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涉及经济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具体项目的设计和执行方面，偏重技术操作层面，然而作为一个复杂性问题，仅仅从技术操作层面进行研究还远远无法揭示其本质。政治经济学分析将生态补偿问题嵌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从辩证的、历史的、社会的、发展的、“五位一体”的视角把握和处理生态补偿问题，既构建起分析生态补偿本质问题的系统理论框架，又彰显出马克思唯物史观诠释时代问题的新境界。

1.1.1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

1.1.1.1　人类社会物质财富膨胀与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并存

生态是一种生命因子和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的每个差异性生物体，同时兼备自身生命因子和另一个生物体环境因子的角色，差异化的生物体和生物体之间便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物种关系、种群关系和群落关系，这些多样化的共生关系就是生命系统。生命系统是具有新陈代谢特征的开放系统，需要有能量流入和物质循环，即生命支持系统或环境系统与之匹配，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大小各异，生物圈既是构成地球的气圈、水圈（包括冰雪圈）、岩石圈（包括土圈）互动而产生的“生命圈”，又是构成迄今为止地球区别于宇宙中其他星系所独有的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圈”。生物圈是所有生物的家园，不同的生命体各司其职，延续着生产、消费、分解的循环过程，构建起整体的生物圈。人类社会则是生物圈中的“智慧圈”，按照生物圈理论的缔造者维尔纳茨基的观点，智慧圈的出现是由于人（具有意识和社会组织性）的出现 ，维尔纳茨基的表述实际上是唯物史观框架中关于社会的另一种阐述。人类源自自然界，受自然规律约束，它的生存和繁衍离不开自然系统的支持，然而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却存在本质差别，即人的社会属性。人类开展的一切活动（如生命活动、生活活动、生产活动）都必须借助于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活动方式”才能进行。因此，生态系统内部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唯有达到相对稳定状态，彼此之间的各种循环才能正常运行；反过来，只有两大子系统之间的能量保持平衡，整体的系统稳定才有其存在的基础，子系统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被破坏，否则整个生态系统的秩序都将被打乱。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在人类社会演化的不同时期，自然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渔猎文明是人类走出混沌步入原始社会的文明，那时候人类还隶属自然，自然环境容量还足以吸附和净化人类活动对其造成的影响；剩余产品的出现、三次社会化大分工的完成为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业文明带动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埋下了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和环境污染的隐患。17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资本追求增殖的动力下资本的触角不断延伸，利润的无限增长、资本的不断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和必需，而对于自然环境而言，这种生产方式却是灾难性的。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工业文明。一方面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人类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状态，西方国家确实“发达”起来了，迎来了经济的黄金增长期；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活物质”侵蚀自然生态系统自我净化能力的速度，破坏了地球生物圈的“承载力”，生态问题开始日益显现。

进入20世纪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断蔓延，波及世界各个角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直接威胁。工业化背景下，能源的作用无可替代，其富裕或稀缺程度是影响现代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人类在1973—1974年、1979—1980年、1990年先后经历了三次石油危机，自然资源短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其发布的第五次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出，1983—2012年可能是1400年以来北半球最热的一段时期，而且1990—2005年，全球森林面积锐减，每天平均大概有2万公顷森林在消失 ；水是生命之源，地球上的水只有2.5%适宜饮用，全球已有80多个国家在2006年宣称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当前全世界每年大约存在2300亿立方米的淡水缺口，2025年这一缺口很有可能会扩大至1.3万～2万亿立方米。 201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了题为《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及水资源状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全球七大洲无一幸免，都在经历土地退化的考验，“高度退化”面积约占25%，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受到直接威胁。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同样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虽然比较富裕，人均量却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如人均森林、淡水、耕地占有量仅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28%和40%，一些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自然资源消费的依赖性很强，1978—2014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24倍，同期能源消费也由5.71亿吨上升至36.17亿吨标准煤，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4。化石能源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要构成，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国（2001—2012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份额从13.68%增加到26.72%），紧接着2010年中国又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的第一大国（2001—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份额从10.76%增长到21.92%）。同时，中国还面临着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紧迫问题。全国范围内南北方的降水分布极不平衡，时间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各地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参差不齐、地下水资源开采严重超标等，预计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将达到7000亿立方米，届时中国的缺水总量将高达1500亿立方米。与此同时，2000—2012年，中国废水的排放量从415亿吨增加到685亿吨，水环境容量处于超负荷运载状态，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污染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面临的又一大考验。据学者们估计，中国的资源环境成本在2010年达到49471.26亿元，其中因资源消耗而造成的损失约36348.53亿元，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8397.31亿元（包括水污染损失3901.33亿元和空气污染损失4495.98亿元），因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约4725.42亿元（包括水土流失损失4351.66亿元和沙漠化损失193.77亿元） ，人类对生态产品的基本需求与生态产品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缓解或遏制生态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1.1.1.2　社会各界探索生态治理的不懈努力与现实困境

（1）学术界的反思与觉醒。《寂静的春天》是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拉开了批评工业化生产方式践踏自然环境的序幕；1965年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学”从经济学视角，指出人类毫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将对其赖以生存的地球产生毁灭性破坏；《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将人口、农业的生产、自然资源的使用、工业的生产和环境的污染归纳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74年，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则强调依靠宪法、规划、技术很难解决短期性生产行为造成的环境问题；1984年，杰瑞米·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讨论提升至发展理念转型的新高度；1985年，朱迪·丽丝的《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提出解决资源问题应该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着手；1989年，皮尔斯的《绿色经济蓝图》首次提出“绿色经济”术语。

（2）联合国的呼吁。生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虽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气圈、水圈、岩石圈变化的现实感知不同，但它们却与人类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而且不同子系统之间彼此影响、相互联系。随着生态系统危机对人类福利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日益加剧，人类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和解决生态问题迫在眉睫。斯德哥尔摩是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1972年召开的地方，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响亮全球；《我们共同的未来》在1987年提出“从一个地球走向一个世界”的理念，并从整体与要素和动态变化两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多个问题，清晰表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并总结出引发世界各国深思的问题（资源与环境彼此相关，探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迫在眉睫）；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将全球环境问题聚焦在环境系统和生命系统方面；2002年，世界首脑会议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更深层面的探讨；201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以及2014年内罗毕联合国环境大会，都见证了联合国在应对生态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行动。

（3）世界各国的响应。在价值观转变和发展理念转型的带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和采取了多种措施和手段，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英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表率，日本在资源高效利用方面的进展，欧盟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力度，美国在能源技术方面的投资等都是发达国家的应对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印度、巴西也在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尤其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1972年，在参加联合国第一次环境大会时就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支持环境改善工作……并指出人是世间所有事物中最宝贵的，发展社会生产靠人，创造社会财富靠人，改善人类环境依然靠人。中国的表态既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宗旨的必然，也是正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魄力，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方面，中国一直积极探索、争做表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两型”社会、和谐社会、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化发展、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等都在发挥着积极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1.1.1.3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地生根与生态补偿

生态文明建设在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中被提出，并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合称为“五位一体”，“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为建设生态文明规划了蓝图。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健全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出了具体性的完善措施，包括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管理体制等内容，为健全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市场主体的生态环境准入和准出制度、完善监督责任机制、拓宽资金筹资渠道、提高相关主体参与力度提供了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是一种继承和创新，是一种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工程，其顺利推进需要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中。生态补偿就是其重要抓手和实践工具，它肩负着历史使命（恢复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同时也面临着现实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健全与完善）。2005年，《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将生态补偿机制的设立正式提出；同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了开展生态补偿相关试点的建议；2011年，中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第25章第3节专门论述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内容，涉及生态补偿的原则、资金来源、适用范围、实现方式等内容。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和探索，生态补偿的相关工作在很多领域得以不断推进，如森林、矿产资源、湿地、草原、生态功能区等，中央财政在2001—2012年安排的生态补偿资金总规模已累计达到约2500亿元。其中，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累计约为549亿元，草原生态奖励补助资金累计约为286亿元，矿山地质环境专项资金累计约为237亿元，水土保持资金约为269亿元；2008年开始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已累计安排资金1101亿元。但在中国特殊复杂的生态环境下，生态补偿的开展领域依然比例较小，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1.1.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解释力

1.1.2.1　政治经济学是剖析生态补偿问题本质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涉及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论述，以及社会生产方式和补偿理论，为本选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20世纪中后期，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为选题的展开提供了一些启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率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这不是偶然，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生态文明建设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其“建设”的有序推进有赖于生态补偿的有效开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由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人类的劳动或者生产实践过程便是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表现为同一行为二重性的表现。作为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劳动通过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变，为满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需求提供了保障，随后还有了物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人类生命的再生产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关系等人类基本历史活动的出现。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视为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和最基础的条件，然而人与自然之间冲突对立关系的和解却需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为必要前提，唯有理顺这一关系，社会作为整体作用于自然界的力量，才能既符合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兼顾人类发展的主观性，进而从本质上缓解或遏制生态危机，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不会一味地受限于自然，人类会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顺应和改造自然。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本原性，人类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人类的一切活动都需要自然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始终无法摆脱自然界的客观约束，人类是一种受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类却在通过自己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实践改变着自然界，并不断为自然界打上“人类标签”，显示着人类的能动性力量。因此，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间存在一致性，唯有扬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间的静态、孤立、隔离的两极化思路，才能破解两者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才能真正理顺两者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和解的关键在于劳动——彰显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中介。人类劳动作用于自然界，却又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性活动，人类劳动利用自然界，却又在创造着新的自然界，人类劳动改变着自然界，改变只能发生在自然界客观限制的范围之内，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可以说是通过人类劳动而彼此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自然界的人化过程与人的自然化过程统一起来，唯有这种自然界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现实的自然界。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感性的现实自然界必然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产物和结果，是人类感知和评价直接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的基础，它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也就必然离不开人类社会不断的生产实践作用于其上（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会采取不同的生产实践形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劳动强度的提高（如劳动工具的改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领域的扩张（如自然界的开发、新材料的研制）、劳动范围的深化（如分工的细化）而不断相互影响并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发展之间相互统一的产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并共同推进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人类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如自然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形态）表现出的人与自然之间不同的“具体关系形式”（如协调、利用、征服），是理解和揭示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根源的本质方法，也是寻找和探索缓解或遏制生态危机有效治理方法的根本。生态失衡首先是对人类而言的生态系统功能衰减或下降，导致人类福利受到影响的一系列问题的总称，它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从现实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着手分析其产生原因，寻找其破解之法是唯一科学的选择。不同的生产方式为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不同层次的桥梁，同时却也埋下了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隐患，潜藏着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可能，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征服了自然，最大限度地利用着自然，物质财富得以迅速膨胀蒙蔽了人类的双眼，物质利益的空前诱惑使人类丧失了理性，陶醉在人类“主观”的假象之下——突破自然规律的限制和约束，超越自然的束缚。殊不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和繁衍的现实问题接踵而至，自然界以其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告诫人类肆意妄为的结果终将自己毁了自己。

（2）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生态问题本质层面的原因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各种矛盾的表现。自然界的人化（彰显人类的能动性）和人的自然化（体现人类尊重自然的受动性）是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面，是人类改变和利用自然同时又顺应和尊重自然的辩证统一，若缺少其中任何一方或者其中任何一方运行方向出现偏差，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动态关系便会出现裂缝，自20世纪中期以来频繁出现的生态危机便是最好的证明。然而，作为社会的人，其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单打独斗，并不是单独某个人的肆意行动，而是有意识、有目的、明确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类存在物”。在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中，被烙上社会关系烙印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受特定社会关系的约束和规范。一方面，人的全部生存、生产和生活活动都是社会的，人类通过社会有机体实现其对自然界的改变和利用；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维系可以保证个人在发挥自身潜能的前提下更好地改造和利用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讲，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生态问题的产生是一个历史问题，且需要结合自然与社会两方面因素考虑，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特征表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不断拓展思路，积极寻找破解之法迫在眉睫，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应运而生。然而，关于生态补偿的国内外研究虽然在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总结方面有了很多成果，迄今为止却缺少从生态、生态问题、生态治理、生态补偿这一逻辑思路分析和探讨生态补偿学理基础的研究，生态补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助于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统一等角度，通过深刻揭示生态问题的根源，从生产方式层面探索缓解或遏制生态危机的思路，并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分析框架；同时，考虑到生态补偿也是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推进低碳、循环和绿色发展的必要方式。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的提出和发展，既是彰显唯物史观现实解释力的最好机会，也是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考虑中国生态补偿特殊性（自然生态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实践表率。

1.1.2.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破解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复杂问题的指导思想

（1）把人类的经济活动，统一在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耦合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以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为前提，降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于20世纪90年代被正式提出，是一种基于土地面积的衡量指标，主要反映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生产的程度，维持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服务可以折算为一定面积的土地，特定技术条件下，可以维持既定人口生存的一定量的土地面积即为生态足迹。对于一个特定地区而言，生态赤字、生态盈余两种状态直接对应着生态足迹大于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小于生态承载力两种现象。生态盈余说明人类活动尚未越过生态容量的界限，生态赤字则相反。从1961—2008年全球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变化趋势（见图1-1）可知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的生态承载力就在不断下降，而且生态超载的程度也在日益增大。以2008年为例，生态足迹数据显示为了吸收完人类生存发展排放的各种二氧化碳量，人类需要至少1.5个地球。同年，中国生态足迹的现实数据也不容乐观，全球排名第74位，人均的生态承载力（1.8全球公顷）远低于人均的生态足迹（2.1全球公顷）。与此同时，中国发布的《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年）》也指出，生态产品日益稀缺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态差距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失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每个经济体都在想方设法避免其遭受到更大范围、更深幅度的消极影响，国际合作领域也得到不断拓展，各种资源高效利用新技术、遏制环境污染的政策、生态危机缓解的措施等得到不断创新（表1-1为中国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付出的努力），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共生的理想目标还远未实现（见表1-2），还有待继续携手努力。

相关报告显示：即使世界各国按照约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全球气温变化控制在计划范围内（比工业革命前升高2°C以内），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2050年前为了适应这一气候变化而必须承担的成本也可能高达1400亿～3000亿美元／年 ，全球生态治理依然任重道远。以全球能源消费为例，虽然自21世纪以来，全球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不断提高，2014年风能、太阳能等新装机容量的总规模已突破100吉瓦 ，但全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仍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如图1-2所示。它描述了1965—2014年全球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表现出的高度一致增长趋势。 可见，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废水、废弃物依然是生态治理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

生态经济学家布朗认为，经济系统的运作不能违反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两者之间应该保持协调，否则将会两败俱伤，尤其是经济系统一味扩大规模对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及时缓解或遏制两者间的不和谐，人类势必面临困境。仅能源消费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就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人类发展对能源依赖的状况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见图1-3 和图1-4 ），绿色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在保证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然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降低能源消耗和开发利用新能源方面一直不懈努力着，2013年中国新能源的发展状况如表1-3所示。

既然能源资源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方面的角色无可替代，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资源高效利用、能耗不断下降、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努力就必不可少，借助于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工具，理顺资源在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价格与价值等多层面的复杂关系，助推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普及与推广低碳、循环和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也就为应对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出路。

（2）把人类赖以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环境即社会，统一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交错运动的双螺旋体系之中，以追求人类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人类源于自然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物质基础，然而人类又是自然界中一个特殊的生物种群，人类不是无条件地单纯顺应自然，而是按照自己的预期、计划、目的通过劳动改造和利用自然。人类劳动，首先为人类的生存和更好发展创造着不断丰裕的各种财富、日益改善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同时，劳动的有目的性和主观意识性也必然造成自然条件的不断变化，如自然资源由丰裕变为稀缺、生态环境由适宜变为恶劣、生态系统由平衡变为失衡等，种种消极后果的显现都与人类的劳动有关，都是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衍生物，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会更加剧烈。

但是，人类不可能无限制地奴役自然，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发展需要依赖劳动者通过消费他们利用自然物质所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来实现，如果作为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的发展便无从谈起。恩格斯早就提醒说，人类应该为走过的每一段旅程负责，在大自然面前没有绝对的征服与统治，人类应该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不要过分陶醉于眼前的所得，而应该放眼未来，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视角审视和反思人类的行为。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协作、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以机器大工业为例，虽然节约了单位商品的自然资源耗费，但却使自然资源的开发使用规模迅速扩张且造成了大量的排泄物（废物、废气、废水），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人类肆意利用自然的行为，导致自然环境发生不利于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生活条件下降和生产条件恶化两个方面。①生产力的提高本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但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却使人类的生存条件下降，清新的空气、安全放心的水源、茂密的森林等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生态产品，现在也成为一种奢侈品。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飞速发展，劳动效率得以提高，即一定劳动推动了对更多自然资源的利用，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掠夺的速度和强度，作为生产力基本源泉的所有劳动资料和各种劳动对象被不断侵蚀，为生产力的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自身与周围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因此生产力从来不能脱离外界自然条件的制约而独立发展。

人类唯有理性地界定其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有意识地通过改变其利用自然的方式，才能消除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能为自然的持续美好、人类的长远福利奠定基础，才能为人类走向其自我实现创造条件，自我实现不仅关心“我自己”，而且关心所有的生命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微观基础。例如，中国提出的“美丽中国”愿景，旨在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双赢的基础上，诠释“以人为本”理念，为人民更有尊严、更加健康、更具幸福感地生活提供保障。 KiozrGdvEvd3MsJv5zkaLcNRwiZDUPfdIcztrT/nRdykiDLkEkHDPdBTxX6Qel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