的注意。爱国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试图召集人们，支持“伟大的俄罗斯”这一思想。萨马拉州长康斯坦丁·季托夫代表了俄罗斯政治的自由色彩。尽管在过去一年里，各地都在通过各选举集团攻击克里姆林宫，季托夫最终在其名誉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情况下，成为承受住议会选举猛烈批判的唯一一位重要地区的领导人。然而，他也是唯一一位真正代表地区领导人角色的候选人。但是，他甚至无法获得自己党派的全力支持，因为右翼力量联盟中的一些团体已经宣布支持普京。其他候选人还有车臣商人奥马尔·贾布赖洛夫（雷迪森斯拉夫酒店的部分所有人，牵涉到围绕谋杀美国商人保罗·塔特姆的辩论中，之后成为大罗西亚酒店的所有者），精神遗产组织的负责人和前久加诺夫宗教老师阿列克谢·波德贝雷兹金，以及社会事务部前部长和“公民尊严运动”负责人埃拉·帕姆菲洛娃。总统办公厅前任副主任叶夫根尼·萨沃斯季亚诺夫在最后关头退出了。
选举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谁没有参选。我们注意到，六个月前还势不可挡的普里马科夫见证了自己人气的迅速下滑，而卢日科夫在1999年夏天还曾暗示自己会退出总统竞选。曾经被权威改革者们寄予厚望的列别德逃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他从1998年做那里的行政长官，现面临着一些问题，使他不能成为合格的总统候选人。2002年4月28日，他乘坐直升机坠落而亡，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是否能成为戴高乐——一位曾被边缘化却重新取得政治权力中心的胜利的领导人。就这样，普京少了一个可能的未来挑战者。随着普京步伐的加快，卢日科夫为新任领导人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支持——2000年3月15日，卢日科夫把“祖国”运动的官方祝福送给了普京阵营。虽然“祖国”运动设置了很多条件，最重要的有保留民主自由、结束寡头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增强国家实力、致力于提高社会生活以及科学和文化水平等，但是，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条件”，由于支持优于接受协议，因此，这种设计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所以，总统选举最重要的潜在竞争对手之一是向“普京效应”屈服。
对于大多数竞选者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普京自己的方案，只要他有一个方案，就会几乎涵盖每一个可以想象的观点，因此不允许其他有连贯性的选择。正如卢日科夫在2月底“团结”联盟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普京当时的讲话包含了出自“祖国”运动文献的“几乎原封不动的引文”。此外，普京享有的在职优势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作为代理总统和总理，他因此远远超越了其他普通的候选人。这些竞选中的“不对称性”为大家所议，引起了人们对普京有独裁野心的担忧。此外，普京似乎不愿意提供其方案的细节。2000年2月8日与学生见面时，他说自己不急于宣布竞选纲领，以免它“受到攻击”。他指出，“一旦公开，他们就会开始撕咬它，把它撕成碎片”。在民主选举中，这无疑是一种有趣的竞选方式。
普京的《弗拉基米尔·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发表于2000年2月25日，近乎是他的竞选宣言。他指出，“我们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意志力的削弱。在完成已开启之事的过程中国家意志和毅力的丧失。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把最苦难的任务拖延到最后时刻的习惯”。这封信虽然包含了“关于改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需求是重要的”这一一般原则，但却缺乏具体的政策。普京来自圣彼得堡的同事格尔曼·格列夫掌管的智库“战略研究中心”应普京要求，虽然为俄罗斯的发展制定了一个长期规划，但仍然无法制订出一份具体的计划。重要的是，普京享有一种难以企及的卓越地位，而其他所有候选人却显得相对较弱，如此一来，就会存在一种过度自信和对其他人观点听而不闻的危险。这个问题并非俄罗斯独有，但是，在此可能会出现特别病态的形式，因为对滥用权力的制衡是如此之弱。
普京获胜的一个因素应该被强调：普京作为形象塑造者的能力。在第2章中，我们将讨论普京的《千禧年之交的俄罗斯》，它发表于1999年的最后几天，其中概述了他对苏联过去的看法和对俄罗斯未来的希望。这本书在2000年初以一系列采访的形式成书出版，是由记者纳塔莉娅·格沃尔基扬和她的同事们在普京的一栋别墅里经过几天采访写成的。它们展示了普京人性的一面，提供从小木屋到白宫的俄罗斯版本，尽管这个故事只是从集体公寓到克里姆林宫。通过个人努力实现快速上升的社会地位辅以公认的好运气，特别是近期的官方赞助，在俄罗斯长期遭受苦难的人中引起了共鸣。这本书介绍普京和妻子柳德米拉及两个女儿组成了充满爱的家庭，他在德累斯顿担任克格勃官员时，经历了苏联帝国解体过程中的所有考验和磨难。显然，有些章节被删除了或者经过克里姆林宫助手的修改，而普京的形象却被精心塑造了起来。普京是当时最新兴的政治家之一，和美国的比尔·克林顿、英国的托尼·布莱尔一样，新闻管理常常充当政策的替代品，对他们来说，结果会为倾向性报道和假象的浓雾所覆盖。通过焦点小组、民意调研、“推论法”和信息操纵的方式，这些后现代政治人物的受欢迎程度就像一株精致的植物一样受到培养和关注。
虽然总体结果（见表1.2）可能已成定局，但至少有三个有趣的附带的结果。
表1.2 2000年3月26日总统选举
资料来源：Vestnik Tsentral' noi izbiratel' noi kommissii Rossiiskoi Federatsii,2000年，第103卷第13期，第63至65页；Rossiiskaya gazeta, 2000年4月7日，第3页；完整的结果请见 Vestnik Tsentral' noi izbiratel' noi kommissii Rossiiskoi Federatsii, 2000年，第106卷第16期。
备注：百分比是从总票数那里统计计算出来的。投票人数：75,181,071（68.74 %）；登记选民：109,372,046：总有效票数：75,070,776。
第一个结果是普京优势占比的规模，最重要的是，他能否在第一轮竞选中获胜。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这是可能的，而且结果确实实现了，尽管只是略高于50%。一场大获全胜赋予普京的总统职位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该合法性是叶利钦在他1991年6月赢得首轮胜利后才享有的，但是，小幅度的胜利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他的胜利。第二个方面是这次选举的“干净”程度。在某些区域，如萨拉托夫，一些人指控，有选票被从其他竞选者转给了普京：在达吉斯坦共和国，超过50万张的选票已经被加入了普京的总票数；而在很多地方，“所有人都不选”的这部分选票可能已偷偷地加在普京的优势上。奇怪的是，没有人能充分解释选民人数是如何在三个月内，从1999年12月杜马选举合法选民的108,072,000人增长到宣布总统选举时的109,372,046人的，而这个时候正处于人口急剧下降的时期，18年前并没有婴儿潮的记录（1981年12月到1982年3月）。
关于结果的第三个有趣问题是，主要挑战者久加诺夫和亚夫林斯基是否能够保住他们的选民和领导地位。彻底失败将会逐步削弱久加诺夫宣称的对左翼的领导。正如我们看到的，图列耶夫在竞选期间公然蔑视久加诺夫的领导。结果，久加诺夫的强劲表现（29.2%）提高了其政党在1999年12月杜马选举中的表现（24.3%），增强了他对反对党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他的选票根本无法与他在1996年首轮选举中得到的32%相比，更别提他在决胜选举中赢得的40%的选票了。这意味着，共产党选票的长期下滑使他排在了永远第二的位次上。1999年12月，投票给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选民只有三分之二在3月投票给了久加诺夫，而有五分之一投给了普京。特别是，他在传统共产党的势力强大的地区失败。1996年第二轮选举中，久加诺夫在89个区中的32个区排在第一名，然而，2000年时，普京除了5个区外，都是排在第一名。在克麦罗沃，图列耶夫赢得很漂亮，仅仅给久加诺夫留下4个区[阿迪格共和国、车臣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以及布良斯克州]。至于亚夫林斯基，他对自由派的领导受到季托夫的挑战，后者要求他退出竞选。而斯捷帕申虽然只是雅布罗科党的一名成员，却公开宣布支持普京。尽管截至当时他的竞选活动是做得最好的，但与1996年相比，亚夫林斯基的选票也减少了（5.8%，而不是7.3%），而且他作为民主派阵营的领导地位也大大削弱了。季托夫在他家乡的选区萨马拉位居第三，以仅仅20%的地区选票落后于普京和久加诺夫。季托夫在选举后不久很快辞去了州长职务，但当时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又心悦诚服地重新站出来参加州长选举。
显然，普京确实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杜马选举期间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右翼力量联盟的选民支持普京做总统；“右派支持者把普京看作他们的天然盟友”，因此右翼力量联盟的领导和普京的联盟不仅仅是一种慎重计划，还反映了右翼力量联盟选民自身的意愿。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特别是丘拜斯）更多的是把普京看作可以巩固他们地位的强大盟友。右翼力量联盟支持普京的战略，包括他在车臣的有争议的政策，这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在整个俄罗斯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困境：他们缺少自己的霸权社会和选举基础，试图利用总统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虽然不像在1996年那么突出，丘拜斯仍为普京的总统竞选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
尽管普京在第一轮竞选中赢得的支持力度相当于叶利钦在1996年第二轮竞选中达到的水平（53.8%），但是，他们的选票来自不同的选区。普京赢得了农村地区人民的广泛支持，这里是以前共产党投票的基础，但他在莫斯科市得票较差，只赢得了投票的46%，而叶利钦在1996年第一轮竞选中赢得了61%的投票，第二轮竞选则赢得了74%的投票。不过，在自己的家乡圣彼得堡，普京轻而易举地赢得了62.4%的选票。而“红色地带”（俄罗斯中部和南部地带，传统上投票支持共产党）与其余地区之间的差额都保持了1996年的水平，而到了2000年，选票已经被侵蚀到了一定程度，普京已经有能力赢得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传统中心“红色地带”的支持。在1996年选举中，60%的军方投票在首轮选举中投给了亚历山大·列别德，在第二轮选举中半数投给了久加诺夫，而在2000年选举中，70%都投给了普京。他还获得了有投票权的海外俄罗斯公民的支持。在乌克兰，有36,000名登记的俄罗斯选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住在克里米亚。这里有20,631位选民投票，17,820选民把票投给了普京，只有1321人（6.3%）把票投给了久加诺夫，而在只有黑海舰队人员登记的地区，普京的选票略高于88.8%，与之相比，久加诺夫只有4.9%的选票。整个俄罗斯对普京相对统一的支持反映了他代表所有阶层、社会力量和政治派别诉求策略的成功。很显然，普京的选区非常广泛。
令人惊讶的是，在车臣战争的背景下，普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自由派选民的支持：那些年轻人、受过教育的人以及经济上成功的人。普京的选举和政治基础很广泛，当然不仅仅取决于车臣战争的命运。战争固然会为普京和他的竞选经理们用来展示普京坚定、忠诚的领导人品质，但普京获得的支持远远超过了仅仅因为战争产生的支持。正如亨利·E.黑尔所指出的，“俄罗斯显然想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给他们悲惨而不可预知的生活带来秩序”。俄罗斯显然需要一个坚强但不腐败的领导人，然而，他们也需要一个民主的领导人。关于人民是否倾向于“秩序”——即使需要对民主做出一些侵犯——的民意调查从1992年就开始实施了，大概有70%—80%的人把秩序放在优先位置。然而，当对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时，绝大多数人也更倾向于保留民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谨慎对待“强国”的理念：前进的唯一有效途径是使它既有序又民主。
至少普京的一些声望来自他所从事的职业，而不是他所信奉的政策。它还建立在叶利钦支持的基础上，有相当一致和稳定的选民致力于叶利钦的市场改革方案和自由国际主义，或许他们对叶利钦本人的热情并没有那么高。令叶利钦获胜的联盟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在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他获得了4550万张选票，在1993年4月的全民公决中，他的政策得到3650万张选票的支持，在1996年第二轮总统竞选中，他获得了4020万张选票。正如布鲁德尼指出的，“俄罗斯选民中坚实而稳定的大多数拒绝了共产主义，而致命的民主主义者呼吁结束叶利钦时代制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全然不顾经济混乱、犯罪率增长以及伴随它们的明目张胆的腐败”。
普京拒绝在竞选期间公布详细的方案，他把自己超脱于竞选之外，表现得好像自己不是候选人。在竞选当晚的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竞选活动），普京宣称，他认为竞选是“绝对不诚实的生意”，因为“你总是要比你的对手承诺更多，这样才能显得更成功。我无法想象自己承诺了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些承诺是无法实现的”。他坚持说，他漠不关心，是因为“它把我从误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必要性中解放了出来”，他很自豪于自己的人品没有降低到对手的水平。因此，整个选举过程被认为配不上一个诚实的领导人；可能是正确的，但在民主政体中却相当幼稚。然而，普京表扬了反对派政治家们，他认为，他们在他的车臣政策上采取了建设性的立场，或者在选举中支持了他。他特别指出，久加诺夫、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三人是总统职位值得信任的竞争者。这就是典型的普京，反映了柔道的荣誉守则，在柔道比赛里，友谊之手会伸向被击败的对手。
其他人则不那么引人注意。雅布罗科党代理人谢尔盖·米特罗欣对选举持怀疑态度：“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我们3月份的选举都只不过是对已经指定的接班人的公投而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叶利钦在他的辞职演讲中已经做了同样的暗示。然而，普京获胜的原因不仅仅简单地源于操纵和通过投票箱创造最有益的环境进行投票。他代表了一个被社会解体和衰落重创的社会对稳定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发起的“非运动”的“反政治”选举方式是有意义的。然而，一个更大的危险隐藏在该方式背后，作为裁定社会利益和关系的模式，政治本身是自我否定的。一种反政治的方式很容易滑向平民主义，在那里，社会的单一意志是由有魅力的领导人所代表的，并不需要斡旋政治体制。去政治化也允许行政的合理性颠覆观点的冲突和政治多元化。在俄罗斯，1993年宪法实际上使总统呈现为一个“民选沙皇”，这显然是危险的。
结论
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普京的异军突起都相当惊人。他似乎是读书改变社会地位的生动体现。同时，他在克格勃的职业生涯反映了苏联后期既有危机也有机遇。这是一个对共产主义思想日益觉醒的时代，腐败的公共行政，正如趋炎附势者（迎合权威者）一样，在国内控制、支配着苏联，其国际形象也因（苏维埃）在外国的冒险行动而受到损害，而且由于苏联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而达到极点。对于普京这样有野心的人，在克格勃这个为数不多能够保留干净声誉的机构的职业生涯，为他提供了出路。普京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克格勃的前身对苏联人造成的伤害，目前还不清楚。普京在参加总统竞选前还从事过另外两个职业。普京的权力之路为他的领导蒙上了阴影，但这一点由于他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得到的强有力支持而得到弥补。这个人就是俄罗斯人民选择的带领他们走向新千禧年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