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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和规模经济等因素，是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一个经济体发展质量越高，经济增长就越不依赖要素投入规模的增加，而越依赖要素使用效率和各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通常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传统方法计算，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2008—2016年全球年均出现0.4%的负增长，与1999—2007年0.9%的高增长率形成鲜明反差。其中，发达国家整体呈负增长态势，而发展中国家则两极分化，部分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另一些国家则出现深度负增长。
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这段时期多数国家经济增长是依靠传统要素投入，也就是劳动力和投资增加带动的，如2012—2016年美国、印度要素数量型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1%和71%；内化于要素的质量型增长，如劳动力素质提高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高，大多数国家不超过1/3；由于多数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它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也较低甚至为负，如美国大致为零，英国为-6%，韩国为-21%，但也有一些国家较高，如印度约为21%。国际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不但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也导致全球发展质量停滞不前。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少有的例外，在2012—2016年中国年均7.5%的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高达3.4%，贡献率超过45%，是大国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高的国家。由此看出，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保持在高位，但高质量发展动能减弱，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遇到瓶颈；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值虽然较低，但提高很快，正处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低质量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时期。
造成全球范围内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一方面与传统统计方法不适应新经济发展有关，如很多新兴服务业，知识经济、数字化经济等，在统计时可能被遗漏；一些新商业模式，如免费的互联网搜索、电子邮件、云盘存储等，以及一些非货币化的交易，如共享房屋、共享汽车等，很难纳入GDP统计，这些都会部分低估生产率。另一方面也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有关，如很多创新仍处于孕育期和导入期，没有出现能引领经济社会全局变革的重大理论和技术突破；目前新经济多数表现为商业模式创新，对生产率提升的强度不及技术创新；新经济创新和产业周期缩短导致对生产率提升不能持久等。
未来新一轮产业革命进入成熟期，大部分国家的生产率将触底回升，甚至增速可能超过前三次产业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质量发展时期，这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制造业”，大大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效率；二是出现重大技术和产业变革，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被广泛使用，会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分配体系发生空前变化，这种变革的能级和冲击不亚于前三次工业革命。三是多个领域如生命科学、储能技术、量子通信等，可能在同期取得突破和应用，并发生相互作用。
因此，在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国都面临提高发展质量的新机遇。发达国家作为全球新技术新产业的主要策源地，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占得先机，逆转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趋势，实现新的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机遇，一方面在传统产业中可以继续采取学习、跟随等战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持续提升传统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好要素变化、收入增加、需求升级、市场规模、结构变化、改革加快等新综合优势，率先发展出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新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