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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国际合作战略布局，着力颠覆性科技创新。
欧美可以封杀成熟技术，但封杀不了颠覆性技术。一是通过在海外设置触点的国际合作方式，寻找或培育欧美还没有来得及封杀的具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项目和企业技术。例如，浙江省在美国硅谷设立美国浙江创新中心，旨在将国外先进的科技人才和科创项目对接中国，落地浙江，推动双方在人才、技术、资本等方面的合作。二是通过资本融合掌握科技发展前沿。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国外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支持通过并购重组，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2）加快构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军工国有企业“黄金股”作用，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竞争力和控制力。二是从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出发，构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军民科技资源共享共用。三是强化军事需求牵引，促进国防科技成果民用转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为军用。
（3）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生态体系。
推动建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政策链深度融合，“政产学研资”紧密合作的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链分工合作＋研发机构集群化发展”的科技创新网络体系，实现技术创新的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一是提升综合研发效率。提升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质量效益。二是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传统产业需要通过技术改造全面提升质量、提升档次，不断进步，提高效益并降低污染等。三是政府致力于解决共性公共技术和核心关键技术研发问题。四是搭建科研成果转化平台，重点支持核心技术研发的重大项目，政府帮助引进先进装置，促进创新企业集群。
（4）构建跨境创新网络，打造全球化开放创新的创新链。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创新链与人才链在全球范围内对接，构建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创新网络体系。
（5）借鉴美德经验培育创新环境。
一是借鉴硅谷模式，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大学科研团队与产业联姻，营造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氛围，为企业创新注入强大活力。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创新理念，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社会文化观念，激发创新和奋斗精神。聚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提升知识和技术的密集程度，构建“财富—人才—科技成果”的良性循环产出机制。充分利用风险投资推动高科技企业成长并实现产业化。二是借鉴德国“政产学研”科研创新体系，设立政府研究机构主导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围绕企业需求，制定创新任务，适时调整合作方向。
（6）优化自主创新的社会环境。
一是科学设计高技术企业采购标准。现有采购标准通常以公司营收和人员规模而不是以技术创新性来评选产品。创新型公司通常会因为规模或人员数量问题被排除在外，或在招标过程中被传统观念的专家否决。建议放宽高技术企业市场准入门槛，鼓励企业CIO/技术决策者多从技术角度选择创新产品。二是引导国内企业消费习惯，重视基础软件，尊重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使用中国软件。国内企业长期重视应用和人力服务，不认可通用和基础软件的价值。基础软件通常需要巨大研发投入，回报周期长，如果不愿出资购买基础软件，国产基础软件的空间就比较小。需要引导企业客户了解基础软件的巨大研发投入，增大对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认可。
（1）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形成北方科技创新集聚区；二是推动长江中上游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形成“一带一路”产业支撑区；三是加大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步伐，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示范区。
（2）大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大力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提升农业农村发展质量和水平，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1）绿色发展行动。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体系，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2）蓝天碧水绿地行动。
控制燃煤及工业废气污染，制订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计划，严格落实约束性指标。综合治理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饮用水源地水污染。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完善收费政策。推进水功能区分区管理。实施土壤污染分类分级防治，优先保护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安全，切实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
（3）绿色生态空间建设行动。
坚持共建共享绿色基础设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建设多层次、开放式的基本生态网络。在重要生态节点空间启动建设骨干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面提升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牢筑生态安全屏障。
（1）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推动国际大通道建设，深化沿线大通关合作。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走出去”。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加大西部、内陆和沿边开放力度，拓展经济合作新空间。
（2）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
以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为突破口，将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的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使其成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先行区。加快自由贸易港建设。
（3）主动扩大进口。
继续发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余力，落实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充分发挥博览会的溢出效应、衍生效应和放大效应，带动更多的国际优质品牌、产品和服务从上海进入中国市场，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球的进口网络。
（4）完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重要软实力、核心竞争力。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重点持续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10项评价指标，努力提高营商环境指数。
（1）学习借鉴香港公共和社会治理经验。
香港拥有健全的法制环境、良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此，要学习香港经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2）共享发展成果。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缩小行业、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共建共享公共文化。
促进文化与教育、旅游、体育等融合发展，深化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提升百姓精神气质和文明素养。
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实施方案，明确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路线图、时间表及相关责任分工，切实确保高质量发展落地落实。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过渡期。
用研发强度反映创新能力，用“四新”指标反映新旧动能转换效果，研究不平衡发展指数和不充分发展指数衡量转型。
以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研究落实“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的制度环境和治理模式。加快推动宏观调控模式向法治化、市场化、规则化方向转变。
建立国家和地方不同层级的协调联动机制，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有限目标，长期推进。
重点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能力建设；二是制度建设；三是跨境网络建设。
企业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激化企业家科技创新动力，提升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创世界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