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千年伊始，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掌权标志着又一个快速变革时期的到来。这并不是一个新世纪第一次成为俄罗斯发展的转折点。1703年，彼得大帝开始建造圣彼得堡，借此表明希望沿着西方路线“自上而下”实现国家现代化。正如列宁所说，他试图通过在涅瓦河上建立这座城市“以野蛮的手段驱逐野蛮”，从而建立一种加速现代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从那以后就一再出现。虽然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启动发展的机制，但它往往会促进官僚专制主义，抑制包容性政府和大众问责制的发展。普京是圣彼得堡人，俄罗斯的第一位皇帝在很多方面都是他的榜样。就像彼得一样，一种独特而又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模式再次出现。一种形式上的肤浅的西方化形式在没有批判精神、多元主义和政治多元化的情况下被创造了出来，这是最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地方。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把俄罗斯带到了欧洲列强的前列，他在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大军，以及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之后，成为保守势力神圣同盟的一部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结束了各种宪政改革计划，以及关于如何最好地将该国欧洲化的辩论。此后的选择，除了例外，是试图在专制政府框架内实现现代化，而这种专制制度下现代化的结合方式在20世纪早期崩塌了。俄罗斯当时正在努力确定其发展道路，一方面是民粹主义、斯拉夫派和民族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是西方现代化理论。保守派、自由主义和激进运动都想争夺主导地位，其中最有激进倾向的布尔什维克最终获得了支配地位。弗拉基米尔·列宁在1917年10月的选择，有利于非市场化和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后来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代表了西方技术现代化的一种独有的组合，再次“从上而下”进行，与此同时拒绝了西方的现代性精神。

1985年，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改革苏联体制。他的改革（重建）方案试图克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差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苏联制度伴随着1991年国家的解体而崩溃。以俄罗斯和苏联为假象而存在的帝国计划结束了，一个较小的俄罗斯联邦出现在世界上。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再次试图通过有力的手段使俄罗斯走上新道路。1993年，简短的宪法空位期结束，旧议会被迫解散，并于当年12月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即今天仍在运作的宪法。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渴望伴随着强大的寡头商业团体和大规模贫困的出现时，叶利钦的领导层充满了某种“市场的布尔什维主义”精神。俄罗斯在和平时期却经历了最大的经济崩溃，其国民经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减半。国家能力遭到削弱，治理混乱，犯罪和腐败猖獗。尽管市场经济的基础已经确立，并且民主政体的基础已经建立，但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灾难和崩溃时期却已经在当代俄罗斯获得了几乎神话般的地位。

这正是普京被迫接受的混合现代化的遗产。普京认为，共产党试图通过革命手段使该国现代化，注定要失败，尽管他承认1917年至1991年间的苏维埃政权为该国带来了一些好处。他对叶利钦改革的看法恰恰相反；可能命中注定要成功，但代价沉重。普京政府试图适应过去所做出的各种发展选择。他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选择，同时意识到每个选择带来的惩罚。现在的选择并没有偏离国家的前进方向，因为最终出现了广泛的共识，即俄罗斯应该与西方融合，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然而，对于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方法却没有那么一致。俄罗斯试图找到一条打破过去发展选择恶性循环的新道路。俄罗斯的精英们现在正面临着探索让俄罗斯实现主流现代性的方式，同时保持其独特的身份。

叶利钦于1999年12月31日辞职，普京担任代理总统时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克服共产主义倒台后快速自由化十年的遗留问题，而且还想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把俄罗斯特色与似乎已经成为普遍规范的民主和国际一体化结合在一起。俄罗斯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各地的后期发展所面临的典型问题：是否只有一条主要的发展高速公路——我们可以称之为进化观点（在盎格鲁-撒克逊现代化理论和比较民主化理论中占主导地位）；还是世界上的文明各不相同，彼此之间没有可比性，每种文明都有各自的遗传模式和独特社会——我们可以称其为形态学视角（不仅受到抵制西方化的领导者的青睐，还受到一些亚国家层面文化群体的青睐）？

进化的和形态学的方法之间的张力在俄罗斯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尖锐。今天，这不仅表现在旧式辩论的重演中，例如19世纪的西欧派/斯拉夫派的争论，而且还表现在无休止的所谓矛盾的文明选择上：大西洋主义相对欧亚主义；自由主义相对新苏维埃主义；以及多元的、个人主义的和自主的公民社会相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社团主义、要不然就是集体主义的社会思潮。普京的俄罗斯也面临着实际选择：自由如何与重建有效治理的需要相一致；当经济转向市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时，穷人和流浪者如何得到保护？强大的行政权力如何能够从上面再次推进现代化议程，与下面的民主、多元主义、联邦主义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协调一致？

这个国家远非普京可以任意书写的白纸，但同时他的选择有可能决定未来几十年的格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探讨的正是他这些选择和它们背后的困境。我们将在五个相互交织的分析链中做到这一点。其一，侧重普京的个人经历和聪明才智，包括简要讨论他的童年和职业生涯。普京的世界观来源于他不寻常的生平和独特的意识形态。其二，我们考察领导人普京，包括他担任总统期间精英结构的转变，以及叶利钦时代的连续性问题及其变化。个人选择和结构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和约束所有领导人。普京领导力的特点是试图建立一个权力基础，同时与公众保持一种近乎神秘的关系。其三，本书考察了制度结构的变化，包括党派法、选举政治、地区和联邦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其四，研究各种政策领域，特别是经济和外交政策，以及国家认同发展中的问题。其五，本书思考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治的本质，并尝试更广泛的理论化工作。

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手一个独立主权不到十年，且经历了市场迅速发展的创伤的国家。他还是一个由一党制共产主义体系统治70多年的社会的继承人，并且在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社会一直陷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中。他同时也是政治权力集中的政治文化的继承人，其中，国家行政机构非常官僚化，多元化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抑制。本书考察了普京的选择背后的思想和困境，并着眼于普京试图重塑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国家认同时，这些选择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在每个领域都有基本的选择，而且就像一般的领导一样，限制是真实的，但决策因素有潜力实现转型。

这本书出版时，新冷战发生的警报声更加坚定。普京的俄罗斯被指责民主倒退，扭转了改革的成就。在能源意外之财的鼓舞下，俄罗斯被指责在国际舞台上强硬自己的角色，并威胁到地区和全球的能源安全。在我看来，这场新的冷战将是一次最特殊和不必要的冷战。正如本书的读者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普京的俄罗斯有失败的民主化进程里一些无可置疑的要素，并且细节很快就会得到检验。但同时有很多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民主进化主义仍有很大的潜力。俄罗斯民主的故事远未结束。普京也许不是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派而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不是民主的谋杀者。他的领导层目睹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尽管它的政治制度虽然可能存在缺陷，但却保留了重新取得民主进步的潜力。

普京的领导层回应了它所感到的挑战，虽然它提供的答案可能并不总是我们喜欢的，但至少它们是对真正问题的理性回应，并且对那些必须经过另一次俄罗斯转型的一代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从广义上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只不过是临时性的解决方案，普京的领导又是一个过渡性的，因为他设计的治理模式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对方法和政策的根本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结果普京的选择具有战略目的和战术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过去的遗产当然是其行政管理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但与此同时，创新和变革的强大理念也出现了。对普京领导层的各种矛盾、含糊和困境进行均衡分析是可能的，尽管在撰写本书时，有时候感觉好像任何冷静分析的努力都有把人带入“同路人”的凄凉状态之嫌。如果到最后，勤恳的读者会对俄罗斯面临的选择的本质有所了解，对普京领导的一些成就和失败有所理解，以及对决定他选择的因素有所认识，那么本书就实现了笔者创作它的初衷。普京的总统职位是俄罗斯民主之书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但是这项工作还远未完成。

理查德·萨克瓦
英国肯特郡坎特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