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追溯世界口岸发展史会发现，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海港口岸的起源都要先于航空口岸和陆路口岸。从世界范围来看，早期的国际贸易主要依靠海上运输。海上运输的发展，使地中海沿岸最早出现了一批对外进行贸易往来的港口。最早的港口是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东岸（现在的黎巴嫩附近）建立的西顿港与提尔港。
如今的突尼斯也是在那之后的非洲北岸建立起迦太基港；到了古希腊时代，比雷克斯港在摩尼契亚半岛建立；公元前332年，埃及北岸兴建亚历山大港；罗马时代，台伯河口兴建起了奥斯蒂亚港（现今的意大利）等。而中国港口的建立则是为了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国进行商贸往来，汉朝建立了广州港进行通商，继广州港之后陆续又建立了杭州港、温州港、泉州港和登州港等几个重要的对外港口。到了唐朝，又兴建了明州港（现在的宁波港）和扬州港。由明州港可直通日本，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扬州港，贯穿大运河与长江。可以说，陆路口岸是从港口口岸逐渐发展而来的，是随着社会发展方式的更迭一步步发展的。
进一步追溯中国陆路边境口岸形成的历史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口岸；第二，由于防御和开发而形成的边境口岸；第三，因密切往来而形成的边境口岸；第四，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边境口岸；第五，由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综合因素而形成的边境口岸。因篇幅所限，本章主要探讨的是以防御和开发作为出发点的古代边防口岸以及由于密切往来的外交贸易往来而形成的边境口岸。
中国早在秦朝时期就设立了“典客”这个专管对外事务官员职位；汉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历史上重要的丝绸之路；隋唐时期，把长安、洛阳、泉州、扬州和广州都划分为对外通商的都市；宋朝时期，由于当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多政权并立，产生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清朝特别是清后期，为挽救“闭关锁国”所造成的清政府危局，通过“边境互市”，在中俄、中朝边境设立商埠，商埠即是口岸的古代雏形。
汉朝的口岸建立有2个基础因素，其一是由于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而形成的口岸，其二是由于防御而进行的边防建设。公元前2世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古代“丝绸之路”，建立了联通中国到地中海沿岸以及欧洲的贸易之路。中国主要将茶叶和丝绸作为贸易输出，而当时欧洲的宝石和玻璃制品也被运往中国。丝绸之路往西域最远抵达罗马帝国，同时在亚洲范围内也有络绎不绝的贸易往来。当时汉朝还在都城长安设立了“蛮夷邸”，专门接待外国商人，并开辟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作为与西域通商的都市。
到了汉武帝时期，主要通过边防建设巩固对外地位。公元前119年，汉朝北伐，击败匈奴，双方休战7年，汉朝在休养生息的7年中，边境地区主要采取移民、设立郡县、修筑边防，通过政治手段巩固防御政策，大规模开发建设边境地带。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击败匈奴，收复河南地，该地区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粮食、水草丰美，是实行屯田制的适宜地，随后汉武帝又修筑长城和沿河要塞，河南地成了攻守可退的边防要塞。
可见，汉武帝时期西北地区多边患，为保障西北边境的安全稳固，汉武帝主张向西北地区规模性移民，向西北边防建设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应对西北边患，并且在西北边境地区建立了很长距离的边塞，实行屯田制，为边境地区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防御与开发的外交策略就此形成。汉武帝的防御与开发的外交策略为边境建设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例如，西北屯田戍守的举措在两汉时期反复推行，唐、明等中原统一王朝也在西北地区推行屯田制。
唐朝时期，中国同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唐朝初期，由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和北方边防的巩固，通往中亚细亚的商路与亚洲的朝鲜、日本的贸易特别发达。唐朝时期，对外通商的都市已经有很多，长安、洛阳、泉州、扬州、广州都在其中。唐朝在长安设置了鸿胪馆，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管理对外贸易，并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市舶使”（担任管理监督商船的官吏）。
隋唐时期，中国实施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时期，通过“华夷一家”的民族观，改变了唐朝与各个民族之间的隔阂，弱化了对民族的歧视，通过与吐蕃和亲，设置羁縻府州等举措，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巩固了唐朝的统治。为增强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交流，在交通方面，唐朝重视交通给各民族带来的方便。在文化交流方面，边疆少数民族吸收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思想，引进开放的发展思想，升级打猎牧渔手段，改变原来的游牧方式，开始定居农耕，利用双方往来引进的生产工具、农耕方法，积极在边疆地区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小商品商业活动。汉族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阶段。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政权并立时期。多政权具体是指自北宋建立以来，契丹人建立的辽分布于北部，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分布于西北部，也包括后来灭辽的女真人在北部地区建立的金。宋朝在历史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权的多元化，这就使得宋朝边境地区是在多元政权控制下的对外战争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宋朝的边境环境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北部主要是针对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少数民族军事进攻的重点是争夺土地、瓜分土地，但是宋朝后期，也曾与辽建立了友好的经济往来关系，军事进攻的外交策略逐渐转为防守。宋朝在北部与辽、夏、金的政权关系是属于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相互关联，两宋时期的宋朝与南部地区的关联则是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趾。虽然性质不同，但是边境地区的对外往来的确是受这种多政权的影响。
宋朝边境地区为了躲避威胁而进行的对外往来是后期边境地区发展的政治基础。由于整个宋朝时代不断受到来自辽、西夏、金的入侵威胁，宋朝就不断战争抵抗或者周旋，以及赔偿货物，使臣求和等等，使得宋朝越来越没落，同时，也使宋朝与北部的对外往来更加密切。而宋朝南部的交趾国也通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得宋朝在防御防守方面不断提高警惕，对外政策也是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相辅相成。
由于宋朝不断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侵犯，故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对外往来根据与外交涉的对象不同，设立了不同的外交机构，逐渐在外交上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外交方案。对于辽、金等边防安全威胁国的文书往来、出使使节等外交事务，由枢密院的礼院主要负责。具体事物的落实，由设置的国信所负责主管往来事物。对于西夏、高丽等藩属国，主要通过“册封”“赐”的方式发出外交文书。此外，接待各国的使节，宋朝京城设置了很多外交馆驿以供接待，比较著名的有都亭驿、同文馆、礼宾院、怀远驿等。此外，宋朝为了发展海上贸易，北宋时期曾在广州设“市舶司”，在杭州、宁波、泉州设“司”，在上海镇设“市舶提举司”。北宋时期，曾有很多商船航行至印度。到南宋时期，南宋王朝与外国通商已达50余国之多。
14—15世纪是中国对外贸易大发展时期。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等国家地区贸易关系的进展及国内市场的扩大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朝前期，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形式主要是“边境贸易互市”，后来在清政府“怀柔远人”思想的影响下，冲破“边境贸易互市”的固定模式，出现了“古代商埠”。东北地区，中俄、中朝边境为商埠的典型地区，清朝前期的中俄、中朝边境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处于隔绝状态，但商埠的出现，说明并不是处于绝对的隔绝状态。
清朝后期，清政府面对国家危亡的形势，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师夷长技以制夷”，改变经济政策，对外开放，寻求发展空间；改变政治政策，商埠的出现削减了殖民属性，建立商埠不仅仅是政治目的，更多的是转向商埠的窗口作用；改变文化政策，借助多处商埠的建立，加快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