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实体经济，而且刮起了世界性的“金融风暴”，而处于全球化浪潮前沿的中国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2008年以后，我国传统发展模式所隐含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结构失衡日趋严重，制造业转型升级困难，中国进入了“新常态”时代。那么，继续深化改革，改善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便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下降，实现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经选择。

要做到“对症下药”、完成上述目标的前提便是要了解中国曾经发生了什么。这个道理人人知道，但真正能做到又是何其之难。主流增长理论固然精妙，但在既定的制度前提下，主流增长理论将企业假设为一个“黑箱子”，并在一个生产函数中探讨经济增长因素的逻辑分析框架却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相去甚远。那么，自1840年始，中国都发生了什么呢？正如麦迪逊在《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一书中所概括的那样，中国184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可以概括为“三段”，即1949年之前的经济停滞，1949—1978年的有限增长和1978年之后的快速经济增长。

具体来说，1949年之前的近代中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屈辱史。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社会精英们摒弃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开始了“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政治、经济近代化进程，但这一进程却在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和封建残余的联合绞杀下发展得非常缓慢。1949年之前，中国不仅不能造枪、造炮，就连平常所使用的肥皂、火柴等日常生活用品都要依赖进口。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局面都是不能忍受的。

于是，便有了后面的故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在黑暗中探索的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为贫穷善良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在这种局面下，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使我们选择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在这一发展战略下，中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用30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而这个过程英国人用了150年，美国人用了100年。

然而，重工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我国的比较优势是相悖的，这使我们不得不通过“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来保证其实施。这种扭曲的政策体系造成了农、轻、重比例的失调，也造成了财政负担，更造成了巨大的“增长拖累”。于是，更加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应运而生。在这一发展战略下，我们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中，迅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实现了30年年均GDP增速接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不得不说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对以上事实进行回顾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是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经济增长包含了GDP和收入水平的上升，发展战略则包含了特定经济和制度背景下的选择。如果说发展战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它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又是什么呢？这便不得不寻找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这两个概念的共同中介——企业。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体，还是发展战略的具体执行者。于是，既定发展战略下企业的绩效便成为经济增长实现与否的关键标尺。而从中国具体的现实来看，产权（所有制）构成了企业绩效的重要约束。根据这个逻辑，李勇博士以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为题撰写了这本书，希望为中国1840年以来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梳理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

纵观整部著作，李勇博士基本完成了自己的预设目标，并在多个方面体现出了创新性和研究价值：

首先，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新颖。与现有文献注重解释局部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不同，李勇博士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了利用发展战略和产权结构这两个概念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合理性，这个研究框架有助于说明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和制度背景下企业绩效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形成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认识。

其次，论证逻辑严谨。李勇博士采用概念—理论模型构建—提出命题—实证检验的思路，依次证明了国有企业的微观动态效率、增长溢出效应、金融溢出效应，然后得出发展战略和产权结构的动态性，并据此解释了我国1840年以来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这样的论证过程显得较为严密，论证内容也较为翔实。

再次，通过“治史”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1949年之前的经济停滞进行了论述，这在过度强调数据分析的今天是尤为难能可贵的。

最后，采用逻辑推导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办法，使书中提出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符合主流经济学的论证方法。例如，李勇博士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对企业交易效率演进模型、新兴古典投资—储蓄等模型进行扩展后，得出了相应的研究命题，并利用1985—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这部著作是李勇博士在其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李勇博士于2003年进入西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习，在西北大学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并获得学位。在这10多年中，李勇博士在老师的指导下刻苦研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努力夯实研究基础，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在研究生期间便申请并完成了1项校级创新项目，并围绕制度转型、产权绩效等主题发表论文20余篇。后来，他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校任教，并在任保平院长的指导下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努力申请到了博士后面上项目、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等多项省部级项目，另一方面集中精力对博士论文进行认真的修改，这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我希望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在相关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王满仓
2016年6月23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