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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循环关系。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贡献占到30%，超过了美、日、欧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的总和。需要尽快构建新的“大国经济”体系，从两头在外、中间在内，依靠投资和外需的传统经济模式，转向依靠内需和双向投资贸易布局并重的新经济模式，实现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前40年“小国型”开放战略向新40年的“大国型”开放战略的转型。通过扩大对外投资构建国际经济话语权、定价权和共同利益机制，通过扩大国际发展合作和国际责任担当推动基于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通过扩大进口服务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是研究分析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重新审视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内区域协调体系的构建。东部地区更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参与全球最高水平的竞争；西部地区更多依托“一带一路”，与亚非拉和中东欧地区合作发展形成梯度；中部地区更多面向世界上最大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且快速成长的内需市场，发展世界高技术制造、现代化服务、优质要素集聚区域；东北地区则更多利用丰富的资源禀赋优势，叠加改革开放要素创造优势，形成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新增长极。要用新的再平衡机制矫正原有的不平衡矛盾，用后40年的再平衡（倾斜）战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前40年的不平衡。新的再均衡战略应该是基于内需、基于规则、基于包容的更高质量发展。以中部地区作为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战略支点，撬动东部地区转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创新经济和现代服务，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和新增长极；撬动西部地区开拓“一带一路”形成新时代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纲举目张的“纲”；撬动东北地区参与和引领东北亚全面合作，成为北方激发经济活力、合作潜力和市场竞争动力的高质量动能转换样板。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条最重要的发展经验，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不是大小多少失灵补位的关系，而是相互交融的共同体，缺一不可。如果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不公平、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就很难解决；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经济就缺少活力；过度强调社会的作用，经济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凡是引入开放的外部压力，用好市场“无形的手”、政府“有形的手”、社会“和谐的手”协同发力，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合力的地区和部门，经济都有活力，发展都有潜力，社会都有动力。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质量动态上升的发展趋势，是相对、渐进、渐变、逐步的演进过程，是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再前进一步、再上一个台阶的过程。日本近年来出现产品质量下降、科研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其原因在于那些曾经支撑日本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因素和质量作业管理因素被改变所致，这说明高质量发展是可逆的。要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政府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作用就变得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更高质量的市政公共环境、绿色环境、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更高质量的劳动力、管理和企业家才干，需要更高质量的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科技创新服务，需要更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跨境网络，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因此，推动政府改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和谐发力的环境，就变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