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贯穿于经济学发展的始终，这部分源于理论本身的魅力，部分源于增长理论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正如“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所指出的那样，“一旦涉足其中，你便不愿旁顾”。

与重商主义强调货币财富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不同，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增加财富的方式主要来源于生产领域。例如，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密在其著作《关于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便指出，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增进，而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则可以归结为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不仅如此，分工促进了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分工水平的深化，这便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水平取决于分工水平。古典学派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基本上坚持了类似的观点，即经济增长和财富增进来源于生产领域，并进一步形成了著名的“萨伊定律”。

然而，随着财富的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生产受到日益频繁的破坏，这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于是，“萨伊定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供给是否会自动创造需求？经济学领域的又一个代表性人物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假说”“货币需求假说”以及“乘数假说”，并据此分析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生产（供给），还取决于需求，经济增长的路径可能是不平衡的。根据这个事实，哈罗德和多马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各自的论文中提出了较为类似的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路径的非平稳性，他们证明，在要素不可替代的前提下，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很难实现一致。因此，均衡的增长路径是较难实现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非平稳的增长路径，即“哈罗德刃峰”。

然而，经济增长真的是非平稳的路径吗？“二战”以后，在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黄金的“二十年”。这一时期，产出平稳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使得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合理性和经济增长的平稳性。于是，Sollow和Swan在1956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哈罗德刃峰”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要素的不可替代性，如果要素是可替代的，那么经济增长的平稳性路径便可以实现。根据这个思路，Sollow用C-D技术替代了里昂惕夫技术，并运用“稳态”和“黄金律”两个概念证明了平稳增长路径和合意平稳增长路径的存在性。

大致来说，Sollow模型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Sollow模型发现，储蓄率的提高可以提高稳态的资本存量水平和产出，但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将降低稳态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因此，人口的增加将只能导致总量意义上的增长。只有技术水平的进步才能够实现人均和总量意义上的持续增长，因此，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②经济增长的敛散性问题。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资本水平越高，资本的边际报酬将越低。据此可以推论，穷国的增长率要比富国的增长率高。“二战”以后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轨迹印证了这一趋势（“俱乐部收敛”）。

后来的增长理论沿着两条主线继续发展：①针对Sollow模型储蓄率内生不变的假定，一些经济学家将储蓄率内生，探讨了最优储蓄率和消费率的内生决定，分别形成了著名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模型和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但不管怎么样，在内生了储蓄率后，经济的平稳增长路径仍然是存在的。②“二战”以后的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北方国家的“俱乐部收敛”，还表现为南北差距的拉大。而从Sollow模型本身来看，其核心技术进步也是外生的。针对这个缺陷，后来的经济学家将技术内生，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探讨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有“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干中学”和知识外溢模型以及人力资本模型，这些模型不仅可以解释北方国家的收敛，还可以解释南北收入差距的拉大。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轨迹是在经济和制度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实现的，但是回顾经济学的脉络可以发现，主流经济学以既定的经济和制度背景为前提，通过生产函数来讨论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逻辑分析框架与我国的经济现实是相去甚远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勇博士的博士论文试图分析发展战略和产权结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在博士后流动站期间，李勇博士对原来的博士论文进行了扩展，形成这部著作，通读全稿，我认为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视角新颖。李勇博士根据林毅夫对发展战略的讨论，将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共同的微观基础——企业联系起来，探讨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不仅证明了发展战略的阶段适宜性，也证明了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率。从这一点来说，其研究视角是有一定新颖性的。

（2）概括出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三阶段特征。现有的经济增长研究都是短期分析，缺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应该说，要想勾勒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并对其进行解读是不容易的。但是，李勇博士概括出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三段式”特征，并将这“三段式”特征用四个问题进行概括，而后进行解答，尽管在我看来这些观点还有待商榷，但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3）把实证分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相结合。逻辑实证分析具有直观性，而历史具有曲折性，如何把两者结合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通过严格的数理模型和实证的办法证明了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率，符合逻辑实证主义的构建规则。李勇博士还通过长期历史归纳分析和案例分析，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中国1840年以来长期经济增长轨迹的画卷，这在过度强调实证分析的今天是尤为难能可贵的。

李勇博士2003年进入西北大学，念完了硕士和博士，于2013年留校任教，并在我的指导下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在求学和工作期间，李勇博士刻苦研习，大胆创新，通过自己的努力申请了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面上资助项目以及陕西省社科基金等多项省部级基金，在国内知名的权威、核心刊物上就转型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若干问题发表论文多篇，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在以后的教学和科研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保平
2016年7月4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