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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历史交往关系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最早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中俄两国就已经开展了交往。
沙皇俄国原本只是个欧洲国家，自1547年建立后，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到了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版图已经到达西伯利亚地区，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大清帝国。清朝自1644年入关后，为促进民族融合，对蒙古、新疆等地实施武力，力图维护国家统一。这就与沙皇俄国的东扩产生了直接碰撞。1685年和1686年，在黑龙江沿岸的雅克萨城，清军与俄军先后爆发两次冲突，史称两次雅克萨之战。
战争未能解决两国的矛盾，于是双方坐在谈判桌前，于1689年签订了两国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此后的1728年和1792年，针对蒙古与西伯利亚的边界问题，双方又分别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和《恰克图市约》。这3个条约的签订，是双方对等地位的体现，反映了两国人民愿意友好交往的良好意愿。作为中俄关系发展的3个里程碑，这3个条约在中俄交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此到19世纪中叶，中俄边界都一直维持着和平稳定的局面，双方发展互市贸易，建立口岸，加强经贸往来，大大促进了双方人民的友好交往。
对于中亚地区，就其空间区域划分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北部为哈萨克丘陵，南部为图兰平原。哈萨克丘陵战略地区从地缘区位上讲非常容易受到来自于北亚蒙古高原、中亚图兰平原，乃至东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攻击。
历史上有三次中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地区，穿过天山并进入中亚版图。这三次扩张分别发生在汉代、唐代和清代。但是三次版图扩张的方式和目的并不一样，尽管从地理地形上来说有共同之处，但是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版图扩张又不尽相同。
汉朝政权主要采取政治手段处理与各个周边小国之间的关系，利用政治手段，使周边小国相互制约、相互约束。如果打破和平相处的制衡模式，汉朝政权就会采取武力，动用远征军解决此类问题，著名的“汗血马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清朝为了使政权巩固和扩大，通过招募混杂的游牧民族作为国防军，对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平等对待，不仅增强了与游牧民族之间的良好关系，而且将这些游牧民族军队作为唐朝驻军进驻西亚地区，为清朝当时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在清朝，从好战好胜的马背民族的民族性来看，对于西部地区的开拓是极其容易也是情理之中之事。清朝的贡献是最终能够将西域地区直接纳入到中央集权的管辖范围内。
唐朝在西部地区的战略基地位于南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上，当时称之为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因为在汉朝最开始选择的通西域之道路就是通过这一区域，一直到了唐朝这一地区仍然是唐王朝主要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之后，唐朝打败东、西突厥，解除了其在北方的压力，最终占据了北疆地区，打通了天山北麓的道路，并在这一地区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用于管理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的事务。由于通过准噶尔盆地穿过西部地区那些断续的山脉进入中亚地区更为通畅，因此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通往西亚区域的重要通道。
中国与越南在地理上山水相连，中越的交往历史极为悠久，早在先秦或更早时期，两国的官方及民间联系就非常密切。
从地理、民族和文化的视角考察
发现，从先秦时期开始，发源于中国的红河中下游沿岸，就生活着越南的先民——古雒（骆）越部族，他们与中华民族特别是生活在南中国的百越民族保持着诸多的联系。
宋代以前，越南北部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王朝对越南北部实施直接管辖。从宋代开始，越南独立建藩，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转化为了宗藩关系。越南前期的历史就是一部封建割据实力追求独立的历史。
两汉时期，越南的二征夫人开始反叛中央政府，但是被志在“马革裹尸还”的伏波将军马援平定，时至今日，二征夫人还被作为越南最早的民族英雄祭奠。后来，越南又有赵妪、李贲、梅叔鸾等势力妄图摆脱中原王朝的统治，发动叛乱，但先后被平定。
两宋之交的五代时期，中国陷入大分裂，越南的吴权、十二使君等人趁机作乱，968年，宋太祖开宝六年，丁部领实现了越南的民族独立，建立了“丁朝”，这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王朝。后来，丁朝遣使入贡，宋朝接受其作为藩属。
由此，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正式拉开帷幕。宋、元、明、清各朝，越南一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而存在。直到清朝末年的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才最终终结，此后，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越南把宋朝之前的越南历史称为“北属时期”。从秦朝开始，秦始皇统一了岭南地区，设立了象郡、南海郡、桂林郡等郡县，征发50万秦军戍守岭南，并派遣官吏对岭南进行直接管辖。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就属于象郡的一部分。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岭南的秦朝官吏赵佗趁机起兵，占领岭南三郡，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南越国，自立为王，史称“南越武王”，定都番禺（今广州）
。南越国管辖今天的广东、广西两省区以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公元前196年，赵佗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被刘邦封为南越王。
南越国在首任君王赵佗的统治下，引进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与当地越民族友好相处，生产力获得了很快的发展。赵佗去世后，继任者妄图独立，反叛汉朝，被汉武帝派兵剿灭。汉武帝重新统一岭南地区之后，在岭南再度实行郡县制，设立了九个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位于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区，汉朝的版图最远到达北纬16°附近，其中“日南”的含义就是太阳直射点以南地区，夏天可以看到正北方的太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度，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被合并为交州；隋朝时，又在越南增加了三郡，分别是比景、海阴、林邑。
唐代是我国历史又一个大一统的强盛王朝。在越南地区，唐朝政府设立了交州都督府，唐高宗时期，又设立了安南都护府，辖地是今天的广西和越南的部分地区。从此，越南又被称为安南。安南都护府设置后，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人口增长很快。不过随着唐王朝中期之后的衰落，安南开始动荡，到9世纪中叶，云南地区的南诏政权发动对安南的战争，占领了安南地区，不过到了866年，唐王朝军队的反击使中原王朝重新恢复了对安南的统治。
唐朝末年，中原地区陷入动荡，越南在丁部领的带领下，取得独立，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国家——大瞿越国，从此越南开始独立建国。975年，丁部领接受宋朝皇帝的封号，被称为交趾郡王。979年，丁部领在政变中被杀。次年，丁朝将军黎桓夺取皇位，建立黎朝（前黎朝，980—1009），于993年接受宋朝册封，也被封为交趾郡王。
李朝是继黎朝之后的又一个越南王朝，于1009年建立。李朝极力效仿唐宋王朝的制度，定都升龙（今天的河内）。李朝以汉字作为通用的官方文字，实施“尊孔尊儒”的文化政策，并在都城建立了文庙。除此之外，李朝还信奉佛教。李朝热衷于发动对外战争，在对占婆的战争屡屡获胜后，李朝甚至侵入了中国，1076年，宋朝派大军征讨李朝，李朝屈服，对宋朝称臣，被封为安南国王。
1407年，越南的胡朝陷入内乱，明朝征讨安南，在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从此对越南实施了20多年的直接统治，不过由于越南起义不断，到了1427年，明朝最终放弃了安南。越南的最后一个王朝是阮朝，18世纪后半期，越南的阮氏政权占领了下柬埔寨。阮氏政权统治很不稳定，内乱不断，其中爆发的西山农民起义曾经一度颠覆阮朝的统治。
元朝时期，统治越南的陈氏王朝与中国为敌，闭关锁国，禁止与中国的官方贸易。不过在此期间，中越两国的民间贸易一直没有中断。两国人民开展边境互市贸易，越南商人用当地的金、银、铜、铅等金属以及象牙等奢侈品交换中国的布匹、纸张等，在交换中，双方均使用铜钱作为交换媒介。两国的经贸往来表明，中越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不可断绝。
明朝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因素，即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永乐年间，明朝占领了越南，在当地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占领区官员积极鼓励双方贸易的发展。征讨越南的明朝将军张辅等人甚至直接是贸易的参加者。不过，随着明军的败退，安南政权恢复之后，又关闭了对明朝的贸易，禁止任何外国人入境。然而，官方贸易的中断并未阻碍双方民间贸易的发展。明朝与越南民间贸易主要的交通线路是从南宁经中越边境的龙州、凭祥等地到达越南都城升龙，这条线路沟通了中国的广西和越南的中北部地区，是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以至于后来的正统十三年（1418年），明王朝与越南黎氏王朝在中越边境勘界，竟发现两国边民其乐融融，水乳交融，竟无边境的概念。对边民们来说，边境贸易已经成为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万历年间，明政府为加强广西边境管理，禁止边境贸易，但广西官员称“唯是豪了、啼鸡、松径三村属夷，向倚通市为命，一旦禁绝，能无怨心？”
，表明边境贸易在当时依旧兴盛。
清朝前期，中国和越南的关系获得改善，两国的民间贸易进一步发展起来，尤其是两国边境地区的互市贸易发展尤为迅速。龙州、宁明、凭祥等地的广西边民可以直接进入越南进行贸易。乾隆年间，朝廷进一步开放了平而、油隘、水口3个关口，鼓励民间加强与越南的经贸联系。并进一步提供条件，肃清交通障碍，使越南北部的边民可以更加便捷地进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出入境贸易的发展。
通向越南的通道据《清实录》粗略统计，有“三关百隘一百二十余卡”，而《中越交界广西卡隘略》则称：“由南宁府迁隆炯（现在宁明县那堪乡）至镇安府小镇安厅（现在那坡县地）入越南要道一百六十四处，裹长一千八百里。”
宁明州的由村隘因毗邻越南的禄平、六源、马丘驴，故“宁明商人多愿从由口出入”
，1985年形成了另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凭祥作为中越边境的重要城市，境内的弄尧、弄怀等地很早就开始了边境互市。这些关口不仅承担政治功能，还担负着贸易功能，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对于出入关口的商人来说，官府加强关口的管理无疑便利了他们的出入境贸易。
此外，越南官府也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边境贸易，“该国另于凉山镇属之花山地方添设铺店，招徕平而出口之商”，“商民更为两便”
。中国的水口和牧马、油隘与越南的驱驴、平而和花山等关口隔边境线相对应，形成了互市格局。为此，安南国王阮国平专门给乾隆皇帝写了一封信，感谢“特赐开关通市”之恩，并向乾隆皇帝汇报了中越边境的贸易兴旺状况。
信中云：“本国仰荷圣恩，曲转物产短细，特赐开关通市。自本年正月以来，商贾骄集，百货云屯，国用渐信者，举国臣民皆感颂大皇帝柔软深仁，处处歌舞。”
当时一位清朝高层官员也在官道关口上亲眼看到了这种繁荣情形，说“奴才于往返镇南关途次目击由村隘陆路出口之商货源源不绝”。“其平而、水口两关，近年出口货物较通市之初，日渐加多”
。可见两国边民交易的繁荣盛况。
总而言之，水口、平而、油隘3个关口是这个时期中越陆路边境贸易的主要关口。这些贸易通道在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边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吸引了内地商人前来贸易，加深了边境与内地的交流融合。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政府实施“开关通市”，重新活跃了边境贸易。
中蒙口岸的历史渊源需要从明清时期前的蒙古版图开始。当时的蒙古不同于今天的内、外蒙古划分，蒙古部落由漠西蒙古、漠北蒙古以及漠南蒙古三大分支构成。其中，漠南蒙古从明朝开始就保持着和中央政府的藩属关系，明王朝一直以互市贸易的方式鼓励两民族的友好交往。
明朝时期，蒙古地区的生产方式只有单一的游牧，这种生产方式很难满足蒙古地区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因而，中原地区的供给是蒙古地区的重要贸易渠道。但是，明朝从政治手段上对对外贸易严格管控，政策的约束使得蒙古人民不得不挑起事端，掠夺生活所缺。明王朝为了抵御蒙古各部的侵袭，沿长城一线从东至西设置了9个边镇，分别为辽东、宁夏、宣府、甘肃、大同、蓟州、延绥、同时总兵设于太原，三边制府驻扎固原，由于边镇军队的大量存在，催生了边境地区极大的消费需求，给予了由商人承办边境地区需求的粮草等军需物资的局面，同时明朝实行的“开中制”政策通过商人官府招揽商人商户，来运输军需物资到边境地区，然而通过商人的运输交易，换回“盐引”，这“盐引”就是换取盐类的凭证，通过取盐后去指定地区销售进而赚取利润。除粮食外，包括棉花、布料也都可以换取“盐引”。由于山西毗邻蒙古，晋商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进入蒙古进行贸易，凭借出色的经商手段，利用明王朝的政策优惠开始了对蒙古的贸易进程，著名的“旅蒙晋商”就是对晋商“走西口”进行贸易的一种特殊称呼。这些商人通过优胜劣汰的贸易手段，并伴随着晋商在蒙古贸易的扩展，“旅蒙商”特别是“旅蒙晋商”成为这类商人中一种带有尊重性质的称谓。
清朝时期，准噶尔叛乱被康熙平定后，清朝统一了蒙古各部。蒙古地区地域辽阔，从漠北的萨彦岭到漠南的阴山，从漠西的伊犁谷地东到呼伦贝尔草原，数百万平方千米的土地都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清王朝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与俄国划定了蒙古西伯利亚地区的边界，这两个条约分别是《布连斯齐条约》《恰克图条约》，条约中规定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作为两国疆界，以此为结点西至沙毕纳依岭，东至额尔古纳河为两国边界。近代之后，随着中国国力衰微，沙皇俄国入侵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其中漠北蒙古即今天的蒙古国，就是在这一时期独立出中国的。1911年，沙俄支持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古独立，如今的内、外蒙古已经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外蒙古后来成为沙俄和苏联的“卫星国”，后于20世纪80年代末“西化”，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外蒙古即现在的蒙古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