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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很富有，但是人民很贫穷。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前言中我们注意到，在世纪之初的头几年做出的选择已经被证明是决定性的。然而，这种模式随着20世纪后期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而被修改。改革伴随着对选择的激烈辩论，包括诸如计划和市场、自由多元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党的方向和民主之间的平衡等根本问题，这在当时的大量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与此同时，有一股奇异的力量确确实实地坚决主张，俄罗斯除了在共享民主和市场价值观的基础上重新加入西方之外，别无选择。进化方法和形态学方法之间的张力关系是明显的。1991年12月，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加剧了那些接受相对缺乏选择的人和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的民族主义者、左派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各种类型的自由国家主权论者和自由爱国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为俄罗斯选择的自由民主主义、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国际一体化道路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它在世界上的角色产生分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掌权了。像之前很多次一样，21世纪初是俄罗斯的另一个阈限期，当时，很多选择似乎是开放的，国家领导层很清楚，他们所面对的是划时代的选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普京上台后的想法和争论，首先从普京代表的不同观点开始，并简要讨论他所继承的制度的性质。
《费城问询报》的特鲁迪·鲁宾在2000年1月下旬召开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媒体的积极关注。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宣言性的——这个敢当总统的人是谁？一个无名小卒。他的批评者很快强调，他在安全部门的地位不高于中校，而且他的过去显然是隐蔽的。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们，有一种伴随着典型都市优越感的阶级对立的成分：这样一个出身圣彼得堡集体公寓的小子怎么敢领导这个国家？第二个要素是令人疑惑的和方法论的——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普京如何能确定他会做什么呢？而且他在克格勃的工作是不可能被公开审查的。作为一位不值得信任的总统候选人，他现在上台了，他过于依赖内部官员和寡头们组成的小圈子，而且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出纲领性的演讲。第三个要素是实用的——既然普京现在已经一跃掌权，他会做什么呢？他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策划他成为总统的特殊环境？还是说他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尽管关于他生活的大量演讲和材料很快出现了，但关于他的性格和领导意图人们仍然不得而知。正是这个原因，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才会这么引人注目。
对于普京究竟代表什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季诺维耶夫来说，普京上台代表着“俄罗斯第一次认真尝试抵制美国化和全球化，这是国家的内部需求”。季诺维耶夫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但和许多同胞一样，他认识到普京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我有一种感觉，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任命普京的前任，都没有认识到普京的潜力。”他警告说，如果这件事被搁置了，西方国家有可能会设法阻止普京就职。对季诺维耶夫来说，普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强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反共产主义政变的基本成果，完成后苏联社会有机体的形成，修复叶利钦政权的明显缺陷，在新的社会有机体框架下恢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状况，恢复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来区分普京的纲领和他的个性。据他说，“普京的纲领来自叶利钦及其跟随者、腐败官僚和金融巨头。他们被一种巨大的恐惧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害怕人民会夺走他们已经盗取的一切，害怕他们的罪行遭到调查，而他们也会被送进监狱”。索尔仁尼琴严厉指责普京作为过渡时期总统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授权叶利钦和他的家人免于被起诉。至于普京的个性，索尔仁尼琴认为，“他在很多方面是个谜。我们不知道他作为总统会做什么。他站在十字路口，要么向他的赞助者让步，把国家带入不可避免的毁灭——他自己也将一起毁灭，要么打破对宗派的忠诚，推行自己的政策”。普京要么自成一格，拒绝叶利钦和他的遗产，要么为腐败及“叶利钦家族”追逐私利的贪婪所吞噬。结果，普京都没有做。他没有公开拒绝把他带到权力位置的团体，但他也没有成为他们的工具。相反，他开辟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自己的政策在他所继承的体制框架内逐渐形成。
普京的人格和领导的双重性备受评论。《卫报》的社论指出：“我们选举前的问题——‘谁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或许可以肯定地回答了。据透露，他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包装成的一个人。”据说，一张脸会和西方国家一起创造商业友好的民主，承诺开放的市场，而另一张脸却转向内部，展现丑陋的一面，试图通过独裁手段把纪律和秩序强加在人们身上。这个描述里有一些真实的因素，但是其界限并不足以形成民主和外交政策的对比，而是同时贯穿于普京所有的政策里。这种对比不仅仅是普京人格的一个方面，而且还反映了他所继承的体制本质。普京想要建立的秩序不是反民主的，而是想要在保留政权自治性的同时呼吁宪法对法律和惯例的尊重。
俄罗斯政治高度集中的本质，意味着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普京的个人选择。为了描述这些选择，我们可以确定其政治身份里的两种元素，它们共同存在，却令人不安。第一个是他的“新苏联”的一面，他在苏联后期接受的培养使他吸取了当时的价值观，连同它们所有的矛盾，然后他在苏联情报机构服务了15年。这种新苏维埃主义与他的后苏联时代的身份不合，不仅标志着他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明确决裂（即使在他的新苏联特征方面，似乎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也有对权力、财产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不同态度。像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一样，普京认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在这些情况下”保全国家的唯一出路，尽管他也谴责布尔什维克过度意识形态化和狂热集中化。普京的后苏维埃主义不只是承认苏联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实验（这甚至在他的新苏维埃主义框架中被接受了），而且，接受这样的失败不仅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缺陷，还因为俄罗斯过度夸大了它的能力、容量和重要性。
普京的新苏维埃面孔试图恢复过去的尊严，倾向于行政手段，而非完全赞同政治多元主义和观点冲突。这一点为普京的后苏联立场所平衡，它在20世纪70年代为学生时的普京所吸收，很可能在德国工作时又得到了强化——在那里，他看到了旧体制的解体，之后为他在圣彼得堡做索布恰克副手的职业生涯所巩固。普京在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帮助城市走向资本主义。城市居民的背景促使他倾向于西方化。这两张面孔允许普京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在卢比扬卡树立了纪念安德罗波夫的匾额。安德罗波夫是1967年至1982年间克格勃的负责人，然后他又为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坟墓献花，后者是最杰出的自由主义异见人士之一，也是1979年至1982年间安德罗波夫“第二次冷战”中的受害者。莫姆森在标题为“克里姆林宫的狮身人面像”的文章里反思了这些矛盾，像俄罗斯的国家象征一样，双头鹰既看着东方，也看着西方，而普京则既往后看，又向前看。
普京思想的二元特征体现在“法律的独裁”（参见第5章）观念上，这是他在2000年2月选举中所使用的概念：
在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也就是弱的）国家，个人不但无助，而且不自由。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在民主政体里，你和我的权利只受到其他人享受的同等权利的限制。法律正是建立在对这一简单真理的认识上，人人都要遵守法律——从有权威的人到普通公民，莫不如此。但是，民主是法律——而不是那些置身于官方立场去维护该法律的人——的专政。
依法治理和法治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看作是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矛盾。从框架上讲，两种尝试之间是有冲突的，尝试不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的、占优势的和经常随心所欲的传统领导模式而使体制理性化，或者尝试重新安排执政，使它真正做到更加包容、法治和民主。二分法介于两种尝试之间：一方面，尝试将国家权力再集中；另一方面，尝试在法治和宪法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国家。
普京的改革计划和领导的确因这些趋势而陷于两难境地，但这种做法最终却暗示着一种误导性对立，就像任何尝试都暗示着他的专制和爱国本能，以及他的民主和西方化思想之间的鲜明对比一样。稍后我们将看到他政治身份的多面性如何在某些时候发生冲突，但是我们坚决主张，一个新综合体最终出现了，超越了这些老套的立场。普京先生不仅仅是他过去和环境的产物，而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行动者，他有能力应对新的挑战，并从经验中学习。
他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有魅力的领袖。他的出现，就像叶连娜·舍斯托帕尔所说，“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种神圣的形象，一种符号，一个神话”。她注意到普京是“一个有趣的政治类型的人物。他真诚地信奉欧洲理想，而且倾向于欧洲的文化、政治和民主模式。但是，他同时也是典型的俄罗斯人”。在克里姆林宫赞助的一部著作里，阿列克谢·恰达耶夫分析了普京的思想学说，他认为，普京的公共政策有三个主要元素：民主，是发展自由个人的方式；主权，是发展一个自由的国家；物质福利，是试图将改善社会和经济福利作为其他两个原则的基础。这本书反映了苏尔科夫的观点，他认为，“民主社会要经得起蜕变，维持团结和功能绝对需要教科书，教科书可以统治和团结人民。如果你喜欢，就需要一本民主圣典”。对恰达耶夫来说，这部“圣经”落实在俄罗斯的情况就是主权、民主和生活质量。亚历山大·齐普科（Alexander Tsipko）主张，“在普京身上，俄罗斯不仅有一个理性、负责、有效、能干以及聪明又睿智的经理来管理俄罗斯这家大公司；它也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他有着真诚的承诺，全心全意地推进民族历史的进步”。对他的对手来说，正是普京试图把俄罗斯当作公司来运作而侵蚀了政治多元化、企业化和社会行动主义。
这在普京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学术著作中有所体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京为他1997年6月在圣彼得堡矿业学院所做的博士论文（候选人）做了答辩。199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并于次年发表，文中总结和拓展了他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必须以西方两倍的速度成长才能减少“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增长的基础将会是“对矿物原材料资源的提取、加工和开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国内拥有丰富的这类资源。要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必须创立纵向一体化的金融工业公司，“有能力同西方跨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苏联遗产意味着，俄罗斯不可能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造有竞争力的公司。国家还必须捍卫“整个社会的利益”，对经济利益进行仲裁和阻止占支配地位和“阻碍创新”的“垄断行为”。根据普京的观点，留给他们自己的是，私营企业不会创新。这种观点虽然有悖于众多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但是，却为之后的反尤科斯石油公司攻击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市场机制被启用，但是它们将受到国家战略指导的制约。正如普京所言，“国家必须规范采掘业来完全行使市场方法，在这方面，国家必须支持以采掘业为基础的加工工业的发展”。
虽然国家支配能源部门可能有一定的理由，特别是在高需求和高价格的情况下，但该模式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几乎不可能有效。这篇文章反映了普京对私营企业的不信任，但他也同时明确指出，俄罗斯需要发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这是自上而下的一种现代化的典范。普京的政治人格和他的政策一样充满了矛盾，但是他最终的行动有一个共同的主线——试图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但却是用俄罗斯的方式实现。首要的任务是主权和安全，俄罗斯像一辆富丽堂皇的大篷车在向前移动，忽略了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或者像“狗一样乱叫的人”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他的方案描述成国家民主制度的一种，民主的必要性为政府对国家发展和安全认识的观念所缓和。普京的思想可以贴上战略性折中主义的标签，对经济领域采用自由原则，对国内政策采取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采取大国主义（Derzhavnost'）。稍后，我们将更多地谈论普京版的国家民主。
正常总是相对的，当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并不是要暗示某处（除了神学领域）有完全正常的状态。我们对正常的标准来自俄罗斯自己的传统意识（彼得大帝表达得最为强而有力），它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西欧的标准，而且近来在“西方”更加广泛。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国家制定的正常标准存在严重的问题；埃米尔·涂尔干认为，毕竟，在过去半个世纪，如果不是病理的，西欧的发展模式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病态。同时，一系列自由权利、民主方法、法的治理和经济自我肯定（包括财产权）的人权发展，正如编入《欧洲人权公约》及随后的协议一样，定义了一种正常，虽然没有达到中世纪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宗教生活的统一，也确实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文明模式。这种“正常”文明正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所渴望的。恰如马利所说，“对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正常’的概念是从西方借来的”。然而，正如伏尔泰指出的，“在已经建立的政权是错误的基础上保持正确是危险的”；因此，在当代世界，对正常的测量是由霸权体制确立的，这种事先排除了多样性和论争的可能性，也就是非“正常”的可能性，因此有着矛盾性的危险。在普京治下，以一种独特的“俄罗斯方式”把俄罗斯特点和普遍规范，以及进化的和形态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且在他领导的后几年被赋予了“主权民主”的特点，这种尝试被再次贴上非正常的标签。他的管理在另一次自19世纪早期以来就具有西方特征的根深蒂固的恐俄症爆发时，受到西方分析家和大部分新闻媒体的诋毁。
普京领导下的改革从体制的变化走向体制管理。政治最终变得“正常化”了，这是从政体形态这一更大的宪法问题让位于政府对世俗政策问题的管理角度说的。达伦多夫预测，宪政时期会持续“至少六个月”，但在俄罗斯有效地持续了大约十来年后，现在却让位于“正常政治”的艰难任务。政体类型的问题，至少是暂时性的，已经得到解决，而且政府机构之间的基本选择也已经决定了。熊彼特认为，当“反常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特征，也就是说，当演员们已经选定，并且遵守一套或多或少明确的规则”时，成功的转型就会发生。对于关注民主化里程碑的研究人员而言，“换句话说，在那些政治活跃者彼此期待按照规则来行动——而这些规则的集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权时，正常就变成了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特点”。如卡斯佩所说，“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终于有机会摆脱‘后某时代’或者其他的永久性状况”。当与政权更迭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的初始阶段结束时，过渡就结束了，而在俄罗斯，我们看到似乎已经到达了这个点。
安德烈·施莱费尔和丹尼尔·特瑞斯曼为当代俄罗斯的常态提供了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语境。与先前称俄罗斯经济是价值减少的，而且在很多方面是“虚拟的”之类的争论相反，他们认为，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发展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不像流氓或者犯罪国家那样，因此类似于巴西或墨西哥，而不是哥伦比亚。对普京政治的理解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来进行。在他对世界的理解中，大量叙事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又存在竞争，其中有四个核心。
1.灾难性的20世纪90年代——但是我们必须承担其后果
第一个叙事为普京回归正常提供了基础，人们担心普京在20世纪90年代差点为了罪犯和寡头利益而牺牲国家。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民主是与衰退、混乱和“军阀主义”的出现，与强势挑战国家的特权联系在一起的。民主自由与国家衰落、混乱和世界地位的下降破坏了民主本身的普遍合法性。就像普京在2006年1月31日的采访中所强调的，20世纪90年代虽然给了国家自由，但它是以“失败”为特征的。这个神话——在此，神话被定义为国家告诉它自己要搞清楚自己的过去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强有力的，它能抓住整个国家的想象力。在这方面，普京反映了俄罗斯人的共同观点。当2006年2月7日被西班牙记者问到，增强国家权力和垂直权力是否会打开腐败的大门时，普京反驳说，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增强国家权力，弱国同样是腐败的沃土：
而什么是国家弱化？它是国家没有能力控制所采取法律的实施，没有能力用合法的方式采取需要的法律。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况，寡头群体取代了国家，控制议会，提倡对社会不好但金融—工业集团却特别需要的法律，进而通过他们在政府机构的代表们来影响法律的实施……因此，当我们谈到加强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不是说要加强镇压机器。我的意思是，国家有能力采取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法律，并有能力实施这些法律。
尽管谴责20世纪90年代，普京并没有采取下一个逻辑步骤，没有认为民主对俄罗斯有害，尽管这是俄罗斯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提出的论点。在实践中，普京的领导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的成就之上，尽管他同时提出了一种补救的观点，认为他的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战胜苏联和后苏联早期产生的问题。
拒绝重新探讨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的合法性问题最初被解读为一种象征，即面对既得利益“家族”，我们看到的是财大气粗的商人、政客、总统府成员和叶利钦跟随者至亲的结合体，普京表现软弱的象征。当逆转确实发生的时候，如“尤科斯事件”，它没有过多地补救之前的不公平，而是尝试通过重新分配早期战利品建立国家支配的能源部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普京的管理拒绝进行另一种社会革命。普京承认，叶利钦“自上而下的革命”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为促进民主扎根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了基础。普京也认为，对伴随早期私有化产生的腐败进行大规模审查，会对社会造成分裂和破坏。他坚称，只有被证实的刑事案件才会被调查。普京因有选择性和有政治偏见的方式起诉那些在资本最为疯狂的时代发财的人，即所谓的寡头而遭到指控。
2.西方也是我们的
普京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西方主义者”的身份。他在1999年的《千禧年宣言》中很清楚地谴责：“最重要的是苏联政权并没有使国家繁荣，没有使社会充满活力，也没有使人民自由。我们用70多年的时间从文明的主道走到死亡的尽头。”他在2005年联邦议会的演讲中，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我们一直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分享着欧洲所有的价值观和自由民主的理想。但是，考虑到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特色，我们将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不打算把我们取得的进步向任何人汇报。”因此，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旨在补救的观点，不仅致力于战胜早期苏联和叶利钦发展时期的“不正常”模式，而且重申了俄罗斯特色的新形式——该进化观为一种关于分离的有特色的形态学的极力主张所缓和。普京所不能，抑或甚至不愿意去做的是赞助一种民族成功的叙事的创造性改造，这不仅包括民主的进程而且还包括其精神。
3.正统主义、超立宪主义和国家权力再次合法化
正统主义观念反映了从制度转换到制度管理的转变，以及普京对现有秩序的信仰和拒绝改变宪法。这一点在他的第一份政策声明中得到了强调，尽管此后重复的次数较少。相反，我们将看到，随着七个联邦区、国务院和公共会议厅的成立，制度发展已经采取了宪法形式。虽然《宪法》所概述的联邦制，由于设立选区而被修改，但这种变化被描述为只是影响行政权力机构，因此不需要宪法修正。另一个超宪法改变的例子是采用融合联邦综合问题和整合新课题的法律。尽管所有民主社会中的宪政秩序都是由于立法活动和政治实践的变化而发生的，但是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量化变革时，需要对宪法学说进行定性调整。对总统任期的改变，或使政府和总理直接向议会多数派负责，很可能属于这一类。
以上情况引发了普京对国家权力的再次合法化。我们已经注意到，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国家特权崩溃和衰弱的时期，他现在不仅重申了国家特权，特别是在与地区领导人和大企业的关系上，还试图赋予国家权力神秘感并使它成为国家命运的载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种国家社团资本主义，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则开始扼杀社会活动和政党生活，伴随的则是安全部门的荣耀。国家崇拜作为某种国家本质的神秘主义国家观念的载体，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一个民主制度仍然薄弱的国家，作为社会利益和规则的裁定者之间的一个独立主宰者，国家从工具性到目的性的转变会逐渐削弱其发展。
4.作为“反革命者”的普京——走向资产阶级正常
普京一再否认革命是实现积极政治变革的有效形式。普京的领导是“反革命”的，他明确放弃革命和特殊政治，因此，可以看作是对1989年承诺的延迟履行，反革命结束了由启蒙时期的普遍激进主义开创的解放革命的整个周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崩溃意味着不仅要反对一种具体的革命思想，而且要反对整体的革命方法（连带暴力、两极分化和破坏性）。这是1989年在东欧的承诺，它在俄罗斯也有反映。叶利钦坚决主张，“俄罗斯不仅厌倦了革命，还厌倦了这个词，这暗示着一种无形力量引发的叛乱或社会灾难，意味着破坏和饥荒”，因此，该国反对将“阶级战争”或“社会斗争”作为他所谓的“激进改革”的一部分。通过避免革命性转变，叶利钦和普京都与现有社会秩序维持了和平，从而结束了俄罗斯漫长周期的革命。
普京在很多场合的讲话最终都落到了这一点，并且成了他思想的主旋律。这里很可能涉及自我保护的因素，因为作为前政权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他可能是有罪的，但他的论点远比这要意义深远。他在《千禧年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模式不仅没有履行承诺，而且也不能这样做。他在2001年4月3日的年度演说中试图打破革命和反革命、改革和反改革的恶性循环：
我们不怕变化，也无法避免它。然而，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行政层面，改变都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证明。毫无疑问，公众的担忧和恐惧不会毫无理由地出现。它们源自历史悠久的逻辑，那就是，革命之后通常是反革命，改革之后是反改革，然后会寻找那些犯了革命暴行和惩罚的人，有着丰富历史经验的俄罗斯更是如此。正如我看到的那样，现在是时候坚定地说，这个周期已经结束了。适可而止！不会再有革命或反革命了。
他接着坚持道，“俄罗斯及其人民需要坚实和经济上可行的国家稳定，我们早就应该学会按照这种正常的人类逻辑生活”。在2001年12月与俄罗斯人民的问答环节中，普京再次回到了这一主题：“正如我的一位熟人所说，‘上个世纪的俄罗斯过度实现了革命计划’。我希望在21世纪不会有革命，事情只会是积极、向好的。”在2002年10月7日即普京50岁生日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想提醒你，我是一名律师，我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应该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而不是革命性的权宜之计。”2006年2月7日，在接受西班牙媒体采访时，他又回到了反革命主题，指出西班牙和俄罗斯在20世纪遭受了“自相残杀的内战”，因此两国都知道这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命运，或具体的个人、家庭的命运。
把否定战争和革命作为一种方法，代表了戈尔巴乔夫和普京之间在认识论上存在巨大不同，也反映了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时代存在鸿沟。如果说手握大权的戈尔巴乔夫反映了“二十大”的冷落、解冻、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及其对共产主义改革的相关愿望，那么，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普京就是半个观察者，是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的产物。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资产阶级”思想扎根于苏联生活之中，并非主要集中于所有制和积累，而是集中在国内和个人关注的问题上，这种对家庭事务的重视渗透着普京的思想。
“回归正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流行的口号，它反映了一个厌倦了军事行动的国家对和平的渴望。这个想法也适用于卫国战争胜利后处在休养期的苏联。在今天的俄罗斯环境下，正常状态的政治反映出一个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革命、军事和秘密警察掠夺的国家，试图与过去联系起来，恢复被撕裂的社会结构，汲取过去的知识传统和文化价值观等，无不反映了经历创伤后，追求过去的有用之处作为现在的基础。普京的实用主义方法根植于他明确地尝试将俄罗斯21世纪的政治建立在对20世纪“革命”和“休克疗法”政治的否定之上。他实际上对俄罗斯人民说：“紧急时期已经结束。让我们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普京对政治正常性的认同是他长时间受欢迎的最有力的资源之一。
在20世纪，通过前述可知，俄罗斯经历了两次现代化的实验：苏联试图通过计划经济加速发展，以及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回归自由市场。虽然性质上截然不同，但对于那些接受方的人来说都是创伤性的。普京试图将俄罗斯政治从这些“特殊”时代转移到一种常规政治上，这种政治可以包含变革，但却受到对制度稳定担忧的制约。
然而，在改革开始以及一些人称之为1917—1991年的74年紧急时期之后，不可能简单地恢复到“正常状态”。例如，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认为，不可能出现“恢复正常经济”，因为，俄罗斯除了极权主义的资源分配以外，从未知道过任何其他经济形式。在共产主义倒台、社会期待根本性变化的时刻，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试图利用1989年以来对波兰经济采取的“休克疗法”，财政部部长和设计者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明确地称之为“非常政治”。
在波兰，这种根本改革的高度合法性持续了大约三年，而在俄罗斯，它几乎没有存在几个月。盖达尔的激进政府在1992年头几天发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久，就遭到了激烈反对，到了年中，这一改革已经被大量地修改。苏联时期的特殊性由后共产主义领导层以新形式延续下来。
尽管巴尔采罗维奇之类的非常政治即将结束，但叶利钦时代的政治只是“正常的”。继1993年9月至10月第一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政治机构崩溃后，当时叶利钦强行将立法机构分散到克里姆林宫。1993年12月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该宪法奠定了普京所继承制度的基础。然而，对许多人来说，1993年以后发生的联合并不是独立的民主机构，而是过于强大的总统府。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混合制度，似乎借用的是计划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异常状态。尽管叶利钦对市场改革的承诺有些浮夸，但在许多方面却是真实的，20世纪90年代的特点是出现了混合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民主派”与折中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这一反西方集团之间的尖锐分化意味着选举在本质上不是关于改变政府，而是关于公民投票。政治仍然是价值论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问题仍然处于两极化政治共同体的最前沿。
叶利钦的总统职位仍然是一个“过渡政权”，致力于社会的制度性转变和把对手边缘化。尽管叶利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但他的方法是分裂的，偶尔还会藐视基本的民主准则，似乎是他想要克服的专制秩序的倒置形式。例如，这一特点被雷德韦和格林斯基突出了出来，他们给自己对叶利钦时代的分析加上了“反民主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副标题。他们强调继续采取蔑视合法性的非常措施，使政府能够将自己置于其对社会其他部门施加的法律之上。尽管普京拒绝了非常政治的意识形态和对20世纪90年代的谴责，但他的政府行为延续了前者的某些特征。
普京的正常化政治还有许多其他特征可以确定，不过有一种可能是所有其他特征的最重要来源：普京试图接受俄罗斯历史的各个阶段，尤其是20世纪。特列季亚科夫谈到“试图恢复被叶利钦打断的时间环节”，但这个问题的深远影响远不止于此。在2000年12月31日给俄罗斯人民的新年贺词中，普京指出，这是充满愉快和悲惨事件的一年，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独特的稳定因素”。在前一天的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他指出，国歌的确定（参见第8章）是一个重要标志，代表“我们终于设法弥合过去与现在的差距”。他补充说，“一个人不能与自己的历史和本国的命运发生永久性矛盾”。普京试图结束这种“永久性矛盾”。一些人认为，它体现为彼得大帝试图通过非现代手段强加现代性，从而在现代的黎明时刻将其强加给俄罗斯。从那以后，可以说，俄罗斯一直生活在一种“永久性转变”之中（这里的转变被定义为试图强加其他地方设计的现代化模式）。普京表示，这一漫长的过渡现在已经结束。普京否认了俄罗斯作为另一种现代性的观点，以及俄罗斯历史上未实现的替代方案的神话。就普京而言，革命已经结束，现在是俄罗斯开始生活的时候了。这意味着对历史时间和发展路径非常不同的肯定。
然而，普京的正常政治和“恢复正常”伴随着令人不安的“正常化”引起色彩，这个术语过去用来形容1968年苏联入侵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普京想要“正常化”，不过采用的方法却产生了“正常化”的要素。“被管理”和“接受引导”的民主概念由普京的一些顾问公开宣布，这比20世纪90年代的不可预测性和崩溃性趋势更为可取。有无数的术语被用来描述像俄罗斯一样的国家状况。在俄罗斯，正式的民主制度却因非正式的实践而受到损害。吉列尔莫·奥唐奈的“委任式民主”概念，法里德·扎卡里亚的“不自由民主”概念以及拉里·戴蒙德的“选举民主”理念都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后共产主义正常化与古斯塔夫·胡萨克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对其实行的正常化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在某些方面，企图颠覆政治的自由运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晚期共产主义强制、同意和消费主义的辩证法在今天找到了一些回声。
正常化的出现源于俄罗斯“自上而下革命”的社会性质。在对1985年开始的俄罗斯长达15年革命的最详细的分析后，戈登·哈恩认为，革命的结果不是获得民主，而是形成了一个不自由的体系。俄罗斯不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尽管他注意到存在着大众动员的因素），而是经历了一次“由上层官僚主导的革命”：
俄罗斯自上而下进行的革命涉及把苏联党和国家机构及其官僚大规模纳入新政权。这些机构和官僚通过将他们独裁的政治文化和国家统治经济文化带入新政权和国家，迫使民主和市场合并，迄今为止产生了一种非自由主义的、由行政主导的盗窃主义和寡头政治经济。
根据哈恩的说法，俄罗斯国家机构被叶利钦领导的一群激进分子接管，后者随后“对中央苏维埃国家机器进行了一场渐进的官僚革命”，它可能会进一步反对戈尔巴乔夫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了的苏维埃国家的愿景。虽然他们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不过自上而下的革新可能导致半独裁或者至多是半民主的制度。根据哈恩的观点，他们“创造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对前统治阶级的自治权很小，而且从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最强大的经济利益，产生了非自由的寡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其中，经济精英与政府、寻租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孕育了腐败”。
精英的传承延续了旧政权的制度性特征。稳定与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勃列日涅夫统治的一个特征，并最终让位于停滞。稳定性可以定义为在不解决困扰社会的根本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短期尝试。于是，勃列日涅夫拒绝做出威胁政权岌岌可危的政治稳定的艰难选择，就这样，他的稳定让位于停滞。稳定政治的特点是在政治过程中进行“人工”干预，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体制害怕社会和政治诉求的自然表现。在这种背景下，秩序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处于某种平衡状态时出现的。一个有序的社会以自发过程为主，而在基于稳定政治的体系中，行政措施往往占主导地位。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变化的社会中，政治秩序有时需要军队的强硬手段或其他不属于民主政治的力量。试图将政权与社会力量隔离促进了“可控民主”。
普京对这种行政家长制的态度非常矛盾。他在很多场合都明确地试图将自己与这种保护政治区分开来。例如，2002年12月19日，他在与俄罗斯人民的问答环节中回应了一个关于如何遏制媒体过度行为的质疑，他坚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要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只有采取某种严格的行政措施”。这与他认为的一个事实有关，即社会成熟后，把整个人民当婴幼儿的旧有的苏联式政治已不再可行：“……我们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普京似乎并没有把政治视为将单一真理强加给民众的文化斗争，而是接受了一种更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观点。在个人层面，普京并没有否认共产主义落幕后人民获得的个人自由。然而，事实证明，给予这种多样性一个适当的政治形式的表述相当困难。他的政权频繁干预多个领域，包括干涉选举事务，而在真正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领域是交给多元力量的相互交替来解决的。因此，在普京的俄罗斯，“正常化”的元素之一就是“稳定政治”的人工控制典型。
总而言之，普京做法的特点是追求正常的政治，但却陷于正常、正常化之间的矛盾的两难境界。这种根本紧张关系存在于以下两者之间：一方面试图实现一套真正有序的制度，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不受政治约束，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这种制度试图通过管理政治进程，从而阻碍政治制度自上而下的自由操作以强加稳定。秩序与稳定之间的矛盾是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矛盾。一个真正的政治秩序（Ordnungspolitik）经常被贬为强制实行稳定。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苏联晚期稳定和正常的政治，事实证明，它远未达到稳定，而且“正常”的结果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显然是异常的。普京的政治在欲望和恐惧之间徘徊，他想要建立一个不需要“人工控制”的自我维持制度，又害怕这种自治制度会失去控制。尚不清楚俄罗斯的“热月”（Thermidor）——后革命时代——尝试达到“正常化”的行动，是否能够在正常（有序）和正常化（稳定）之间找到足够的平衡点。俄罗斯民主饱受创伤诞生，虽然伴随着自上而下的革命，但不应减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的非常真实的民主成果。毕竟，不仅仅是俄罗斯承受了“过渡的伤痕”。法国在1958年承受了戴高乐的政变，直到1968年，拉尔夫·达伦多夫还深深地怀疑民主是否融入了德国的民众意识中。普京的中心目标之一是将民主资本主义进程从紧急状态转变为俄罗斯正常的日常部分。民主将被“自然化”，即成为俄罗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然而，正如他发现的那样，非政治化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
俄罗斯前进之前，必需消化过去。这反映在我们之前提到的普京的《千禧年宣言》中。该文件于1999年12月29日发布在互联网上，非常系统地阐述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想法。虽然这份文件是由格列夫战略研究中心的成员编写的，但我们知道，普京仔细审阅了草稿并添加了自己的修正意见。因此，该文件是人们洞察普京真实想法的绝好途径。两天后，叶利钦宣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他将放弃权力，将总统职责转交给总理。普京已经知道计划中的变化，因此知道他的这些信息将成为他担任总统职位的一种宣言。
这份文件的正式名称是《千禧年之交的俄罗斯》，这个名称不仅对其内容而言，而且对其呈现的形式也很重要。在媒体发表之前将其发布在政府网站上，普京似乎是在发表关于技术创新的声明，并表明他承认与人民沟通的重要性。然而，这是一种新型的运动，不是基于临时演讲台和选举中的巡回演讲，而是基于个人启示和向人们传播的阐释。这种准宗教的新闻管理方式将成为普京之后与媒体关系的特点，也是普京对待政治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媒介即信息，不如说信息反映了个人和时代的相互关系。
普京不仅概述了俄罗斯面临的挑战，而且还试图描述当时正在发生的全球变革的本质，尤其是向后工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普京认为，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统治下，俄罗斯远远落在了后面，而且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激烈改革，情况变得更糟了，在叶利钦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已经从苏联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解脱出来，陷入资本主义的深渊。在那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否定了国家的任何重要管理角色；俄罗斯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1991年共产主义体系垮台后，俄罗斯从国家主导的制度转向与之相反的制度，其国内生产总值降低42%，正如普京指出的，使得该国经济比美国经济小了十倍，比中国经济小了五倍。经济特点是投资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低，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少得可怜。俄罗斯一方面因为扭曲的苏联发展模式，尤其是过度关注原材料和国防工业，忽视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另一方面还因为它自己在转型中的“错误、误判和缺乏经验”而付出了代价。不过，普京坚称，俄罗斯现在“已经走上了全人类前进的高速公路”。换句话说，俄罗斯已经摆脱了共产主义幻觉，即认为它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行的现代性用来替代西方所实行的现代性。对于普京来说，除了市场经济和民主之外别无选择。因此整个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像德国早期一样在寻求独特的道路。这代表了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选择。“普京之路”的本质在于，俄罗斯没有特殊的道路，因为1945年的废墟已经向德国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只能适应全球发展的主流。
至于普京对俄罗斯共产主义时代的理解，他认为，“不承认那些时代无可置疑的成就将是一个错误”，但他坚持认为，“意识不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不得不为这场社会实验付出代价将是一个更大的错误”。为回应索尔仁尼琴的共产主义代表着“疯狂冲进一条死胡同”的观点，普京接着说：
更重要的是，不理解历史无用论是一个错误。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权力并没有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极具活力发展的社会和人民自由的繁荣国家。共产主义明显地表现出它无法促进健全的自我发展，注定我国要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死胡同，它远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流。
这是从过去学到的第一条教训，反映了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人的真实声音。它与关于应该如何实现改变的第二条教训密切相关。在本章以及后面的普京思想中，最强烈的主题之一是拒绝革命，认为它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模式，是有利于“渐进的、审慎的方法”：
俄罗斯已经达到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灾难和激进改革的极限。只有对俄罗斯及其人民绝对漠不关心的狂热分子或政治力量才会呼唤新的革命。无论是共产主义的、民族爱国的，还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口号，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都无法承受新的激进分裂。国家的耐力和生存能力以及建设性工作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道德上都会轻易崩溃。
正如我们将有机会注意到的那样，普京会不断重复这个主题，这反映了他对正常政治的承诺。
由前两条教训引出了第三条教训：俄罗斯应该找到自己的道路，拒绝“试用从外国教科书中提取的抽象模式和方案”。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与他们试图克服的共产主义实验属于同一类别：根据普京的观点，这两种改革都被描述为“机械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该观点明显改变了早期对特殊国家道路的否定。存在于这种明显矛盾之中的权力源于尝试摆脱过度借鉴外国模式，同时试图避免陷入否定国际经验价值的另一个极端。
寻找独特的普京式（Putinite）“第三条道路”，使他的领导力独具特色（参见第3章）。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试图超越俄罗斯历史的矛盾，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国际乌托邦主义和转变为斯大林思想的国家救世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普京权力的主要源泉。两者的因素仍然存在于许多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政治运动内，尤其存在于久加诺夫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普京的政策基于巨大的超越冲突的想法，正是这些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曾经既塑造又撕裂俄罗斯。我们可以在此注意到一个出自他传记的非常特别的事例。1721年，彼得大帝把首都从莫斯科搬到了他新创建的城市圣彼得堡，从而开启了与莫斯科长达数百年的竞争。列宁在1918年将首都迁回莫斯科，此后圣彼得堡这座在1924年至1991年期间被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北部城市变得黯然失色。普京在圣彼得堡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其中包括2006年7月召开的八国集团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并确保它成为许多个州际组织的所在地，宪法法院也于2008年迁往那里。普京无法克服两个首都之间的竞争，但他肯定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两者的政治意义。在2003年庆祝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之际——当时这是一座拥有500万居民的城市（与莫斯科800万人口相差不远），不仅在两座城市之间，而且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和莫斯科的俄罗斯之间也出现了和解的时刻。
《千禧年宣言》中出现了一些其他主题，后来成为普京领导的特点。其中之一是试图达成全国共识，以避免再次在基本的价值观和方向上将国家分裂，就像1917年之后和20世纪90年代一样。普京明确支持反对“以任何形式恢复官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宪法原则，并坚持认为“民主的俄罗斯不应该有强制性的民事协议”，尽管他强调“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达成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作为发展的目标、价值和方向”。这些可以通过传统的俄罗斯价值观来实现，他在这里列举了很多：爱国主义，它应该没有“民族主义的自负”，而是作为使俄罗斯“更好、更丰富、更强大和更快乐”的灵感；伟大的俄罗斯，在这里普京坚持认为“俄罗斯过去有伟大的力量，今后也将继续保持下去”；国家主义，普京最有争议的论点之一（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社会团结，“共同努力的集体形式的活动总是胜过个人主义。家长式情结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社会”。虽然普京的方案代表了对历史矛盾的超越，但我们在这里显然发现了一个他自己的思想：在自由个人主义和国家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之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的话，我们将在稍后看到。
恢复国家是普京总统职责的中心。在《千禧年宣言》中，他坚持认为：
俄罗斯不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在这两个国家，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我们的国家及其体制和结构在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俄罗斯人对国家威力的明显削弱感到震惊。公众期望恢复国家的指导和调节作用，从俄罗斯的传统以及国家的现状向前发展。
这不是拒绝自由主义价值观，像一些评论者所主张的那样，而是建议这些价值观必须适应俄罗斯的情况。在文章后面的部分中，普京将强大的国家置于其方案的中心位置，但坚持认为这与过去的极权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俄罗斯的强大国家力量是民主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可行的联邦制国家。”这是经济和其他政策的基础。普京并没有寻求在一方面向西方价值观投降和另一方面在极权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因为他明确地选择了西方市场民主。问题不在于缺乏对结局的定义，而在于手段。
从以上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普京追求的不是变革有多么激进，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们只是延续了其前任的工作，只是它们被实施的方式。普京为自己设定了任务，拒绝俄罗斯历史上许多特征性的急剧转变和革命性突破。取而代之的是，他试图实现一种正常的政治。这确实是普京领导力最矛盾的特征之一：其平凡性代表了与过去的彻底分歧；然而，试图用未来导向的战略接受过去的历史，意味着普京的政治充满了后苏联的精神，同时又常常呈现着新苏联的一面。正是这一矛盾的力量，成为普京权力的源泉。
普京用自己的想法掌握了如何处理该国面临的问题。同时，他试图利用学术专长来制定适当的策略。为此，他于1999年12月成立了以格列夫为首的战略发展中心。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为未来10—15年的俄罗斯发展制定战略。其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经济学家叶夫根尼·亚辛、弗拉基米尔·马乌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叶利钦的宏观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后来在辞职前又成为普京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格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中心的战略是基于为俄罗斯制定一种“特殊的”发展道路的想法之上，如若不是第三条道路制定。总统选举后不久，格列夫指出，“普京的立场非常激进，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完成我们面前的任务”。名气不大的普京很快就表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改革者。格列夫提出的改革总统办公厅结构的建议，生动地反映了从一个相对自我调节的政治制度转向更有针对性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可以表现为自主和自治。假设他确实希望在其统治期间确保该国的秩序和稳定，俄罗斯联邦新总统并不需要一个自主的政治制度。他需要一个政府内部的政治架构（机构），这个架构不仅能够预测和制造令俄罗斯满意的政治局势，而且还能够为俄罗斯联邦和近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进程提供运营管理。
这种被称为“管理型民主”的新型的、更有针对性的制度的核心是总统。格列夫后来成为贸易和经济发展部部长，有意识地以更加温和的方式复制日本经验，就像著名的通产省充当了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崛起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发动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格列夫中心的报告在详细政策制定中只扮演了一个边缘角色，该倡议确实被递交给了直到2003年2月为止都由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领导的政府。普京试图扩大有关政策选择和智库使用的争论，表明他至少承认需要有各种信息来源和政策选择。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下，一个蓬勃的公共领域已经出现，普京现在试图利用现有的人才资源。俄罗斯顶尖的智库之一是外交和防务政策委员会。该机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总统提供战略指导和建议，由谢尔盖·卡拉加诺夫领导，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前政客。由于预期领导层会发生变化，从1998年底开始，该委员会就俄罗斯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项重要研究，并明确它是为新总统设计的计划。这份报告于2000年发表，正好赶上被新领导人使用。它不仅与俄罗斯“要做什么”的永恒问题（用它自己的话说）相关，而且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如何做到这一点”上。卡拉加诺夫坚称，外交和防务政策委员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协会，300多位公民参加了各种讨论，这些讨论形成了报告。力求帮助国家和社会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构想。报告涵盖了俄罗斯政策的各个方面，下面我们将详细说明其主要观点。普京明确地将主要经验放在心上，他的政策解决了这篇报告中所表达的担忧。
在他的介绍中，卡拉加诺夫列举了困扰俄罗斯进入新千年的弊病：1992年开始的改革失败，国家弱势，国家与社会之间、地区与中心之间的鸿沟，以及俄罗斯退化的外交政策立场。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该国的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国家陷入了死胡同：“如果统治阶级在其结构自身没有发现引领社会转向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变革的力量，那么俄罗斯注定要衰败和破坏。”他强调，俄罗斯应该停止“为过去的幻影而奋斗”，因此没有必要专门研究“俄罗斯思想”，也就是说，不必对俄罗斯意义进行无休止的形而上学研究，而是应该着手“统治阶级、整个社会必须进行自我限制”，并需要放弃宏大和不可持续的野心，关注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
这种相当悲观的态度反映在对俄罗斯民主状况的讨论中。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至多是“未成熟（或不成熟）的民主”，缺乏实现更加成熟民主的一些关键要素，并且具有太多“不必要的”特征，其中许多特征是从晚期的极权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家已经联邦化，它建立在苏联伪联邦地区分裂的基础上。地方分权与国家的封建化紧密相关。一次又一次，尤其是与军方有关的新机构的建立伴随着旧机构的幸存。在改革机构的背后，“存在着隐藏的苏联式的——假如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行政惯例”。“法治面临着非正式关系的世界，这样的灰色地带无处不在，那里的法律也是沉默的。”“权威没有得到巩固，因此权力无法真正成为国家力量。”政治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引发了三大问题：缺乏持续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未能捍卫该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难以让社会相信，民主“最大程度上反映了所有人的利益，从而获得了公众对民主变革的支持，以确保其在俄罗斯的实践中不可逆转”。
关于外交政策，报告对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持批评态度：
最主要的是国家的政治阶层不理解，也不想理解显而易见的真理。俄罗斯没有输掉“冷战”，它很荣幸地从中脱颖而出。但是由于错误的政策、不稳定性、对奇迹的一贯期待、国家几乎蓄意的弱化和有力的决策的无休止推迟，我们失去了后冷战世界（原文中强调），功败垂成。
报告中的诸多解决方案中，本章坚称，俄罗斯应该与“八国集团”的关系正常化。2000年7月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上，这是普京议程的首要议题。2002年7月在加拿大的卡那那斯基斯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上，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并被邀请主办2006年峰会。
随着公共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腐败被认为是俄罗斯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透明国际”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1999年和2000年的99个国家里排名第82位，但2001年在91个国家里排名第79位，2002年上升到102个国家里（参见第6章）的第71位。尽管存在大量的腐败行为（贿赂等），但是，由于私人机构和公共事务机构的相互渗透，“国家机器与私人资本的合并（srashchivanie）”也引发了制度性腐败。在斯大林统治之下，一个强大的犯罪团伙网络出现了，并依附于国家，但在后斯大林时代，它们成为虚拟的“国中之国”，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在叶利钦的领导下，随着商业和国家有效地合为一体，经济和政治事务实际上融合在一起。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别列佐夫斯基，此人被克列布尼科夫称为“俄罗斯的洛克菲勒”。到普京掌权时，据估计，高达40%的企业处于“影子经济”之中，雇用人数超过800万。所有地区似乎都落入了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手中，臭名昭著的普里莫尔斯克（滨海）边疆区、阿斯特拉罕州的港口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秋明州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卡拉加诺夫的报告承认国家已经被高度分化，需要在部门、行业和区域层面采取差异化的反腐败战略。
关于宪法改革的关键问题，报告指出了两种对立观念之间的“辩证统一”：“既需要确保基本法的稳定性，也需要引入变化，因为改变由生活本身所决定。”这份报告反映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所有基本论点，但最终还是进行了一些温和的更正：
有两个结论：要么尽一切可能确保当局履行宪法规范，并提高其政治和法律文化，要么使宪法不那么“依赖”、更严格，消除一些最明显的缺点。很显然，实现文化变革可能需要数十年。这是对宪法进行某些修改的一个论据。
报告的作者们并不建议将俄罗斯从行之有效的总统制共和国转变为议会制，并且真的坚持认为，这样的呼吁是非常危险的：“议会制共和国是一个独轮车，总统制共和国是两轮的自行车，而总统—议会制是三轮车，是最稳定的。”
《千禧年宣言》和《俄罗斯战略》这些文件为分析普京就任时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两个基本出发点。在本节中，我们将利用他在联邦议会（议会的两院——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放在一起看待）的年度演讲，因为该演讲反映了普京在优先事务和关注点上的一些变化。普京的年度演说一时间起到了评估优先事项，充当纲领性文件的作用，同时也向公众表明了政策的正确性。在审视它们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它们不仅仅是宣言，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普京思想的演变。普京认为这些演讲是重要的记录，所以往往将它们发回重新修改，直到他们抓住让他满意的符合他偏好的语气和内容为止。
2000年7月8日，普京第一次演讲时集中表达了他最喜欢的主题，即在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同时，需要“强化国家”，建立“单一垂直的行政权力”。他驳斥了“关于专政和专制主义的猜测”，并强调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和民主的国家……能够保护公民、政治和经济自由”。他谴责“不合理的税收水平”，承认由于规则含糊不清，国家纵容了腐败、资本外逃和影子经济的发展。尽管经济有所增长，俄罗斯在经济上依旧缺乏动力，有可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更重要的是，如果政策没有改变，俄罗斯民族就会面临灭绝的威胁。尽管民主国家的雏形已经建立，但他坚持认为，“法律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常常还是太大了”。到目前为止只有公民社会的轮廓发展了，现在还需要耐心地工作，才能使社会成为政府的平等伙伴。普京坚持认为，“俄罗斯无法将爱国的责任与彼得·斯托雷平（1906年担任总理，1911年在任上被暗杀）所描述的公民自由”结合起来。普京通过支持政党发展为“人民与当局之间的永久联系”，力图重建政治空间。具体任务包括税制改革、制定政党法、市场经济立法框架、现实社会政策和行政改革。演讲阐述了他开始实施的俄罗斯改革战略。
这是普京最激进的演讲之一。他首先回顾了他早先完成的重组联邦关系的计划，并坚称“国家权力侵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他谈到了司法改革的发展和立法质量的提高。他认为，除了影子经济以外，对那些对官方体系失去信心的人来说，又出现了一种“影子正义”，所以法官的地位需要改进。在经济上，资本外逃仍在继续（每年约200亿美元），国家仍主要依靠“以租赁为基础的经济”而非“生产型经济”。在不活跃的经济基础上实现了“平衡点”，这不仅是因为“官僚主义改革的阻力”，也是由于这个体系本身是基于普京所称的“地位”租金（贿赂和补偿）之上的。最为急迫的行政改革的重点在缩减官僚机构。他指出，联邦和地区公务员人数从88.2万增加到了100多万。普京再次重申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效率不是由其控制的财产数量决定，而是由监督关系国家公共利益的政治、法律和行政机制的有效性决定的。”这点恐怕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很有兴趣听到——他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在2003年被有效征用了。在外交政策上，普京没有提到美国，而是优先考虑与欧盟的关系。他强调经济因素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因此，中央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法律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改革是重点。
他的这一演讲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举行的。在演讲中，普京获得了充分的认可，因为他使“持久反恐联盟”成为可能，俄罗斯正在“与世界各国建立建设性的正常关系”。司法改革已经取得进展，大部分必要的法案和法律已经通过，但整个制度需要更加人性化。然而，演讲的重点是经济问题。普京坚持强调要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反映了他因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而产生的挫败感，尽管他确实强调了政府的一些成就。他指出，2001年经济持续增长，实际收入增长了6%，失业人数减少了70万。这意味着俄罗斯的经济刚刚回到1998年8月份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那年的金融危机几乎让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半。要达到共产主义落幕和苏联解体之前的1990年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普京对政府经济增长率在3.5%—4.6%的预测表示不满，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是现实的，并且他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如何实现更高目标的新想法。
这一部分演讲反映了普京的一贯面孔，计划要起到劝勉和鼓励的作用。然而，在讲话中其他部分，普京后苏联的面孔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在他强调需要限制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对政府官僚作风的批评方面。他警告说，“指挥系统的习惯仍在持续”，并且力促严肃进行行政改革。这是对他呼吁的自然垄断改革、支持科研需求所需要的一种平衡，同时也为了国家更有效地管理资产。让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仍然是普京经济议程的核心内容。总的来说，普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他认定的国家角色观点仍然存在许多灰色地带。因此，反恐斗争加入了行政和法律改革这个一般性主题中，同时也为改革制定了一些具体任务，如住房和公用事业改革，武装部队的现代化以及国有财产管理的改善。
由于伊拉克战争，普京在2003年的讲话被推迟了，而且似乎由于他不喜欢先前演讲草稿中表达出来的一些自满情绪。作为行政首脑，总统必须对政府的行为（或不作为）负责。早期的演讲强调了制度的稳定性和规则的引入，并结合具体的措施（支付工资、养老金指数化、鼓励小企业等），这与叶利钦的建设市场和民主的抽象概念相反。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剧变后，社会希望“不再有革命，而是冷静并考虑进步”。普京在发言中谴责自满情绪，并警告存在停滞的危险。他警告说，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经济的根本依然“非常疲软”，国家依然背负着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过度依赖暂时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行政效率低下以及人口减少的沉重负担。他将经济成就归类为“非常非常温和”，并设定了十年GDP翻番的目标。只要经济没有好转，俄罗斯就无法再次成为一个富强国家。他警告说，恐怖主义“威胁到我们国民的安宁与安全”，并且坚持俄罗斯应该有专业而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来捍卫国家。他赞扬那些在2003年3月的公投中投票支持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车臣人民，并坚持认为车臣人民应该有机会获得“正常的人生”。他警告在即将举行的杜马选举中的议会民粹主义，同时欢迎选举成为俄罗斯多党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期待在选举后形成一个“依靠议会多数的专业和高效的政府”。因此，俄罗斯想要转变为强国，需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减少贫困，并像往年一样使军队现代化。
普京此次的讲话揭示了言行之间的鸿沟，并非领导层和人民之间的对话，讨论已开始采取了独白的形式。经济部分不再强调结构性改革，而是为在社会领域走向市场找到理由。这次演讲呼吁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医疗改革（强制性和自愿性医疗保险）以及教育改革。原材料出口部门将会继续改革，而在军队改革方面，总统将话题放在了一般性问题上。至于政治制度，普京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民主状况进行必要的评估”。他再次承诺自己将继续维持一个“自由的政治路线”而不会退缩，但显然普京会保留自己的权利，将自己作为判断适合俄罗斯的民主权利水平的仲裁者。他谴责那些“刻意将加强国家建设解释为专制主义”的人，指出他们试图削弱俄罗斯。他谴责党内预算缺乏透明度以及党的腐败似乎只适用于反对派集团。他对“被外国人喂养”的非政府组织的评价回到了苏联时代。这场演讲充满了对社会管理问题的家长式和官僚主义态度，而没有反映出一个充满平等公民的自信的多元化的民主社会的样子。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得到加强，还有人们熟悉的那些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一倍，扶贫，解决住房短缺矛盾，医疗保健的现代化和一如既往的军事改革。
普京在联邦大会上的第六次发言透露出了一种相当沉重的情绪。演讲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进行的：审判尤科斯对俄罗斯形象和投资环境造成巨大的损害；2004年9月1日至3日的别斯兰学校人质危机的创伤（参见第3章）；在别斯兰大屠杀之后，包括任命地方首脑在内，9月13日宣布的一系列措施被视为民主的倒退；2004年秋季乌克兰总统大选遭遇挫折，当时普京支持失败者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他试图窃取其竞争对手维克托·尤先科的选票，后者在“橙色革命”之后上台执政；以及2005年初针对社会收益货币化的大规模抗议。人们普遍认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倒退到混乱和专制主义之中。
普京利用这个机会强调了三项主要任务：加强法制、人权和政治制度，以避免当局与人民之间出现隔阂；联邦的巩固；以及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他坚持认为，巩固民主是俄罗斯的当务之急：“主要的政治思想任务是俄罗斯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他坚称，政治自由“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在经济上是有益的”。他对政治文化方法提出质疑，认为俄罗斯人不太适合民主政府、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想让那些认为那样的人回到政治现实中来……没有自由和民主就没有秩序，没有稳定，没有可持续的经济政策。”为了回应西方的批评，普京强调，俄罗斯民主的“特色”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牺牲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代价来换取：“俄罗斯……将自主决定走向民主的步伐和条件。所有这些都将以合法的方式完成。”普京警告说：“任何为了非法的斗争……为了民族、宗教和其他利益都与民主原则相抵触。国家将会（对这种企图）以合法但强硬的手段做出回应。”这实际上是“主权民主”的宣言。
普京将1991年苏联解体描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和“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并警告说“崩溃疫情”现在正在威胁俄罗斯本身。不过，他强调说，苏联已成为过去，今天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不是退出民主，而是加强整个社会的民主体制和原则。他强调了恐怖威胁对俄罗斯的严重性：“过去几年来，我们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威胁仍然严重，我们还将继续受到沉重的打击。”在经济领域，他放弃了两年前提出的在十年内使GDP增加一倍的承诺。相反，他强调俄罗斯需要更多的外国投资，但也指出了一些阻碍，他坚持认为这些阻碍是国家安全所必须要求的。他呼吁进一步明确划定国家有合法利益和对外资开放的区域：“现在是确定经济领域的时候了，加强俄罗斯主权和安全，要求国家和国有资本必须在特别的控制之下。”对于20世纪90年代有争议的私有化限制规定从十年减至三年的问题，他多次强调重新审查所需的法律时效，对未申报的资本实行新的统一的13%的税率以鼓励“外逃资本”的回归，并将部分黑色经济带出阴影。他警告了腐败的官僚权力，指出“政治和企业官僚主义行为并不比政府官僚主义行为好多少。我必须警告他们，对腐败的官僚主义放弃行使权力并不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没有提到有争议的社会改革问题，这个措施在2005年早些时候实施，引发了对他担任总统职位的最大抗议。
人们普遍预计，普京在联邦大会上的第七次演讲将把重点放在外交政策上，在冷战的回声听起来更加强烈的情况下，尤其是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更是如此。结果，演讲的焦点却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对美国的行为以轻蔑的沉默置之不理。由于7月份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举办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普京显然不希望扰乱该会议的议程。他确实让自己注意到：“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能摆脱集体思维和偏见的刻板印象，这是全球对抗时代的结果，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委婉地警告不要在伊朗使用武力，“武力方法很少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而且其后果往往比最初的威胁更可怕”，并指出“狼知道吃谁……而不会听从任何人”，这是暗指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度。很明显，普京对演讲稿的初稿并不满意，所有证据都表明他积极参与了演讲稿的起草工作，这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这些演讲不仅仅是公开言论的行为，也反映了他对行政管理最深的关注。
随着经济继续连续第七年实现增长，能源收入快速增长——2005年俄罗斯石油收入达到1130亿美元，另外300亿美元来自天然气出口——这次演讲描绘了一个独立俄罗斯的强大形象，并且有一支高效的军队准备好捍卫自己的愿景。他说：“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击退潜在的外来侵略者和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并且应该能够回应任何向俄罗斯施加外交政策压力的企图。”他强调了战略核力量在这一努力中的作用，并宣布未来五年将大幅加强核三角的力量，其中包括2006年投入使用两艘战略核潜艇。普京表示，“我们的军队应该有足够的机会对当前的威胁做出适当的反应，军队应该包括能够同时在全球、地区和必要时进行的若干局部冲突中战斗的武装部队”。普京坚称，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应该与其他核国家的国防开支相当，尽管2005年俄罗斯大约有200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而五角大楼的预算为4470亿美元。现役军人的住房和其他福利问题也将得到解决。然而，他警告说，对军方的支持应该由他一贯坚持的主题——国内现代化来平衡。“我们决不能重复苏联和冷战的错误。我们决不能为了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而牺牲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一个死胡同……我们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理论应该回答最热门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不仅仅是反对恐怖，而是反对核、生物和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二个主题占了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涉及人口问题和支持家庭提高出生率的必要性。2002年10月9日的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人口为1.452亿，低于1991年的1.486亿，每年自然减少70万人，2006年已下降到1.425亿人，下降趋势并没有被每年从苏联加盟国移民的10万人所抵消。普京宣布了一项2007年预算的特别计划，该计划将为每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每月支付1500卢布（40欧元）的费用，并为第二个孩子支付这笔费用的两倍，还宣布政府应该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向妇女提供至少250,000卢布（6755欧元）的经济资助。不过，他知道，金钱奖励本身并不能阻止人口下跌。他说，如果不改变社会对家庭和家庭价值观念的态度，就不能解决低出生率问题。长期以来，人口下降问题一直困扰着普京，但他从未如此高度关注过要阻止生育率下降。在2007年8月的选举周期中，养老金也继续增加（平均每月2764卢布——75欧元）20%，这是一件额外令人高兴的事情。
这两个主题都反映了俄罗斯公民的关注点，因此在俄罗斯的国家需求被优先考虑的情况下是“民族主义”的。这些问题涉及，“民族”发展，优先于“国家”的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解决的其他问题包括使卢布在2006年7月1日之前完全可兑换，比2003年向议会提交的目标提前六个月。他还概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旨在“鼓励投资于生产基础设施和创新，同时保持金融稳定”，包括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知识经济，并命令政府加快创建飞机和造船控股公司以提高其竞争力。普京证实了他对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承诺，但警告说，“关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不应成为与这个组织的活动无关的事务讨价还价的主题”。他重申他对民主的承诺：“我确信，在无法确保人权和自由、缺乏有效的国家组织和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国家，不能实现任何重要的目标。”他的基本立场概述如下：
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平衡国家和社会领域结构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同时，当我们计划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政治制度时，当然应该考虑到我们社会的现状。在这方面，我会注意到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一些国家机构和大企业缺乏公共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再明显不过了。数百万人民的厚望被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改革压制下来。但是政府和企业都没有为这些希望做出合理解释。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领域的一些成员无视法律和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个人致富——以牺牲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为代价。在我们制定旨在确保为群众提供主要利益的伟大国家计划时，我们已经得罪了一些人。
普京认为，商业阶层和官僚机构都不可信任，但只留下政治体制作为人们愿望的储存库，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表述，证明了行政机构与国家所有其他社会力量来源相比处于支配地位。
普京的最后讲话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但他对国际社会不接受俄罗斯作为“正常”国家的挫败感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内问题上，基调是积极的，与之前的一些演讲相比，对俄罗斯存在威胁的意识有所减弱。他指出，俄罗斯在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的同时，贫穷人数减半。他为实际的变化辩护的理由是，向完全的比例代表制转变将促进政党的发展（参见第4章），而地方首脑的中央任命（参见第7章）将减少地方部族的权力。他指出，俄罗斯的崛起引发了消极的反应：
坦率地说，我们的稳定和逐步发展的政策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口味。有些人娴熟地运用伪民主的言论，想把我们带回到最近的过去；一些人为了再次掠夺国家的资源、抢劫人民和国家而逍遥法外；还有其他人为了剥夺我国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性。越来越多的国外的资金涌入，被用来直接干预我们的内政。回顾更遥远的过去，我们回想起关于殖民时期之于殖民大国的文明角色言论。今天，“文明”已经为民主化所取代，但其目标是一样的——确保单方面获益和自己的优势，并追求自己的利益。
他谈到了发展卫生、教育、农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国家项目”，计划投资高科技以便创造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大规模的房屋建设（部分由出售尤科斯石油公司资产资助），到2020年发电能力将增加三分之二，其中包括建造20座新核电站，建设连接里海和黑海的新运河以及增加国防开支。
在简短的关于外交政策的部分中，普京宣布俄罗斯暂停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该条约于1990年首次在北约的22个成员国与现已不存在的华沙条约组织签署，考虑到冷战后的现实，该条约于1999年被修改。普京指出，只有四个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批准了修改后的条约，“诸北约新成员，例如斯洛伐克（他的意思是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共和国，尚未加入《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他拒绝西方列强将正式批准条约与俄罗斯在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承诺俄罗斯军队撤出格鲁吉亚和德涅斯特联系在一起。他还谴责西方计划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很明显，普京对俄罗斯多年来单方面的让步没有得到西方的回应感到不满。演讲概述了对俄罗斯需求的现实评价，但也包含了强烈的自豪感。目前还不清楚，如果能源价格下跌，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将会如何可持续发展，公共管理的弱点以及普遍的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先前的演讲谈到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俄罗斯现在有过高评估其实力的危险，并且采取将国家与邻国和世界隔离的政策。
他指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发言，并提出以下观点：
我想在这方面指出，对联邦议会的八个发言中，每一个都不仅评估了俄罗斯的情况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还确定了长期优先事项，包括社会领域、经济、国内外政策以及国防和安全方面的优先事项。虽然也许不完整，但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当具体和实质性的俄罗斯发展的可持续性概念方案。其实施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建设性工作，并需要巨大的努力和巨大的财政资源。
他指出，许多人预计他的演讲“主要集中于总结和评估自2000年以来我们共同完成的工作”，但他坚持认为“对我们来说，评价我们自己的工作是不合适的，现在还不是让我罗列政治遗嘱的时候”。虽然普京可能避免评价他的总统任期，但本书的任务是对他领导的成就和失败进行一次中期评估。
结论
所有这些表明，政治现在已经变得“正常”了，因为政治形态的更大宪政问题现在已经让位于政府管理和基于私有财产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有效市场经济的管理。然而，在后共产主义革命高峰期持续了20年之后，在20世纪革命性的“非凡”措施之外，俄罗斯的正常毫无疑问地回来了，但也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非政治化破坏了有效民主所必需的政治多元化，并鼓励了官僚主义和腐败。俄罗斯不可能简单地“恢复正常”，因为俄罗斯的正常状态一直伴随着紧急和临时元素。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看到他希望得到实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