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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发展主体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单一理性经济人”。这是对黑色发展主体的基本假定前提之一，其实就是经常提到的“经济人”。单一理性经济人构成黑色发展的实践主体。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单一理性经济人的本质目标，这就使得经济人把资源环境看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资源，生产者把资源环境当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成本，消费者则把资源环境看成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经济人单一的经济理性造成了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视以资源环境为代表的生态利益，在外部不经济负效应累积作用机制下，结果就造成了人类社会由“空的世界”转变成“满的世界”（赫尔曼·戴利，2001）。
此时，人类需要在“满的世界”中重新选择发展道路，重塑发展主体。所以，绿色发展主体就需要重新考量，实现由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相背离的“单一理性经济人”转型为以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协调为导向、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同时兼备的“双重理性经济人”（焦君红、孙万国，2007）。绿色发展主体的双重理性：一方面，要求发展本质上是实现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经济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要求把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降到最小的程度。综合看来，在绿色发展视野下，具备生态意识、生态良性和生态理性的经济人，在大自然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内，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确保资源消耗速度不超过资源再生速率，环境污染排放不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从而使得经济利益、生态利益两者达到协调的良好格局。
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双重理性经济人”与“生态人”（罗丽艳，2003；王国生、郭郦，2008；官锡强，2010）的本质并不相同。“双重理性经济人”是“经济人”在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做出的一种理性转化，即对原来建立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由原来的单一理性的经济人转换为同时具备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经济人。所以，“双重理性经济人”仍然是在经济学框架下运作的，成为经济主体实现经济目标（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起点。进而，“双重理性经济人”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资源环境代价，弱化资源环境约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对应，“生态人”则是一种“生态环境优先”的人性假设，可以说是一种“强化生态理性后”的“人”。可是，人类社会面临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这是公认的事实。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生的资源消费、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表面上是资源环境问题，但是本质上却是发展问题。发展是人类的最主要的目标，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也应该依靠发展。鉴于以上的分析，“双重理性经济人”与“生态人”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人性假设，前者更适合作为立论的基础，也是绿色发展的基本逻辑起点。
由此可见，绿色发展主体是对黑色发展主体的匡正与超越。“双重理性经济人”是对单一理性经济人的否定与超越，这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双重理性经济人”要求发展主体均要按照严格条件与绿色发展保持高度一致，具体而言：企业在赚取经济利润的同时，应该把绿色生产与运营制度考虑进来；消费者要树立绿色消费观念，转变传统的黑色消费模式；政府要改变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绿色发展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主体是“人”，人是经济发展的逻辑起点。因此，黑色发展和绿色发展两种不同的发展范式便会内发地具备不同的逻辑起点。“单一理性经济人”是黑色发展的逻辑起点，“双重理性经济人”是绿色发展的逻辑起点。显然，逻辑起点不同，经济发展方式也就不同。因此，黑色发展在“单一理性经济人”逻辑起点的基础上，便形成了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与低效率的黑色经济发展方式。而绿色发展则要在“双重理性经济人”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改变黑色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集约转型，构建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与高效率的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单一理性经济人”向“双重理性经济人”的转型便成为绿色发展范式中的关键一环。
黑色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目标导向是不同的。黑色发展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为发展伴随特征，只关注经济发展数量的“扩张型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扩张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以资源环境的高投入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规模的高扩张，结果便是以资源环境为代表的自然资本日益稀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此恶性循环，资源环境约束如果一旦突破约束边界，经济发展则马上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由此可见，黑色发展追求的是经济发展规模，也会由此导致经济发展陷入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因此，黑色发展是以“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为特征的不可持续性目标为导向。
在绿色发展中，这种导向亟须转型，经济发展目标应该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为特征的不可持续发展目标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速度）”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转换。通过发展目标导向的转型，绿色发展范式才得以逐渐确立起来。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是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这与黑色发展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忽视经济发展质量的目标显然是对立的。绿色发展的发展目标导向是在深入反思黑色发展目标的基础上，统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考虑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后才确立的。
黑色发展只重经济发展规模的目标在可持续发展历程中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的极力反对。发展经济学家迈耶（1984）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再朝拜于GNP的圣坛，而是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质量。”世界银行的托马斯（1999）等把经济发展质量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认为经济发展质量是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其中之一便是环境的可持续性。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力推经济发展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向书坚、郑瑞坤，2012；钞小静、任保平，2011；刘树成，2007；等），多数学者认为资源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并一直认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我国走又好又快发展道路的重要选择。所以，作为新范式的绿色发展，应该突破原有的只注重经济发展规模的目标导向，要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向。
同时，绿色发展目标还要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这是因为按照量与质的关系，经济也是量与质的统一体，没有数量自然无所谓质量。发展经济必须追求一定的数量和必要的增长速度。然而没有质量，数量也就失去意义（魏礼群，2009）。同时，经济发展数量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非一致性的特征（刘海英、张纯洪，2006）。所以，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保障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条件下，应该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尤为重要。
综上可知，绿色发展要在深入反思黑色发展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忽视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可持续目标导向，构建起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的新型目标导向。发展目标导向不同，发展道路选择也就不同。所以，黑色发展与绿色发展就有各自不同的归途。黑色发展朝向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而绿色发展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人类势必会选择绿色发展道路，放弃黑色发展道路。
发展模式是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显性”特征。黑色发展道路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粗放发展特征，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的特征尤其对我国更具普适性，这也得到了国内知名经济学者的论证（刘国光、李京文，2001；吴敬琏，2005）。粗放的黑色发展模式体现为“低成本竞争”（刘世锦，2006）。这种低成本竞争主要是在政府或者企业通过透支资源与压制权利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种发展模式对企业或者政府来说是低成本的，但是却给社会带来了较高的资源环境代价（王宁，2010）。这种低成本由低要素价格决定，其中之一便是我国自然资源（包括环境）的价格偏低，这种价格不能反映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这便加速了我国低要素价格与低成本竞争发展模式的形成。由于自然资源价格较低，环境污染成本较低（当然还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等），我国选择的低成本竞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势必使我国走上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黑色发展道路。一旦黑色发展形成路径依赖，这种“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就会固化。然而，随着高资源环境代价的积累，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就会迫使人类在新约束条件下反思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于是，黑色发展道路中的“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模式一定会向绿色发展道路中的“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发展模式转型。
绿色发展道路要求摆脱原有的“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构建起“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的新型发展模式，这是绿色发展范式对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绿色发展范式的精华特质，所以，要全面理解“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新型发展模式的内涵。
第一，高成本竞争发展模式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外部不经济内在化的思路，把自然资源价格、污染减排成本反映在经济发展成本中。所以，相对于低成本竞争发展模式，由于内化了资源环境成本，肯定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成本（当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引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原材料等需求增加，这些生产要素价格也会上升，从而也会加速高成本竞争发展模式的形成）。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一定会削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因为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而污染减排成本可能对比较优势影响甚微。陆扬（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以CIESIN计算的“环境监管”指标进行估计，环境规制并没有影响五类污染密集型商品的比较优势；如果将人均收入作为内生环境规制指标，虽然内生环境规制并没有影响“非金属矿产品”和“非铁金属产品”的比较优势，但是内生环境规制却显著地提升了“化工产品”“钢铁产品”以及“纸和纸浆产品”的比较优势。由此可见，适度强化的环境管制可以获得污染密集商品的出口竞争优势。这足以说明环境管制导致污染减排成本的增加不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发展模式的实施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资源环境代价逐渐降低、资源环境约束逐渐弱化的双赢状态。高成本竞争要求经济发展主体（企业等）把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到经济发展成本中去，随着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的提高，经济发展主体逐渐要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努力摆脱资源环境约束的状态，不断降低资源环境成本。在这样的发展模式助推下，经济不断发展，资源环境代价不断降低，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弱化。这是绿色发展相对脱钩的基本要求，即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消耗总量、污染排放总量在增加，但是增长速率不及经济发展速率。再者便是绿色发展绝对脱钩的情况，即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总量、污染排放总量却在减少的双赢状态。
黑色发展过程与绿色发展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同。黑色发展过程是典型的线性“强物质化”过程。这种发展过程观是建立在假定资源环境具有无限性的基础上的，在物质资源投入—产出增长—污染排放线性机制的作用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所以，在这种过程中，一定会存在“高投入、高产出、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悖论，这是因为它忽略了经济活动中非交换产品的直接成本，这些成本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外部性”——不由市场交换的各方承担，所以也不反映在市场价格上。它们主要包括以污染、资源消耗以及人口密集拥挤等形式体现的环境恶化（理查德·布隆克，2001），这与理性的经济发展主体预期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提高的目标不一致。
黑色发展的线性强物质化过程，具有负外部性的帕累托非最优状态，这是因为在这种过程推动下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是却带来了较大的负外部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如果在原来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不变，负外部性降低的话，这便是帕累托改进过程。这种降低负外部性的帕累托改进过程正是绿色发展过程中所强调的。
从黑色发展过程到绿色发展过程的转型，即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转换成为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绿色发展过程的非线性弱物质化，通过投入端的减量化、生产过程的生态化设计与改造、输出端的再利用和再循环等路径，彻底扭转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的线性强物质化发展过程；“非线性”要求扭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线性式运营方式，“弱物质化”要求在绿色发展系统两端、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减量化。
从帕累托改进角度看，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内在具有双重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一方面，绿色发展的过程一定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绿色发展通过生态化实现了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体现在核算成本中，进而使外部负影响内部化，这也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所以，绿色发展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具有双重帕累托改进性质，而这对于黑色发展过程向绿色发展过程转型十分重要，否则就不存在转型的必要了，这样就意味着绿色发展过程是典型的“螺旋式”帕累托改进过程。通过螺旋式帕累托改进，绿色发展过程不断朝向绿色发展目标迈进。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黑色发展过程向绿色发展过程转型中存在的双重帕累托改进性质可能面临着风险，这是因为绿色发展生态化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经过成本收益比较后，绿色发展的双重帕累托改进性质才能全面确定（一般而言，绿色发展收益要大于成本）。另一方面，在非均质世界（大国）视野下，由于世界中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不均质性质（主权大国可能也存在不均质的性质），绿色发展便会呈现出“非同步”进程，绿色发展水平和绩效存在多重均衡式的“空间分异”性，但是可能在一些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也出现区域收敛的倾向。
综上所述，绿色发展范式具有严格界定的科学内涵。要构建完整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必须系统研究从黑色发展内涵到绿色发展内涵的转型，即“四位一体”的转型：发展主体实现由“单一理性经济人”到“双重理性经济人”的转型；发展目标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为特征的不可持续发展目标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型；发展模式由“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向“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新型发展模式的转型；发展过程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到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的转型。其中，发展主体的转型是“主导”力量，发展目标导向的转型是“引领”力量，发展模式的转型是“支点”力量，发展过程的转型是“杠杆”力量，四者共同构成绿色发展理论不可分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