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选题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近代以来（自1840年始）的经济增长轨迹总是那么一波三折、荡气回肠：①在19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18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西欧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近30%。但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份额开始下降：1820—1949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0.08%，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份额也由初始的1/3降至1/20，经济增长几乎陷于停滞（麦迪逊，1999）；②1949年以后，在经过了三年（1949—1952年）的恢复性建设后，新中国逐渐摆脱了增长停滞的经济落后状态，并在随后的20多年（1952—1978年）中保持了6.5%的年均GDP增速，但增长速度却逐渐下降，实现了有限增长（赵德馨，2003）；③改革开放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一时期（1978—2006年）的年均GDP增速达到9.7%，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

那么，该如何理解我国近代（1840—1949年）经济增长的停滞呢？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停滞，并在改革开放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快速经济增长呢？中国自1840年以来又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一波三折的经济增长轨迹？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进而为之提供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在已有的解释中，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我们理解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奇迹提供了很好的逻辑分析范式。其研究结论是：“发展战略是导致一国经济增长是否发生收敛的关键性因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拉大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没有选择与自身要素禀赋优势相一致的技术、产业结构”（林毅夫，2002）。这是因为：“一国的人均收入是其技术和产业的函数，发达国家的富裕主要源于它们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又构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区别，那么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与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劳动力富裕，资本稀缺）不一致的产业进入，该产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将不具有‘自生能力’ ，并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如此循环，最终的经济收敛也不会发生”（林毅夫，2002；林毅夫、孙希芳，2003）。这就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按照比较优势选择进入的行业，并培育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个国家的行业和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也只有这样，这些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才能够吸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完成较高的资本积累，最终实现要素禀赋及在其基础上的自生能力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收敛（林毅夫，2002）。

诚然，上述逻辑分析范式可以对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进行很好的解释，却是以赶超战略时期国有企业（重工业）的低效率（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为研究前提，然而赶超战略时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却保证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并实现了有限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上述逻辑分析框架很难对改革开放前30年（1949—1978年）的经济增长（赶超战略的合理性）做出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需要结合具体的经济和制度环境 ，脱离具体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抽象地谈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其研究结论的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结合具体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从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两个方面讨论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率及其临界条件便成为本书的第一个努力方向。

既然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需要结合具体的经济和制度环境，那么我们便有理由承认国有企业在具体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中（“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有力地保证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从而实现了一定的效率和有限的经济增长，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研究文献的证实。例如，姚洋、郑东雅（2007）认为：“由于要素迂回生产的特性，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具有正的外部性，而外部性的存在又导致对重工业的私人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必要的补贴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将有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姚洋、郑东雅（2008）还对上述逻辑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954—1979年实施赶超战略的过程中，对重工业的平均补贴率为37.37%，比平衡战略资本存量多增加64.7%。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既然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均有其合理性，那么又是什么导致赶超战略的不可持续性和发展战略的转变，即发展战略转变的内生机制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需要从外部性和软预算约束成本综合进行考察。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成本固然高昂，但在弥补外部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于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具有普遍的外溢性，而市场的发育因为战争的破坏和认识能力的限制被扭曲。此时，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成本虽然存在，弥补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却超过了软预算约束成本，因此，必要的补贴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可以实现有限的经济增长；随着重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重工业的外部性逐渐下降，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成本却与日俱增。一旦软预算约束成本超过了弥补外部性所产生的收益，相应的补贴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便会造成国有企业本身的低效率和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 。那么，摆脱国有企业低效率（产权改革），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相一致的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竞争制度（市场化改革）便构成了实现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为了考察我国近代以来的总体经济增长轨迹，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近代（1840—1949年）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停滞？根据罗荣渠（2004）的研究成果，对近代的经济增长停滞可以从“内因论”和“外因论”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外因论”将近代经济增长停滞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因论”将近代经济增长停滞归因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和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统计资料的缺乏和模型构建的难度，使得上述结论的逻辑认识和应用层面均大大受限。回顾近代以来的相关史实，我们发现，政府的机会主义、产权安排的低效和工业发展的滞后是近代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 。

笔者认为，发展战略、产权安排的绩效和政府最优行为 贯穿了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的始终，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赶超战略理论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虽然可以对部分经济增长轨迹给予很好的解释，却不能对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的总体轨迹和发展战略转变的内生机制进行说明 。笔者希望能从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政府最优行为三个方面为近代以来的总体经济增长轨迹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

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带给我们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具有负效应，具体体现在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二次产业升级的困难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方面。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现在出现的问题呢？选择与自身要素禀赋相一致的行业固然可以使本国企业在短期具有自生能力，但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是免费的吗？过度的选择与自身要素禀赋相一致的行业是否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自身竞争优势的下降？很显然，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还很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另外，很多学者（陈亮，2011；欧阳晓等，2012）也指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阶段适宜性，并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大国经济特征对现有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如实现从比较优势战略向竞争优势战略的转变），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对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目标是什么，发展战略下产权安排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上述文献同样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为此，本书的第三个努力方向是依托我国转轨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深入的制度背景，联系知识产权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创新在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不同市场化水平下知识产权保护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借此讨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阶段适宜性和未来发展战略的转变。

本书以“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为题，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率、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的轨迹和未来发展战略的转变进行说明，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①对国有企业动态效率的证明，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国有企业动态效率、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等理论的认识，还对现实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②对近代以来经济增长轨迹的解读有助于解答以下问题：近代以来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国有企业是低效的，那么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任务为什么是由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来完成的（赶超战略的合理性）？既然赶超战略是合理的，那又是什么导致了赶超战略的不可持续性和进一步的改革，即发展战略转变的内生机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理论认识本身 ，还有利于在面临新的十字路口时，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大国发展道路”向“强国发展道路”的转变。 MkUamaXJKYEztvjKewn1YXz2fkMnlei4Mmi0r9MKQqXuDu9GgZb2JYd8w6jWDl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