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结论性评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以既定经济和制度环境为研究前提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轨迹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林毅夫，2004；胡鞍钢，2005），而发展战略由于更加注重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和制度环境，成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轨迹的基础。因为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差异，不同的发展战略在逻辑一致性、微观基础等方面还存在着缺陷，具体表现在：

（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重工业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为研究前提，说明了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通过强制的资本积累来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而这也成为1949—1978年经济实现“有限赶超”的重要原因。但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不能对其负效应和不可持续性进行说明，更不能回答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它的质疑 。

（2）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开创的“要素禀赋—自生能力—技术、产业选择—经济增长（收敛）”逻辑分析范式固然可以很好地解释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其所坚称的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应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选择进入的产业却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实相悖，更不能回答大国优势战略和竞争优势战略对它的质疑。

（3）大国优势战略和竞争优势战略虽然提出了创新对未来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但因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其内在逻辑和微观基础值得进一步研究。

（4）从微观效率上说，大部分研究结果均证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偏低，这很难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和近年观察到的经济事实相匹配 。从宏观效率上说，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损失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同样也存在对宏观效率的争辩（刘元春，2001；黄险峰、李平，2008，2009），唯一的不足是这种争辩还欠缺相应的理论模型来证实上述机制的合理性。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首先，现有发展战略的研究虽然注重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但仍然是以既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为研究前提的（例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重工业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为研究前提，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市场完全有效、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和充分就业为研究前提），这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和制度环境不断变化的现实相悖，从而制约了其解释力。那么，以不断变化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为研究前提，通过发展战略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轨迹便成为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次，就微观基础而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从企业的视角（如果企业违背比较优势原则选择进入的行业，那么这个企业将不具有自生能力，并会最终阻碍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对宏观的经济增长轨迹进行解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最后，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研究逻辑隐含着国有企业的高效率，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又以赶超战略后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为研究前提，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应该是动态的，这一点和现有的强调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研究文献不一致。鉴于上述缺陷，本书首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证明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率，在此基础上，从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政府最优行为三个方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进行解读。针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表现出来的阶段适宜性，我们以知识产权保护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为研究背景，说明发展战略进一步转变的必要性。 xQai5FCKk7b6JHiNwqOSQFrO6W9UXXQ2WwezODv5fuHOSrt4+6STclVLPdh0okeF