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与发展,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由地区性的局部状况日益转化为全球性状况,这样便形成了影响全球的资源短缺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在危机发生条件下,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不断增强。于是,人类开始不断反思原有的不考虑资源环境因素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全球共识性的基本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有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当然,这个权利不仅是赋予当代人的,而且也是赋予后代人的。自此以后,各国致力于框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现在给出的定义已有几百条目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念诞生以来,国际社会及各个国家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开创出一条既有普适意义又有独特意义的道路。比如:美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之路、英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日本的循环型社会的打造等,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特别是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文件,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大潮。根据该文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人、地球、繁荣、和平和合作伙伴等方面的17项可持续发展大类目标,以及相应的169个子类目标,从而被认为是一张通过消除全球贫困、实现全球永续发展的路线图。其目标见表1-1。
表1-1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17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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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理解的最新进展,将对全球以环境治理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六大影响(董亮、张海滨,2016):第一,更加凸显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第二,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的作用得到强化;第三,通过数据与指标的调整推动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四,联合国环境机构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第五,资金融资与技术转让的渠道进一步多元化;第六,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问题将相互交织在一起 。
自此以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实践指南,是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甚至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找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出路与归宿。
可持续发展理论界定了绿色发展理论的主要目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实践样本。
首先,可持续发展理论界定了绿色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绿色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是如果表述得更恰当一些,绿色发展理论主要目标就是研究经济社会具备何种条件,以便达到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过程中消耗较少的资源或者不增加资源消耗的同时,不再产生或者较少产生环境污染排放。
其次,可持续发展理论确定了绿色发展的研究对象。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容与目标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围绕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实现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发展的事项。这就意味着绿色发展也要围绕这三大系统,重点是三大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协作发展与协调发展,即如何有效在资源消耗的最小化、污染排放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找到平衡,这就需要绿色发展理论提供方法、手段与途径。
再次,可持续发展为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例如: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时空分析法等,在研究绿色发展时,都可以加以利用并进行有效组合,以更有效地展现绿色发展理论成果。“条条大道通罗马”是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基本准则,我们看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唯心,不唯一种方法“马首是瞻”。
最后,可持续发展为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试验田。把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践地区作为绿色发展理论的试验样本,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践区域为绿色发展积累了重要经验,布局了重要的产业空间,形成了主要的社会认知,因此,也较易取得绿色发展成果。
可持续发展作为各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可以说是一个总体指导性的原则。具体发展要求与模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总体说来,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诞生以来,有三种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是鲍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宇宙飞船理论经济的集中概括形式,强调的是经济系统通过物质与能量的减量化、循环化与再使用化,达到物质与资源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与过程都得到有效利用与配置的状态。循环经济主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既涉及经济系统中的生产与消费问题,又关系到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问题,无论是哪一种问题,都可以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加以有效解决,特别是对于物质与资源通过循环利用其效率不断得以提高这一现象较为关注。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方面,侧重于资源的减量、循环与再使用,其基本目标就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稀缺问题。当然,这种资源稀缺性与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稀缺性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知道,经济学资源稀缺性是指与人们的欲望相比,商品与要素数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这里的资源稀缺性是经济稀缺性的一种,重点关注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包括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供给赶不上需求,出现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进一步表现出来的事实是,循环经济通过“循环”方式可以为解决资源稀缺性打开大门,这样看来,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方式,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与状态。
循环经济在国外较好的案例阐释就是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该园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产品、废弃物上下游之间的生态共生系统。这种生态共生网络体现在表1-2中。按照生态共生的原则,在卡伦堡园区内,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产品—废弃物—原料—产品的转换,通过这种转换,卡伦堡园区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建立了紧密而又相互协作的关系,“共生与循环”就是该园区的主要特色,企业之间通过废物交换相互连接,不但为企业节约了成本,还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表1-2 卡伦堡生态工业园的经济主体间共生网络关系
与国外循环经济发展情况相比,我国的循环经济理论探索与实践推进要晚些。自2005年以来,我们进行了两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工作,涉及重点行业、产业园区、重点领域与各省市等不同层面,共178家单位。此外,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循环经济促进法》)。随着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修订势在必行。
循环经济理论给予绿色发展的理论养料在于:循环经济构建的循环共生的理念有利于绿色发展理论的推进与发展。垃圾被认为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一些垃圾可能还形不成资源,原因在于不存在适当的转换技术,要么是因为技术条件不具备,要么是因为经济代价太高。一旦具备技术条件,垃圾就可转化为资源,变废为宝。通过科学地处理垃圾,促进垃圾的利用和资源化,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实现循环发展,这就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循环经济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与途径,不是绿色发展的目的与状态。
与循环经济相比,低碳经济有其独特的内涵,低碳经济主要是从经济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能源使用与二氧化碳排放这个角度得以阐述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要义在于经济发展的低能耗、低碳排特征及能源结构由化石碳基能源向非化石清洁能源的转型。
低碳经济是以3E(能源、环境与经济)系统为基础,重点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总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脱钩发展,涉及的措施主要包括: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能源清洁技术进步,加大资源环境税改革等。也可以说,低碳经济重点集中在能源与二氧化碳领域内,通过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变,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经济增长量与温室气体排放量脱钩发展。
因此,低碳经济可以归纳概括为:通过能源消费方式的转变,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与以清洁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里,“低碳”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容,因此,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经济发展的状态,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
从理论范围来说,循环经济关注的是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而低碳经济关注的是能源—碳排—经济系统,因此可以说,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属于循环经济理论范畴的。
国际上的低碳经济是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开始的,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海平面的上升、冰川的融化、自然灾害的严重,将导致沿海城市被大海吞噬等问题。提出低碳经济的背景是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而全球气候变化(变暖)的根本推动力是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世界各国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也出现严重分歧,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在对加入《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反复无常的行动。
国内发展低碳经济的态势也很明朗。我国低碳经济现已由点到面逐步开展。早在2007年,我国就已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该方案系统阐述了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主要措施等。2010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首批低碳省市试点,主要包括广东省、陕西省、辽宁省、湖北省、云南省、天津市、重庆市以及深圳市、厦门市、南昌市、贵阳市、保定市、杭州市。2012年,又确定了北京市、上海市、海南省和石家庄市、秦皇岛市、晋城市、呼伦贝尔市、吉林市、大兴安岭地区、苏州市、淮安市、镇江市、宁波市、温州市、池州市、南平市、景德镇市、赣州市、青岛市、济源市、武汉市、广州市、桂林市、广元市、遵义市、昆明市、延安市、金昌市、乌鲁木齐市29省市作为第二批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
低碳经济的发展对绿色发展具有伴生效应。原因在于,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结果是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占比上升。这种变化直接带来的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同时,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也在减少。我们以煤炭和石油为例来说明此问题,煤炭消耗与燃烧带来的主要污染物有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氮、粉尘等,而石油燃烧而生的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碳等。因此,我们可知,低碳发展可与绿色发展形成相互支撑的体系,或者说,两者具有协同性。这意味着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在发展方式与思路上可谓是一脉相承。但是低碳发展仅仅侧重于能源方面,关注面较绿色发展窄。
绿色经济是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基本出发点,以资源投入最小化、污染排放最小化与经济发展收益最大化为基本操作点,通过不同实现途径与措施,以尽快培育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达到脱钩状态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资源投入最小化、污染排放最小化与经济发展收益最大化是绿色经济最为本质的特征。资源投入最小化要求生产产品所需最小量的自然资源;污染排放最小化,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副产品污染排放要求是最低程度上的;经济发展收益最大化,即绿色经济带来的三重收益(环境收益、经济收益与社会收益)最大化。这就是完整意义上的绿色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体现。
从经济发展手段与状态看,与低碳经济一样,绿色经济也能够同时反映两者共存的事实。绿色经济是一种兼有发展方法与发展状态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实现经济从黑色向绿色的转型,经济发展变得清洁了,污染减少了,这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同时,绿色经济也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这种状态是指绿色经济最终呈现出来的“美丽”色调。
基于以上关于绿色经济的理论要点,我们发现,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有着内在的联系与明显的区分。从联系来看,其一,三者本质上都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的不同层面的模式。无论是循环经济,还是低碳经济,抑或绿色经济,都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义,绿色经济最接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体征。其二,三者都是以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为基本处理空间,从不同层面研究该复合系统相互协调的基本路径与措施,这也是我们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从理论范围界定来看,绿色经济涉及资源—环境—经济方面,而循环经济涉及资源—环境—经济的减量化、资源化与再使用;低碳经济涉及能源—碳排放—经济系统。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循环经济是物质流意义上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是能源流意义上的绿色经济。因此,绿色经济理论范围最大,可以涵盖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二者是绿色经济的不同侧面。
绿色发展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就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理论为绿色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解决了理论存在性问题,使绿色发展具备了理论分析的可行性与推动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同时,进一步促进了绿色发展在经济发展各过程、各环节中深入地渗透。
绿色发展理论源于绿色经济理论,而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理论同时又给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如图1-1所示。
图1-1 绿色发展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理论关系
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形式与状态。低碳经济从能源与二氧化碳角度来界定,绿色经济则是从黑色与绿色发展相对立来界定,同时,低碳经济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完成绿色经济发展的目标,即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在一定层面上具有协同性质。
但是也应该看到,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与“绿色”可能会有相互矛盾之处,比如:“绿色未必低碳”,发达国家现已基本完成环境污染治理的条件与目标,但是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体,美国是典型的人均高能源消费的国家。
因此,绿色经济有深浅之分,浅绿色经济对应的是“绿色+高碳”,而深绿色经济对应的是“绿色+低碳”。发达国家现处于浅绿色经济向深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有的黑色经济向浅绿色经济或者深绿色经济的转型中,例如:中国目前正处于黑色经济向深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都是中国努力实现的发展方向。
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认识的不断增强,结合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的理解,人们开始思考当今时代特征与可持续发展如何结合,形象化地把可持续发展总结为绿色发展。这个提法较早出现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绿色发展 必选之路》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到2015年危机的影响仍然没有退去,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这为推广绿色发展理论与理念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2009年初,一些研究机构和政府组织提出“绿色新政”应对危机,把绿色新政看成是实现经济增长的着力点。例如:美国、日本、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力实施绿色新政,从而一场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绿色发展运动”在全球逐步升温。因此,从国际层面上看,全球金融危机是绿色发展大潮的直接诱因。
同时,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开始探析绿色发展,深化对绿色发展的理念,提出了一些发展对策,特别是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2010)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上强调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 李克强(2010)在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会议上也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国家重视,学者的呼吁与推动,绿色发展终于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绿色发展时代”(胡鞍钢,2010)。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绿色发展起源于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是绿色发展理论的养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绿色发展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推进剂,而中国对绿色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是绿色发展理论的形成主体、推广者与实践者。
不同经济学家和学者在文献论著中对绿色发展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目前也无标准、统一、权威的绿色发展定义与结论。为了更好地理解绿色发展概念的不同侧重点,我们把国内外学者对绿色发展概念代表性表述总结在表1-3中。
表1-3 国内外关于绿色发展的不同定义及其来源
由表1-3可知,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学概念是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特别是我国经济学家与学者不断深入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关关系的结果。在国外研究视野中,绿色发展作为一个规范的经济学概念尚未被正式提出,更没有对其系统的研究,只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从属范畴。但是在中国语境下,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特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任务,由此得到了一些学者对其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尽管不同学者对于绿色发展概念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归纳起来,学者们对绿色发展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程度的相通之处,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绿色发展是新形势、新阶段下的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全球经济危机是绿色发展的直接诱因,这是当前的新形势、新阶段,可以说全球经济危机催育了绿色发展,更能引起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思考。绿色发展不仅作为全球危机的催生物,还是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深入和细化的结果,是人类当前分析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较为全面的总结。可以说,绿色发展是每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国家不均质的区域性质,决定了不同地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找到本地区特色的发展路径。
第二,绿色发展概念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绿色发展真正要处理的就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就试图处理这对关系,形成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不同认识。乐观派认为,只要存在技术进步,就可以克服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情况;而悲观派则认为,由于人口呈现几何数增长,资源短缺成为必然,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所以,人类社会最终陷入不可持续发展境地。这两个学派争论了长达二百多年。然而,时至今日,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不断深入认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基本上是“乐观”的。绿色发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正式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出现的。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模较小、速度较慢,资源环境需求不是很大,并且此时资源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较强。因此,在这一阶段,资源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对经济发展不形成“约束”。
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资源消耗量不断增大,环境污染量不断提升,并且可能由局部性污染转变为全球性污染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者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资源环境就可能对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约束,造成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就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这个瓶颈的制约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技术不断进步,资源消耗量和环境污染量反而在减少,这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实现了“强脱钩”。
因此,绿色发展是在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约束条件下提出来的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方式的现实转变,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这个问题正是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更是发展中大国——我国在当前发展阶段中面临的现实紧迫问题,这对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的中原经济区也极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