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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宁夏贫困地区的空间地理位置、脆弱生态环境、自然禀赋等客观自然（环境）因素阐释其长期贫困的客观制约。尽管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不可否认，在我国生态脆弱地带人口中，有7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县内，约占贫困县总人口的81%。另据国务院扶贫办评估数据显示，在2005年持续性贫困的群体中，有76%的人口居住在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的深石山区和高寒阴湿区以及黄土高原地区。
宁夏的贫困地区和人口也主要集中在中部干旱风沙带和南部山区的干旱半干旱山区、阴湿半阴湿山区和土石山区，宁夏全区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6个革命老区县的剩余58.12万贫困人口集中分布于此。该区域位居国家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首，区域内南部阴湿低温，北部干旱少雨，土地瘠薄，生态脆弱，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水资源极度短缺，宁夏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西海固地区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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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人均水平的1/23；而且土地的人口容量超出合理承载能力的8～10倍，人口、资源、环境严重失衡，贫困现象十分严峻。
农户调查进一步发现，被访户认为长期贫困与当地气候变暖、降水减少、干旱增加等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有17.91%的被访户认为其贫困与极端气候有很大关系，有39.55%的被访户认为有些关系，两者合计高达57.46%的被访户认为长期贫困与当地气候有相关性；还有22.79%的被访户认为长期贫困和当地水资源极度匮乏关系很大，更有46.3%的被访者认为与水资源稀缺有些关系，两者合计高达69.09%的被访者认为长期贫困与水资源极度稀缺具有相关性。同时，当问及“您家长期处于贫困原因”时，也有18.7%的被访者认为是与自然环境严酷和自然灾害频发有关。（见图3-5、图3-6）
图3-5 贫困与气候的关系
图3-6 贫困与水资源关系
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增加重要得多，对于贫困地区尤其如此。贫困户的健康、教育、职业技能和思想观念等是对其人力资本的基本阐释。健康存量是劳动者作为自然人质量的反映，教育存量和技能存量以及思想观念存量是劳动者作为社会人质量的反映，其中健康存量、教育存量、技能存量是劳动者现实劳动能力的体现，思想观念体现的是劳动者整合自身和环境资源的能动性，它们从不同层面左右着劳动者与环境的互动，影响着劳动者走向贫困的概率。
据我们调查，从健康状况看，被访户主中有14.7%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一般”，有20.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较差”，两者合计35.3%的被访户主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不满意。这主要是由于贫困户长期以来的“小病拖、大病扛”导致的健康问题，医疗支出占被访贫困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15.84%，18.2%的被访者认为“看病支出”太高。从教育状况看，西海固地区的贫困人口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建档立卡总人数的24.76%，具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小学和文盲半文盲）的占建档立卡总人数的61.1%，其中：文盲半文盲占建档立卡总人数的17.75%，小学文化水平的占建档立卡总人数的43.35%。另外，宁夏贫困地区劳动力因缺乏劳动技能导致自我发展能力不高，在西海固地区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具有劳动技能的仅占建档立卡总人数的1.02%。由表3-3可知，贫困农户接受过农业生产技能培训的为23.5%，接受过就业技能培训的为25.7%，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高达44.1%。从贫困户急需提升的技能看，文化素质、就业技能和致富技能排在前3位。从影响贫困户收入的因素看，“缺技术”因素占到54.4%。可见，贫困户技能缺乏仍是影响其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表3-3 贫困农户技能现状调查统计
资料来源：2014年随机抽样21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
社会资本被视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一种资源，其分布具有不平衡性特征，其具体表现形式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共享等。一些贫困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不占有社会资源而被迫陷入关系贫困的境况，由此导致家庭贫困。
从社会阶层看，当前社会阶层多样化特征明显并有阶层固化加剧的趋势。由表3-4可知，86.67%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农民阶层，还有35.07%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城里人”，因为农民身份无法改变；有高达53.73%的被访者认为通过自身努力（如进城打工）有可能成为“城里人”，但还是被城里人瞧不起。从平时的交往群体可进一步看出，74.81%的受访者平时主要和农民交往。可以看出，被访贫困户社交空间狭隘，进一步限制了其拓展社会资本的空间。拥有资源的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互动和交往，才有可能形成社会资本。而贫困农户一方面由于和其他群体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的存在无法进行平等交流，另一方面又迫于生存压力没有过多的闲暇时间拓展社会网络资源，由此导致其社会网络空间只能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和特定的群体。长此以往，不仅容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更使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受阻且不断固化，造成贫困户的社会网络资源存量仍旧停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
表3-4 贫困户社会阶层分类统计
资料来源：2014年随机抽样21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
由于贫困群体居住的集中连片性，使其容易形成一整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价值观念，这种独特的行为特征不仅强化了穷人间的互动频率，而且易于形成一个相对隔离的社会圈子，这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现象被称为贫困亚文化。这一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不断得到加强，并且逐步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群体的基本特点和人格，并能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使他们难以摆脱贫困。
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与收入相比，它是衡量经济状况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它还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的代际传递将不平等进行代际传递。一个家庭拥有的物质资本越多，可为其家庭带来的发展机会就越多。然而，据我们调查，贫困户物质资本匮乏现象普遍。一是缺少发展资金。有36.8%的被访者认为影响其家庭收入的主要原因是缺资金，还有46.7%的被访者认为目前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资金，有48.5%的被访户存在负债现象，而且有超过4%的债务是父辈遗留的。在借款人员中，他们基本都无法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发展资金，83.5%的贫困户主要向亲友借款，56.8%的被访户认为是因为银行贷款设置门槛太高。二是土地数量不多。尽管农业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对于刚从宁夏山区移到城郊周围的贫困农民来说，一定数量的土地仍是维持其日常生活的保障。在调查的同阳新村，新迁入的贫困户人均只有0.5亩土地，他们期望的适宜耕地平均面积是5.43亩。在他们看来，之前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资料可依靠土地自给自足，但移民搬迁后因缺乏技能和年龄原因（44.1%的被访者完全没有接受任何技能培训），实现就业很难，又没有土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生活负担。三是家庭资产价值低廉。对贫困户而言，家庭资产主要是房屋和家庭耐用消费品。被访户之前的房屋结构80%以上以砖瓦和土坯房为主，新近迁入地房屋是政府统一规划的砖瓦混凝土结构，贫困户的家庭耐用消费品仍处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初级阶段，以提高生活质量的耐用品拥有率非常低。可见，贫困户物质资本匮乏仍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
疾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有调查显示，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户中，其中因病致贫的高达37.8%，每年大约有1305万农村人口面临因生病而倾家荡产的危险。
在民族连片特困区，这一比例更高，因病致贫无疑成为农村地区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长期患慢性病的有25913人，患大病的有7697人，两者占建档立卡总人数的8.54%；宁夏吴忠市因病致贫的占贫困人口的15.9%。尽管随着我国新农合、大病救助等相关医疗保险政策逐步实现全覆盖，但受制于有限的医疗资源，加之报销条件、报销比例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因病致贫现象仍较为普遍。特别是实施新农合后，各级医疗机构的实际收费标准较之前有所提高，农民看似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销，但实际看病费用并未得到降低。还有县乡以上医院普遍存在开“大处方”、“大检查”的现象，这使本应致力于使农民受惠的资金大打折扣。再者，一旦突发遇到大病，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难以应对，而省、市级医院的住院费用很高，自费药品使用比例也很高，患者的实际补偿比例仍很低。此外，因残致贫现象也是导致正常家庭陷入贫困的又一重大因素。又如，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身有残疾的有4101人，占建档立卡总人数的1.04%；同样在宁夏吴忠市，因残或缺劳动力致贫的占贫困人口的12.7%。这些贫困人群尽管数量不大，然而是其家庭长期陷入贫困状态不可小觑的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曾指出，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收益最广、收益率最高的资本投入方式之一。因此，从理论上讲，人们对教育投资带来的效应应是“因教致富”而不应是“因学致贫”。但现实状况是，普通家庭因其子女接受教育成本的投入而影响了家庭的正常生活，并因此导致家庭经济陷入贫困。一个孩子从小学教育一直到大学教育，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数据显示，若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年均支出至少7000元（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计算，一个本科生4年的最少支出是2.8万元，这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面临的却是就业风险的剧增，导致农户家庭“因学致贫”现象严重。
如在西海固地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占建档立卡总户数4.63%的家庭属因学致贫。这使教育投资成为一个风险较大的行业，试想，倘若受教育者在消费了大量教育投资之后得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或无法将所学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不仅收益和回报无从谈起，而且导致家庭长期陷入困窘不堪的泥沼，形成了“因学致贫、因贫而失教”的一种恶性循环，由此中断了贫困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通道。这是社会失范的一种表现，其直接后果会危害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数据显示，在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中，20世纪80年代来自农村的学生占到30%，90年代中期只占17%，现在则低于12%。这意味着通过高考使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缩窄。合理的社会流动受阻会使社会结构断裂程度加深，加剧社会排斥，最终导致一部分人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
进而使新一轮“新读书无用论”现象再次抬头。据中国社科院《2012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3.45%和4.91%，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农村结婚的巨额费用已成为时下民族贫困地区普通家庭返贫的不可忽视因素，也成为农村家庭难以名状的沉重负担。许多家庭为了给儿子结婚，不得不东借西凑、债台高筑，有的不得不卖掉牲畜，有的甚至借高利贷。按照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当女儿出嫁时男方给女方家庭适当的彩礼以示对女儿养育之恩所付出辛劳的一点心意，这一婚嫁风俗原本也无可厚非。但在时下的农村，尤其是在贫困地区，逐年攀升的婚嫁彩礼已让农民家庭苦不堪言，以致谈“娶”色变，“因婚致贫”的现象频频发生。特别是在偏远贫困山区，女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一般都嫁到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川区，这就导致贫困山区适龄女青年更少；相反，贫困地区外出务工的男青年因外地环境陌生、择偶空间有限，最终大多还是需要在媒人与父母的撮合下解决终身大事，这就无形中助长了彩礼的提高，加之物价快速上涨，结婚的彩礼也在水涨船高。据资料显示，
农村结婚的彩礼从几年前的三四万元已普遍涨到10多万元。贫困落后地区更高，除了10万元左右的彩礼外，有的还要求有“三金一车”，这很容易使一个普通家庭成为“婚奴”，也足以使一个普通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因此，贫困地区出现的“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现象已成为当下民族地区复杂致贫因素中不可忽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已形成“越是贫困地区彩礼越贵、彩礼越贵越容易导致贫困”的一种恶性循环。而且，当前这种高额的彩礼费用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大有攀比泛滥之势，有的甚至借女儿外嫁达到脱贫的目的，以至于骗婚现象在贫困地区屡有发生。殊不知，这种以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为特征的不良婚俗，也为婚姻不牢固埋下祸根。结婚讲排场的另一表现就是大建新屋，建房购房成本增加迅速。可见，飙升的结婚成本已成为民族连片特困区新一轮扶贫开发中的不和谐音符，更是当下贫困家庭新的隐形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