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夏贫困概况

（一）宁夏经济发展基本概况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起步之年。这一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聚焦精准扶贫、聚力脱贫攻坚的氛围愈加浓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1．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

201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全区经济运行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2015年宁夏全区GDP总产值为2911.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8.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38.47亿元，增长4.6%；第二产业增加值1379.04亿元，增长8.5%；第三产业增加值1294.26亿元，增长7.9%。全区人均生产总值43805元，增长6.9%。

但宁夏是一个“小省区”，具有人口规模小、区域面积小的特点，2015年末全区常住人口668万人，全区总面积6.4万平方公里，由此导致其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的特点较为显著。从GDP总量看，2015年宁夏全区的GDP总产值仅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0.44%；在民族八省区中，宁夏的GDP总产量也不具规模优势，仅高于西藏和青海省。2015年宁夏的GDP总量仅相当于内蒙古当年GDP总量的16.15%，仅为广西的17.33%，仅占新疆GDP总量的31.23%，分别仅为云南省和贵州省的21.23%和27.72%。从人均GDP看，2015年宁夏人均GDP仅为全国人均GDP的88.76%，仅为内蒙古人均水平的60.85%，经济总量小致使其人均水平不高。

2．农民收入不高，收入差距明显

近年来，宁夏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其增速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015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长9%，达到916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148元，比上年增长8%。剔除价格上涨的影响，2015年宁夏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分别增长6.9%和7.3%，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连续7年高于城镇。据宁夏调查总队分析，宁夏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主要是源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前者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1.5%，后者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高达35.6%。而促进宁夏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因是工资因素，其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4%。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呈现出逐年缩小的态势，但宁夏农民收入水平低和收入差距明显的特征依然存在。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201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422元，同期的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26%，仅为内蒙古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的85.07%。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看，宁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10年的2.94∶1缩小到2015年的2.76∶1，缩小18%，尽管有所缩小，但与全国的城乡居民收入2.73∶1相比，仍然在较高水平运行。

3．产业结构待优化，财政自给水平低

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是否科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尽管宁夏的三次产业结构有所优化，但是仍然存在二产比重偏大、二产竞争力不强、三产发展滞后的问题。2015年，宁夏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重为8.2∶47.4∶44.4，较2010年的9.4∶49∶41.6相比有所优化，但与2014年的7.9∶48.7∶43.4相比变化不大。与此同时，与全国2015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的9∶40.5∶50.5相比，宁夏的三次产业结构仍有一定的优化空间。第三产业作为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一般都在70%以上，据此，我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在2015年刚刚过半，宁夏三产所占比重更小。

宁夏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不合理的同时，其财政自给率还十分低下。财政自给率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其指标值越低，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发展受制于财力制约的“瓶颈”越发突出，这将直接制约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15年，宁夏的财政自给率仅为33%，而同期国家的财政自给率为86.61%，内蒙古的财政自给率为46%。宁夏同全国大部分贫困地区一样，地方财力匮乏，基本处于“要饭财政”和“吃饭财政”的窘境，根本无力在其他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

4．自然条件差，消费水平低

宁夏地处我国内陆干旱和半干旱区的环境脆弱带，属典型的荒漠和草原过渡地带，跨越暖温带、半湿润区和温带干旱区三个气候区，这就意味着宁夏是一个环境变化频率高、多灾易灾的典型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具有水土流失严重、风沙灾害频发、植被覆盖稀疏、森林资源匮乏等特征，成为我国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特别是以干旱为特征的自然灾害频发，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极难修复，个别区域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几乎没有恢复的可能。然而，恰恰在这些干旱带却聚居着大量的宁夏农户，这已超过其合理承载力的几倍甚至更多，致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植被雪上加霜。加之，该区域属干旱少雨及沙多风大的特殊地区，由此导致造林难度加大、树木成活不易、水土保存更是难上加难，这与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的需求不相匹配。

恶劣的自然条件、规模较小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偏小等基本特点，使宁夏的消费水平不高的特点进一步显现出。2015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89.57亿元，比上年增长7.1%，增速比全国低3.6个百分点。仅为同期全国消费水平的0.26%，这一消费水平在民族八省区中仅高于西藏和青海，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同期内蒙古的12.93%，为同期新疆的30.30%。从城乡看，宁夏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实现726.7亿元，增长6.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仅为62.8亿元，增长13.7%，虽然乡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于城镇，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是农村的11.57倍。消费总体带动力不强，加之农村消费水平低下，使宁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更大的挑战。

（二）宁夏贫困的特点

1．贫困分布与生态脆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宁夏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治区的南部山区（也称西海固地区），这一区域占自治区的“半壁河山”，包括固原市原州区、西吉、隆德、泾源、彭阳县和吴忠市盐池、同心县和中卫市海原县，这八个县（区）都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面积3.04万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面积的59%；总人口238万人，其中回族118万人，分别占自治区总人口和回族人口的20%和57%。南部山区是宁夏贫困人口和回族聚居的地区，该区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由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是文明全国的“贫困之冠”、“苦甲天下”之地。

按照自然地理特征，宁夏的贫困分布与其区域生态的脆弱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一是主要分布在中部干旱风沙区。这一区域包括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全境的34个乡镇，海原县北部的4个乡镇，中卫和灵武2县山区部分的10个乡镇，共计48个乡镇369个行政村。该区域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南缘，属半荒漠地带，干旱少雨，蒸发—降水比为6～10，植被稀疏，风蚀及风沙危害严重，水土流失面积达17867km ² ，占本区域土地面积的82.9%。二是集中分布在黄土丘陵区。该区域包括海原县、西吉县、原州区、彭阳县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部分乡镇，共计61个乡镇636个行政村。这一区域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区，低山丘陵、川、台、盆、塬、梁、峁相间分布；年均降雨量300～500mm，水土流失面积达8091 km ² ，占本区域土地面积的80.8%。三是主要分布在六盘山地区。该区域主要包括隆德县和泾源县全境的32个乡镇，海原县西南部的8个乡镇，西吉县北部的5个乡镇，原州区南部的3个乡镇，彭阳县西南部的3个乡镇，共计51个乡镇355个行政村。此区域属六盘山的高寒阴湿区，年均降雨量500mm左右。可见，宁夏现有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干旱风沙区、黄土丘陵区和高寒阴湿区等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匮乏的民族聚居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2．减贫成效显著，脱贫任务艰巨

“十二五”规划以来，宁夏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由图3-1可以看出，宁夏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均呈现下降趋势。贫困人口由2011年的101.53万人降至2015年的58.12万人，五年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3.41万人，年均消除贫困人口8.68万人。与此同时，贫困发生率也由同期的25.6%下降至14.51%，相对应贫困地区的综合实力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如西海固地区的GDP总产值从1982年的1.84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354.5亿元，人均GDP从1982年的113.2元增长到2014年的1.68万元，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从1274.9万元增长到29.3亿元，贫困地区综合实力明显提升。宁夏中南部地区2015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6500元，较上年增长10.4%，减少贫困人口12.1万人。据自治区统计局统计监测，2015年200个重点贫困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89元，达到脱贫销号的标准。

尽管近年宁夏反贫效果显著，但贫困基数大、减贫任务依然艰巨。截至2015年，全区仍有58.12万人的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14.51%，现在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足5年，这意味着每年要解决超过11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脱贫任务非常繁重。以宁夏南部山区的固原地区为例，固原5县（区）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为624个，占全区建档立卡1100个贫困村的56.7%；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为100201户39.36万人，占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49.06%，涉及62个乡镇、815个行政村。其中极度贫困户19961户、77282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9.64%；重点贫困户41927户、163965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0.44%；一般贫困户38313户、152382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9%。

3．自然环境恶劣，脱贫成本高

宁夏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严酷、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的中部干旱带和土石山区，所处地理位置偏僻、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贫乏，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就地脱贫成本高、难度大，具有明显的“老、少、边”特征。而这些地区往往都是生态脆弱区、民族集居区和高寒阴湿区以及黄土沟壑区，恰恰剩余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这一区域，这进一步加剧了扶贫攻坚的成本。如少数民族聚居的同心县贫困发生率高达24.44%，该县是回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县（约86%）；中部干旱风沙区的红寺堡区为最大生态移民区，贫困发生率更是高达27%；黄土沟壑区的西吉县贫困发生率也在23.29%，高寒阴湿区的原州区贫困发生率为23.01%，干旱缺水区的海原县贫困发生率为21.94%。又如西海固地区处于干旱荒漠区，近五十年间的平均年降雨量在300mm左右，而蒸发量却高达1000mm以上，但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53人，严重超过联合国界定的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人口密度7～20人的临界值。贫困地区人口的过快增长与土地不合理开发利用，致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是不堪，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非常严重，脱贫成本极高。

4．贫困持续时间长，负债现象普遍

数据显示 ，宁夏贫困地区的贫困持续时间长。图3-2、图3-3、图3-4分别从贫困持续的时间、父辈的贫困状况以及贫困的代际性三方面展示了贫困的持续性周期。从贫困持续的时间看，有高达84.3%的被访户贫困时间≥5年，10.4%的被访户贫困时间持续2～4年，而贫困时间≤1年的被访户仅占5.2%，持续时间超过5年的长期性贫困占了绝对主体。此外，当问及“父辈是否存在贫困”时，有高达87.4%的被访户认为父辈们就存在贫困；当进一步问及“您家是从哪一代人开始贫困”时，回答从爷爷辈开始贫困的占到10.4%，有高达67.4%的被访者认为从太爷爷辈就开始贫困，有17%的认为从爸爸辈开始就贫困，仅有5.2%的被访者认为是临时陷入贫困。由此可见，贫困的代际传递也是贫困的又一重要特征。

调查数据进一步表明 ，贫困家庭普遍存在负债。如表3-1所示，超过50%的被访户存在家庭负债，平均负债额为1.81万元，还有5%的负债家庭是父辈遗留的，其中最高负债家庭为10万元；平均借款年限为1.66年，最长借款年限为7年；还有高达57.10%的借款者认为还款有些困难，21.10%的认为还款非常困难，两者合计高达78.20%，认为偿还借款完全没有困难的仅占3.8%；从借款用途看，看病、上学、建购房以及子女结婚等是借款的主要支出，这也是贫困家庭负债的主要原因。

5．消费观念滞后，畸形消费严重

调查发现，贫困农户存在严重的畸形消费现象，婚丧嫁娶是畸形消费的具体体现。这一现象虽为农村日常性支出，但实际蕴涵了严重的铺张浪费，影响到农村的乡风文明与社会进步。如表3-2所示，在总体调查样本中，宁夏贫困农村地区仅结婚彩礼的平均支出就在10万元以上，最高的达到21万元；算上其他花费，结婚的平均总花费超过23.71万元，最少的为10万元，最高的为70万元（包括买房子）；做法事等所谓的“信仰支出”最高为4000元；丧葬支出也成为一笔不菲的支出，支出最高为8万元，平均为3.74万元；其他的人情支出平均为2763.97元，最高的为5万元。

分民族看，汉族贫困户和回族贫困户的畸形消费均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回族贫困户的结婚彩礼钱平均为10.56万元，高于汉族贫困户平均结婚彩礼0.79万元，高出整体样本贫困户平均数额的0.54万元；结婚总费用在20万元左右，汉族和回族贫困户的最高支出分别为70万元和30万元；回族贫困户的信仰支出平均为679.07元，是汉族贫困户的6.9倍；汉族贫困户丧葬支出超过3.8万元，高于整体样本户平均水平，也高于回族贫困户3.6万元的平均支出水平；其他人情支出方面则是回族贫困户高于汉族贫困户和整体样本户水平。

传统农村人情往来本是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它是以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并维护这一自然初级关系的交往原则。合理的人情往来支出本属正常，但时下已演变为一种相互攀比和讲排场的恶习，异化为“穿在银上、喝在酒上、用在神上、厚死薄生”的非理性消费观，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户难以承受的负担，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贫困程度。

6．异质人口贫困现象不容忽视

本研究所提异质人口特指老人和妇女因健康或技能缺乏等原因而长期陷入能力缺失的贫困群体。这一能力缺失通常将其归结为可行能力集，包括基本能力和生存能力两方面。 要达到这种基本能力，需具备健康的生理与心理状态和基本的听、说及读写能力。据我们2014年随机抽样213户农户调查数据显示，24～45岁的被调查者其健康状况均为“良好”状态，占调查总样本数的51.47%，这一年龄段群体的人均月收入平均在3992.93元；45～60岁被访群体其健康状况大多为“一般”状态，占总样本数的23.53%，其月收入也明显低于健康状况“良好”的群体，为2573.33元；61岁以上的被访群体其健康状况基本为“较差”状态，占总样本数的25%，其月收入显著低于前两者，仅为1194.10元，主要是61～65岁群体有微薄的收入，65岁以上的贫困人口基本没有收入来源。从就业与劳动能力看，24～45岁的女性，尽管有就业意愿，但由于缺乏就业技能和家庭拖累，其就业状态主要为“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占总样本数的80%左右。而60岁以上的群贫困群体，不论男女，由于年龄和健康因素的影响，其就业状态基本为“在家歇着”。即便实现就业的女性，以年龄在50岁左右的为例，其月均收入也仅为同年龄段男性的81.56%。可见，异质贫困人口尽管其所占比重不高，但其贫困现状往往是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可以说，异质人口的能力缺失与一个家庭陷入贫困之间是一种“双向的恶性循环”关系。异质人口由于健康、体弱、性别等不利因素导致个体能力的缺失和被排斥，进而导致收入获得机会的下降，从而不得不陷入贫困，而随贫困带来的影响之一便是社会排斥的加剧，并进一步造成高的疾病风险，最终回到更加严重的伤害状态。另外，家庭陷入贫困所导致的社会排斥体现在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受限、医疗卫生条件受限，以及生存的物质资本受限等各个方面，这些不利因素共同作用又必然会导致能力缺失与歧视，形成社会排斥和收入损失，进而导致贫困加剧并再次演变为家庭贫困。

7．资金投入不足，教育培训严重滞后

一方面，宁夏扶贫资金投入偏低的现象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治区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由于宁夏自身财力的制约，导致其对扶贫的资金投入显得“力不从心”。2012—2014年，国家安排宁夏回族自治区专项扶贫资金总量约为28.68亿元，而同期自治区配套资金仅为3.24亿元，仅占三年全区财政总收入的0.35%，自治区本级配套的专项扶贫资金在西部12个省区中最少，在西北五省区位居倒数第一。二是县（区）财政投入力度更小。宁夏贫困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县，对扶贫资金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如2014年固原5县（区）县级财政收入为8.95亿元，而用于扶贫的资金仅占9%。三是到户扶持力度不够。宁夏“扶贫到户、责任到人”扶贫攻坚工程到户扶持资金只有2000元的扶持标准，有些县（区）在到户项目扶持上，只注重了户均2000元的“双到”项目资金，并未将整村推进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互助资金、社会帮扶资金和其他资金充分整合用于贫困户，忽视了“普惠+特惠”的扶持原则，没有达到扶持贫困户发展增收产业的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又进一步导致宁夏贫困地区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在我们所进行的213户随机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显示，被调查户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4.68年，这与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9.5年相比，仍有不小差距。相关研究表明， 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小于1年时，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人均收入将增加36.4元；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10年时，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人均收入将增加112.16元。加之受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西海固地区学生辍学现象较为严重，有的孩子十几岁便早早地加入劳动力队伍，造成劳动力素质长期低下，使贫困代代相传。而且，贫困农户对劳务、实用技术的培训重视不够，要么不愿参加，要么走过场，使培训流于形式。反之，教育落后和技能缺乏又加剧了贫困户的长期贫困，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8．基础设施落后，减贫难度大

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历史欠账多，存在明显的“短板”，这进一步加剧了减贫的难度。西海固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都相对落后，农村的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设施还相当薄弱，“行路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难、居住难”等问题依然突出，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直是困扰和阻碍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在西海固地区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还有12825户存在饮水困难的问题，仍有12.8%的贫困家庭依靠窖水作为饮用水。同时，宁夏贫困地区工业发育慢、城镇化水平低，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打出品牌，还难以将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而且贫困村的多数家庭仍然依靠从事一些传统的体力劳动如打零工生活，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使群众思想观念保守，温饱即安，内在脱贫动力不足，农民增收缓慢，制约着贫困村经济发展。 LA85b26IZjj1U78pugy8geiDaAT9ZmfKPRYLimCH42zL98yuWoMT9B/k/GQ7Zp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