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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计划经济后期国有经济的拙劣表现
，很多学者研究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进一步的增长拖累（Jefferson et al.，1992；Zheng et al.，1998；孔翔等，1999；郑京海等，2003；刘瑞明、石磊，2010；刘瑞明，2011）。究其原因，从微观效率来说，由于广泛存在的软预算约束（Kornai，1986）、隐性契约（张军，1994）、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1997）和代理成本（张维迎，1999），国有企业面临着生存困境和进一步的低效率；从宏观效率来说，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会导致国有企业的努力程度先天不足，从而引起对公共服务的挤出，最终导致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总体的增长拖累
。那么，完成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造，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便成为摆脱国有企业低效、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正是因为如此，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制度变迁领域的两大重要特征。
产权改革对国有企业效率提升的作用是明显的，这得到了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证实（Bai et al.，1997；Li，1997；Xu，2000；胡一帆等，2006；白重恩等，2006；李楠、乔榛，2010）。例如，白重恩等（2006）利用1998—2003年全国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改制对企业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改制虽然显著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益，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成本，但与同时期的国际经验相比，社会成本还不是很大。另外，改制对国有控股企业社会效益提升的作用也较为明显。李楠、乔榛（2010）基于1996—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改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绩效自2003年以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改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是显著的。于是，在产权改革大幅提升国有企业绩效的前提下，相关经验研究计算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二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其中，马荣（2011）基于2003—2008年中国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利用Malmquist指数计算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占据绝对优势，其技术进步率较高，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上。由此，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激励便成为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TFP的有力途径。
产权改革所带来的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固然可喜，但相当一部分学者（谢千里等，1995；林青松、李实，1996；刘小玄，2003）坚持认为：在与外资、私营等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时，国有企业的绩效仍然较低。例如，谢千里等（1995）和林青松、李实（1996）均认为，改制虽然大幅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绩效，但在与其他产权形式的企业进行比较时，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仍然较低。刘小玄（2003）利用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的普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转轨经济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产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产业绩效存在着明显的负效应，国有企业通常与垄断、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紧密相连。无独有偶，不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中国有企业占劣势，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代理成本较高）和创新效率均远远低于非国有企业（平新乔等，2003；李寿喜，2007；吴延兵，2012）。李寿喜（2007）以2000—2004年的电子行业（政府管制少，竞争较为充分）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关系，发现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混合产权的代理成本，并大于个人产权的代理成本。除此之外，企业的规模越大，不同类型企业的代理成本差异越小。吴延兵（2012）认为，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天然缺陷导致其短期化现象严重，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上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却不能实现创新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匹配；国有企业存在着双重效率（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吴延兵基于1998—2003年中国31个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行业数据，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存在，且生产效率损失小于创新效率损失。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尽管对国有企业效率高低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低效论”认为，国有企业在产权安排方面存在固有缺陷，将导致其面临严重的软预算约束和代理成本，于是产权改革虽然大幅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绩效，但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偏低。“高效论”同样肯定了改制在提高国有企业绩效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利用近年来的相关数据核算出，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已经超过非国有企业。二者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抛开争论本身，仍然可以发现“高效论”和“低效论”的共同点：“高效论”和“低效论”均承认产权改革对国有企业的积极作用，即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减小。尽管近年来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在不断缩小，但在改革的前期，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确实在不断增大。
联系转轨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不断深入的制度背景，可以推论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效率与否可能与市场化程度紧密相关，且市场化水平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及其差异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具体如图3-1所示。
图3-1 不同所有制企业及其差异变化轨迹
注：由于产权改革的滞后性和适应市场环境的渐进性等原因，国有企业的绩效曲线会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与之相反，非国有企业则会在改革初期首先享受到制度红利，随着国有企业生存困境的缓解，享受到的红利水平将逐渐下降，满足∂ NSOE/ ∂ MAR> 0，∂ 2 NSOE/ ∂ MAR 2 > 0，那么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绩效差异曲线便满足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并在 MAR * 处达到最大。
（1）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 MAR ∈（0， MAR * ）），产权改革还未充分展开（国有企业适应竞争环境也亟须时日），国有企业因为产权方面的固有缺陷，在市场环境下面临生存困境，而非国有企业因为产权安排的优势，在市场环境下享受制度红利，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扩大。
（2）随着市场水平的提高（ MAR ∈（ MAR * ， MAR 0 ） [1] ），产权改革充分展开，并进一步使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得到极大的缓解乃至消除，与之相对应，非国有企业却因为国有企业的挤入导致市场的制度红利逐渐下降，此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差异的缩小。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提出可供验证的研究命题：
命题 1：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扩大；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差异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