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陆路口岸的建立与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西域诸国与汉代在构建“丝绸之路”的时候，而如今的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将诸多口岸相关、连接城市联系起来，贯穿欧亚大陆，直至欧洲，并向北、向南进行辐射。
本节我们将边境口岸按照地理方位上东北、西北、西南的区域进行划分，分别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口岸满洲里、霍尔果斯、龙州水口口岸对其历史发展进行介绍。
满洲里得名于1901年东清铁路在此建成车站的站名，俄语为“满洲里亚”，满洲里原名叫“霍勒津布拉格”，用蒙古语翻译为“旺盛的泉水”，音译成汉语变为“满洲里”。1907年满洲里开设商埠，由于地处欧亚大陆桥咽喉要地，素有“亚洲之窗”之美誉，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典型口岸型城市。
背靠我国东北和华北经济区的满洲里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北边毗邻俄罗斯，西边与蒙古国相连，不仅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开展对俄蒙包括贸易、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多重领域合作的重要口岸城市，是我国环渤海地区通往俄罗斯以及东欧最重要、最经济的陆海联运大通道，目前承担了中俄贸易60%以上的陆运任务。满洲里与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市相邻，其战略地位十分显要，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已经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向北开放的第一门户
。
中俄边境贸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汉朝与西域诸国开通贸易的“古丝绸之路”。在1689年、1727年、1728年分别与沙俄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以及《恰克图条约》，中俄边境贸易范围与方式在这些条约的不断签订过程中不断扩大与深化，两国边民从贸易中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到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小商贩到两国边境地区进行物物交易。这是中俄边境贸易的雏形。
1858年，继中俄《瑷珲条约》之后又签了中俄《北京条约》。两个条约对两国边境贸易做出的明确规定使边境贸易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条约规定：“我方由统兵司掌管边境贸易，并派专职人员驻守边境地区专事管理工作。”有些地方设置了由道尹主管边境贸易的道尹公署和海关，也有商人自发组织主要负责对俄贸易的协调联系的自治会、商会等民间组织，同时俄方也设立海关，且有专职人员管理边境贸易事物。“中俄双方分别在较大城镇互设领事馆”。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政府为了防御日本，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以下简称《中俄密约》），条约中规定，清俄协防日本和俄国建设东清铁路的相关事宜。此时满洲里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中俄边境口岸城市之一。这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发展迅猛，形成规模，尽管此时的贸易关系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强迫式开放，但这种“被迫开放”也对缓解中俄两国边境居民生活生产，推动中俄两国边境居民经济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中俄两国边民相处友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俄国人学习我国的食品加工、农业等技术，我国则形成了很多以俄式建筑为主的边境村镇，俄国的建筑工艺备受中国人的欢迎与喜爱，中俄通婚、文化互通在此时也非常流行。
1949年以后，满洲里口岸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战略通道，与苏联通过支援和贸易交流交往。抗美援朝时期，满洲里口岸的年货运量激增并达到高峰。1950年4月19日，中苏两国签订贸易协定，这是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由于战火的伤害满目疮痍，国民经济凋敝，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对我国又非常不利，遭到较多的西方国家封锁禁运、敌视，想把新中国孤立并扼杀。为了打破西方资本家的围追堵截，加重中苏边境贸易的地位，我国先与苏联建立了经济贸易往来，满洲里正式成为中苏贸易的主要口岸。
这段时间的中苏贸易得到了政府的高度支持与重视，并有长期合作的计划。毗邻双方口岸机构和设施齐全，加强了必要的仓储、装卸、运输和设施，并相继建立边卫生检疫、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商检港务监督等机构。这一特殊时期的边境贸易对改善中苏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生活以及生产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几乎中断，发展缓慢。此时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政治事件，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20世纪70年代，中苏两国呈现出全面对抗态势，两国的经贸关系呈现出非常缓慢的增长趋势，但是由于中苏两国各自不同的需求，满洲里口岸在这一阶段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回暖，使经贸关系进入恢复期。在这一时期，满洲里口岸对苏联贸易也进入了恢复发展的阶段。1984年、1985年、1988年满洲里先后被国家批准为乙级开放城市、甲级开放城市、呼伦贝尔盟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的窗口。1988年4月，苏联与满洲里签订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贸易合同，标志着满洲里恢复发展阶段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满洲里口岸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甚至掀起了一股边境贸易的热潮，满洲里的进出口贸易额再创新高。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成立了俄罗斯联邦，中俄两国经济贸易之间的关系发展明显趋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总额呈现出激增趋势。但由于政治、经济领域方面的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基本国情不同，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出现了极其不稳定的波动。
1992年3月，国务院辟满洲里市为首批沿边开放城市。从1993年开始，满洲里的进出口贸易额呈现出极大程度的上涨，然而好景不长，1994年满洲里进出口贸易额出现了明显回落，到1995年再次步入稳定的上升期；1996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6〕2号），对边境贸易政策进行了调整与优化，满洲里对外贸易进入良好且稳定的发展阶段。
相比于“八五”末期，21世纪初满洲里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1倍多；2004年7月国家新的《对外贸易法》实施，使得边境对外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满洲里口岸卸车量同比提高11%，铁路口岸突破年进口运量2100万吨，进出口货物首次达2404.9万吨，同比增长11%；铁路口岸换装量达112764车，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11405车；2007年满洲里口岸对俄贸易总额达到了84.3亿美元；同时，国有企业占据进出口经营的主导地位，私营企业跃居出口额首位。这一时期，我国出口以机电产品如汽车及汽车底盘、钢材出口为主；进口以资源型产品如原油为主。2008年，满洲里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6.48亿美元。
2008年11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促进边境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问题的批复国函〔2008〕92号》，批复中提出以边贸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替代边境小额贸易进口海关代征增值税和关税双减半的优惠政策，满洲里口岸对外贸易进入了调整阶段，加之当时受东南亚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在中央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满洲里同云南瑞丽、广西东兴一同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现在满洲里口岸对外贸易仍处于这一阶段
。2015年，满洲里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与发展，正式成为这个战略向北开放的第一门户。
霍尔果斯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中国最早向西开放的口岸。1881年霍尔果斯口岸正式通关，这是在中国西北五省中综合运量最大的国家一类公路口岸，也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最便捷、距离最近的口岸，是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
霍尔果斯，得于河名，旧称为尼堪卡，清朝同治年间中俄划定国界后，才改为霍尔果斯并成为边境哨卡。早在唐朝，霍尔果斯就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北道上的重要驿站，清朝初年，霍尔果斯除了贸易功能，还是重要的军事驻防之地。据《新疆图志》载：“尼堪卡伦，在河之东岸，驻稽查委员一，镇守哨弁一。西岸属俄，有俄卡。”
1851年，中俄双方于伊犁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中国向俄国开放塔城、伊犁2个口岸，霍尔果斯是其中的重要通道。伴随着贸易往来不断发展的需要，中俄于1881年再次签订了《中俄改订伊犁条约》，条约中规定了两国贸易在边界线200千米内不需要缴纳税费这样的税收减免措施，使得通商贸易迅速发展至新疆及内地，霍尔果斯一跃成为当时两国商旅过往的重要驿站。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霍尔果斯口岸的边境贸易因此受到重创。伴随着俄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改变，1920年5月27日，中俄双方于伊犁签订《伊犁临时局部通商条件》，主要规定了所有进出口货物只能途经霍尔果斯一地，新疆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霍尔果斯口岸贸易再次恢复，霍尔果斯口岸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至今仍是中俄双方贸易量最大的口岸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贸易额迅速上升，霍尔果斯口岸的重要程度被中央政府提到了新的高度。1950年3月，中央政府陆续建立了新疆军区霍尔果斯接运物资办事处、新疆贸易公司办事处，6月将两个办事处合并为新疆区贸易公司霍尔果斯办事处，并成立了中国霍尔果斯海关。1953年4月，伊犁商检处建立，并于次年4月正式对出口的各种出口品实施法定检验。伊犁商检的主要职责是依照《输出输入商品检验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对从霍尔果斯贸易的商品进行公证鉴定、品质管制和动植物检疫等相关工作。自此，霍尔果斯口岸的“一关四检”制度基本建立，日益完善的制度与运行流程提高了口岸的管理、运行效率，促进口岸进出口贸易规范性发展。
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西部地区向西开放的重要口岸之一。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乌鲁木齐，接管了旧政权，霍尔果斯口岸，绝大部分贸易都延续着民国时期与苏联签订的相关合同，甚至包括以物易物的易货贸易。据粗略统计，20世纪50年代40%的进出口货物是从霍尔果斯通关的。
1950年3月8日，新疆军区后勤部到达新疆，并相继成立了口岸办事处以及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办事处，两者均隶属于新疆军区。1950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正式在霍尔果斯口岸成立了伊犁分关，同年11月伊犁分关改称为霍尔果斯分关，自此霍尔果斯口岸成为在新疆边境陆路口岸中最重要的对外窗口，其进出口业务量居当时全国所有口岸之首。
1950年后，中苏贸易进入兴盛期，霍尔果斯口岸在此时期一直发挥着新疆对外进出口贸易的龙头作用。据新疆进出口公司统计，1953年各个口岸进口到货金额分别是：霍尔果斯口岸3043.5万卢布，吉木乃、布尔津口岸158.2万卢布，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塘口岸119万卢布，巴克图接交站41.2万卢布，这意味着1953年经霍尔果斯口岸的进口货物占新疆对苏联进口总额已经高达90.5%。1954年全年，各个口岸的进口额数据分别为：霍尔果斯口岸进口额3705.9万卢布，吐尔尕特口岸进口额425万卢布、巴克图、吉木乃梁口岸进口额分别为119.7万卢布和234.2万卢布，这意味着1954年霍尔果斯口岸进口额是其他新疆口岸进口贸易总额的5倍。可见，霍尔果斯口岸在当时已经展现出其在新疆进出口贸易中的龙头作用。
1953年3月，霍尔果斯口岸由新疆军区管辖改为由国家外贸部驻新疆特派员办事处管理，霍尔果斯办事处正式改名为新疆进出口公司霍尔果斯办事处。同年，中国霍尔果斯海关正式成立，伊犁州将行政管理工作委托给新疆进出口公司霍尔果斯进出口办事处执行，自此霍尔果斯口岸的龙头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反华活动，在政治上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使得中苏关系迅速恶化，极大地影响了中苏进出口贸易，霍尔果斯口岸首当其冲，贸易发展进入停滞阶段。
自1956年起，苏联陆续关闭了苏联驻中国乌鲁木齐商务处、吐尔尕特代理处、全苏租船公司驻霍尔果斯办事处。1962年5月29日，在外来势力的煽动下，伊犁发生暴乱，塔城、阿勒泰、伊犁等沿边境地区发生了中国边民外逃事件，有2000余人参与暴乱，暴乱中伊犁外事处1962年以前的所有文件都被抢走。1962年10月9日，全苏租船公司驻霍尔果斯办事处全部人员撤走回国。这些事件的陆续发生对霍尔果斯乃至整个新疆对苏贸易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伴随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同期中国整个对苏贸易水平都在猛烈下降，霍尔果斯进出口贸易进入停滞阶段，实属必然，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影响了两国贸易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两国贸易额持续下降，双方供货量缩减。苏联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59年的50%和1962年的29%，下降到1964年的15%，1966年的7.3%，1970年的1.8%，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贸易额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1970年中苏贸易额仅相当于1959年两国贸易额的2%，原本于20世纪50年代处于中国对外贸易中第1位的苏联下降到了第14位。20世纪70年代中苏贸易额有所恢复，但仍处于很低水平，贸易额每年为1亿～3亿卢布。进出口贸易额极低，是当时中苏两国贸易的主要问题，也是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直接表现和必然结果，这段时间是霍尔果斯口岸发展的停滞阶段。
截至1964年，新疆共有4个对苏贸易易货的正式陆路口岸：霍尔果斯、吐尔尕特、巴克图、吉木乃。1964—1965年新疆对苏贸易持续大幅下降，进口贸易基本停止甚至最后为零，为此新疆陆续关闭了吐尔尕特、巴克图、吉木乃口岸，仅留霍尔果斯口岸执行国家对苏联贸易的有限出口任务。
霍尔果斯口岸的发展进入停滞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苏国家关系日益缓和，两国经济贸易也随之恢复，霍尔果斯口岸进入恢复发展阶段。1982年4月，苏联贸易代表团就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于北京展开磋商。4月16日，中苏签订了《1982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书》，并就两国沿边地区之间的边境易货贸易进行换文，规定自1983年初起，中苏两国恢复沿边地区口岸贸易。作为中苏之间进行贸易往来最重要的口岸——霍尔果斯，迎来其贸易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自1983年起，沉寂了近20年的霍尔果斯口岸恢复了生机，并迅速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也一跃成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陆路贸易的最大口岸，为未来“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对俄贸易的迅速发展，霍尔果斯口岸已经成为我国陆路边境地区独具特色的边境小镇。1992年霍尔果斯被正式批准建立了边民互市区，现如今，霍尔果斯口岸已经建有边防检查站、海关、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商检、邮电、银行、电视台、宾馆等配套设施，具有一定的城镇规模和经济实力。霍尔果斯口岸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国门、界碑，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依山带水，民间百姓之间交流交往甚多，甚至很多都有亲缘、血缘的亲眷亲属关系，因此霍尔果斯不仅是中国对外的贸易通道，还是对外的文化通道。霍尔果斯口岸于20世纪80年代起对第三国开放，是新疆对西亚和欧洲各国开放的又一对外窗口，这里也成为沿着古丝绸之路踏足追梦的旅游热点区域，已经引起国际旅游组织的极大兴趣。由欧美等国组织发起的“东方列车”丝绸之路旅行团，1985年10月已由霍尔果斯口岸进入中国。1989年初，霍尔果斯口岸还开通了自中国伊宁—哈萨克斯坦潘菲洛夫的国际班车。
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中国与西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一跃成为中国西北的重要邻邦，至今两国依旧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双方交流合作的范围、双边关系日趋深化与密切。
根据中哈两国外交的阶段性成果，可把两国关系分为三个阶段：中哈睦邻友好关系阶段：1992—1995年；中哈协作伙伴关系阶段：1996—2004年；中哈战略伙伴关系阶段：2005年至今。每个阶段都各有内容、各具特点，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中哈两国关系更进一步，正是伴随着这样不断深化的合作关系，中哈边境的各个陆路口岸发展日益加快。
2014年6月，国务院批复成立了霍尔果斯市，确定行政区域面积1908.55平方千米。
2015年，霍尔果斯市全年实现生产总值达到14亿元，贸易额120亿美元，累计接待游客228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37.9亿元。现今的霍尔果斯口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铁路换装陆路口岸。
龙州水口口岸地处于广西龙州县西端的水口镇境内，与越南高平省复和县驮隆口岸仅一河之隔。广西陆路口岸的开放可以追溯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是中国最早与越南进行民间贸易往来的关口，在中越交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79年该口岸曾因中越关系紧张而关闭，直至1993年12月1日才恢复开通。
目前，龙州水口口岸是广西对外经济贸易的三大国家一类公路口岸之一，是中越双方双边贸易，人员进出的重要口岸，可以说，龙州水口口岸是中国走向东盟，东盟进入中国的通道。
广西的对外贸易史起始于1887年6月26日，在《法续议商务专条》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将广西的龙州正式辟为了通商口岸。伴随着法国的掠夺与入侵，使得这个时代从各方面都具有缺乏主动性的特征，广西陆路边境口岸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印记。从此以后，东兴以及其他口岸或边境贸易互市点都相继被迫开放。民国时期，广西的边境口岸由于政治影响发展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口岸的建设与管理才逐渐步入正轨，并且不断完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边境的各个通商口岸都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尤其是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通道和交流的平台，为全国尤其是广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世纪70年代，法国占领越南后便引发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镇南关大捷，使得法国内阁倒台。但是清政府却在1885年6月9日同法国在天津签订了《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胜中求和。条约的第五条规定：“中国与北沂陆路交界，允准法商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其贸易应限定若干处，及在何处，佼日后……定夺。”
条约中的“某处”，指的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龙州，法国想把它作为进入中国的西南大通道。
龙州开关之后便成为桂、黔、湘对越南北部贸易的重要陆路边境口岸。其中地方政府开辟了龙州—南关、龙州—水口、龙州—南宁的3条公路，并且对原有的上通至越南的水口河，通至凉山的平而河、越南七溪和下通至南宁的左江进行了局部疏浚。
龙州口岸开放的目的“是改变商旅们原来经过北海往来南宁及滇东地区的商路（每年约有三百万银圆的贸易），而使它转向龙州”
，明显海务被外人操纵，还与英国的北洋港口进行竞争，成为经济侵略，掠夺中国的工具。广西近代的陆路口岸设立之初就有复杂的作用，并且从主观和客观上对近代广西社会的政治意义、功能及其走向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越两国人民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威胁中曾相互支持，在沦为殖民地的抗战中，越南向清朝寻求保全之策。而到了中法战争时期，在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支持下，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越南英勇顽强抗击殖民侵略者，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清朝被迫与已逐步控制越南的法国殖民者签署条约，放弃了对于越南的“宗主权”。
总之，中法战争后，在中越边境地区出现了一批抒镇和边境贸易互市点及边防对汛处。在中越边境初步形成了一个“中转站”，对内成了收购土特产的通道，对外成了洋货输入内地的推销渠道，并且它只是起了作用的口岸体系，其形状以龙州口岸为中心，以便民贸易互市点和抒镇及对汛处为纽带，然而客观上还是打开了陆路边境的闭塞之风，促进了该区域乃至整个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段时期是龙州水口口岸的兴盛期。
1912年，边境口岸由过去的9个增设到13个，除了龙州管辖的“桂边三关”口岸，范围有所扩大，极大地促进了中越两国边境的经济发展，两国人民的交往交流日渐增多，口岸的发展也为丰富边民生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前，广西陆路边境通商口岸从整体上看可以说处于停滞时期。一方面陆荣廷时期修筑道路，不断改善并优化口岸的配套设施，而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派九个营的兵力巡逻，维护边境治安环境以鼓励经商。此时的广西在陆荣廷的治理下，社会、经济、外贸都得到了稳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口岸经济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与日本的抗战，广西口岸贸易进入了短暂而畸形的繁荣期。广西陆路边境的主要口岸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稍显逊色。随着抗战期间广州被日军占领，中国各口岸相继被封锁，出口几乎为零。国民政府利用越南的港口补充各种物资，导致陆路边境口岸贸易往来出现了昙花一现的繁荣。
抗战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口岸经济相继衰败。战争的爆发使得边境口岸也遭受到日军的蹂躏，口岸经济开始衰败。1939年秋到1940年，日寇开始逐步完成从龙州到越南边境的进攻及狂轰滥炸，导致越南边境厂全部关闭，龙州口岸开始衰退，官方贸易基本中断。
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中越民间贸易衰落，口岸随之萧条。1943—1945年，日军分别开始了对越南硕江、东兴的侵占与进攻，导致平孟口岸、东兴的相继萧条，最终关闭。日本投降后，边境贸易逐渐开始恢复，但贸易远不及从前。
总体来看，1912—1945年的中国大地基本上战火不断。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极大破坏，其中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爆发，受害地区同样包括远在西南边陲的广西。除了抗战初期，边境口岸进入了短暂的繁荣期，其余时候的广西边境口岸及其腹地遭受到了比战争之前更加严重的毁坏。这段时间属于龙州水口口岸的停滞期。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陆路口岸逐渐恢复发展。1952年、1954年、1956年广西逐步实现开通陆路口岸，成立岳圩、龙邦口岸工作委员会，平孟、百南口岸工作委员会，自此广西陆路口岸进入全面恢复发展阶段。
1957—1965年，南宁关迁至凭祥，伴随着中越铁路通车以及凭祥承担了南宁关的大部分业务，1958年直接改为凭祥关。伴随着海关贸易额的上升，1965年又恢复了南宁海关。1966—1976年，口岸发展相对缓慢，1979年中越关系紧张并交战，口岸业务即全部停止。从1986年到1992年后，沿边各个口岸的边境贸易业务也全面恢复。1999年，依照“依法行政，为国把关”的新方针南宁海关陆续成立了海关缉私警察等部门，维护口岸的正常贸易秩序，使得广西各个口岸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迅猛发展，使得广西边境口岸成了经济发展的前沿。2002年，自治区政府建成了725千米的公路，为了改善边境口岸的交通，其贯穿各个口岸以及相关边贸城市，到2005年底，由政府投资，中国通往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最便捷通道被打通。截至2015年，广西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进出口货物值均为经济带来很大的改观。出入境人员数量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长5.54%，达1071万人次，已成为中国西南区贸易量、出入境人员数量最大、最多的口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