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它的持久美丽是人类社会绵延发展的基石。然而，从2000—2010年的十年，全球每年大约有1300万公顷的森林面积在减少；2006年年底，全世界已有80个国家宣称国内水资源短缺；201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题为《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及水资源状况》的报告指出，所有大洲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地退化问题；地球生命力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LPI）是通过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衡量生态系统各项指标健康运行与否的公认指数，2012年指数显示，在1970—2008年，全球脊椎动物的种群数量下降了大约28%。与此同时，相关报道还指出，由于温室气体会以碳酸的形式溶解进入海水中，海洋酸化形势严峻，再加上两极冰川消融速度加快，都将直接威胁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旨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态补偿研究十分必要。

生态补偿最初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是指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自然生态补偿强调生态补偿的对象是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本身，补偿的标准局限在生态还原能力之内，补偿的目的是维持主体自身能力的发挥和维持整体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自然科学层面的生态补偿仅涉及自然补偿，即生态系统遵循自然规律，依靠自身调节和净化能力，维持自身系统的健康稳定，自然补偿并不需要人类的参与。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劳动作用于自然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不断加深，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凸显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是自然补偿能力正在日益下降的真实反映，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经济补偿刻不容缓。

本书研究的生态补偿是一种经济活动，是一种以经济补偿或价值补偿的方式，来缓解或遏制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进而实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重构的绿色经济活动，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这是因为像所有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都具有二重性一样，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与生态系统之间所发生的负向损耗与正向补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关系对生态系统恶化所造成的推动或遏制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或内容，后者是前者的方向或形式。在本书中，生态补偿既不是“碎片化”的生态补偿政策或生态补偿工具，也不是没有任何整体性联系的所谓区域性的生态补偿；相反，它是一个具有整体化特征的超复杂系统。在这里，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意味着在宏观上包括国家宏观层面以财政（包括税收）、金融（包括构建碳交易市场）、产业（包括构建生态经济产业链）、价格（对生态产品）等方面手段，对生态环境功能区的经济补偿；在中观区域层面包括以构建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经济园等方式，对某一生态功能区或某个区域所做的经济补偿；在微观的生产和消费层面包括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所做的经济补偿。而以往的生态补偿则仅仅是指针对某种自然生态环境（产品或服务）的现实供求或受益（或受损）情况，采取政府或市场手段，弥补受损者利益或激励受益者付费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仅涉及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的一个层面（宏观、中观、微观的其中某一个）或一个环节（生产环节、交换环节、分配环节、消费环节的其中某一个）。

虽然国内外学者们对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某种具体生态补偿项目或形式方面，多数属于“碎片化”的生态补偿研究，而涉及生态补偿本质层面的整体系统性分析框架，或者说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却比较欠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体系统性的分析方法或分析范式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政治经济学分析旨在把生态补偿问题嵌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从辩证的、历史的、社会的、发展的、“五位一体”的视角把握和处理生态补偿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类劳动功能的理论，雇佣劳动创造资本价值及其增殖的理论，资本流通理论以及对资本进行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的理论，直接运用到对生态、生态问题、生态治理和生态补偿这一系列范畴和理论的研究中，由此构建起生态补偿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应该说，生态补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建构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研究的一种极有理论价值的探索。

本书用六个部分构建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研究框架。生态、生态系统、生态危机、生态治理等范畴是分析生态补偿本质的出发点。作为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的内在联系，生态是一个系统，一个涵盖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超复杂性开放系统，生态系统依赖自身调节和净化能力，维持其平稳健康运行。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干扰和破坏的加剧，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下降，爆发了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为典型特征的生态危机，在学术界、联合国的一致呼吁下，世界各国开始了生态治理的积极探索，生态补偿进入人们的视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类劳动功能理论，为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提供了思路，雇佣劳动创造资本价值及其增殖理论为剖析生态危机奠定了基础，资本流通理论为理解生态治理提供了参考，对资本进行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理论为诠释生态补偿二重性（自然补偿和经济补偿）指明了方向，生态补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正是在这些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得以构建的。与此同时，整体性、系统性的生态补偿研究框架还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一致，通过对生态补偿方式选择、生态补偿标准制定和生态补偿实施效果三个具体实践形式的分析，强调生态补偿在助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出国家、区域、企业和个人“三管齐下”健全生态补偿的相关建议，以发挥整体性、系统性生态补偿研究框架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率先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现实体现，它不是空谈，而是需要建设的一项宏伟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生态补偿，扎根于社会主义制度、源于中国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使命。构建生态补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既是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也是生态补偿实践推进的必然要求，既关系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又影响着美丽中国梦的实现，理论和现实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