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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直接面临三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是区域东中西和南北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巨大；二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重化产业、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面对的转型矛盾和主要问题各不相同；三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分类可能有高中低不同档次，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分类可能有一次现代化和二次现代化不同阶段，大国内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当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诱因是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深刻变化，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
首先，投资效率下降和债务杠杆攀升。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峰值已过，外商直接投资、民营企业投资、新型城镇化引致的投资以及创新、绿色、民生等新型投资增长面临市场准入等障碍，同时，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又有很大不足，因此一味沿用老办法扩大投资需求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其次，最终消费占比仍明显偏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最终消费贡献率由54.9%提高到58.8%，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但商品和服务供给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要，境外旅游购物金额达到1.2万亿～1.5万亿元，家政、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型供给仍是弱项，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仍有较大的缺口。
最后，外需企稳向好的态势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威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和制造业复苏举步维艰。2017年呈现企稳向好的增长态势，然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严重威胁着中长期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前景。因此我国外贸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从此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和综合运作能力。
首先，中美贸易冲突有可能中长期化。当前美国“301调查”几乎覆盖了列入“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多数高端制造业项目，如航空产品、科技产品（含芯片）、精密设备等，以此断绝外商投资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可能性。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有向欧洲及其他国家漫延的倾向，最后会形成全球性高贸易、投资、金融壁垒。辩证地看，这也为我国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自主创新，转危为机，创造了有利契机。
其次，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过程中，是从产业结构低端开始起步的，由此形成了代工、低成本竞争优势、山寨等产业发展模式。从代工转向自主创新、从低成本转向高增值、从山寨转向科技创新，相当于从游击队向正规军脱胎换骨式的转变。这个过程，需要三个重要引擎推动，一是“双创”，二是“双公”（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形成合力优化产业结构。
最后，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打破科技创新的发展瓶颈，一是要打造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一流大学，二是要打造国际一流的直接融资体系，三是要打造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四是要打造跨境创新合作网络，五是要打造保护知识产权和财产权的制度。
首先，开放合作的人力资本优势亟待提升。随着人口增速放缓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我国正面临人口红利逐步减弱的挑战，同时人均产出效率总体偏低，人力资本需加快培育。在适应新常态、加快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现有的人力资源在结构分布、供需匹配、创新能力、敬业精神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人才结构问题较为突出，表现在高端研发、技术服务和专业技能人才短缺并存，缺少合格高素质员工，缺少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缺少从长期经验积累到开窍的专业技能型人才。人才发展激励机制不完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未能有效衔接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其次，缺少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规模经济主要依赖于“干中学”，低成本工业化的特征较为明显，产品生产与企业经营过程中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掌握。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国内产业升级的压力，需要整合和提升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发、开发和试验研究、科技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创新链效率和便利化，加快补短板，加大力气实现科技突破并加快市场化转移。
区域发展不平衡。根据已有的数据，2016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5个省份与最低的5个省份的平均水平之比为3.22。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1.92倍、1.91倍和1.70倍，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除了总量上的差距之外，各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也表现为人口分布、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多层次分化的问题突出。
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较低，仅为42.35%。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始终没有获得有效解决，城乡区域层面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待进一步推进。此外，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但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要素高度集聚，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待完善，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协同性不高，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并向外辐射的动能不足，存在“小马拉大车”的普遍情况。
收入分配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和行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200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9，明显高于联合国定义的基尼系数高位区间（大于0.4）的范围，收入差距较为严重。自2008年尤其是2012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有下降的趋势，如从2008年的0.49下降至2015年的0.462，然而，2016年和2017年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又开始上升。建立收入分配差距趋于持续缩小的长效机制已迫在眉睫。从地区来看，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万元大关的6个省市都集中在东部，而西部省份大多排名靠后。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如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倍数是3.33，2017年缩小为2.71。然而，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与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比例约为3.56:1。
我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推进快速工业化，尤其在2000年至2012年我国消费升级从“吃穿”转向“住行”，再加上期间美国制造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带动了全球经济非理性繁荣，造成我国整体经济（其间我国GDP的年均增速达到了10.7%）以及房地产、重化工业、重大装备制造业高速增长，由于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导致各类生态环境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包括森林资源减少、土地沙漠化加剧、水土流失、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问题较为严重。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民群众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面临的环境污染治理以及优美生态环境建设的压力增大。
创新能力与激励机制之间的互动有待加强。企业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的水平不高，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在转向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普遍面临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缺品牌、缺渠道和缺转型的经验与能力等制约因素。政府、企业和社会在协同驱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在做好配套服务的同时，政府尤其是运用公权力主动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官产学研联合研发和全方位国际合作，在战略性重大技术的创新与突破中发挥引领作用有待加强，以弥补民间企业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不足。创新人才结构中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级应用人才相对短缺。基础创新能力不强，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的能力相对滞后，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投资在科技创新投资总额的比重占到5.2%，而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达到17.4%。同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渠道不畅、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抑制了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激励人才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相对滞后的科研管理体制抑制了科学家精神的发挥。
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动力不足。近年来，受产能过剩，摩擦加剧，实体经济增速下行，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走低，大宗商品价格和要素综合成本上涨过快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之间存在不协调、不匹配等问题。表现为资产价格上涨，金融资产总量不断膨胀，投资效率不升反降，实体经济对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导致金融部门内部融资规模占全社会信用总量的份额过大，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使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较为突出。
要素市场化配置发展相对滞后。由于市场体系是分层的，从低端的农贸市场到中端的商品市场、中高端的要素市场，再到高端的金融市场，甚至更高端的衍生品市场，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逐渐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商品市场体制机制，但要素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仍相对滞后。二元结构的双轨运行现象依然存在，如劳动力和土地的城乡市场分割的特征较为明显；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政府干预较多并且干预过程中不透明不规范的情况较为突出，导致价格信号扭曲；要素市场的壁垒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普遍存在，降低了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和制造大国，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引资大国。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等方面存在新的严峻挑战。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过程中，既要求进一步提高开放的水平，又要加快拓宽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在完善外资准入方面，在扩大服务领域方面，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各领域的外商投资力度需进一步加大。在扩大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以及与国内经济稳定及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相互协调的挑战。
这是当前企业和社会对政府改革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政策制定前期举办政策听证会或咨询会，政策制定中广泛听取国际国内利益相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政策实施后听取各界意见反馈并适应性调整，都是保持政策连续性、透明度和法律基础完备的重要环节。当前，一些部门或地方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认识，各自为政，导致政策落实缺乏可预见性和效率，甚至偏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和方向。例如，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之一，但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存在误区，甚至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里根减税以及供给学派政策主张挂钩，而没有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着力点相结合。
实现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需要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目前的政策体系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针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涵盖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和政策措施，但政策制定后，缺乏具体、统一的考核和评估的依据，政策统筹、布置、贯彻落实的情况掌握不足，阻碍了政策的有效推进和总结反馈，缺乏对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进行修正和改善。
产业体系是经济体系的核心。我国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科教优势不能很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科技创新对产业迈向中高端支撑不足。科技与经济、科技与金融“两张皮”的问题仍未有效解决。从科技创新来看，不少创新是为创新而创新，并没有转化成为实体经济服务。近些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成果，包括专利和论文的数量都排在世界前列，但据统计，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2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80%；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率仅为5%。此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仍未很好履行，新旧动能转换仍然面临人才、资金、产学研脱节等问题制约，“人口红利”需要尽快转化为“人才红利”。
按2016年研发强度标准，我国地方经济可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
一是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经济。包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山东、天津7省市，其中研发强度最低的是山东省，为2.34%，略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2.40%，但已经超过欧盟15国2.08%的平均水平。2016年，广东和江苏研发支出金额分别达到2035.1亿元和2026.9亿元，居全国的前两位。
二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按研发强度衡量1.0%～2.2%的省市有13个，其研发经费总支出为4958.6亿元，占全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比重为31.63%。其中，湖北省研发强度为1.86%，研发支出600亿元，广东省一年的研发支出是湖北的3.4倍。
三是资源驱动型的经济。按研发强度衡量，1.0%以下的省份有11个，其研发经费支出总和仅是888亿元，仅占全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的5.7%，仅为广东一省研发支出的44%（见表2-1）。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落实创新驱动区、投资驱动区、资源驱动区的不同政策指向。
表2-1 2015年和2016年中国各地区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2015年和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6年11月10日、2017年10月10日。
2016年，我国制造业中民企的产值比重为61.2%，国企为27.8%，外资为11%。民企涌现出一大批大型创新型领军企业，如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进入民企世界500强的上榜门槛为120.52亿元，其中有16家入围世界500强。2016年我国制造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有1.01%，
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更是远低于发达国家2.5%的平均水平。大多数传统制造业的研发强度远低于1%。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这些企业面临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缺品牌、缺渠道等因素制约，特别是产业设备、技术和管理升级换代的能力和潜力不足是我国制造企业的突出短板。制造企业由大变强面临实质性困难（见表2-2）。
表2-2 2016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7年10月10日。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不少企业之所以不敢创新，一是因为利润太薄。在维持经营过程中，利润薄与不敢创新又相互加强，形成一个难以破解的正反馈机制。二是缺乏创新激励机制。不少企业缺乏创新“赛马”机制，也缺乏创新容错机制。三是缺乏创新氛围的支撑。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一帮意气相投的集体成员，大家在相互激励、同甘共苦的氛围中，可以搞创新，办成事。在传统的严格的公司组织管理下，类似这种基于文化基因的创新氛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四是创新缺乏人才支撑。创新的关键是人，现代企业需要的创新意识足、能力强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十分稀缺，不少创新人才的引进也只是为引进而引进。此外，政府对研发投入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吃饭财政”的状态。
从表2-3的数据可以看到，佛山、宁波、青岛、苏州、无锡等中等规模的工业城市，驰名商标排名第一的是佛山。佛山工业总产值在广东排名第二，仅次于深圳。但佛山经济以内生性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其驰名商标明显多于以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为主的宁波，也多于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苏州以及工业基础雄厚的无锡。
表2-3 部分城市GDP及拥有的驰名商标数据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一些企业主要采取了“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代工模式，代工经济是“小经济体”模式。另外，我们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导致一些部门和企业不太重视规则和法制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贡献占到30%，超过了美日欧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的总和。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构建需要迈进新阶段：实现由过去的小经济体模式转向依靠内需和进出口并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拥有良好的市场环境、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的“大国经济”模式。
随着经济下行，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目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仍较单一，投资体制仍不完善，法律环境仍不健全，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投资的效率和规模。除了产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不适应居民需要外，收入分配制度和再分配制度还不健全，税收对收入调节不到位，由此导致收入分配结构扭曲，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升级也面临严重制约。
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的市场化进程远远超过农村，但农村的生产要素仍处于半市场化或非市场化状态。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基本权益不平等，一是城乡居民财产权不平等，二是城乡居民户籍权益不平等。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而城市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却流不进农村。正是这些从农村输入的巨量生产要素，造就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也导致了今天的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本质上就是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另外，长期以来，为了扶持工业，能源资源价格被定在较低水平，企业成就主要根据实际产量评价，与成本节约关系不大。因此，低能源价格和企业经理节约成本的低激励结合在一起，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污染严重。
单从技术创新的效率来看，目前，私营企业由于产权结构明晰，产权关系稳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所有者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与创新动机，并取得高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技术创新效率，从而顽强地生存下来。相比较而言，国有、联营企业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不相对应，降低了激励和监督机制的效果，导致技术创新效率相对较低；国企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企经营者任职期间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匹配，但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并没有有效解决国企经营者的创新激励不足问题，技术创新效率改进不如生产效率显著。因此，仍需加大所有制改革力度，特别是要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主要经济变量关系深刻调整，经济结构性失衡矛盾趋于突出，科学反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指标体系不够健全。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市场监管体系和政策环境尚不完善。监管的穿透性不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