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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作为指明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指导具体工作开展的指针，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反映的是执政者围绕发展问题进行的认识、判断和行动方案等思维活动成果的汇集。只有正确的发展理念才能保证发展的路径处于正轨，但发展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根据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审时度势做出调整。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70年历史，我国在探索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当前取得的各项成就与党领导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适应实际国情和客观规律调整发展理念及其政策密不可分。在不同时期，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不同，我国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理念，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恢复与赶超时期；“文化大革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十八大的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时期；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新发展理念的时期。
总体来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理念经历了盲目赶超到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过程，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对提升经营效益的企业经营方式的强调扩展为对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强调，并进一步地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将注重效益、质量可持续新的理念扩展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演变过程，发展至今其内涵也逐渐突破了经济领域而不断扩大至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
从1949年到1952年，我国经济主要处于恢复发展阶段，并为以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之始，国民经济亟待恢复。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党从农村转入城市之后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并强调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各项生产逐渐恢复，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并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等措施，通过改进生产关系，释放经济主体的活力。由正确的工作方针指引并施以适当的政策措施，原先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由于底子薄、基础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工业生产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先进国家。
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理念。在当时国民经济快速恢复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将其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南，并在1953年9月的《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布。总路线要求，要利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背景下，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也于当年得以制订。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并促进了后者的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平稳增长而且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获得大幅提高。
由于起点低、底子薄，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的基础上，全国经济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原计划过渡期为十年到十五年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了盲目和急躁的问题，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高于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任务，生产发展上一味追求高速度，提出了“赶英超美”等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刚刚恢复发展不久根基不牢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干扰。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起初在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上要求用十年时间超过英国，十五年时间超过美国，随后又提出“三年赶英、五年超美”等口号；在生产关系上，也搞穷过渡，初级社、高级社短时间内过渡到人民公社，导致“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在各地盛行。这种脱离发展实际和背离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理念和政策导致短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剧下滑，国民经济大幅波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降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随后几年中，党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情况有所改善。1963—1966年，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呈现恢复性增长，国民经济结构有所改善，积累与消费比例趋向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有所回升。
赶超式的发展理念过于强调目标，将政治任务凌驾于发展规律之上，使经济发展成为强加的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造成在后期脱离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使我国发展走了弯路，给经济造成了损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混乱一直持续到1976年。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否定了八大已经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正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迫于形势经历了几次短暂的整顿，但整个国民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停滞和混乱的状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生产让位于政治活动，因此更谈不上具体的发展理念。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束。然而，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在国民经济逐渐重新走上正轨并有所恢复的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并未就此退出，并没有做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教训在于缺乏坚定正确的发展理念指引，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会遭受重大的挫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着中国正式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之后历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并围绕改革进程和发展阶段对工作重点做了调整。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对经济发展速度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决定将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增长8%～9%。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进入小康阶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时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在此时期，在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同时，党在开展社会经济工作中也始终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注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效益方面的提升。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就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在“许多方面的经济效益还很差，其原因除了某些不可比的客观因素以外，主要是过去‘左倾’错误所导致的企业盲目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有缺陷，经营管理混乱和生产技术落后”，并提出在“六五”期间“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一次把“两个转变”同时提了出来，而且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改革开放的前35年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经历深刻变化的35年，各个领域不断推进改革以及扩大开放，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从1978年居世界第十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认识不足以及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原因，我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对GDP的过度强调，重数量轻质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较大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强调发展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此外，共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需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新的论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述成为新时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的重要依据。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