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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模式，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对全球经济的几次重大危机以及陷阱的研究，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在产业、创新以及教育领域的国别经验研究。深入分析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在本阶段的独特性的问题，既要结合分析国际典型大国经济转型的特点和经验，也要吸取国际中小经济体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研究香港在深圳和我国的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从外资引入比例、技术创新、历史作用等，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更好地发挥东部率先发展对于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美国在1800年之后开始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1884年左右，美国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其经济总量于1894年超过英国，成为位居世界第一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美国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远落后于欧洲，1810年美国共有约95%的人口住在农村。长期以来，发展工业、依靠农业成为美国发展经济的一个指导原则，“西进运动”与农业技术革命相结合则是美国农业由落后变为先进的一个关键。通过政府资助、农业教育和农业展览等方式，掀起改革农具和农机创新发明的热潮，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是美国农业由落后变为先进的第二个关键，畜牧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以农畜产品作原料的轻工业崛起。发达的农业和轻工业，提供了较多的出口产品，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同时，发展了钢铁业和机器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的形成为20世纪美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第一，引进欧洲移民、招募华工和利用黑人劳力，充足的人口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条件。美国工业革命开始时，全国人口只有70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6人。美国资产阶级认为必须引进欧洲移民，增加劳力，扩大市场。当时，欧洲面临人口膨胀的压力和政治动乱的困境，给美国引进移民创造了有利条件。1820—1900年的80年内大约有2000万人口涌进美国，相当于美国独立时人口的7倍，使美国人口增加到7600万人。
第二，引进和应用外国先进技术，根本改变了工业的落后面貌。美国不是单纯照搬外国经验，而是在学习和引进的基础上，在一些尖端领域大胆地应用和独创。美国独立时，科学技术水平很低，处于手工作坊阶段，除农业科学技术外，基本照搬英国，有很大的依赖性。美国积极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工业革命已进入成熟阶段。因此，美国能够从发展较早、世界上制造业最先进的英国购买技术，引进设备。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充分把握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积极投资和创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其科学技术由单纯模仿阶段进入应用和独创时期，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标志的电动机、内燃机以及电力革命就是成功引进、应用、独创的典型。虽然新兴的电学理论和电机制造技术起源于英国和德国，但是电机的完善和电力的大规模应用是由美国发明家来完成的。正由于电力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科学技术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
美国独立时，教育科学基础十分薄弱。独立后，美国面临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任务，资产阶级民主派把教育作为实现这个任务而斗争的一种武器，提出“教育决定一切”的观点，激励各个方面办学的积极性。1900年，美国已有45000名工程师，当年在校大学生达23万余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就有31.4个大学生，而德国每万人口中为8.3个，法国有7.6个，英国只有6个，远远落后于美国。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美国科学事业取得巨大的进展。美国科学研究由科学家个人自由研究活动时期进入有组织的集体研究的新时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变革。
建立专利制度、鼓励创造发明是推动美国科学技术进步与变革的重要因素。在“专利法案”的刺激下，广大科技人员、工匠和艺人都投入创造发明的浪潮，使美国成为一个科学技术进步最快的国家。创造发明的发展速度已超过英、法两国。美国早期有23项重大发明，如扎棉机、制鞋机、轮船、电报、电话、电灯和电影机等，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爱迪生发明电灯泡（1879年）取得了电力技术的突破后，美国科学技术摆脱了对西欧的依赖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首先，科学与技术结合是技术开发的必由之路。科学研究与生产密切结合，重视实验和应用技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科学研究也日益社会化，各种科技综合研究所和工业实验室纷纷建立。美国第一个大型的专业实验室是由爱迪生在1876年建立的，集中了近百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许多大企业也建立起工业实验室和研究所，如贝尔系统的基础研究就聘请了由英德留学回来的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到1914年全国工业实验室和研究所已有365个，拥有近万名科技人员。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充分体现了以发明家为中心的应用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直接结合的特点，说明科学与技术结合是技术开发的必由之路。
其次，企业家和发明家资助的科研直接为生产服务，以增值利润为目的。美国的科研机构大部分是由企业家和发明家出资建立的，它直接为生产服务，并以增值利润为目的。科研项目主要是生产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一旦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研制成功，就立即在生产中应用，转化为生产力，省去许多中间环节和烦琐程序，表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美国独立后，在政治上推行两党制度。美国政治的统一和稳定，联邦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良好条件。内战后一百多年间在美国本土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和严重的政治动荡，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所没有的，它为美国的工业化创造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内战后，美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经济上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和调整。首先，美国的两党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内战后，由于南部的发展，形成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保守的”共和党和“改革的”民主党的相互攻击和交替上台，巩固了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美国政治制度的完善使调节社会阶级矛盾的手段也更加成熟、灵活和富于弹性，社会经济体制弹性增加，在制度执行力增强的同时，纠错的弹性和灵活性也增加。
1990年以来，美国经济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一方面，是随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大量外移，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和产业结构中金融、房地产、建筑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加剧了经济空心化。其实体经济、制造业都外移到美洲、亚洲，如墨西哥、越南等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教育结构是整个结构问题的一个体现，目前美国许多大学中学习工程学的不如过去多了，而且很多不是美国人，而美国的大学生虽然很多，但大多是学习商科，学工程技术的甚至少于学养生、栽培、保健等学科的。美国的教育是开放的、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的趋利性导致对效率的追求和挣钱的欲望很强，高等教育和职业选择以挣钱为目的，做金融业、房地产业、影视业的人收入高，年轻人在房地产业、金融业等泡沫产业可以轻松挣到百万以上的年薪，吸引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进入这些行业，导致美国出现产业空心化，没有人做实业、做创新、做科研，进而经济出现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
美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明显，不仅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也甚为深远，阻碍人力资本、社会流动等。
从财富分配来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1989—2013年，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2/3增加到超过3/4，中间40%（51%～9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0%下降到23%，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下降到1%。贫困水平居高不下，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处于贫困状态，每5个美国儿童中就有1个处于贫困状态，这些贫困人口中只约40%的人有工作。美国自1986年（13.6%）到2015年这30年里，平均贫困率为13.5%。贫困不利于教育医疗的改善，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流动性，造成了贫困的代际持续。
工业化兴起之前，德国是落后的农业国，也曾经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但通过不断发展，目前已成为众多行业精细制造发达的工业强国。
德国历史上经历过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胀，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对防止经济社会动荡有着深刻的记忆。因此，德国更加坚守实体经济部门和高品质的制造业发展，严格控制房价，发挥金融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保证利率水平的稳定，有效防止恶性通胀和恶性社会矛盾的激化。综观全球，很少有国家可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但德国“独善其身”。从1977年至今，德国人均收入增长约3倍，但同期名义住房价格仅上涨约60%，房价收入比较低，这提高了民众的幸福度，房地产和金融行业没有暴利，高素质人才和企业资本都安心集聚到实体经济发展，成就了“德国制造”。
德国的房地产业政策
充足稳定的住房供给，规范发达的租赁市场，住房拥有率低、租房比例高。德国政府大力推动廉价住房建设，86%的德国人可以享受不同额度的租房补贴。保护承租者的租赁市场，《租房法》规定房租涨幅不能超过合理租金的20%，否则房东就构成违法行为，房客可以向法庭起诉；如果超过50%，就构成犯罪。住房拥有率较低，租房比例较高，德国的住房拥有率平均一直在40%多，有一多半的家庭均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
4%～5%的住房投资回报率，低于实体经济的行业平均利润率，严厉遏制投机性需求和开发商暴利行为。德国住房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长期稳定在4%～5%。在住房交易中，若未满10年出售，需缴纳25%的资本利得税。如果开发商制定的房价超过合理房价的20%，则购房者可向法庭起诉。如果超过50%，就定性为“获取暴利”，开发商将面临高额罚款和最高三年徒刑的严厉惩罚。
实行长期稳定的房贷政策。德国实行“先存后贷”合同储蓄模式和房贷固定利率机制。第一，德国居民要得到住房储蓄银行的购房贷款，必须在该银行存足相应款项，一般是存款额达到储蓄合同金额的50%以后，住房储蓄银行才把合同金额付给储户。第二，存贷利率固定不变。存贷款利率分别是3%和5%，抵押贷款固定利率期限平均为11年半。
双元制学徒教育模式是德国制造业发展的基石，德国大学在世界排行榜中的名次确实不佳，甚至很少能挤进前50强。德国大学主要靠国家拨款养活，学术资金有限，经费对学术研究起到了限制作用，也间接影响了顶尖的学生生源质量。德国大学比较偏重理工科，综合类大学不多，德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科研相互分离，承担这部分责任的主要是各种科研机构和协会，后者有着很强的科研实力，也拥有相对雄厚的资金实力。
德国没有发达的直接融资体系，金融创新和经营活力相对较弱。德意志银行拥有145年历史，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全能银行，连续五次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德意志银行一度被视为德国金融业稳健经营和稳健监管的典范，但在全球化和利润的驱动下，短视的企业文化逐渐占据上风，一些德国全能银行逐渐失去传统重心，转而过度依赖能够带来短期效益的投行业务。引发德意志银行危机的三大深层次原因，即德意志银行自身经营失败、德国金融监管盲区以及美国刻意打压。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德意志银行跨境经营风险最终演变为影响整个集团的危机，甚至成为危及德国乃至欧盟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爆发点。在美国新一轮对外打击的外部压力下，处于内部监管盲区的银行跨境经营风险极有可能率先成为下一个金融风险爆发点。必须警惕“吹哨人”，对金融机构外籍高管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摸底查清。
制造业是德国的骄傲，大众作为德国汽车行业的领跑者，其欺诈行为不但导致了自身的经营危机，而且对于精益求精的德国制造业是一场信用危机。大众汽车所售柴油车使用了违法软件欺骗美国监管机构，使其在受测环境中能达到环保标准。大众冒险造假的动因源于巩固其行业垄断权。随着城市环境和空气质量的恶化，汽车尾气排放问题一直是政府心头重病，大量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陆续问世。大众作为老牌汽车制造业的领头企业，对未来的行业变局心生余悸，以欺骗的方式巩固行业垄断权。在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新兴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智能驾驶汽车使汽车行业互联网化、个性化和共享化，也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环保要求。垄断经营严重的汽车行业，不得不接受互联网革命带来的行业变局，老牌汽车厂商别无选择，要么继续采用各种手段固守行业根基，等待新兴汽车产业来“革命”，要么适应互联网，开始自身的变革。
战后日本经济主要经历了“战后复兴―高速增长―稳定增长―泡沫经济―短暂恢复―地震重创”六个阶段，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陷入了长期“结构性低迷”阶段。
1985年美日之间的《广场协议》使日元不断升值，致使出口产业失去了竞争力。日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资金大规模向亚洲转移，而返销日本的进口急速增加，固有的贸易顺差优势消失殆尽，电机等传统优势产业的空心化趋势迅速扩大。面对升值压力，日本的本土企业大量破产，2014年10月，日本索尼电子宣布破产。然而全球布局的丰田公司自1950年至2010年保持了58年的长期盈利，用全球研发、全球生产和全球市场来消化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土地、股票价格背离正常价值水平，形成了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日本调整产业结构不彻底造成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将个人计算机和网络发展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战略重点，而日本仍执着于生产大型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没有迅速加大个人电子产品和软件服务在科技创新中的比重。本质上是日本始终顾及各大财阀集团的利益，导致在新兴的世界信息技术产业浪潮中，产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
日本在经济起步、高速、平稳发展的几十年中形成了很强的保护主义，建立在传统观念与经验主义之上的产业管理模式，在遇到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冲击时无力应对，著名音响生产厂商“山水”等行业巨头公司相继破产，成为保护主义指导下的失败案例。各大财团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垄断寡头地位，不断挤压中小企业发展的生存空间，已经威胁到日本整体产业结构的完整性。
日本始终存在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二元脱节问题。日本在政治与经济上主要向美国看齐，与中国、俄罗斯、韩国都存在岛屿领土争端，加之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都已成为日本在亚洲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政治障碍，日本政府利用扩大外交争端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日本经济与政治的非同一性趋势，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与民众的生活根本需求。
近年接连爆出的日本制造业的丑闻，如日产汽车公司的违规质检行为和神户制钢造假丑闻，粉碎了众多人心中“日本制造”的神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复苏缓慢，国际竞争力衰退，使日本大企业纷纷裁员瘦身，恶化了日本的失业问题。日本劳工市场的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很多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雇用短期工或者合同工，实行灵活的雇佣体制。随着合并与并购越来越普遍，即使公司有心，也不再给予员工终身雇用的保证，终身雇佣制的打破也使其高质量发展受到根本的冲击。
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现代经济正在逐步转变为金融经济，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主导当今金融领域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分别是伦敦、纽约和东京，作为传统金融强国的英国凭借着伦敦的国际金融地位，在不同的国际金融市场中长期占据着令人瞩目的市场份额。自从1986年的“金融大爆炸”以来，英国的金融业开始从各个方面蓬勃发展。面对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等强劲对手的竞争，伦敦在国际金融中的龙头地位非常稳固，无论是在国际银行贷款、外汇交易、金融衍生品服务方面，还是在国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方面，英国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给英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动力。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业相比，英国金融业有着显著的特点：第一，它不像瑞士和荷兰等金融业强大但经济规模偏小的国家，这些国家金融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海外扩张，英国国内的金融市场规模庞大，能够支撑一个相当强大的金融产业。第二，它不像纽约市场和东京市场主要从事与美元和日元相关的金融交易，英国伦敦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市场主要交易的是离岸货币和以离岸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即使只在英国境内，英国金融机构也能够提供和从事几乎所有的离岸国际业务，交易几乎涉及所有的国际金融产品。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的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高，不但大的金融机构，就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其海外资产的比重都非常大。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导致它在新工业革命阶段缺乏足够的动力。由于更换新技术设备需要巨大成本，英国工业企业宁愿继续使用蒸汽机等已有设备。英国作为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国家，通过简单掠夺殖民地经济就足以获得巨大利润，这使得英国人对改进生产技术缺乏动力。此时英国科技领域的守旧思想比较严重，固守已有的科技成果，许多新发明的推广阻力重重，如电灯就由于煤气行业垄断势力的抵制而迟迟不得推广。而美国、德国作为后起之秀，采用最新技术要比英国方便许多，它们不像英国那样有广阔的殖民地可以依靠，对改进生产技术的需求较为迫切。而且这一时期美国和德国在新科技研究和推广方面相当出色，已经超越了英国，使得它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
瑞士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旅游资源丰富，享有“世界公园”的美誉，瑞士人民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瑞士人均GDP为81324美元，经济发展离不开优势产业作为支撑，瑞士的竞争力产业以工业制造和服务业为主，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道路。
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产业结构先进，化工、医药业、旅游业、金融业发达。机电金属业是瑞士制造行业中最大的生产部门，都是国际同类产品中的精品，被世界众多专业厂商和客户广泛采购。瑞士是一个医药生产大国，很多化工医药产品类别居世界领先地位，主要包括：医药和诊断技术、精细化工产品、维他命、香精香料、植保产品、兽药、工业用特种化工产品、染料和涂料等。钟表制造业是瑞士的传统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后，瑞士钟表业经历结构重组，企业数量由70年代的1600家减少到现在的600家。瑞士是全球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拥有较严格的保密机制、领先的资产管理业务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等方面。旅游业已经成为瑞士继工业、金融业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也是瑞士第四大出口创汇产业。
瑞士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与其在政治上执行永久中立政策有很大关系，永久中立政策的执行为优势产业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在产业发展基础上瑞士存在两方面劣势：一是资源劣势，二是内需较小的市场劣势，这为工业发展带来了先天不利的条件，这些局限性迫使瑞士必须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如机电金属业、化工医药业、精密制造业等，这些行业产品体积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品牌效应明显。
瑞士是一个高福利国家，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体系。被认为是全球最适合养老国家的瑞士是最早实行65岁退休的发达国家之一，瑞士的退休年龄与人们的平均寿命有关。瑞士是欧洲寿命最长的国家，瑞士男性平均寿命和女性平均寿命分别为81岁和85岁。庞大的社会福利经费支出，需要人去创造，延迟退休年龄是缓解国家财政压力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在全球创新指数榜上，2017年瑞士已经连续7年蝉联榜首。创新投入包括政策制度环境、人力资源与研发、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和商业成熟度五个指标，创新产出分别是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两个指标。瑞士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三大明显优势：高创新力、高素质员工和一流的科研机构。最新的技术和有利企业发展的大环境是瑞士高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基石。拥有一流的大学和学院60多所，其中，苏黎世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及日内瓦和苏黎世大学4所大学属于全球100所顶尖大学，前两所大学跻身于前20名。它们与国际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吸引了大批杰出的外国科学家。很多重要的产业集群都选择在瑞士落户，因为这里有着优质的创新基础、理想的研发环境、有效的注册和认证系统及高素质劳动力。瑞士创新呈现的是自下而上的格局。政府的作用是给予支持或辅导，很少管制，所做的就是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政府部门突出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较少管制、把税收降到最低水平、尊重公民权利，让企业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因为税赋低、人才多、环境优，瑞士对海外企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经营环境带来的经济效应不可低估。
在韩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新村运动及其后续的自由发展进程，始终扮演着推动发展的角色。
韩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村运动始于政府的发起和扶持，逐步向自由化发展。这项运动提出伊始，目标就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发展的力量来自人民，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因此其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不断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同时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载体，提高了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健康发展的新村运动及其延续——“奥林匹克新村运动”（1988年）和“捐金运动”（1997年）等，为韩国经济建设和度过危机作出了贡献，其对农村的建设也为后续的农村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二战后的韩国经历了在民主政府与独裁政府之间的波动和交替。第三到第五共和国的军政府政治体制推动了基础十分薄弱的韩国经济发展，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发展原则，政府在新村运动和韩国五年计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扶植、引导有前途的产业，鼓励大企业集团积极开拓市场，创造了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的汉江奇迹。
汉江奇迹的诞生得益于政府的集权和干预，然而这种过多的政府干预却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选择和集中”的发展原则催生的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加速韩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走向高收入国家的步伐，但这与当前的自由市场经济趋势不相适应，阻碍了韩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此当前韩国政府正着力发展经济民主化，引导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经济。
新村运动后期，发展主导主体已逐步由政府转变为民间，与此同时，政府仍然积极建立专门机构给予指导，并出台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促使新时期韩国农村建设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为新村运动新发展、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主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年代后期颁布的《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提出，将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企业成为从事科研开发的主要载体。作为经济建设的直接承担主体，企业对社会生产市场的需求等的嗅觉更加敏锐，增加企业人才培养力度和增强研发能力建设是提高相关要素创造力的一种方式。这项政策明确了科研对于生产的服务作用，科研投入其最终目的还是增加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要素生产效率。1998年开始，韩国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发展取向，集中发展计算机、新材料、精细化工等，提出“头脑强国、头脑兴国”口号，颁布《科技创新特别法》《中小风险企业培育法案》《科技发展长期计划》，用科技升级带动产业机构升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下的韩国发展回升则主要得益于引入市场经济模式和进行金融改革。
韩国经济在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过程中，金融承担起政府政策实现的工具角色。在IMF的推动下，韩国政府一方面利用IMF的570亿美元紧急贷款援助度过危机，另一方面利用国际经验强化市场经济成分，转变政府职能，铲除官治经济的根源，把“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经济基础薄弱，缺少自己的工业建设，转口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支柱，这种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国家的需求，容易空心化。在这样的时期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给新加坡经济发展注入硬实力。工业的发展不但夯实了国内的经济基础，还缓解了就业问题，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历史来看，实体经济是什么时候都不能罔顾的经济硬实力。
无论是转口贸易时期还是出口工业化时期，新加坡都能立足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主体经济。尤其是当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寻求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时，新加坡还处于基础经济建设时期，还在大力发展经济增速。新加坡承接国外劳动密集型工业产业建设，是符合当时国情的，借助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输出的需要，新加坡在这一时期大力建设出口工业，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上，世界各国自然资源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等的不同导致了经济发展阶段和速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乃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不容置疑的，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并且承认差距，在国际经济大圈子里找准自身定位。
新加坡政府实施了贸易立国、人才强国、资本富国三大经济发展战略，把人才和贸易资本并立，将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强调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其“精英教育”理念更是独树一帜，始终贯彻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19世纪80年代初配合“经济重组”提出“教育报告书”，扩充高等教育规模；1986年，“经济委员会报告书”扩大各级各类教育规模，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1991年，面向21世纪的“经济策略计划书”，强调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在技术升级换代时期和经济发展新时期，这种长期投入的效益开始显现优势。
新加坡推行精英教育，一方面为经济建设提供了高质量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为政府机关储备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人才培养加上《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反贪污法》等一系列有效的法律法规，内部和社会监督并存的严密法律监督体系，包含贪污调查局、人民投诉局的健全执法机构和队伍，新加坡政府的廉洁高效形象由此建立。这一形象对内增加了人民政府公信力，为高储蓄的中央储备金计划从公民储蓄、国家储备金，到服务民众和民众收入增加，再到公民储蓄良性循环提供保障；对外成为招商引资的形象名片，高薪养廉、世界一流的行政工作效率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大企业将总部设立在新加坡，发展节能高效型经济。同时新加坡也是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政府会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并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这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然而，自由贸易政策的实行使新加坡的国内产业失去本国政策的倾斜性保护，竞争力大打折扣，通过抑制工资上涨和减少公用事业收费对于工业产品成本的减少已经没有更多空间可发挥，新加坡经济增长急需新机制和动力。
台湾前期的经济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导向”“政府作用”的指导，学习美国等的生产技术，通过模仿掌握技术用于发展。然而，随着产品生产周期的缩短，当“模仿—掌握”速度跟不上产品更新速度时，自主创新是唯一的出路。从1949年至21世纪以前的经济发展中，台湾地区经济始终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包括前期的物资援助、直接干预和后期的贸易出口、技术学习，缺乏自主性。长期坚持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将面临发展空间缩小的瓶颈。因而当美国这个学习对象出现创新不足引发的经济衰退时，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也进入瓶颈期。特别是随着支柱性产业遇到技术瓶颈，新兴产业发展不如预期，一段时间内台湾经济只能是依赖旧有优势维持发展，增长后劲渐缩。
进入21世纪后，台湾岛内出现国民党和民进党交替执政，同时频繁的政党斗争导致政府决策能力下降，改革的社会成本攀升，新的发展战略难以确立和推行。在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合作对象的同时，两岸关系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稳定性。尤其是当前蔡英文政府宣称不要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对话的前提，两岸关系再度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将难以突破自身经济发展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